《国家治理》对话叶建亮：改革决心坚定发展信心

·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证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也是破除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利器。每一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也是我们将体制机制改革推向深入的重要契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系列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体制机制障碍，主要体现在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完善政府市场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体制机制障碍。·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是增强发展信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国家治理》：怎样理解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叶建亮：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但必须同时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必须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除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之外，关键还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真招实招破除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以改革的深入推进营造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基本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回顾过去的道路不难发现，每当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党都能审时度势，通过将改革事业向纵深推进，一次次化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克服前进道路上碰到的各种难题，不断将经济社会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还没有因粉碎“四人帮”和“文革”的结束而得以根本上摆脱，人民群众对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仍然处在迷茫甚至动摇的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声春雷，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极大地凝聚了人心和发展的信心，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改革开放不久后，面对迅速扩大的城乡商品交易对计划经济体系造成的冲击，社会上对商品经济的性质、作用和地位产生了质疑，极大地影响了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而将商品经济改革推向深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发展阶段的调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发展信心不足、外部条件恶化、增长乏力的局面。尤其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制约了社会对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正本清源澄清了计划和市场的一系列理论争论，摆脱了思想束缚。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动改革的纵深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热潮。面对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推进，部分国有企业因体制机制僵化和越来越大的竞争冲击而陷入经营困境。对此，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启动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通过“抓大放小”、改制改组、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迎来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不仅打造了一批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而且也极大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落地，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使我们国家快速摆脱了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微观基础。中国加入WTO后，面对迅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制造业转移带来的一系列粗放型发展问题，我们及时推进了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的衔接，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的内涵和质量。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巨大调整的情况下，改革不断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大大增加，社会上也有人对改革出现了不同层面的疑惑，影响了我们应对复杂局面迎难而上的信心。在这一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及时回应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极大地凝聚了全党全社会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开创了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决定》擘画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开启了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我们看到，每一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往往是我们将体制机制改革推向深入的重要契机。也正是每一次审时度势的改革深化，都化作发展道路上攻坚克难的巨大动力，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一方面，改革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增强信心。经济社会发展起伏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宏观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针对经济发展的短期波动采取逆风向操作也是宏观调控的常态。但是社会对宏观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反应往往因不同的行业、区域和部门而呈现差异。甚至宏观政策的变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营主体对未来的不稳定性预期。而改革则不同，它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向社会传递党和政府直面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改革的每一步推动，都是朝着完善市场机制体制、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运行成本的方向迈进，化解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问题，提振信心，扭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切实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特别是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约束，可以大大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促进了城乡商品和资源要素的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划清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在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赶超比拼的发展势头。世纪之交，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开放和融入国际化的改革，极大地吸引了外商投资、促进了本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和产业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开放红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持续推进，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改革是化解发展道路上面临困难的“利器”和“神器”。《国家治理》：在您看来，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阻碍有哪些？叶建亮：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既有疫情冲击带来的后遗症，也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动导致的产业链重构和分工合作受阻，以及少数发达国家针对我国的不合理经贸政策所致。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内因是造成当前一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体制机制障碍问题。稳定预期的障碍稳定的预期是信心的基石，居民的消费是基于收入稳定和增长的预期，企业的投资也是基于稳定的收益预期。无论是居民还是经营主体，他们的信心受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影响，也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经营主体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体制机制问题。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上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居民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导致收入预期增长不足而抑制消费信心。在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分配比重偏低，是制约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因素。劳动收入比重偏低是体制机制障碍的结果。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机制尤其是决定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机制，如重积累、重资本的政策仍然在起作用。资本要素价格形成体制不健全以及银行信贷配给的影响，使得企业在要素使用偏向上存在较大差异，也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不能很快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再分配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并未向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的再分配体制机制转变。我国再分配收入格局中，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相较于初次分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企业部门下降程度更大。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抑制了居民消费空间。从经营主体的角度来看，除了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导致观望情绪上升之外，体制机制障碍也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意愿。结构层面，不完善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导致的产业结构性偏差问题依然突出；部分产品生命周期被压缩等，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规制层面，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清单优化不足，进入部分行业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和“旋转门”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企业投资渠道不畅。营商环境层面，舆论和法治环境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复，对企业和企业家造成影响。资源要素供给层面，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国有偏向配置体制机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观，民间投资项目存在融资渠道窄、资金成本高、企业负担重等问题，抑制了投资意愿。优化资源配置的障碍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核心问题，将资源配置到更大生产效率部门和企业，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关键。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障碍影响了国内循环的畅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制约了经营主体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也不利于我们对国际复杂环境的应对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方面，不同地区的产权保护力度和方式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跨地区经营和投资时面临风险。一些地方可能对本地企业的产权保护更为重视，而对外地企业的产权保护相对不足，影响了企业跨区域投资和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同时，市场准入规则包括行业准入门槛、资质要求等不一致，某些地区对特定行业的企业设立了较高的注册资本、技术标准或审批程序，而其他地区则相对宽松，这使得企业在进入不同地区市场时面临不同的困难和成本，阻碍了市场的统一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此外，公平竞争制度执行差异，地方层面的执行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通过行政手段或政策优惠等方式，偏袒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影响了企业跨区域扩张的信心。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不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体制存在不同程度的改革滞后。从土地要素来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城乡之间用地供应指标的使用也缺少足够的制度弹性，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劳动力要素来看，在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职称评审、人才选拔等方面，非公经济单位与公有制企业、政府机构之间也存在制度障碍，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从资本要素来看，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金融业对内外开放进展相对缓慢，限制了资本要素的多元化配置。从技术要素来看，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高技术使用企业之间存在分割，有效的技术转移机制和专业的技术经纪人员不足，不利于技术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面向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保障数据要素高效配置的基础性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在数据产权界定、数据开放共享、市场体系建设、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和跨境流动等方面，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办法。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功能尚不健全，合格的数据要素经营主体、大数据交易所、数据经纪商等市场中介数量不足。此外，多元共治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体系也不够完善，难以有效保障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障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如何承担应有的角色，“在位”而不“越位”，“有为”而不“乱为”，对构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完善仍然存在一系列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也影响了当前发展的信心。政府管理体制层面。一方面，纵向政府治理体制中存在权责配置不对称问题。一些地方习惯通过给予局部地区优惠政策的方式来调控区域发展，导致资源过度向特定区域集中，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损害了经营主体的信心和发展预期，也不利于市场的统一和公平竞争。另一方面，横向政府治理体制中存在协同性不足问题。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激励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本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往往通过优惠政策拼抢价高税大的重大投资项目，形成了地方性的市场壁垒。同时，区域利益获得机制和规则不健全，缺乏区域关系法与区域管理法等有效的区域协调法律法规。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和利益分配中容易出现“打擦边球”等行为，导致区域冲突和市场分割。在一些跨区域的资源调配和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和协调机制，容易引发区域间的利益矛盾。市场监管体制层面。首先，监管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经营主体的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跨地区经营时需要面对不同的监管要求和执法尺度，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经营风险。例如，在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各地的监管标准和处罚力度不尽相同，这使得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限制，不利于市场的统一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其次，多头监管与协调困难。市场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或重叠的情况。在跨部门、跨地区的市场监管中，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导致监管效率低下，难以形成监管合力，无法有效打击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其三，监管信息化建设滞后。市场监管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尚未实现充分共享和有效整合，难以对经营主体进行全面、动态的监管。这使得一些企业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称逃避监管，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国家治理》：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叶建亮：应当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增强发展信心。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扎实推动制约资源更高效率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化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强产权保护是稳定市场预期的关键。应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合法产权，都要给予平等、全面、有效的保护。尤其要加强涉企法律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加快《民营企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加强涉企司法监督，尤其要加强跨区域司法的公平性审查和监督。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促进创新型企业研发，提升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通过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侵权成本，对侵犯专利、商标、著作权等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推进产权的市场化配置。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效实现形式，让民间资本能够公平地参与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进程。加快数据产权立法，为数据赋能产业发展奠定法律基础。其次，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在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进一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除了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其他领域各类经营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这不仅能够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还能向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即市场的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守信企业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企业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经营主体的精准监管，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三，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精准性和可持续性，例如通过合理安排政府支出结构，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支撑。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灵活，根据经济形势及时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例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适当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和消费，稳定经营主体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建立健全宏观经济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通过整合金融、产业、贸易等多领域的数据，构建综合风险评估模型，提前发现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如债务风险、金融市场波动风险等。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使企业和投资者能够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避免风险冲击带来的恐慌，增强他们对经济稳定运行的信心。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促进市场经济活力为准绳，加大力度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着力打造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高度匹配的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例如，清理和规范各类行政审批事项，通过“放管服”改革，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和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让企业能够在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主决策、自主经营，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信心。还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流程。大力推行数字政府建设，打造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网上办理、并联审批等。例如，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事项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一站式办理，大大缩短办理时间，提高政务服务效率，提升企业和群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和信心。健全行政问责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机制，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行为进行严肃问责。明确行政责任的范围和标准，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地。例如，对于在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故意刁难企业、滥用职权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对政府公正执法的信心。强化外部监督，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政务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例如，对于社会关注的重大项目建设、财政资金使用等情况，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让公众看到政府依法办事的决心。持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活力，进而提升我们应对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一是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特别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要降低参保门槛，简化参保手续，提高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例如，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方便人们随时随地办理社保业务，让人们在面对生活风险时更有安全感，从而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更有信心。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情况，适时调整养老金、医保报销比例等。合理确定社会保障待遇调整机制，确保社会保障待遇的可持续增长，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福利的不断改善，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二是深化教育和人才体制改革。加强教育公平性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例如，通过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轮岗制度，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让家长和学生对教育公平有更多的信心。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建立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打破学历、职称等传统评价限制，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和评价人才。例如，在一些新兴行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设立符合行业特点的人才评价标准，激发人才的创新动力，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这些行业，增强人才对自身发展和行业前景的信心。三是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完善医保政策引导机制，通过差别化的医保报销政策，引导患者合理分流。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在医保政策、筹资标准、保障水平等方面的统一。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采访人：《国家治理》杂志编辑 董惠敏】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近日，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并发表观点。图为近日，浙江凯乐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装配设备。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图为近日，工人在重庆华世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作业。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日前，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办公室表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强民营经济法治保障，作为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如何理解“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郭丽岩，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主任叶建亮。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记者：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当前，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哪些作用？郭丽岩：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以来，民营企业数量增长超4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从2012年的2.8万家增长至如今的42万多家，占比由62.4%提升至92%以上。数据显示，2024年底，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600万户，民营经营主体数量超过1.8亿户，占比为96.4%。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民营经济不断推进转型升级，很多民营企业成长为“链主”，他们守土有责、守链有责。科技创新型尤其是民营链主企业，在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勇担重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把自身发展壮大与科技自立自强，以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融为一体。民营企业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92%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贡献了全社会65%左右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成果。叶建亮：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常用“56789”概括民营经济的特征，即民营经济贡献了超过50%的税收，超过60%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0%的技术创新成果，超过80%的城镇就业和超过90%的企业数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在当前国际背景下，世界期待中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此次座谈会强调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不能变，也不会变”，凸显中国经济政策之“稳”，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也必将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活力迸发，增加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制度显著优势、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超大规模市场……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记者：新时代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提供了哪些有利条件？郭丽岩：新时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更大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鲜明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重大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发展民营经济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大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部署一系列改革举措。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人才资源总量达2.2亿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6%以上，高技能人才超6000万人；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配套完善，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生产制造体系；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些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广阔发展空间。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从202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到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叶建亮：新时代，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持续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舞台。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显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内驱力。尤其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撑广大民营企业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开拓新发展路径，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科技强国建设不断深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础不断夯实，为广大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广大民营企业乘着创新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东风，获得了极大的人才和技术赋能，更加积极投入企业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竞争力不断攀升，市场空间不断拓展。新时代以来，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高水平开放的持续推进，不断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民营企业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积极走出去，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同时，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和完善创新政策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民营企业能够更高效地配置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此外，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有助于广大民营企业逐步摆脱过去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着更绿色环保的企业转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记者：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对广大民营企业提出哪些要求？叶建亮：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年初，“杭州六小龙”引发广泛关注，给其他民营企业带来了启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当前，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民营企业要顺应这一趋势，在高质量发展中找准定位，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强自主创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打头阵，坚持自主创新是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保持战略定力，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塑造核心竞争力。利用民营企业的机制体制优势，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推动企业创新目标和价值的实现。统筹抓好政策措施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记者：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郭丽岩：要积极打造政策、交流、合作、监测、评估、宣传六大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主动回应民营企业关切和诉求，切实协调解决好涉企难题，通过排忧解难引导企业行动自觉，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积极引导民间投资向“新”而行、向“绿”转型、向“高”攀登，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妨碍企业公平竞争的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彻底清理准入和准营环节的隐性壁垒，强化监督诚信履约机制和解决账款拖欠问题，为民营企业聚焦主业、勇闯创新“无人区”解除后顾之忧。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降低民营企业运行综合成本。要确保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政策举措形成高效“组合拳”，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求真务实抓落实，关键是为广大民营企业创造有稳定回报的市场机遇，着力提振企业家和投资者信心，持续增强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通过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中国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同时要求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完善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方面制度。进一步突出法治的保障作用，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要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在政策举措上，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对涉民营经济的政策要开展专项评估。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特别是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推动落实解决账款拖欠问题。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有效维护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总而言之，要持续深化改革，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叶建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工作机制”，从体制机制建设上提出了更高要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新要求，既要关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靠前服务，主动排忧解难，又要坚守廉洁底线。要主动作为，努力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资源对接和问题解决等服务；要划清政商交往边界，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要“一张蓝图绘到底”，避免“新官不理旧账”等现象，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战略定力，为企业坚持长期发展目标提振信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大人才和资金吸引力度，不断激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热情，持续推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共建共享 打造长三角医疗健康新生态

2025年2月13日，潮新闻发表记者深度调查报告《共建共享  打造长三角医疗健康新生态》，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做了专家点评。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医疗健康公共服务均等化所取得的进展和下一步的重点进行了分析。推动本地就医从“单选”变为“多选”、异地就医从“便捷”走向“普惠”、健康数据从“共享”走向“互认”，为长三角城市群居民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能的医疗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6年来，从区域间的项目合作共建、资源融通共享、人才联合培养，到跨省就医直接结算，再到健康数据共享互认，长三角健康医疗一体化的改变是“润物细无声”的，也是每一个“长三角人”可见、可感的。合作共建，本地就医从“单选”变为“多选”“家门口建起了大医院，看病的选择越来越多了！”这既是长三角民众的心声，也是真实写照。6年来，三省一市常态化推进区域医疗合作，以项目共建、对口帮扶、科研互助等形式开展全方位合作，医疗供给在长三角区域持续优化，老百姓看病的选择也逐渐从“单选”升级为“多选”。项目合作共建，成为促进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的有力载体。作为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的重点项目，2022年起，浙大二院在安徽蚌埠启动建设以肿瘤专科为方向的区域医疗中心。为推进项目更快落地，浙大二院提前派出精干力量常驻蚌埠，从管理、品牌、技术三个维度平移资源输入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目前，浙大二院已先后派驻100余名专家在蚌医大一附院启用的过渡病房及门诊专区里开展先期诊治，30项新技术平移到浙大二院安徽医院，并有8项填补了安徽省的空白，日间化疗中心、院前准备中心、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等3个管理项目也已完成平移并在蚌医大一附院启用。除了省级医院的区域合作，市县一级的帮扶合作也加速开展，比如杭州市中医院在宿州市中医医院挂牌“技术指导医院”，砀山县5家基层医疗机构分别与杭州市西湖区5家医疗机构签订结对合作帮扶协议。截至目前，沪苏浙高水平医疗机构已与安徽省167个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有序合作开展407个项目。与此同时，从一体化示范区到长三角更大范围的合作共建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嘉兴医院项目加快建设，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嘉善分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建成投用，浙江省肿瘤医院与宿州市立医院开展医联体合作……随着一批又一批长三角医疗合作项目落地见实效，长三角医疗“朋友圈”将持续扩圈提能，释放出更强劲的“一体化”红利。一码结算，异地就医从“便捷”走向“普惠”“打开手机里的医保电子凭证，对着扫码器扫一扫，就能轻松实现异地就医结算。太方便了！”这样的就医场景，在长三角区域已实现普及。早在2018年9月，长三角三省一市就在全国率先启动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试点，试点涉及2批次共17个城市统筹区，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信息平台也由此建立，后接入国家层面的统一信息平台。目前，长三角已经实现了统筹区和医疗机构的全面覆盖，三省一市的41个城市、2.5万家医疗机构，构筑起了长三角居民跨省就医的“同心圆”。截至2024年12月，仅浙江一省，长三角地区异地就诊结算群众已累计超2900万人次，减少群众垫付超291亿元。从最早的异地就医前需登记备案指定的定点医院、将就医费用拿回参保地报销，到之后的登记备案到就医地异地联网医疗机构后就能实现跨省结算，再到如今只要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线上备案、到市级就医地即可在就医地所有开通跨省结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刷医保码（或社保卡）直接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每一年都在进步和完善。而作为一体化制度创新的试验田，示范区的探索则更进一步，目前，跨省医保结算已实现全领域“免备案”，覆盖了青浦、吴江、嘉善三地所有702家医疗机构和970家定点零售药店，惠及三地246万参保人员。解决了“直接结算”的问题，老百姓最关心还是“医保待遇”的“一体化”，而“医保待遇”一体化的关键就是医保“三个目录”的统一。目前，药品目录已经实现统一，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何时能实现统一？长三角也正在为全国改革探路先行。除了全国医保上线的10种可跨省医保直接结算相关治疗费用的门诊慢特病，2024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率先完成了12个辅助生殖治疗类医疗服务项目同步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浙江还将首批25个上海已纳入、浙江未纳入的医疗服务项目，3类医用耗材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另外，对于长三角其他城市人员来浙就医，在费用管控上浙江也给予平等“待遇”。通过对省内、跨省异地住院费用纳入DRG与本地费用进行同控同管，2024年长三角外地居民来浙跨省住院次均费用同比下降1249元。从更“便捷”到更“普惠”，三省一市医保部门持续推进医保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长三角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体验感，打造出一个“跨域无感”的长三角健康幸福圈。资源融通，医疗服务从“可及”走向“优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让长三角兄弟省市越抱越紧，也加速了医疗资源融通共享的步伐。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示范区，嘉善县成为长三角区域间医疗健康合作的“试验田”，这里的老百姓已充分享受到一体化的红利。在嘉善县罗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大厅的大屏幕上每天都会滚动展示当月的外院专家坐诊信息，这些名医均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等长三角知名医院。“名专家走进社区医院”只是长三角医疗资源融通的一个缩影。通过紧密型医联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及专家名医工作室等多种形式，长三角各地基层医疗机构与高质量医疗机构的互动与合作正越来越频繁。比如，通过建立“白玉兰远程诊室”“上海市儿童医院空中诊室”等智慧医疗平台，嘉善县与沪杭37家三甲医院实现远程读片、诊疗等，形成了以“云诊室”为特色的医疗服务品牌，其中大云镇卫生院2024年“云诊室”会诊超300人次。当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基层，实际成效如何？门诊量或许是最好的回答。嘉善县罗星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社区医院与上级医院以及长三角大医院开展紧密医疗合作以来，仅一年时间，门诊量即从原来的11万人次增长至18万人次，增长超60%。不仅仅是当地居民，许多上海回到嘉善养老的老年人，也将该社区医院作为就医首选。硬件环境的改善、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成为病人从长三角大城市向县城、村（社区）回流的直接原因。从罗星社区医院、大云镇卫生院到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再到浙大二院、上海市儿童医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分级有序、资源融通的医共体、医联体。这样的“共同体”，不仅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还满足了“看名医”的更高层次需求。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模式能走出示范区，在长三角更大范围得到推广复制，惠及更多的长三角群众。人才联培，名医高徒从“大院”走向“基层”过去，许多基层老百姓反映，基层医院虽建得漂亮，却缺乏高水平的医护人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6年来，名医大院对基层医院的“输血式”帮扶已逐渐转向“造血式”赋能，基层医疗人才的培养也步入一个新发展阶段。“造血”先强学科建设，这也是许多大院名医“下基层”首先开展的工作。浙大二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沈伟锋这两年已经是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常驻嘉宾”。在嘉善期间，他结合当地各级医院实际，创新性提出了乡村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123”框架，梯度推进嘉善县域急诊急救“五大中心”、乡镇急救单元、乡村急救哨点建设。如今，从村镇卫生院到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急救诊治的整体水平均得到大幅提升。将最优势的学科资源“复刻”到基层，提升基层的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队伍素质，也是许多知名医院的共同理念，正如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和浙大二院在筹建青浦院区、嘉兴院区时，就本着差异化的定位布局重点学科，在示范区内形成错位发展态势。“传帮教”也是“造血”的必修课，而关于这堂必修课，长三角各地均已驾轻就熟。作为嘉善罗星社区医院引进的第一个中医硕士，金秋妤刚到医院工作时，病人并不多。过去半年多时间，医院常态化邀请非遗传承人、上海中医药大学李伟民教授每周坐诊，并且安排她作为专职助手向专家学习。半年之后，她的病人数量从每月不足50个增长至400-500人，口碑和知名度也逐渐提升。通过知名医院专家团队的传帮教，各级医疗机构对专科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与管理更加规范，尤其对重症疾病识别与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医疗领域的前沿技术和诊疗手段源源不断地从省级知名医院向基层“平移”，形成一种互促共享的良性循环，为长三角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提升持续赋能。互联互通，健康数据从“共享”走向“互认”如果说区域间的医疗合作与资源融通为长三角医疗一体化提供了重要载体，那么，实现健康医疗数据的共享与互认，则是打通长三角医疗一体化“任督二脉”的关键。健康数据共享，从新生儿开始。目前，三省一市已实现出生医学电子证照互认共享。《出生医学证明》签发、《预防接种证》发放、出生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等5个事项均已实现跨省通办。在通办的基础上，预防接种信息的互认互通在示范区内已经实现。“父母刷刷指纹，孩子就可以直接接种疫苗。”嘉善某社区医院负责人介绍，目前青浦、吴江、嘉善已经实现预防接种信息共享，所有信息均可在后台调取，跨省接种不需要携带证件，人到现场即可。除了“出生”一件事的互认共享，近年来，三省一市也在持续探索卫生健康重点领域的数据共享机制。比如在血液信息的区域共享方面，依托浙江血液云平台，已实现HIV确认阳性献血者数据华东地区共享，在全国率先实现献血者跨省频繁献血行为间隔期内自动阻断，做到“一地献血、多地查询、多次监控”。对于医疗健康领域的长三角一体化而言，数据共享互认既是关键，也是难点。许多创新的改革探索，都需要在示范区这块“试验田”上首先破题。2024年以来，在上海市卫健委的牵头领导下，依托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平台、跨域远程医疗协同平台、跨域互联互通互认平台等数字基座，启动了示范区统一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试点工作。与此同时，示范区医疗机构检验检查互认共享也在持续推进。截至2024年11月，仅嘉善县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达122502项次，累计调阅数257325项次，节省费用265万元。从示范区到长三角，健康数据互通共享的步子越迈越开，惠及人群也越来越广。在立体化、智慧化的医疗协作网络下，沪苏浙皖正致力于打造长三角医疗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为长三角城市群居民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能的医疗服务。专家点评叶建亮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无疑是与老百姓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项。尤其是医疗健康的一体化，切切实实惠及三省一市的人民群众，使大家能更加便捷的享受到跨区域优质医疗健康资源，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在区域一体化战略中的集中体现。同时，以医疗健康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一体化，也有力促进了要素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为长三角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在一体化实施过程中，三省一市聚焦破解医疗资源不均、跨区域医疗资源流动不足、医疗资源对人才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支撑不足等问题，着力实施了区域间医疗机构共建、对口支援、医疗人才联合培养、医疗资源融通共享、医保跨省结算、健康数据标准统一共享互认等一系列医疗健康区域一体化举措，取得了不少老百姓切身感受得到的成绩。下一步，需要紧紧围绕医疗服务均等化这一核心目标，做好推进医疗健康一体化的文章。一方面要继续做好“统”的文章。要进一步深化医保互联，积极推广示范区的跨省医保结算“免备案”试点，大力推进医保待遇相统一，在药品目录统一的基础上，加快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统一的步伐。要加大力度推进医疗健康数据标准接口的统一，实现长三角医疗机构的医疗健康数据共享互认。另一方面要做好“合”的文章。要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医疗健康合作，推进医疗资源共享，持续减少医疗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要不断扩大医共体、医联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及专家名医工作室等医疗协作体系的覆盖范围。进一步加大医疗人才合作培养，积极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全面提高优质医疗资源触达性。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参加上证圆桌，探讨如何纵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上证圆桌主题：破解难点堵点 持续纵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主持：毛佳慧圆桌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 曾刚，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陈柳，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叶建亮，安徽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胡艳 自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地区发展迈入新阶段，在产业、公共服务、制度建设等领域落地了一系列实践，形成“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区域合作机制，改革试验田探索的经验得到大范围、普遍性的复制推广。2025年，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划期的收官之年。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在重点领域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未来如何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本期“上证圆桌”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柳，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安徽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胡艳，对上述议题展开探讨。长三角产业一体化提速上海证券报：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方面，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曾刚：2024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大型科学仪器46441台，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支持企业购买创新服务超7000次，支持金额超1.7亿元。2024年6月6日在浙江温州召开的第六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三省一市联合发布2024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成立首批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揭牌长三角“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会，签约10个重大项目，明确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为牵引，发挥大企业龙头示范作用，跨区域整合高端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共识。陈柳：江苏在长三角的相对优势是制造业和产业创新。比如，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江苏的产业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创新载体。近年来，按照长三角一体化统一部署，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将总部建到上海，踏上长三角国家创新中心一体化建设运行的新征程，是江苏为长三角科创作出贡献的一张名片。在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生态建设中，用品牌整合产业创新资源是一项重要工作，以新建和加盟并重的方式将全省重要的研究院纳入同一制度框架。在江苏省内，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研究所共计50多家，涵盖先进材料、能源环保、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其中属于加盟所20多家，改革试验田探索的经验得到大范围、普遍性的复制推广。叶建亮：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过程中，打破区域行政壁垒进行跨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并加强规划的实施机制设计。在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的基础上，202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规划》，明确了长三角地区重点产业集群发展方向和目标。聚焦重点产业集群，积极协调三省一市开展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每个省份牵头一个产业链，区内区外分工协作，推动产业链整合和产业集群提质增能。在此基础上，2021年三省一市共同签署《联合开展长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合作协议》，组建了若干跨区域产业链联盟。围绕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实施跨区域联合攻关，推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上的突破，提升产业链韧性和产业安全，不断增强长三角产业集群的规模和能级。目前，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形成了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同时，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产业集群迭代升级。《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加快低空经济、数据中心集群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胡艳：第一，科创要素加速集聚。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加快建设，一廊一带多中心协同发力的科创产业融合发展格局不断优化。2021年，三省一市之间输出技术合同2.1万余项，交易额877亿元，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在长三角设立19个分中心，促成技术交易约22亿元，五家国家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结成联盟。第二，推动长三角创新链与产业链跨区域合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现代化水平。通过合作创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集聚在中心城市的创新链向外围城市扩散；通过开放创新平台、提供创新券等积极措施，使企业获取低成本共享中心城市的创新资源；通过支持企业在中心城市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促进其主动跨区域融合。上海松江区G60科创走廊扩容速度大大加快，已有苏州、嘉兴、杭州、湖州、金华、合肥、芜湖、宣城等8个城市加入。第三，着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长三角三省一市聚力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创新联合体和产业链联盟。首批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成立，包括长三角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联合体、长三角金融市场人工智能与安全创新联合体、长三角生物制药创新联合体等，成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里程碑。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大产业链联盟揭牌，携手做强产业链，打造创新“强引擎”。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一体化走深走实上海证券报：为突破行政区划的分割，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项目落地，长三角地区有哪些制度创新及有益实践？曾刚：目前，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区域合作机制。具体来看：长三角地区两轮“三年行动计划”顺利收官，《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正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有机衔接、纵深推进，正在探索毗邻区域同城化合作新模式；形成由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等构成的协商协调机制。2018年1月，三省一市联合组建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挂牌；2019年11月成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首创“理事会+执委会”机制，形成112项具有开创性的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其中38项已面向全国复制推广。“理事会+执委会”机制已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复制推广落地。陈柳：长三角地区以园区为载体的项目合作一直走在前列。比如，以上海临港集团为代表的先发园区，一直探索长三角跨区域共建园区的合作方式，总体来看，主要模式包括投资合作、品牌合作、招商服务合作等。在合作过程中发达地区将双创服务的经验输出到共建园区，有条件的地区还采取干部挂职等方式，改善共建园区的营商环境、提高招商水平。此外，当前沪苏浙结对帮扶皖北共建园区，江苏省内的“南北共建”、浙江省内的“山海协作”都是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重大项目落地的好的经验。当然，园区合作存在投入负担重、财税分成实际难以落实、考核指标对“共建”不到位等问题。在既有经验得到推广的同时，须聚焦产业合作痛点探索更多制度创新。叶建亮：一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上，长三角地区组建了一系列科创联盟和产业联盟，集聚和整合创新和产业资源，将区域创新和产业规模做大做强，形成了1+1>2的局面。二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引领，不仅推动交通断点堵点得以联通和疏解，形成更加畅通的区域交通网络，而且也大大加快了航空、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更加多样立体的综合交通网络。三是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交通、就业等领域，长三角地区推进资源共享、跨区通办，不仅极大地便利了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营商环境和要素吸引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体制创新。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引领，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突破单个行政区难以根治生态环境问题的困境。特别是在跨区域河流湖泊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胡艳：第一，依托标志项目走实。在推进交通、生态环境等领域跨域一体化项目过程中，长三角地区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机制，例如联席会、协调会等共商共建的体制机制，联合审批、一方代建等项目审批机制。第二，示范区制度先行。在生态环境共保联治领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探索形成4项制度和实践成果：一是关于示范区跨域统一生态环境准入制度；二是关于示范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统一量化评估机制；三是关于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共同决策、联合保护和一体管控机制；四是关于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防联控、协同治理及生态共建机制。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探索形成中职跨省域招生培养机制、跨省域医疗保障服务一体化机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跨区域协同机制、省际毗邻地区公交运营机制。第三，G60科创走廊成为制度创新又一窗口。G60科创走廊项目在2018年实现了9座城市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同方面，成立产业园区联盟，推动G60兄弟城市产业链上下游各园区和企业分工合作，实现各地优势产业的相对集聚、协同发展。在法治化治理方面，建立了司法协作机制，全力营造科创发展法治环境，成立了全国首个跨区域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有序落实上海证券报：为加强跨区域公共服务标准和制度衔接，促进人才等要素的跨城市自由流动，长三角地区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曾刚：长三角地区已有170余项高频政务服务和应用实现跨省“一网通办”。率先在全国试点的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截至2024年10月底累计超4600万人次，减少群众垫付超70亿元。叶建亮：长三角地区促进人才要素跨区域流动，比较有效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一套促进人才服务互联、资源互助的机制。比如，较早在长三角城市合作层面发布《长三角人才服务共同体合作倡议》，推动人才统一市场的建设：一方面推动职业资格、技术等级等方面的人才评价标准互评互认；另一方面，共享人才培训资源，建立人才共育机制，开展联合集训与合作培养。二是搭建人才信息互联共享平台，促进人才资源与岗位更好匹配。特别是利用数字化手段，积极打破区域间人才信息“孤岛”，以统一标准收集整理发布人才政策、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招聘与培训相关信息，加强对区域人才资源的整体认识和统筹管理，用“信息流”促活“人才流”。三是逐步建立人才流动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互联互通机制。逐步推进医疗服务标准一体化和医疗机构检查结果的互联互认，大幅提升了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中的医疗服务支撑。建立长三角区域内学籍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学籍信息的共享，为流动人才子女的转学提供便利。探索推进养老服务补贴异地结算机制，减少养老金异地结转障碍。胡艳：第一，长三角医保一体化有序推进。2018年9月28日，长三角地区探索试点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从最初确定“1（上海）+8（江苏省南通、盐城、徐州，浙江省本级、嘉兴、宁波，安徽省滁州、马鞍山）”为首批试点地区，到应用区域不断扩围，截至今年9月29日，长三角41个城市1.2万余家医疗机构已开通该业务，给老百姓就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第二，全面推进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以社会保障卡作为载体，率先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以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金融服务等领域实现一卡多用、跨省通用。第三，上线长三角“一网通办”。2019年5月，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长三角“一网通办”正式上线。近4年来，三省一市紧密合作，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进跨省业务协同，深化数据共享应用，让区域内企业和群众享受更多“同城服务”。第四，出台系列跨省数据共享标准规范。会同市场监管标准化部门，研究制订《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接入规范》《数据资源目录编制规范》《电子证照共享技术规范》《公共数据分类分级技术规范》《法人库数据共享技术规范》等5项长三角区域数据共享地方标准，为三省一市数据归集、治理及应用提供标准支撑。加力推进区域高层次协同开放上海证券报：在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塑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取得了哪些成绩？叶建亮：第一，建立了一些高能级的开放型平台，尤其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和自贸试验区两大高能级开放平台不断提能升级，对带动区域高水平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领域加快制度创新，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规则体系和监管模式。第三，积极推动制度改革，促进贸易便利化。未来，长三角地区要在强化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加强制度型开放、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发力；着力于继续吸引国际高端要素和跨国公司集聚；在外资准入、产权保护、监管透明等方面提供更为良好的服务。胡艳：第一，实现自贸试验区全覆盖，形成协同开放新平台。数据显示，2022年沪苏浙皖自贸试验区货物进出口总额约3.8万亿元，占三省一市、全国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超过25%、50%，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第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提升能级，筑牢协同开放新门户。第三，海关监管持续创新，注入协同开放新动能。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海关多措并举，深化各业务领域海关一体化改革。物流时间确定、运营效率高效的“江海联运”汽车出口模式，进口货物码头理货、江船订舱和转关申报业务“并联”办理的“离港确认”模式，以上海洋山港为中心的“联动接卸、视同一港”模式，大大压缩运输时间和物流成本。展望未来：一是要夯实高层次协同开放产业基础。构建覆盖三省一市的多层级、全周期的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体系，构建长三角区域产业联动新格局。加快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建设，在长三角地区深入开展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先行先试，优化产业发展整体生态。二是要提升高层次协同开放平台能级。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自贸试验区、各类产业园区创新提升，集中力量建设好区域科创走廊、创新走廊，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形成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三是要完善高层次协同开放制度体系。提升制度体系顶层设计协同能力，促进部门协同、地区协同。其中，自贸试验区要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先试，重点突破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货物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难点问题，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纵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上海证券报：展望未来，持续纵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着力点有哪些？曾刚：第一，加大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力度。设立政府（教育、科技、经信、财政）扶持、企事业单位主导的长三角产业创新基金会，按国有非营利机构章程运行，协同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以及跨行政边界的产学研一体化。第二，实现新基建、城市群、产业体系三者之间更高水平的联动。基于新基建的数字工程、融合工程、创新工程，为新时期长三角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网络经济、健康经济等新经济蓄势待发。第三，开启长三角产业园区合作新模式。推动开发区管委会向开发区开发运营集团公司转变，鼓励集团公司之间并购重组，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开发区建设与运营效率方面的优势作用。第四，完善长三角公共管理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强联合立法，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地区人大常委会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发挥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立项、起草、调研、审议、实施等各环节协同。陈柳：目前，长三角地区在加强产业分工协同、构建创新共同体、强化园区合作共建等领域，尚未有效建立统一规则。这涉及地方政府竞争与协调的深层次问题。面对一体化进程中的“硬骨头”，要先易后难，充分调动各地的积极性，按照市场化规则充分协商，政策协同均衡合作。叶建亮：第一，积极探索和破解一些涉及核心利益的协调机制问题。比如，跨区域产业协同中的财政税收分配问题，创新链协同中的基础性创新研究与成果转化协同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人员流动中的生产消费与公共服务时空分离中的责任利益分配问题，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和标准差异消除问题等。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第二，在总结提炼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成果的复制推广机制，持续放大长三角一体化的先行示范作用，为区域协调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样本和可复制经验。胡艳：未来，长三角地区要持续强化知识流动。相较商品和劳动力流动，知识流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一，促进人才跨区域流动。对所需人才应当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采取灵活政策吸引人才，在招人引智的同时，倡导企业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发掘培养人才，尤其是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技能型操作型人才。第二，技术跨平台共享。进一步打造产业技术联合研究平台、校企创新联合体以及面向高新技术领域的新型研发机构等，促进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创新要素的资源共享。第三，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一体化以及城市群建设。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建设构建有效的人才市场、技术交易市场、资本市场，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地区间合作发展机制。在城市群内部应充分发挥研发创新的正外部性，探索区域分工与收益共享机制。

黄先海等：政府数字化转型、社会福利与共同富裕

提 要：在数字化这一时代进程中，数字治理、政府赋能理念的崛起，对增进社会福利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显著促进了地方社会福利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服务型政府建设能有效提升地方社会福利，且高效协同的政务平台扩大了这一福利增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数字治理变革能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与创业活力，实现社会福利增长；结合城市异质性特征，本文还发现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仍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发展差距的数字鸿沟挑战。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政策启示。关键词：政府数字化转型；治理现代化；社会福利；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的基本途径。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强化数字化能力建设，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推进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积极开展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数字化转型推动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政府－社会关系的构建，引领和驱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数字中国建设两大背景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基于2017-202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地方政府采购公告数据，以地方政府数字采购测度其数字化转型投入水平，研究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于地区社会福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能显著促进地方社会福利水平增长。一方面，政府数字化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赋能型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打造更加廉洁透明的政府，进而提高地方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互联网政务平台建设影响政府数字化投入促进社会福利增进的正向作用，更高水平的平台服务能级、更活跃的政务互动以及更快速的需求响应，使得政府数字化投入所产生的福利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开展数字化转型，激发地方经济发展活力，提升了城市创新活力和创业活力，进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福利的提升；此外，数字鸿沟阻碍会阻碍政府数字化转型形成的福利效应，且主要表现老龄化在程度高、人力资本程度低的城市。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考察佐证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的经济社会福利增进作用。现有研究较少从政府数字化变革的视角开展研究，本文借助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水平的定量测度，评估了其产生的社会福利增进作用。同时，文章实证检验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和政务服务平台驱动赋能的福利增进机制渠道，并探究分析政府数字治理变革在创新与创业路径的福利影响，揭示了以现代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治理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丰富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方式，现有研究对于政府数字化建设水平主要通过政策冲击和文本分析进行刻画（刘文革等，2024），本文以政府采购形成的数据、服务、技术等资本要素积累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水平的代理变量，反映城市层面政府数字化转型进展情况，并采用政府信息化历史数据的工具变量和多期DID方法来处理因果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发展中面临的数字鸿沟挑战，丰富了公共部门数字化变革中数字鸿沟现象的理解。现有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主要从数字经济视角出发，观察数字技术有偏性带来的收入分布变动情况，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数字技术普及普惠的重要抓手，在数字转型化的实际推进过程中也存在普惠技术不普惠的情况，导致公共服务改善条件分布、能力分布的作用失灵。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形成如下政策启示：（1）加快赋能型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治理现代化能力实现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加速夯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支撑政府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推进政府组织结构、体制机制协同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互联网+”智慧监管，简化商事登记、流程审批、办税缴费等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激发市场活力；强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民政、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普惠性均等化供给，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实现惠民服务能力不断提升。（2）推进资源整合和数据开放，多方主体共建共享强化平台赋能机制。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参与数字政府建设，探索政企协力合作的有效机制，健全政民双向互动的治理模式。打破央地间、区域间、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加强政务机构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广泛链接，以标准化建设和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协同缓解“信息孤岛”问题，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化变革的价值创造能力。健全公共资源交易和公共数据开放体制机制，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营造数据要素流通良好生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完善建设运营格局，实现数字政府建设行稳致远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齐头并进。（3）兼顾特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破解结构性难题释放社会福利增长潜力。不同类型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程度差距较大，在数字化基础、城市治理复杂度、公共服务重点、组织推进难度等各个方面都有显著差别。城市的异质性特征要求地方政府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特色和需求，找好切入点，走出特色转型之路。同时要注重防范数字鸿沟引致的分化效应，着力以公共服务创新供给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人力资本分布，注重信息无障碍化建设，发展普惠性数字技术。要保障信息获取和服务供给的公平性，提高优质公共服务的触达性，进一步深化各类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服务能力、服务资源融合，拓展“泛在化”政务服务渠道，积极应对数字鸿沟的挑战，兼顾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体制机制改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2024年12月17日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二十四季《敢为天下先》第一集《有效之策》。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与浙江省社科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周盛、省委党校治理现代化与浙江现象研究中心主任胡重明等专家学者一道，就如何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更好推动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叶建亮教授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牛鼻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是改革蓝图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以点带面，推动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可以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以浙江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推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制度建设，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始终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改革既要“开窗”，也要“开门”。开窗是改革政策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图景，而开门则是让人们找到了实施的路径。从改革目标到具体实施还要经过艰难的探索，这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具体体现。打通政策落地实施的每一个堵点，找出政策实施的具体门路，有效打破玻璃门、旋转门的问题，对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同时，改革是有窗口期的，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启动改革的信号灯。各级政府不仅要识别企业的市场需求，还要及时的予以回应和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要更加积极的看待市场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们推动体制机制变革的契机。不论是这次的先查验后装运，还是最早义乌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老百姓沿街摆摊等，都是政府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及时的响应，促成了相关制度改革，并引领经济社社会的大踏步发展。另外，改革是基层创新+顶层设计互动的结果。之所以需要顶层设计，是改革要兼顾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基层的需求可能是局部的，短期的，但是改革的制度设计则必须是长远的，整体的，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出的提前制度谋划。改革的本质就是改变生产关系，以更好的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聚焦高质量发展，有效提供制度供给，构筑新型生产关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在新的领域，必须注重在基本生产关系层面加强制度供给，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重点关注新领域的产权制度安排。特别是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创新成果的产权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了相关主体的创新动力。必须根据创新的特点，在合理平衡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利益关系上加强制度供给。二是要重点关注分配关系。新领域往往意味着新的分配关系。比如，前几年热议的“困在算法里的小哥”，算法作为新的技术，如果只是帮助企业更便利的榨取员工的剩余劳动，那么这样的技术是不可能转变为新质生产力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新领域及时有效的提供制度安排，确保良好的分配关系，实现包容式增长，新技术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三是市场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走在生产关系之前，制度供给既要为当下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规范，也要为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试验的空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要及时革除，新制度的创设要有前瞻性、动态性和兼容性。如何更加积极的发挥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叶建亮教授认为，能否兼顾各方的利益，实现共赢，是判断一项制度优劣的标准，也是各级政府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则。改革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很多人觉得要改革就是要不断的创设新的制度，出台新的政策文件，改革的绩效就体现在这一系列制度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政策不断的增加，底层市场和企业的行动空间则不断的被压缩，制度运行成本不断上升，市场主体的活力自然也难以激发。改革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做加法的同时，多做做减法。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去伪存真，真正建立起“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中心主任黄先海：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来自专利网络与SBERT模型的微观证据

摘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突破市场圈层、颠覆业务分布的作用，改变了传统技术创新范式，有利于催生颠覆性技术创新。本文基于专利间引用与被引用信息构建专利网络，利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前沿的SBERT模型对专利文本进行嵌入，并基于对已有技术的突破性和对后续技术发展的影响力双向维度刻画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正向的市场重塑效应与治理整合效应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以及高竞争压力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塑与规范效应随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正向调节作用，即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发展颠覆性技术创新，会对规范研发操纵、促进持续创新等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为探索数字经济时代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颠覆性技术创新，专利网络，SBERT模型

黄先海等：高水平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瓶颈与路径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培育和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着力点，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发挥推动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技术融合与再创造机制、创新要素跨境配置机制和人力资本迭代赋能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此同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下新质生产力面临脱钩挑战、服务贸易结构性失衡的系统性制约与转型需求、制度型开放的深化瓶颈与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协调难题，以及复合型高端人才匮乏对新质生产力跃升的阻滞效应等重大挑战。高水平开放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实现新质生产力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深化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与改革，驱动新质生产力结构性转型；构建国际化制度创新生态，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全球竞争力；打造高水平开放型人才体系，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力。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制度型开放；创新

黄先海教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要求、重要原则等作了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形成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为在新征程上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一、明确提出生产力跃升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要论述强调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并揭示了生产力跃升的核心要义。新质生产力理论更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生产力的演进历程来看，生产力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其发展方式在大多阶段呈现为循序渐进、边际拓展，而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时代变迁的关键时期则往往呈现为跨越提升、快速迭代。先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生产力跃升机遇，就能扩大优势，持续引领；后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则能实现赶超，后来居上。传统生产力理论多聚焦于渐进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常态发展，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则更聚焦于跨越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主导。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有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驱动生产力发展由量变上升为质变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关键所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显著特点，更强调通过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坚持把由科技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质态跃升。生产力的质态跃升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跃升。生产力的质态跃升与新发展理念是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只有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生产力才能实现质态跃升，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发展动力，强调创新驱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协调为内在要求，强调解决生产力质态跃升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绿色为必要条件，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开放为必由之路，强调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共享为本质要求，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机统一。二、创新揭示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深刻揭示了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的三个层面及其互动机理。技术革命性突破是生产力跃升的动力源泉。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分别为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和电气的应用、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技术不断成熟。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可简单概括为“四个力”，即马力、电力、网力、算力，每一次生产力跃升，均源自技术革命性突破。革命性新技术带来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等，对旧技术、旧领域造成“创造性破坏”，推动旧生产力体系逐步瓦解，促使生产力的内涵和形式发生巨大的革命性跃迁。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技术革命性突破引致的生产力跃升新动能，强调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创新资源的统筹能力，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生产力跃升的关键路径。生产力是由各类生产要素通过各种形式组合构成的有机系统，生产力发展既包括生产要素量的增长，也包括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在短期内，生产要素的量是有限的、稳定的，而要素配置方式则富有创造性、不确定性，生产力的跃升仅靠量的增长难以实现，需要通过不断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形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来实现。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要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不仅包括基于新生产要素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所带来的拓展型创新性配置，如培养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的更高素质劳动者，还包括通过新生产要素赋能传统要素组合所带来的赋能型创新性配置，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升传统要素组合效率。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生产力跃升的基础载体。从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进程来看，生产力跃升与产业变革密不可分，通常呈现为新兴产业的涌现以及传统产业的变革。但科技革命并不一定会引发产业变革，只有在合适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下，才能推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全球分工等方面发生革命性变化，实现生产力跃升。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技术—要素—产业”链条是生产力跃升的传导机制。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技术革命性突破一方面能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禀赋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加快了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而且催生新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能大幅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不仅使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上升，还能推动形成要素配置新组合新模式，从而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将吸引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传统产业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生产力跃升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是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生产关系，有助于打破制约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畅通流动的障碍，促进其向生产力跃升方向集聚，创造一个更适合生产力跃升的环境。新型生产关系下，创新资源和市场的结合度进一步提升，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成果不断涌现，新旧生产要素活力进一步激发，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效率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进一步融合，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速度大幅提升，“技术—要素—产业”传导机制更加畅通高效，有效促进生产力跃升。三、深刻阐释生产力跃升内涵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深刻阐释了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及核心标志。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是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不仅包括生产力三大要素自身的质变，还包括三大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这些要素相互融通、高效协同，形成新的组合方式，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体现为以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为跃升方向的更高素质劳动者，以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跃升方向的更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以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深度融合为跃升方向的更广范围劳动对象，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对生产力要素系统进行质的重塑，实现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生产力跃升的核心标志。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增长贡献后的经济增长率，是稳态增长率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是当代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更重视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一方面强调劳动、资本等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以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生产力要素系统跃升型重塑，意味着更高素质劳动者运用更为合适的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对更具针对性的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出发，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将推动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同样不断提升，在生产要素的量保持不变情况下，要素产出将大幅增长，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回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面临的新机遇、新要求、新问题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统一性，这一理论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的科学理论，源于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并将继续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站上新起点，我们要强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通过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形成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持续涌现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局面，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

黄先海，高亚兴 | 数实融合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重构了传统技术创新框架，推动技术创新全周期的数字化变革；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推动生产要素向复杂化、高级化的多要素组合配置模式转变；传统产业的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与数实融合产业的发展共同构建起新兴产业生态体系。数实融合通过加速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驱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质变跃迁。因此，应以形成技术突破创新合力、提升要素配置质效、构建新兴产业生态体系为落脚点深化数实融合，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实融合；技术突破；要素配置；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培育是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生产力质变跃迁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同时强调“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作为我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先发优势的重要举措，驱动了传统产业在科技创新、生产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上的全方位数字化变革，深化了传统生产力的内涵，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培育。数实深度融合持续重塑传统经济发展动能，构建起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带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质变跃迁的经济增长新模式。一、数实融合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内在逻辑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尤其是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的生产力，是以高新技术发展及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力。数实融合改变了传统技术创新框架中的知识要素流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深度融合拓展了实体产业技术的内涵与边界，为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提供了新方向，数字技术对科技的研发、生产、应用、更新迭代全流程的渗透推动了技术全周期的成本节约与效率增进，分布式创新主导下的新型创新模式进一步实现创新质量的倍增，为技术革命性突破提供新的驱动力，进而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一）数实融合能加速知识要素流动数据要素与知识编码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为知识要素流动提供了新载体。在传统的要素流动中，知识要素的流动需要依赖劳动力、机器设备等有形载体的转移，受到地理距离、文化环境、地缘政治等因素制约，有形生产要素往往无法在创新主体间自由流动，因此知识要素的流动范围与效率大大受限。在知识编码技术的加持下，知识要素转化为数据形式，实现线上的扩散与吸收，其流动载体从低流动性的有形载体向高流动性的无形数据载体转变。知识的流动几乎不再受到传统因素的限制，创新主体的数据收集、处理能力和知识编码能力等成为影响知识要素流动的数字因素。数字化通信工具、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突破式发展，也拓展了知识要素的可流动边界。在传统知识流动框架下，技术中所蕴含的隐性知识仅能通过线下的面对面交流而传播，因此知识扩散往往面临广而不深、易获取而难应用等问题。知识要素的数据化使知识能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数据形式在线上实时化、具象化地呈现，技术中所蕴含的部分隐性知识也得以跨越时间、空间限制而扩散，极大地拓展了传统技术知识的可流动边界，更大限度激发了创新主体间知识溢出效应的潜在收益。（二）数实融合能拓展实体产业技术的内涵与边界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重构了知识要素的内在结构，传统技术知识与数字知识共同构成了数实融合背景下创新主体的知识存量。不同于传统技术知识，数字知识能够实现跨领域的知识流协同叠加，对实体产业技术知识的获取、积累、重组与创造进行全流程的数字化赋能，数字知识不断被吸收、应用于技术研发过程的创意设计、技术试验等环节，抑或是作为数字化模块嵌入实体产业技术创新成果中，推动了实体产业技术内涵与边界的双重拓展。一方面，实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推动了研发环节的降本增效，加速了技术的更新迭代，而且进一步突破了传统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算法、算力制约，使关键性技术领域的突破成为可能，实体产业技术向着复杂化、精密化的方向发展，其内涵得以持续深化。另一方面，实体产业技术的边界不断向数字技术方向延伸。数字化模块在传统技术中的嵌入提升了创新主体对技术从研发、到生产、再到市场化应用各流程的数据监控能力，通过用户反馈、市场需求信息等数据调整技术的更新迭代方向，技术创新从供给导向逐渐转为需求导向，经过长期的技术创新循环后，实体产业技术向更加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传统技术在数字化组件的加持下能够延伸出更加多元化的技术分支，从而逐步拓宽实体产业技术的边界。（三）数实融合能提供技术突破的新方向数实融合为技术突破提供了新方向，数字技术领域及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技术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新兴技术领域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赛道。近年来，各国逐渐将研发投入的重心转向数字技术及其相关领域，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领域成为全球技术竞争的主要战场。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及与传统实体产业技术相互融合，衍生出一系列新兴融合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与传统机器设备结合而催生的工业机器人、智能设备、自动驾驶，大数据、数字通信技术的场景化应用而催生的远程医疗、智能交通系统。传统技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实现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技术突破不再局限于传统技术领域，拓展数字技术与多元化场景的融合广度与融合深度成为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潜在方向。在此过程中，数实技术深度融合积累的先进技术融合经验，以及深度应用中形成的数字技术标准与模块化方案，进一步推动了数字技术在其他场景的融合应用，促使数实技术融合广度的拓展；在融合广度拓展过程中又能够不断激发数字技术应用的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其中所生成积累的数字化应用数据又重新参与数字技术更新与优化过程，数字技术的适用性与成熟度随之提升，从而推动该领域数实技术融合深度的加强。融合广度与融合深度的相互促进推动新兴融合技术领域的开辟与规模化，为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提供了方向指引与应用场景支撑。（四）数实融合能推动技术创新全周期的数字化变革数字技术的高泛用性与低复制成本推动了技术研发、生产、应用、更新迭代等技术创新全周期的数字化变革。数字技术在技术研发环节的渗透，大幅降低了新技术开发的试错成本，减少了重复实验过程中的资源与能源消耗；在生产环节，借由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实现对技术运行状态的可视化实时监控，提升了技术参与生产过程的精确度与安全性；通过大数据、5G等数字技术的嵌入，新技术在市场化应用环节中的供需状态、消费反馈、应用效率等信息以数据的形式及时被收集并传输至研发主体，实现技术供给方与需求方的精准对接，以此推动技术的快速优化与更新迭代。在此过程中，数据作为关键因素参与了技术更新迭代的循环。一方面，知识要素的数据化使创新主体能够清晰地追踪技术创新轨迹，大幅扩大技术研发过程中知识搜寻与整合范围，从而有效研判当前技术竞争态势与潜在创新方向，降低技术研发风险。另一方面，技术从研发到应用各环节产生的数据能够作为要素参与下一轮的技术创新过程，协助创新主体更准确地识别技术存在的缺陷并提出改进措施，前瞻性地预测技术趋势与供需匹配情况，优化技术管理中的组织架构与创新决策，从而推动技术在不断地更新迭代中实现创新效率与质量的同步提升。（五）数实融合能催生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新动力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创新模式的优化与变革，为技术革命性突破提供了新动力。数字知识的跨领域创新与传统技术知识的无边界化流动，共同增强了创新主体在知识重组与新知识创造过程中对多元化知识的触达能力，互补性知识要素在产业链各环节、上下游创新主体间高效流动，外部知识潜在收益的提升促使以往封闭式创新主导下的创新模式向协同创新、合作创新为主的开放式创新转变。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知识重组所需的知识存量基础大幅扩张，创新主体能够借助数字化工具从全球范围内获取种类、规模都更为庞大的外部知识，新技术研发所涉领域的复杂度与广泛度随之提升，加之技术研发流程的降本增效和技术更新迭代周期的缩短，共同推动技术向更前沿、更核心的方向快速推进。分布式创新模式的出现进一步为开放式创新赋予了新的内涵。数字化创新合作平台的建设与应用推动了协同创新向分布式创新的新模式转型，技术研发以分布式创新网络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多环节同步进行，解决了以往链式创新模式中上游环节受阻而导致技术创新整体阻滞问题。同时，任务拆解式的创新分包使分布式创新各参与主体所需的技术门槛降低，更多的初创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人都能参与创新过程，使创新网络中留存的知识、人力资本要素规模大幅扩张。链式创新结构向多节点网状结构的演化削弱了单一主体的创新风险成本，通过相对更为自由的进入退出机制，不断优化创新合作的分工结构，提升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以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攻关为目标的稳定、高质、高效的创新组织模式，以技术革命性突破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二、数实融合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内在逻辑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技术、土地和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在拓展生产要素边界的同时重构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与流动特征，优化了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组合方式，提升了配置效率。数实融合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加灵活高效，使以往依赖于单一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配置模式向数据要素主导下的多要素组合型配置模式转变，在促进生产要素量、质提升的同时，推动生产要素形成复杂化、高级化的创新性配置结构，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形成与培育的基础。（一）数据要素化拓展了生产要素边界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来自实体经济的生产、流动、消费等环节的信息产出，同时又能作为要素投入参与研发、生产活动，或是作为实体经济运行状态的数据表现参与实体经济各环节的管理与决策过程，形成依附于实体经济循环的数据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循环再生。在此过程中，数据要素的规模不断累积，推动了实体经济各环节运行效率与决策质量的迭代优化，实体经济的循环进一步产生了更高维度、更为全面的数据产出，推动数据要素规模的扩张与数据要素质量的不断提升，使其能够更为高效地参与生产要素的配置。数据要素化对生产要素边界的拓展效应，一方面，来自数据要素和传统生产要素特征的数据化表示。数据作为要素投入参与生产过程，凭借其极强的流动性与近乎为零的边际成本，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内在规律；传统生产要素向数字化方向的延伸形成了其在存量、结构、分配状态等方面的数据化表示，这部分数据能够准确、全面地刻画传统生产要素参与实体经济循环的流动、配置、价值实现特征，是传统生产要素的数据形式补充。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循环过程中的数据化映射并不直接作为要素投入参与生产活动，而是作为管理与决策过程的辅助性要素参与其他要素投入的配置过程，生产要素的界定不再局限于生产活动内部，参与生产活动的数据要素与参与要素配置的数据要素共同构成了生产要素的新边界，进而推动传统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与配置结构的数字化重构。（二）数实融合优化了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一是传统生产要素特征的数据化表示能够直接参与并主导要素的配置过程，实时监控并调整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规模与方向。资本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的加工处理，能够实现对生产进度、供应链状态、市场供需情况更为精准的预测，协助企业及时调整生产决策、优化库存管理方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资本要素在不同供应链上的配置结构，从而优化企业内部的资本配置效率。同时，大数据、风险模型算法能够对经济主体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全面而准确的监测评估，为外部资本的投资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规避潜在投资风险，优化外部资本的配置效率。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线下劳动力市场向线上平台化要素市场的转型，平台上供给端劳动力要素的规模、技能结构、区位分布等特征信息，以及劳动力的健康情况、信用水平数据，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劳动力要素搜寻成本，降低技能溢价幅度；平台上需求端的企业信息、技能需求、工资水平等数据的透明化，降低了供需两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违约风险与匹配效率损失，缓解传统劳动力要素市场的配置扭曲。从企业内部视角看，企业能够更全面、客观地掌握职位—技能匹配情况与劳动力技能缺口，合理调整任务分工，优化技能培训与绩效激励机制，以内部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生产运营效率。二是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参与生产活动，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了局部的替代效应，其所节约的生产要素能够扩散至其他存在要素投入缺口的产业中，从而带动传统生产要素在实体产业全局的优化配置。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数字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大规模应用减少了重复性任务对劳动力要素的过度占用，营销管理过程中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技术释放了大量非决策层面的人力资本投入，使所节约的劳动力要素能够转移至数字产业或数实技术融合而形成的新兴产业领域，推动劳动力要素在产业之间的转移与重新配置。同时，数据、算法与生产制造过程的融合推动形成了智能排产、智能仓储、智慧物流等数字化管理模式，减少了机器设备、产品存货等资产的闲置与无效损耗，缩短资本要素的价值实现周期，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传统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损失带来的要素价格扭曲。（三）数实融合推动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结构变革一是数字技术驱动了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向上调整。在需求侧，数字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兴起激发了一系列与数字技术研发、应用相关的高技能岗位，“机器换人”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应用削减了一般技能水平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导致需求侧整体技能需求水平的提升。在供给侧，在线教育结合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使劳动力技能学习与培训渠道更为广泛，技能需求水平的提升同时促进社会对劳动力教育注重程度的提高，线上与线下教育的结合进一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促使劳动力整体技能供给水平提升，从而驱动劳动力结构在供需适配的循环过程中向上调整。二是数据要素的资本化形成了资本要素结构的新形态。数据要素的资本化使数据不仅能够作为信息与知识的载体，同时能够作为无形资产参与质押融资等资本化活动，或是作为存货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流通交易，企业的数据资本成为资本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丰富的数据资本能够协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决策质量，由此也催生出一批专注于数据要素供给或数据技术服务的数据密集型产业，数据要素产业链不断完善。三是数实技术融合引致了传统技术要素结构的全面数字化变迁。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作为数字化模块广泛嵌入传统技术中，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转型，智能传感器与传统机械设备的融合使产品与服务更为灵活多元，区块链技术与传统供应链管理技术的融合使供应链全流程透明化、可视化。实体经济活动中的传统技术要素参与方式逐渐向“数据、数字技术+传统技术”的模式转变，为传统技术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新动能与新方向。（四）数实融合推动了生产要素配置模式的创新性演变传统要素市场的线上一体化整合为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供了基础。数字化平台通过将分散的要素供求信息重新整合，形成以数据流动主导要素配置的虚拟要素市场。数字化平台作为要素供需匹配的唯一中介，有效削减了传统市场化中介借由垄断势力收取的高额交易成本。数字化平台提供基本的信息服务、物流服务及风险规避功能，大幅降低了传统要素市场分割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与信用风险，要素的供需匹配不再受时间、空间限制，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约束，放大了生产要素配置与价值实现的范围。要素配置的无边界化是数实融合背景下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关键特征。数字化平台使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大幅削减，要素供需匹配效率的提升使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组织边界内，取而代之的是以任务分工模式进行跨组织的流动。生产要素的价值实现依赖于数字化平台的要素市场调节功能，数字化平台的网络外部性将更多组织边界外的闲散资源在供需两端集聚，共同参与实体经济要素配置过程。生产要素透过组织的内外部界限而相互渗透，企业间以创新外包、生产外包、服务外包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内部要素或利用外部要素，节约企业要素成本，同时也会作为经济活动的共同参与方进行企业间的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短期价值共创。要素配置的无边界化大幅缩减了生产要素的闲置时间，充分释放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要素市场的线上一体化整合与要素配置的无边界化共同推动了生产要素配置模式的创新性演变。生产要素不再依赖于以单一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带动要素价值实现的粗放型配置模式，而是形成了数据要素主导下的多要素组合型配置模式。要素投入不再以数量为唯一考量维度，要素投入的质量与最优组合比例成为要素配置过程的关键因素。数据要素在此过程中既作为要素投入参与经济活动，又作为信息载体调控生产、流通、配置等实体经济循环过程，最大限度地激发其他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的协同效应。如，智能技术与劳动力的组合型投入能够在节约要素成本的同时发挥劳动力要素的潜在价值，数据、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组合型投入能够实现资本服务的智能化与精准化，在规避风险的同时提升资本要素的利用率和周转率。数实融合以生产要素的合理、高效配置取代了以往依靠过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方式，以要素配置结构的复杂化、高级化促进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形成基础。三、数实融合引领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速了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进程。数字领域技术与新兴融合领域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与配置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扩散至产业层面，驱动要素聚集形态与产业组织模式的数字化演变，由此带来的价值分配方式变革推动了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重构。数实融合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提升、价值增进与创新发展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在实践过程中的形成与发展。（一）数实融合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自下而上调整创新科技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的关键要素。数据要素、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突破了以往物质资本对创新质效的制约，数字领域技术与新兴融合领域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成为经济体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数字技术通过创新网络、生产网络快速扩散，形成数实技术融合—企业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产业整体结构转型升级的自下而上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数实技术融合推动下的技术研发与生产效率跃升改变了生产力发展的底层架构。技术研发、生产过程中的数据驱动、智能化控制强化了技术的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融合产生的前沿技术创新通过知识溢出与吸收效应在企业间快速流动，企业通过相互模仿学习改进生产效率，推动了数实融合在企业层面的形成。数字技术在企业组织模式中的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动了管理过程中的信息集成与传统业务流程优化，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的同步提升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条件。企业生产与管理流程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企业间沟通与协作过程的线上化映射，由此引发产业链供应链全流程的数字化变革。供应链将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中间品和最终品生产、分销及售后服务等产业上下游环节串联为统一整体，各环节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业务交付效率直接影响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供应链各环节的应用推动了供应链全链路的可视化与协同化，上下游环节之间的信息透明度与响应速度大幅提升，信息传递的去中介化推动供应链结构从传统的链式结构向并行网状结构演变，跨环节的双向对接使链上供应商、分销商、客户等多主体相互联结。信息在供应链网络中的充分流动不仅大幅提升了企业间的协作效率，同时增强了供应链的风险抵御能力，风险响应速度的提升与各环节企业的灵活替代性使供应链能够针对外部风险及时进行调整，高效的决策与处置能力增强了供应链针对外部破坏性冲击的修复能力，大幅提升了传统供应链的稳定性与韧性。数字化供应链推动了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在供应链企业间的扩散，实现智能工厂、智能供应、智慧物流等数字化模块基于供应链网络的高效协同，进而形成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数字技术在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中，一方面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商业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依据资源的分布与环境的承载能力进行资源的精准调度与合理利用，以资源的优化利用协助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提升产业的绿色化水平。同时，数据、数字技术自身的规模化与产业化形成了数据服务、数字内容等数字产业形态，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共同构成数实融合背景下的新型产业结构。相对于传统产业结构，新型产业结构表现出更高的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和更强的可持续性，推动了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带动经济发展质量的向上跃迁。（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引致产业组织模式变革要素市场的线上一体化整合与要素配置的无边界化进一步扩散至产业层面，引致产业组织模式从地理集聚向虚拟集聚变革。在传统产业组织模式中，由于要素市场分割及区域间距离阻隔，导致高昂的要素流动成本，因而企业出于成本分摊、资源共享、知识交流等目的形成产业地理集聚的结构，以发挥要素配置与生产协同的规模效应。要素市场的线上一体化整合推动了产业地理集聚结构的线上重整，企业通过创新合作平台、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化平台实现跨区域、跨产业的线上集聚，要素跨区域流动成本的大幅削减使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集聚的规模效应在线上集聚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较大损耗，反而一定程度弥补了地理集聚的拥挤成本所导致的要素配置效率损失。要素配置的无边界化也驱动了虚拟集聚中企业边界的模糊化，企业创新与生产过程的线上协同使产业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企业间通过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与共享成为集聚外部性的主要作用形式。在虚拟集聚的新型产业组织模式中，影响企业间经济活动协同效率与规模效应的主要因素从地理距离向数字距离转变。数字距离一是来自产业链上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差异，企业的数据要素规模、数字技术知识存量、数字化平台接入能力等都会影响其对虚拟产业集群的嵌入水平；二是来自企业的数字化通信工具使用能力、企业间数字技术邻近度等因素导致的信息沟通能力差异，这会影响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交换与响应速度；三是来自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等因素的区域分布不均导致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这会限制传统企业打破地理阻隔，通过虚拟集聚加强跨区域、跨产业创新协同与生产协同的产业组织模式变革进程。（三）数实融合推动了产业链价值分配方式的变革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对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模式的调整与重构进一步推动了产业链价值分配方式的变革。首先，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产业链价值分配环节，拥有更多数据要素资源、更强数据收集处理能力的企业能够在价值链中有更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对于数字内容制造、数据与信息服务等以数据或数据技术为主要投入产出的产业，数据与数据技术的丰裕程度直接决定了企业的价值链地位。其次，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深度融合改变了传统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属性，传统的物质生产工具逐渐被以大数据、机器学习、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工具所改造，技术的生产效率从由传统技术主导转向由参与技术融合的数字技术主导。数字技术水平与数实技术融合水平成为传统产业新的技术密集度判断标准，数字技术竞争力成为决定价值链中高端地位产业分布的重要因素。最后，产业链生产环节中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数字技术与数字化设备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改变了价值链低端环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价值分配方式。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通过“机器换人”，大幅削减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要素投入规模，但相应地增加了数字技术与数字化设备的投入，由此引发产业的要素密集度转换。其中，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能够实现从劳动力要素密集向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价值分配模式变革，推动企业的价值链地位跃升。因此，在整体视角下，产业链的价值分配方式表现为长度延伸、中高端环节宽度拓展、低端环节与高端环节不断趋近的演变过程。（四）数实融合加速了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重构产业链价值分配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重构，处于传统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产业能够通过数实融合向中高端环节转换或趋近，这不仅是落后产业、低端产业向上赶超的新路径，同时也是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的现实表现。一是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平均价值加成。数实融合在提升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劳动力平均成本的上升，因此仍依赖于单一劳动投入的产业会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而产业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低附加值环节的转出能够实现产业分工整体地位的提升。二是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数字技术密集度的提升，以及生产制造环节的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使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附加值水平提升，传统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占比的提升，从而带动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整体地位提升。三是产业组织模式的虚拟集聚转型推动产业链上各环节的线上协同，产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提升，通过将低附加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外包与合作，使要素投入能够更集中于特定高附加值环节，无需再依靠全产业链的一体化整合便能实现经济循环的正常运行，进一步推动在产业全球分工中地位的强化与巩固。全球产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加速了新质生产力在实践过程中的形成与发展。四、数实融合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实践路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全方位赋能技术突破创新—要素优化配置—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路径，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着力点。为此，应继续推进数据、数字技术等数字经济要素在实体经济研发、生产活动中的吸收应用，以技术的数字化与创新协同的数字化共同构建技术突破创新合力；建设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推动传统要素市场的线上转型，破除要素流动阻滞，实现要素配置质效双提升；加快新兴融合技术的市场化、规模化应用，强化产业链治理，深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产业数实融合生态体系，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一）强化数字知识供给，构建技术突破创新合力1.强化公共数字知识供给，为技术革命性突破提供知识基础。第一，政府应通过加强公共数据、公共数字技术、公共数字服务等供给直接提升企业的基础数字知识水平。开放政府政务、公共机构部门的公共数据资源，增强传统企业、初创企业对新兴市场的研判能力；加强数字基础技术、通用技术的公共服务，为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初始技术支撑，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提升数字技术服务水平，完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研发、生产过程中的数字技术应用提供外部服务支撑，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第二，通过强化社会数字技能水平，使企业形成可持续的数字知识获取与创造能力。利用在线教育、知识共享平台、企业员工数字技能培训等渠道，拓宽劳动力的数字技能获取途径，以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教育机构对数字技能培训项目的开发与推广；加强高等教育体系对数字技能人力资本的重点培育，提升产教对接水平，面向前沿数字技术、新兴融合技术构建数字技能人才培育体系，扩大创新型人才供给。2.促进企业研发与生产协同，推动数字知识流动共享。一要加强产业链数字化创新协作与生产协作平台建设，推动企业以技术创新合作、生产合作等形式进行数字技术、数字化设备的共享，通过财税补贴、金融支持鼓励产业链“链主”企业、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面向链上中小微型企业进行通用工业机理模型、基础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工具的开放共享，协助其快速融入产业链协同网络。二要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参与国际技术交流，以线上展会、跨境电子商务等平台为契机推动企业对国际前沿数字知识的吸收整合；鼓励企业通过国际创新任务承接与外包、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等方式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提升企业外部数字技术的获取范围、规模与种类，为新兴领域的技术融合提供数字技术基础。3.加强技术创新合作，构建技术突破创新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就是实现经济动能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过程。为了突破外部技术封锁、关键核心技术受阻的困境，应充分发挥数字化创新网络的协同创新优势，构建前沿技术、核心技术领域跨区域、跨组织、跨产业协同攻关的新模式。一方面，要加强产业链上企业间的技术创新合作，围绕技术瓶颈、技术短板展开创新突破；另一方面，要推进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组织之间的技术创新合作，发挥高校、科研机构技术知识的初创性与基础性优势，推动基础型研究与应用型研究的相互结合，以产学研创新合力助推技术革命性突破。（二）畅通数据要素循环，推动要素配置质效提升1.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加速数据要素内循环。一要围绕数据要素参与实体经济循环过程中的确权、流通、交易特征，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设计规范、公平的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保证数据要素市场与其他传统要素市场规则的激励相容，推动数据要素对实体经济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全环节渗透融合，以及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高效协同。二要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善全国性数据要素交易市场。依托于现行区域级数据交易市场的试点经验，形成统一规范的数据流动与定价标准，并逐步拓宽应用范围，将区域数据要素市场有效整合为全国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三要消除产业链数据要素流动堵点，畅通数据要素循环。以数据要素的公共供给弥补产业链各环节企业的数据短板，制定数据管理和安全流动的统一标准，推动数据要素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共享集成，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统筹管理功能，以数据要素的高效循环保障产业链要素配置的有序高效。2.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促进数据要素外循环。当前，各国之间由于制度背景、文化环境、贸易规则的差异致使数据跨境流动无法畅通，数据开放供给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如何平衡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安全是实现数据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应继续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基础开展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先行先试，简化多元化数据出入境审批程序，细化多级多类数据跨境流通的安全评估、保护认证等实施标准，以国际产业合作为契机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区域贸易规则体系中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制定，倡导安全与自由兼顾的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畅通数据要素参与全球分工的外部循环，推动生产要素围绕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优质高效配置。3.加强线上要素市场治理，推动要素配置质效双升。传统生产要素市场的线上一体化整合也会强化要素市场平台中介的垄断势力，可能导致数字化平台依靠多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以高额转换成本与锁定效应限制供需双方参与要素配置的自主性。为适应数字化垄断工具的隐蔽性与组合特征，要积极应用数字治理手段规范线上要素市场竞争行为，修订完善数字平台反垄断细则。充分结合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建立去中心化的要素市场平台。监控要素市场价格、流动、交易等运行状态，识别并预测潜在的价格操纵、价格歧视等市场垄断行为，保障经济主体参与要素配置的机会公平、价格公平、竞争公平，激发数字化要素市场对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驱动作用。（三）深化数实技术融合，打造新兴产业生态体系1.推进数字技术应用，深化数实技术融合。一要普及数字技术在技术研发、设计、实验等环节的应用，推动传统技术创新全流程的数字化赋能，以技术研发效率增进提升融合技术创新增量。二要推进传统技术向融合技术的变革，支持企业以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融合技术的规模化、场景化带动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当前，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表面化、碎片化问题突出，关键领域的融合技术场景化应用受阻。对此，要充分发挥多元化应用场景与庞大市场规模的优势，提升交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数实融合深度，发掘潜在技术融合领域，构建以技术融合开拓市场、以市场需求深化融合的循环发展路径，由浅入深推进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三要以数实融合为驱动力，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向融合基础设施的升级，为融合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基础支撑。2.推动供应链数字化变革，构建企业组织新形态。数实技术融合使传统产业中产品与技术的构成更为多元与复杂，企业分工趋于专业化与精细化，企业的价值实现更加依赖于供应链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决定》提出，“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对此，一要以数字化供应链为基础，充分发挥供应链的“准平台”功能，推动企业信息传递、业务协同、风险应对等流程数据在供应链上下游之间有序、高效流动，将各环节企业串联为稳定、具有更强韧性与适应性的供应链网络。二要基于数字化供应链网络，加速前沿技术、行业共性技术在企业间的协同创新与模仿吸收，促进链上企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推动先进生产力在供应链网络中的扩散与学习。将企业结构的扁平化与供应链网络的一体化相结合，形成以数字化供应链为基本结构的企业组织新形态，以供应链整体的规模效应拓展企业的价值实现边界。三要发挥优势产业中链主企业或主导企业对供应链的引导能力，充分发挥其对链上创新资源、生产资源的整合能力，以更为前沿、精确的市场研判能力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主导企业的数据、数字技术、数实融合先发优势，积极搭建以主导企业为中心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整合引导上下游中小型企业，依托数字化平台在创新、生产、运营等方面的协同功能，形成以主导企业为核心、中小型企业为依附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推动优势产业领先地位的提升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3.加强数实融合产业治理，打造产业融合生态体系。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数实技术融合规模化应用产生的新兴产业领域对产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产业融合方向的多元化与多变性，导致传统产业生态治理体系难以全面、及时地应对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对此，首先，要及时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市场监管机制等产业融合外部环境，针对新兴产业技术特征与市场特征提出针对性的知识产权治理方案与知识产权流通交易规则，以产业生命周期与发展目标为依据制定分级分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数实技术融合新领域与新赛道的制度供给；推行适度宽松的市场监管政策，既要实现垄断反制、信息披露、风险规避等治理目标，也要兼顾企业经济效益。其次，要注重产业内部的创新协同治理，推动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体系构建。加强重点产业、新兴产业的资源倾斜、政策倾斜和产业创新激励，促进数字技术创新成果及时地转化应用，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形成；激活产业链链主企业与核心平台企业的治理功能，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引领产业创新方向，引导创新要素围绕产业链发展导向集聚与配置，以产业创新合力推动新兴融合产业与产业集群生态体系的建设完善，以传统产业的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与产业数实融合生态体系的构建共同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与广阔的发展空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党中央立足全局、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及发展路径具有高度一致的内在关联。面向未来，应以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为支撑，持续加强数实融合的创新性实践，一方面要继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扩大数据要素资源禀赋，提升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数据要素、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新模式与新路径，挖掘技术融合突破、要素融合配置与产业融合发展新方向，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科技创新、企业组织、产业结构等多层面的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培育与发展提供生态基础。同时，要激发新质生产力在经济体系构建中的关键作用，支撑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驱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通过政策引导、制度创新、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协同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体系，为数实融合的持续深化提供体系保障。形成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生产力的质变跃迁，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加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进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新路径。（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4年第10期）

叶建亮教授：壮大耐心资本需要政策举措更加耐心

以具有更高风险承担能力、追求更长期投资回报为特征的耐心资本是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发展和壮大耐心资本，对推动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应对内外部不确定性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众所周知，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资本要素是形式最为灵活多变的，其流动性也千差万别。它既可以是随时变现的流动资本，也可以是长期股权资本。尽管经济活动需要不同流动性资本的合理组合，但是资本的持有者则是根据收益和预期作出资本流动性形式的转换。如果市场缺乏以长期投资为特征的耐心资本，到处是流动性高的短期资产，大家都去赚“快钱”，那么不仅危及资本市场的稳定，而且不利于引导实体经济稳步发展和转型升级。若想让资本更加有“耐心”，关键是让资本从长期投资中获得更高的回报，让资本所有者有更加稳定的回报预期。而这其中，政策的稳定性，也就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保持连贯性和可预测性，尤为关键。换句话说，发展壮大耐心资本，需要政策举措更有耐心。首先，稳定的政策环境，能够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吸引更多的耐心资本投入。政策的频繁变动是导致资本失去“耐心”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长期投资的形成往往是基于对未来稳定的回报预期，政策的频繁变动会加大投资者预测长期回报的难度，甚至使未来回报变得不可预期，从而削弱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另一方面，频繁的政策变动也使得短期的政策套利空间大大增加，变相鼓励了资本持有者提高资产流动性，通过政策信息差赚取短期利润，导致资本的投资特征下降，而投机性特征突出。只有稳定的政策，才能纠正长、短期投资的风险利差，从而合理化资本结构，促进耐心资本的壮大。其次，稳定的政策有助于企业进行更加合理的战略规划，提升在研发创新、设备改造、基础建设、人力资源建设、环境改善等长期领域的投资，从而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这有助于引导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更多地关注企业基本面，回归价值投资，并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从而使得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长远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最后，政策的稳定有助于提高宏观政策的权威性与可信度，进而提升政策效力，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水平，强化政府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和逆周期调节能力。政策频繁变动，不仅使得被改变的政策本身实施时间短，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发挥，同时也降低了市场对后续政策持续性的预期，从而抑制了后续政策效应的发挥。久而久之，还会影响政策的可信度，降低宏观政策的调控能力，并陷入恶性循环，即政策效力越迟缓，越急迫地变动政策，政策变动越频繁，则政策效力越迟缓。如何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增强政策的耐心程度，重点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决策部门要紧紧围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围绕长期战略目标，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理念，制定和实施政策，避免“政因人出，人走政熄”的短期化倾向。二是要加强政策协调。应加强不同部门和层级之间的政策协调，确保政策的整体性、连贯性和一致性，避免“政出多头”、政策“相互打架”的局面。三是要提高政策透明度。政策出台要充分听取市场意见，尊重市场声音。通过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透明度，增强市场参与者对政策的理解和信任，从而促进耐心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四是要建立长效机制。要建立长效的政策评估和反馈机制，不因一时之困而轻易废改政策，也不能固守陈规，不因时而动。要在政策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4年第11期

叶建亮教授：杭温高铁：合龙一个“圈” 能否打开一扇“门”

2024年9月6日，杭温高铁正式通车，标志着浙江省陆域一小时交通圈正式形成。2024年9月9日浙江卫视《今日评说》栏目特邀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就杭温高铁建设和通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影响和意义进行点评。叶建亮认为，杭温两地通勤时间的几何级数缩短，折射出的是我国这些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几何级数式的发展。位于长三角最南端的温州能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加速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特别是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实现了“杭温同城”，将会改变企业的空间布局，促进两地产业的分工协作和深度融合。同时，便捷的交通也将大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助力温州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第三极。另外杭温高铁开通也给沿线山区县带来了发展新机遇。首先是文旅产业。随着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各地文旅的获客成本大为降低。特别是沿线大中城市居民，周末休闲旅游的半径将大大延伸，给沿线山区县的文旅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其次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大增强了杭温两大中心城市对沿线山区县的辐射效应，从而有助于改善这些地区产业发展的要素支撑条件，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加快推动共同富裕。此外，杭温高铁进一步强化了杭州、金义和温州三个都市区核心区的联结，优化了杭金衢、金丽温城市连绵带的发展轴线和辐射通道，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浙江省的网络型城市群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最后，杭温高铁的开通，不仅大大缩短了长三角南大门——温州与长三角其他城市互联互通的时空距离，也极大的加快了沿线山区县融入区域一体化的步伐。将带来更大范围内产业、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流动和再配置，有助于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叶建亮指出，杭温高铁既是一条区域发展的融合之路，也是制度创新的一条改革之路。放宽民营企业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市场准入，是一项国家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但是政策出台实际上是改革中打开的一扇窗，而真正项目执行实施才是打开一扇门。开窗让人看到可能性，给人以尝试的希望，而开门则是真正提供了市场准入的路径，引导人们进入市场。这次杭温高铁，从前期立项，到融资、到项目建设管理等各个过程，都需要突破各种瓶颈与壁垒。杭温高铁项目作为国内首条国务院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和国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资示范的“双示范”高铁项目，探索了民资和国铁共同管理高铁建设过程和民资参与成本管理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这个首创的民资控股高铁的建设新模式，对下一步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推动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混改赋予了新内涵。对于如何进一步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叶建亮认为，一是要有“窗”，还要有“门”，也就是既要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的明确市场准入政策，还要有切实可行的准入路径；二是政策必须要有稳定性，因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稳定的政策预期才能让企业看到未来稳定的收益，否则企业就不愿意投资，即便政策允许；三是要有系统性的配套政策，包括对民营企业在资本等要素上的公平待遇，民营企业在建设运营和管理上的自主性；政府决策管理的法治化、科学化和透明化等等。

叶建亮、吕阳：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新阶段，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数实融合进程，是重塑经济结构、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实现效率变革的有效路径，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内生动力。图源：央视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挑战数据要素流动不通畅。从数据要素的发展实践看，数据要素在赋能实体经济过程中，由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数据结构、数据标准、系统设备类型和功能参数各有侧重且并不统一，直接束缚了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互联互通，进而抑制了数据要素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从数据要素的交易过程看，数据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具有非排他性、可编辑性、可复制性，而面临数据失真、篡改、泄露、数字资产暴露等风险，同时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不完善、政策文件未落地也降低了数据要素的自身价值和市场化配置效率。从数据要素的流通载体看，数据基础设施是数据流通交易的必要条件，是数据汇集管理的核心环节，也是建设数据中心集群、深化数据要素市场改革的基石。然而，当前数据基础设施的单位GDP存储容量不高、供应链中断风险较高等问题，影响异构、异地、异组的数据采集、汇聚、传输和存储功能及数据互操作功能。从数据要素的规律探索看，以往社会经济活动中将生产要素聚焦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将数据列入生产要素范畴，并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是，把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及对其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中的价值发挥规律的认识，在具体劳动实践中还无成功模式可参考，需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均衡。首先，产业主体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应用的程度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前提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抽样调查显示，当前我国8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处于深度应用阶段的企业仅占3%。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未来持续盈利、应对商业模式冲击、采集整合数据、信息技术应用等能力欠缺。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缺乏资金保障、人才储备等，试错风险高，仅依靠自身“造血”难以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数字技术的支撑能力。同时，随着数字化转型步入深水区，由于缺乏关键标准规范和转型价值评估体系，数字化基础薄弱的企业在生存压力下对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型路径不清晰，进而导致企业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力不从心”。其次，产业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度不均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反映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质量。第一、二产业数字化融合进程以及发展质量明显滞后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转型升级中数字化融合度最低。数字经济依托信息网络技术为第二产业发展赋予生产工艺流程的协调性和新引擎，提升了智能制造创新水平，但是，第二产业的数字化渗透率仅为第三产业的一半，成为制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深度融合的短板。最后，区域发展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程度不均衡。不同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非均衡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向一线城市、省会城市集聚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的情况客观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外部性等特性。经济发达地区围绕数字经济赋能主线，凭借资金、人才要素储备、数字经济政策相对完备以及良好的产业基础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了有利的支撑条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战略性新的产业投入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显著差异，竞争新优势尚未激活，其带来的“数字鸿沟”成为阻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短板。技术支撑要素储备不充足。首先，核心基础技术面临壁垒。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从全国视域看，核心技术仍然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短板所在。先进制造业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发挥大国优势的先导力量，“卡脖子”技术清单中的智能设计与仿真、工业平台软件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较弱，高端芯片、精密机床等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国产化替代率还较弱，对外依赖风险升高。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和无法突破，难以激发产业未来潜在的高附加值，严重遏制了我国在数字化技术领域的崛起以及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推进。此外，集成电路产业制约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集成电路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是支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我国作为半导体芯片需求大国，而所需芯片高度依赖进口。据海关总署进出口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总额4796亿块，出口数量总额2678亿块，贸易逆差2117亿块；近五年（2019—2023年）进口数量总额26421亿块，出口数量13404块，贸易逆差13016亿块。这大大削弱了我国软件核心技术的储备能力。其次，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不完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化、体系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也是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提速升级的有力支撑。一是在数字信息基建方面，算力枢纽集群亟待解决数据存储难题。新加坡、捷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单位GDP存储容量分别为46.7GB、33.4GB、33.3GB，而中国为23.5GB，相对偏弱，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有待提升。同时，通信基站、光纤传输等数据传输问题尚未解决，还存在数据要素交易、流通的开放共享壁垒。二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在区域之间的布局差距较大。江苏省、河北省、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位于算力规模建设第一梯队，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大数据中心、高速宽带等核心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脚步缓慢，算力规模、算力利用率有待提升，不能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和满足地区发展需求。最后，数字化人才短缺现象凸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高科技人才赋能。一方面，当前人才培养体系难以紧跟数字化时代的现实需求，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兼具数字化技术、实体产业知识技能的复合人才缺口较大。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面对数字化嵌入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经营、转型路径的思维理念还未形成，尤其是传统企业对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需求不高，在新的技术细分垂直领域的人才方面，缺乏深度分析、先进制造流程、数字化挖掘管理人才。当前数字化人才多集中于产品研发和运营环节，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需求。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不健全。首先，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滞后。健全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可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伴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加速推进，已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前瞻性与灵活性，难以为技术、市场的高速迭代建立有效协同的治理机制。既有的标准体系、监管体系等管理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创新。因而，多元化监管措施应涵盖包容性与效率之间的权衡，以弥补数字经济治理机制的供给不足。其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安全问题严峻。数据是新的且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源，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切实保障国家、企业、公民等经济参与主体的数据安全和合法权益成为衡量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是否完善、经济是否高质量运行的标准之一。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实体经济的进程中，涉及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数据泄露、数据侵权、网络攻击、主体责任界定不清晰等问题也与之相伴而生，这种新的安全威胁不仅会对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也会制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进度，对数字生态系统形成掣肘。由此，加强数据保护、保障合法权益成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径选择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以及释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经济价值的推动者，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抢抓”新科技革命和数字化变革的“机会窗口期”：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筑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普及率和应用水平，直接影响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对于关键核心的数字基建薄弱环节，应着力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布局绿色智能数据与计算设施建设，向敏捷部署、弹性配置、跨域调度、均衡提升阶段迈进，集聚力量攻克“算力、存力、运力”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实体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二是促进数据要素流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数据是数字经济的“血液”和核心引擎，应提高数据供给质量，探索公共数据的开发、运营，盘活公共数据要素，聚焦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消费、数字医疗、智能制造，通过数据赋能的实际应用场景需求以及建立数据交易平台、场内场外数据交易并行发展、确立数据产权模式等方式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共享，进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三是推动数智并趋产业联动，引领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和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释放数字化技术的叠加、倍增赋能作用。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工业化进程和信息化结合，加快工业软件攻关突破，发挥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抓手效能。同时，注重“工赋链主”梯度培育，为企业“搭脉问诊”，助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产业基础。四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扩大数字化领域人才规模。数字经济有效运行的底层逻辑是对关键核心的数字化技术的掌握。这就要求更多数字化人才从事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工作，对掌握前沿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提出更高要求，包括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软件开发人员等。重构数字化人才供给体系、打破专业壁垒、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深度开展产教融合，形成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效益共同体”，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以适应高速更迭的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五是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手抓，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注重数据安全、构筑安全防护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和应有之义。聚焦数据要素开发、安全、产权保护领域，需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出台相关政策，建立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同时加强监管，保障数据安全和市场公平竞争。此外，还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促进数字空间治理机制变革，保障数字强国建设基础牢固。

中心主任黄先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8月17日，由科技新浙商促进会、浙江视觉智能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集‘视’广议，共‘商’新局”科技新浙商走进“中国视谷”学习交流会在视谷创新中心举行。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大会，发表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演讲，深度解读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要义、战略意义、学理化阐释与路径选择。“新质生产力的原创性提出，是对先进生产力在认识论层面的又一次飞跃。”黄先海教授说，“可以重点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并于传统产业中加速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他表示，杭州在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可能突破的方向之一是视觉智能产业，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要把“书架”成果转化为“货架”臻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应用。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机理，他提出，当前学界四大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均面临局限，以“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蛙跳×差异性先发创新”为理论内核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新建构。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他提出，可考虑将赋能型经济政策称为我国的第三大宏观政策，其本质特征是推动生产力进入下一代生产函数的政策。同时，他提出了要“相机介入”短、长专利生命周期领域行业，加快实现换道超车，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产业创新功能，要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探索“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等发展建议。原文摘自：中国视谷公众号

黄先海、董雪兵等：从“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到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擘画了作为省域发展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八八战略”，指引浙江大地实现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引领浙江开启了伟大变革之路。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浙江新的历史使命。根据浙江省委部署要求，省委宣传部启动了“习近平在浙江关于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重大课题研究。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形成了10个篇章近18万字的研究成果。6月21日，《浙江日报》专版刊登课题重要成果。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撰写的“区域协调篇”，全文共1万7千多字，刊载于第15、第16两个整版，现分享如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紧密结合浙江各地区发展实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整体推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与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着力形成先富带后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等重要论述，因地制宜地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高标准参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等重大举措，使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最为协调的地区之一，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扎实基础，为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素材。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索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战略家的眼光辩证看待浙江的资源禀赋，针对浙江山海地区发展不平衡难题，围绕发挥浙江山海资源优势，审时度势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一）提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推动“山”“海”协调发展　　“七山一水二分田”是浙江的基本地貌。长期以来，浙江山区发展速度远慢于沿海地区。为解决浙江“山”“海”协调发展的难题，习近平同志站在统筹区域发展的高度推进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在他看来，“山海协作”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高浙江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2002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将沿海的发达地区与山区的欠发达地区“结对捆绑”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把“山海协作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2年到2006年间，习近平同志每年参加“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在2003年“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就是要通过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劳务等全方位的协作，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也是在这一年，浙江成立了“山海协作工程”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了“山海协作”的政策指导体系。在2004年“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把合作重点放在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放在推动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放在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上，放在资源集约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经过几年的实践，各地不断探索和丰富活动内容，使得“山海协作工程”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得到发展。　　随着“山海协作工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日益增强，全省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构建起宽领域、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合作格局，区域经济布局不断优化改善。可见，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实施的“山海协作工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而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全省生产力和人口的空间布局优化，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携手共进式协调发展。　　（二）提出“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着力补齐欠发达地区短板　　促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之初，欠发达地区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发达地区，在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更大，即便是杭州、宁波、温州及绍兴、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也都有自己的欠发达地区，有“灯下黑”问题。习近平同志曾特意用“木桶理论”作了类比，深刻指出“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这好比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实现思想观念的跨越式转变。浙江欠发达地区由于增长动能不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但习近平同志敏锐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条件也大有改观，生态优势比较明显，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发展的空间很大。” 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衢州市调研时突出强调了加快发展的重要性，“欠发达地区要加快发展困难固然很多，但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更困难。发展快，问题就解决得快，发展慢，问题就积累得多。所以必须加快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为此，他提出，“要根据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基础条件和发展要求，综合运用‘加减乘除法’——加法，即加快经济发展，扩大经济总量；减法，即减少资源消耗、生态破坏和污染排放；乘法，即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除法，即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对外转移”。　　通过充分发掘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符合欠发达地区特点的一、二、三产业，浙江深度培育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动能，推动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经济，走人口内聚外迁、自我积累和借力发展相结合的道路，逐步形成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提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根本途径还是要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优化经济布局以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发展引领作用　　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可以更好地发挥带动和引领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初期，浙江省发达地区仍然存在产业链条不够高端、对周边城市辐射强度不足等问题。根据这一实际，他立足浙江区块发展特征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有力发挥了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和引领作用。“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目标是好中求快，又快又好。这样既可以更好地发挥带动和引领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又可以更好地支持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环杭州湾地区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产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是浙江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2003年12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上明确提出，“这一地区的核心任务是积极发挥先导作用，着力构建环杭州湾产业带，打造长三角‘金南翼’。”2004年3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详细描述了环杭州湾产业带和城市群的建设目标：“一条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生产力布局合理、科教支撑有力、生态环境优良，产业区、城市群、物流网有机融合的‘黄金产业带’；一个汇聚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和文明因子的城市群；一块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区。”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习近平同志还提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构想，即以杭州都市经济圈、宁波都市经济圈、温州都市经济圈、金华包括义乌等城市在内的浙中城市群作为浙江省城镇体系建设重点，为浙江省构筑若干个具有高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同时依托四大都市区优化浙江国土空间格局。经过多年培育，环杭州湾城市充分发挥了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的优势，辐射带动了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如杭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继续在全省经济发展“第一方阵”领跑；宁波把港口、开放的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发挥到极致；温州、金华、义乌等城市成为省内发展的创新高地和活力之源。　　（四）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推动海洋经济强省建设　　长期以来，浙江具有明显优势的海洋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海洋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于陆域经济，特别是舟山市经济发展在省内处于相对落后位置。习近平同志前瞻性地看到海洋资源优势，在浙江工作期间就13次到舟山，就发展海洋经济作出一系列科学论断和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作出精准判断，提出应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他曾就浙江发展海洋经济作出“三个有利于”的重要判断：“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我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发展后劲；有利于我省抓住机遇，进一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拓宽经济领域，增强综合实力；有利于我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舟山调研时进一步指出，“以更大的气魄、更宽的视野、更高的标准，推进海洋开发，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2003年8月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我省实施海陆联动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客观要求”，“是加强长三角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是推进我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大举措”，“是拓展发展空间，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下，发展海洋经济被摆上了省委工作的重要议程。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布局推动以宁波—舟山深水港为枢纽，温州、嘉兴、台州港为骨干，各类中小港口为基础的港口体系建设，依托港口加快了浙江对内、对外开放步伐。　　实践证明，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符合浙江实际，符合浙江未来发展要求。浙江省大力发展海洋产业，采取宜港则港、宜渔则渔、宜养则养、宜工则工、宜贸则贸、宜游则游的原则，有效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有力提高了沿海地区人民生活水平。　　（五）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加强对内开放带动各地区共同发展　　浙江陆域面积小、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要有效解决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必须走开放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之前，浙江省与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其他省市合作交流还不够密切。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作出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等决策部署，极大地加速了浙江对内开放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州调研时强调，“无论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进，还是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来看，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都显得十分紧迫。另一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独特的区位条件、良好的发展势头和不断扩大的合作成果，也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前沿，习近平同志提出，“主动接轨上海，进一步明确我们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位置，积极发挥在该地区经济整合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建立沪苏浙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和定期举办“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论坛”，强调要共同制定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行动计划。此后，浙江省与长三角区域合作逐渐密切，与西部、东北等其他省份的合作也不断加强。2005年5月，在皖浙两省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鼓励企业“走出去”，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展。 浙江“着眼于‘主动接轨、全面融入、发挥优势、实现共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浙江省深化对内开放进程大大提速。可以说，长三角一体化为浙江突破资源限制、打开市场空间迈出了关键一步，为缩小浙江省地区差距打下了坚实根基。　　（六）强调“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本土经济的竞争力”，以国际化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带动协调发展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市场豁然洞开，广阔蓝海高远莫测，战略机遇失不再来。而刚刚迈入21世纪的浙江，对外开放仍处于初级阶段，“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开放格局尚未形成。习近平同志将国际化与浙江各地区资源禀赋结合起来，以开放促发展，推动浙江形成梯次合理、优势互补的国际化产业集群，形成了促进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一个地区经济长久的活力和竞争力总是来自于同外部经济的互动，来自于同国际经济的融合。我们的产业、产品层次要向上走，必须借助于外力。”2003年，在全省工业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省各地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不一，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区位条件也各有优劣”，“必须率先在若干发展基础厚实、区位条件优越的区域获得突破，并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2004年3月，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则提出，“要进一步增强战略意识，提高全面实施对外开放的责任感。开放战略意识强不强，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快不快。”一个月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大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拓对外贸易市场、积极培育有效出口主体，加快建设公平贸易体系。在国际化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地区差异，强调充分发挥区域特色要素禀赋，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在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第二次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鼓励企业在省外投资创业，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带动产品走出去、资源引进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　　浙江各地区充分释放特色比较优势，推动了产业的国际承接和梯度转移，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例如，杭州成为世界数字经济高地、宁波成为国际港口名城、义乌成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国际化重要举措大幅提升了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在缩小地区差距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在习近平同志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将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目标。2023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杭州市与最低的丽水市的数据比值为1.56，浙江成为全国地区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一）坚持深化“山海协作工程”，缩小地区差距取得新成就　　从2002年启动“山海协作工程”开始，浙江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升级“山”与“海”的牵手合作，奏响了“山海共富”的幸福曲，山海协作之路越走越宽，山海之间越融越紧，山海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内涵外延不断拓展。在坚持生态富民、强调充分挖掘山区潜力的基础上，2019年全省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进一步指出，“围绕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创新发展、社会事业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山海协作标志性重大工程”。2020年，为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浙江推动“山海协作工程”迭代升级，更加聚焦产业合作、平台共建、项目引领、人才支撑、资金扶持、动员社会力量帮扶等六大领域。政策力度持续加大。2021年，省委召开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暨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鲜明指出“以更大的决心、齐心协力、采取超常规举措推动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的发展新格局，开启山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制度机制不断创新。2021年以来，浙江省实施“打造一批高质量飞地”“一县一策”“实施公共服务提质扩面行动，突出均等化、标准化、优质化”等创新举措，形成了“山海协作+飞地经济”“新型帮扶共同体”等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帮扶力度和效果，更好地满足了山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经过20多年的接力耕耘，“山海协作工程”的效果不断显现，山区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2023年，浙江城乡收入比1.86，比上年缩小0.04。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1440元，其中山区26县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9730元，增长13.9%，增速比全省低收入农户平均水平高0.5个百分点。　　（二）坚持内力和外力相结合，共同迈上全面小康新台阶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把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的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百亿帮扶致富”等举措，在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帮扶力度的同时，注重培育欠发达地区内生动力。　　在加强对口帮扶机制方面，浙江省实施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机制，为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外部支撑。在基础设施方面，浙江省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出，要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大力提升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在农业科技方面，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发展由点及面，架起了多元帮扶桥梁，形成了“科技特派员+企业+农户”“科技特派员+协会+农户”“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农户”等多种服务模式，有效推动了全省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人力资本方面，浙江实施了“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有力提升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新发展格局下，浙江省提出要抓住四个关键发力点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即更加注重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更加注重强化数字变革引领、更加注重融入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系统性增强内生动力。　　如今，浙江区域发展方式已从“经济追赶型”向“功能互补型”转变。2023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1440元，同比增长13.4%，首次突破2万元，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有了实质性缩小。　　（三）坚持强化中心城市辐射，释放区域协调发展新活力　　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有利于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发挥城市群的网络效应，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发达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战略构想。多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强化中心城市功能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方面，以中心城市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出台系列举措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优化全省空间开发格局和城镇空间布局，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积极探索促进居民财产增值保值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改善低收入群众生活，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最终实现物质上共同富裕。”在提升城市功能方面，浙江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调，“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城市集聚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新发展格局下，浙江省更加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浙江省委“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中心城市是创新发展的大平台，是高端要素集聚的主阵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深入实施大都市区建设行动，全面提升中心城市能级。　　当前，浙江省城市化质量不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出成效：2023年末，全省城镇化率74.2%，比2002年提高26.7个百分点，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等四市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84.2%、79.9%、74.7%和70.4%，四大都市区主体地位和辐射能力不断增强，有力地带动了全省各地区高质量协调发展。　　（四）坚持推动海洋强省建设，打造海陆联动发展新机制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把经略海洋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习近平同志绘就的海洋经济发展蓝图，坚持向海发展，向海洋要资源、要空间、要潜力、要增长点，推动实现海洋经济的蓝色崛起。　　在深化发展海洋经济认识、凸显发展海洋经济地位方面，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是我省的优势所在，海洋经济是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把发展海洋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各方推动下，建设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等上升为国家战略，海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积极实施‘5211’海洋强省行动，深入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统筹抓好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文化培育”。2017年11月，浙江省印发《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国际强港的若干意见》，要求着力推动“一核两带三海”的海陆空间格局形成。新发展格局下，浙江把海洋经济摆在国家“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位置，努力打造浙江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加快海洋强省建设，把宁波舟山海域海岛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构建“一岛一功能”海岛特色发展体系和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　　经过不懈努力，浙江走出一条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形成了以建设全球一流海洋港口为引领、以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动力、以加强海洋科教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支撑的海洋经济发展良好格局。2023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3.24亿吨，同比增长4.94%，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530.1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85%，稳居全球第三。　　（五）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深化合作提升共富新高度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重要理念。浙江顺应时代潮流，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遨游，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轮子一起转，将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真正做到了“内”和“外”“两条腿走路”，练就了一身善泳的真本领。　　2007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区域合作与交流的体制机制，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规划的实施”。在此阶段，浙江推动沪苏浙交通互联、能源协作、要素共享和环境共保等多项重点工程，多维度、多层次地深入协作。在良好的合作基础之上，浙江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发展。2015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更加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加强长三角区域合作交流”。在政策大力推动下，浙江省加速融入长三角地区合作。 例如，浙江省以嘉兴为桥头堡打造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实现了人才、科技、信息、金融等多领域对接，地区间企业的交流、要素流动和公共服务共享更加顺畅。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省深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落实落细，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2021年，浙江省出台《“十四五”时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计划》，围绕建设长三角创新发展增长极、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金南翼”、长三角幸福美丽大花园、长三角改革开放引领区的目标定位，提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六大行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释放出来的空间红利、制度红利、市场红利，为浙江注入了澎湃的新动能，长三角区域合作良性互动体系的形成，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六）坚持用好国际国内市场，拓展区域协调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注重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增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仅是加快浙江与世界经济融合、迅速提升浙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也是充分发挥地区特色比较优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持续提升地区收入水平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来，浙江不断深化对内对外开放窗口建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增强。　　“引进来”方面，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加快构筑开放新格局。要进一步确立新的开放理念，实施新的开放战略，扩大开放领域，全面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此时，浙江省以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为重要窗口，以改善投资环境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为重点，加快海外企业“引进来”。2011年，浙江开始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借用800万名省外、海外浙商力量，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再一次飞跃。“走出去”方面，浙江企业“借船出海”，海外并购涌起“浙江潮”，构建了全球营销网络、开拓了国际市场、吸收了其他地区的先进管理模式等，提高了浙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2023年，浙江省实际使用外资202.3亿美元，外资规模实现了进位，居全国第四。此后，随着“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的实施，浙江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攀向新高度。　　浙江省坚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合作新局面。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对浙江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强调浙江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浙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大大拓展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将浙江省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不竭动能。　　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探索与实践的经验启示和理论价值　　缩小地区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大主攻方向之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将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大历史任务，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注重用“两手”、抓“两头”，成功把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和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全省各个地区的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统筹区域发展路子。　　（一）将确保居民享有基本同等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多个维度缩小地区差距　　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反映在社会文化、公共事业、民主法治等多个方面。缩小地区差距，不能简单看作缩小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的差距。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原来我们过于强调GDP，过于强调缩小区域之间人均GDP的差距，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有片面性的”，“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定要把着力点放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放在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上，放在人口素质的提升上”。围绕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发展目标，浙江从多个维度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公共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工程建设，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在全国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作为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强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必须把着力点放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不仅要注重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也要关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及时更新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以标准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作为缩小地区差距的长效机制，坚持“输血”帮扶和“造血”发展相统一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要求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然而，欠发达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实现自我发展的难度大，必须在初期予以一定强度的“输血”帮扶。但这种帮扶并非简单的财政转移，而是注重培育长效机制，促进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在“输血”帮扶的基础之上，还需要欠发达地区自身转变观念、创新体制、改善环境和不懈努力，这样才能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最终形成“造血”发展的良性循环。得益于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述与决策部署，浙江省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特点，各有侧重地选择了发展重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不断做长。　　“输血+造血”才能更“活血”。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必不可少，但长期来看，欠发达地区必须立足自身，加快培育内生机制，形成“造血”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培育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与力量，取得了“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欠发达地区与贫困人口的统筹发展达到新高度，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并继续提升。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把握好自主发展与外部支持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就要求从根本上释放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使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牢牢掌握“致富经”，最终形成缩小地区差距长效机制，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注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两头”，发挥“加快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中的作用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两头”，“两头”推进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关键路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并非逾越发展阶段的发展，也不是说更快速度、更大总量的发展，而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吸取其他地区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降低加快发展的实践成本和经济成本，用较短时间走完发达地区用较长时间走过的路。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和鼓励下，浙江通过各种方式、各类途径把欠发达地区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和发达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把各自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两头”推进、互促共进的工作思路，在实现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同时有效发挥了其引领作用，推动了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缩小地区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不断深化、长三角一体化持续升级、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中西部将发展“差距”变追赶“势能”，优势互补、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尊重客观规律、抓住重点区域、促进互动合作。新形势下，只有把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和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才能切实发挥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推动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优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协同作用　　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市场机制较为完善，在资源配置中具有效率优势，政府需要尽量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强制性干预，而重在防范市场失灵，更多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对于欠发达地区，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因此需要更多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职能，来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作用，一方面引导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投资，另一方面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合理流动，从而实现了欠发达地区从“输血成长”向“造血生长”、从“对口帮扶”向“自我发展”的转变和提升。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两只手”的作用，浙江省发达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实现了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受益于政府的转移支付、产业帮扶等措施，较快完成了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地区增长动力积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二者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等政策措施的大力推行，不仅充分释放了各地区经济活力，而且更好地发挥了政府资源调配功能，有力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必须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合力，不仅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对欠发达地区加强政策支持，而且要通过有效市场来培育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应当看到，缩小地区差距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协同和统筹好政府功能和市场机制，促进市场和政府各就其位、各展其长，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五）发展深化统筹兼顾的系统观念，综合运用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等缩小地区差距的辩证方法　　系统观念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整体性、结构性、协同性等特征。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坚持系统观念，注重通过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和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的方法来缩小地区差距。从战略上看，着眼于全省经济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抓“两头”，注重分类精准施策，针对主体功能区定位制定了差异化政策，有效推动了发达地区等重点区域加快发展，并以此形成动力源，带动了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从战术上看，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各地区的发展优势和劣势，要求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条件合理分工，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基于这些科学观念和方法，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了缩小地区差距进程中的主要矛盾，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因题施策，使许多区域协调发展难题迎刃而解。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我国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23年6月公开的《国务院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从近年来区域经济运行看，区域板块发展平衡性显著增强，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总体好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也呈现好转复苏迹象。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统筹发展的系统观念，以系统的眼光和全局的思维来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作出战略部署。适应新形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联动性、整体性，为区域协调发展这盘大棋打通经络。　　四、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着力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浙江要以更系统的举措、更严格的要求、更精准的政策着力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发挥浙江引领、示范、标杆和带动作用，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经验、作出浙江贡献。　　（一）加快形成高质量全域一体全民富裕的发展图景，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征程中书写浙江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富裕的均衡图景，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浙江要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作为价值取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着力塑造引领未来的新增长极。城市群、都市圈是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平台、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对推进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起着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要加快建设世界级大湾区，全面提升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市能级，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二是大力推进山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按照“一县一策”思路，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构建起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发展相融合的生态经济体系。三是深入实施空间规划一体化。优化省域新基建布局，推动资源要素在全省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在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制度、财税政策体系、强村富民集成改革等方面深化机制创新和改革探索。四是加快区域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全省“一盘棋”，打破地区壁垒和行业垄断，整合内外部资源，以体系化、清单化的上下联动和高效协同为重点，持续推进省际交界合作，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二）以“一县一策”“山海协作”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在更加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引领区建设　　浙江要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重点在山区26县，难点也在山区26县，突破点还在山区26县。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浙江应延续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区域分工合作思路，全面升级“山海协作工程”，为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建设注入内生动力。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一县一策”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推进科创飞地、产业飞地精准落地，推进万企进万村行动，构建新型帮共体。一是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枢纽功能。统筹推进海洋强省和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全面构筑衔接沿海港口、畅通义甬舟、联动长三角的内联外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整体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二是建立“山海协作”新机制，推动陆海之间产业互动、布局互联，以创新合作为重点，推动协作内容从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向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转变。推动先富带后富政策制度集成、数字化系统集成、帮促力量集成，打造一批产业链协作、公共服务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三是“宜水则水、宜山则山”，认清资源禀赋差异特征事实，注重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更加凸显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开发潜力。充分发挥山区绿水青山这个最大生态优势，坚定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信念，加快打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以旅游国际化为突破口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充分挖掘山区开放的潜力，进一步打开山区开放发展的空间。四是健全“一县一策”推动山区共富机制。推进万企进万村行动，构建“新型帮共体”。加大技术、人才协作力度，提升山区医疗、教育质量，坚决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实施做大产业扩大税源行动和提升居民收入富民行动，补齐交通基础设施、优质公共服务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短板，完善责任落实、监测分析、政策迭代、争先创优等工作机制，全面激发山区26县发展活力、创新力、竞争力。　　（三）以“四大建设”能级整体提升为牵引，以“一湾引领、四极辐射、山海互济、全域美丽”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是浙江深化“八八战略”和优化浙江经济布局的主抓手，已成为浙江省打造竞争新优势的发力场和主阵地。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指出，以“四大建设”能级整体提升为牵引，以重大项目重大平台为支撑，构建“一湾引领、四极辐射、山海互济、全域美丽”空间格局。“四大建设”事关全局、事关未来，新时期浙江应突出问题导向，注重系统推进，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四大建设”。一是将大湾区打造为新的增长极。突出“一湾”引领，优化提升“一环一带一通道”总体架构，集中布局高能级战略平台、高端产业、引领性项目，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迭代建设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金衢丽三大现代产业带。二是擦亮大花园“金名片”。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浙西南生态旅游带为重点，推进生态功能区保护发展，建成省域大花园。三是以大通道促进大开放。构建以义甬舟为主轴的开放通道、支撑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湾区通道、引领大花园建设的美丽通道，促进省域联动发展。四是以大都市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培育国家中心城市，推动宁波、舟山共建海洋中心城市，支持绍兴融杭联甬打造网络大城市。支持温州提升“全省第三极”功能，支持台州创建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全面落实人才新政，推动人才向大都市区集聚，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金南翼”，在高质量协调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更加开放、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引领区建设　　2023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六大行动”，大力建设科技创新共同体和数字长三角、绿色美丽长三角，全面深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合作，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期浙江要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推动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一是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加快构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重点打造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产业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二是促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鼓励浙江人才、技术和资本“走出去”，同时将长三角优质资本、先进技术、优秀人才等创新资源“引进来”，推动要素在长三角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三是注重“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结合。把浙江企业家作为资源配置最核心力量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更好地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构建内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四是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升群众获得感。推进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化，协同提升一体化治理水平和异地居民同城待遇水平，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医疗卫生协作、文化旅游共建、社会保障和信用体系建设合作，让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五）以数字化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共享“数字红利”在更具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引领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浙江省把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将“着力推进数字化改革引领系统性变革”作为“10个着力”主要任务之一。新时期浙江要以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主线，借助数字技术最大范围整合资源、最有效配置资源。一是以推动“三区三中心”建设为基础，奋力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以数字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领域体系重构、制度重塑、能力提升，以新体系、新制度、新模式走向未来、引领未来。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快建设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着力抓好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法治五大综合应用建设，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方位数字化改革引领数字经济大发展、以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提升产业竞争力。深化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推进规模以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加快建成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系统，加强数字经济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内国际规则制定，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全力建设科创高地。以数字化改革为总抓手，重塑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深入开展制造业新一轮“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支持之江实验室等主体参与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深化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加快培育“链主型”企业，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若干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浙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发达地区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发展动力，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加快发展乃至弯道超车的新机遇，为浙江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与活力。（课题组负责人：黄先海、董雪兵、薛天航。）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接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

近段时间，多地年轻人共同开启了“夜生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上夜校，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波夜校潮，现在的夜校课程更丰富多元，从非遗技艺到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到生活美学，夜校已经成为年轻人舒缓压力、陶冶情操的一片净土。五花八门的“潮课”、高性价比的学费、颇有水准的教师，让夜校这个原本自带年代感的概念频频爆火出圈。针对“夜校热”现象的出现，众多媒体争相探索夜校在消费方面产生的诸多影响。2024年4月26日，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建亮受邀接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就“夜校热带来消费新增量”主题发表观点。叶教授认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挖掘、创造和满足人们的需求，本身就是消费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谈如何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突破14万亿元 长三角创造全国近1/4的GDP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系统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推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如何认识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成效？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陈广汉。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扎实推进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部署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这些区域重大战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董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可以统称为“区域重大战略”，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每一个区域重大战略对其所在区域来说，都是发展的指引性战略，都有实施规划和具体政策。在推动区域重大战略落地的过程中，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十年来，京津冀探索了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大城市病”有所缓解。雄安新区建设顺利推进，首批疏解的4家央企总部、4所高校加快建设，累计设立央企分支机构200多家。通过协同做好“减法”和“加法”，实现了首都圈功能布局的优化。打造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京津冀经济总量迈上10万亿元台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优势不断发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升，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走在了全国前列。构建了更加合理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更加互补，连接更加通畅，互联互通的框架初步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的推进，拓展了区域经济布局的回旋空间，为下一步谋划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创造了短周期内大幅改善生态环境的奇迹。十年时间，京津冀PM2.5年均浓度降幅达六成。减轻中心城市负荷、加大绿色发展力度、调整3地产业结构等举措，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华北地区冬日的蓝天明显增多。京津冀在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从顶层的衔接协调机制，到各地主动打造的对接平台，从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各领域都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能更好推动共性问题的解决，这为其他地区的跨行政区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叶建亮：2018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经过5年多的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蹄疾步稳，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长三角地区以不到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GDP，站上30万亿元新台阶。形成了三级运作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有效协调一体化工作；制定出台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制定一体化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重点区域总体方案，以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宁杭生态经济带等跨区域建设方案。加强数字政务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内的跨域数据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优化再造，基本实现了企业和居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动建立了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太湖协调治理、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机制等为代表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机制、环境治理协调机制、共享发展协调机制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经验得到复制推广。陈广汉：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五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开放水平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形成了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城市空间格局。包括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核心城市，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3大发展极，珠江口东岸、西岸两大产业带以及由高铁、城轨、高速公路形成的多条发展轴。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等“国之重器”相继布局。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珠江口西岸与东岸科技创新带、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加快推进，大湾区已经拥有超过7.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加速互联互通，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广东高铁运营里程达2838公里，大湾区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大湾区机场群旅客年吞吐能力超过2.8亿人次，港口群集装箱年通过能力超8500万标箱；航线网络覆盖全球主要城市和世界主要贸易港口。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横琴今年3月1日正式封关运行。前海出台全国首部区域性投资者保护条例，积极推进与香港开展金融和法律等现代服务业合作；南沙已落地期货、航运、数据3大交易所，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揭牌运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记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董煜：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内涵，决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的人口、经济、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差异较大，决定了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坚持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让一个人掉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同样不能让一个人掉队；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生态系统重要性或脆弱性比较高的地区，往往位于中西部相对欠发达的区域，需要统筹推进特色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修复。叶建亮：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这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协调发展正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缩小区域差距的主要途径，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在地理空间上协同，不同区域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功能，实行错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生态保护主体功能的区域与以产业发展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必须建立包括跨区域生态补偿在内的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从空间面貌的呈现角度来说，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须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底色。记者：如何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董煜：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除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3大地区外，其他重要城市群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也不断增强，如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都已经成长为对中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增长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发动机”，也需要“助推器”，要共同构成推动发展的动力源系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局”。城市群地区要继续发挥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也要更多着眼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要鼓励和支持这些地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比较优势，积极创造“小而优”“小而美”的发展经验。叶建亮：区域发展有其内在规律，首先服从于自然地理条件，可以称之为第一自然地理。其次服从于主体间的相对位置，比如是否靠近大城市，是否有重大的生产力在附近布局，是否有便利交通基础设施连接等，称之为第二自然地理，它是由人类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因素。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引领，能引导经济主体改变相对空间位置，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通过重大战略和重大项目的引领性布局，改善相对后发展地区的发展基础，创造更加优良的第二自然地理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力量而非强制手段吸引全社会相关要素资源流入后发展地区，形成发展合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说，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记者：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董煜：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传统产业转型面临困难，部分城市群内部过度依赖中心城市，部分区域发展后劲不足等。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这三大战略更加紧密衔接协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强区域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宏观上，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各地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谋发展，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系统；微观上，要精细化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有针对性地加强欠发达地区的“造血”能力，正确处理好基于行政单元的政策与基于自然单元的微观管制手段的关系，减少对地方发展不必要的约束。记者：区域重大战略在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方面有何优势？叶建亮：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长三角地区具有四大优势：创新资源优势。长三角地区科教资源丰富，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一大批“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区域创新能力强，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到全国1/3以上。创新型产业基础雄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集成电路、软件信息服务、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多链融合优势。三省一市通过合作创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建立开放创新平台、提供创新券等措施，推动中心城市创新、资金与人才资源向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扩散。以及通过支持企业在中心城市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促进其主动跨区域融合，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等多链融合与跨区域合作的有效运行体系。开放合作优势。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开放门户和内外循环的枢纽，与国际领先的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跨国公司有密切的交流合作。依托自身的科创能力和创新型产业基础，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增强对国际一流创新要素和资源的吸引力，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地的国际影响力。体制机制优势。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和民营经济发达，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制度创新活跃，在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政府职能转变、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形成了有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环境。陈广汉：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依托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有利于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有利于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要推动大湾区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科技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端产业策源地。要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叶建亮：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先行探路作用

推进区域一体化，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强劲动力的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内外双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央赋予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就是要求长三角三省一市不断打破行政壁垒，深化跨区域合作，加快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探路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促进跨区域经济交流和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上一直努力探索。从允许跨区域商品流通到“星期天工程师”制度，从建立城市经济协调会到探索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长三角三省一市在跨区域协同发展和治理上超前谋划，大胆探索，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仅推动了区域内商品资源和要素更加便捷的流通，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而且不少探索经验已在全国推广，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围绕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着力突破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和机制，形成了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发和集成性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内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极大地推动了高质量统一大市场建设。 长三角区域构建了“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常态化跨区域合作机制。三省一市每年轮值举办主要领导人座谈会，谋划跨区域协同发展重大问题。在国家规划引领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围绕规划衔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等重大问题，编制区域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并设立专题合作组，发挥对接国家战略的服务平台功能和推动协调长三角各地贯彻落实的枢纽作用。三省一市相关党政机关分别建立了职能领域的跨区域横向沟通机制，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跨区域合作联盟。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区域合作机制突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促进了区域内发展的协同和市场制度的衔接。 长三角跨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框架基本形成。构建了统一登记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统一信息共享、统一创新步调的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推动了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和市场信用一体化建设，有力地支撑了统一大市场建设。长三角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升级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成为全国跨区域生态文明治理的样板。推进多规合一，制定实施跨省域地方性国土空间规划，协同推进区域生态廊道建设，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极大提升了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建设成效。以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基础，实现了跨区域数据的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跨省通办、医保社保异地结转等，这些措施便利了企业人员交流，促进了公共服务和资源的互惠共享，提升了企业和公众的一体化获得感。 长三角区域在一体化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示范案例。例如，建立了跨省域规划联编联审制度，统一了规划技术标准并对控制性详规进行联编联审，为探索跨区域规划编制管理实施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示范。形成了项目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建立了省际毗邻地区重大项目和跨区域企业投资项目的联合监管制度。推动了跨区域要素资源市场化统筹使用制度，建立了跨区域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机制、污染排放权、碳汇交易制度和环评制度改革集成等一系列制度。 以制度创新推进区域一体化走深走实 站在新起点，长三角区域要在打破区域分割，推动形成更高质量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改革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为全国跨行政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有效的经验做法，通过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引领其他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走在前列。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积极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有效制度。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的区域分割、部门分割和机构分割仍然存在，创新资源的分配、使用、监管、绩效考核仍然依赖于行政管理体系，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共享还面临诸多制约。长三角区域应充分利用创新基础优势和市场机制优势，在创新资源的获取投入、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和创新激励体系、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创新平台的运营管理、创新人才的引育等各节点上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构建科技资源全方位流通融合、各类资源充分参与、各创新主体协作共赢的新型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要立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扩大制度型开放。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的开放高地，也是内外双循环的枢纽，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竞争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扩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就是要打破各种壁垒，为资本、货物、服务、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和产品跨境流动提供制度型基础设施。特别是要着眼于增强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在对外商投资、国际人才居留、跨国经贸合作便利化等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和国际化接轨力度。要加快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投融资环境，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行业管制制度，稳步推进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构建与长三角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与此同时，要围绕自由贸易港（区）试验示范，完善进出口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提高对外贸易便捷度，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 完善区域市场制度体系衔接，加快区域间市场深度融合。要着眼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体系，加大力度推动土地制度、劳动人事制度、金融和资本监管制度的改革创新。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技术、环境和数据等新兴要素市场，在产权确立和保护、交易规则和平台建立、安全与监管制度完善、包容性体系打造等方面，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兴要素市场发展壮大和提高配置效率的体制机制。要重点完善政府市场干预行为的规范，尤其是进一步破除地方政府不规范介入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歧视性的地方政策法规等。要清理废除各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对内外有别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 要着眼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深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共享。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持续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跨区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继续优化城乡人口流动管理政策，特别是着眼长三角城市体系和城乡格局，积极探索更加自由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人口流动更加畅通便利。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核心民生领域大胆突破，在共享与均等化上先行先试，促进长三角区域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医共体”“教共体”等平台，拓宽民生资源跨区域流通渠道，建立有效机制激励民生资源丰富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要着力推动长三角社会保障标准一体化，积极探索长三角社会保障收支协同一体的有效运作模式，切实推进核心民生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 要着眼更高质量的一体化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趋势，打破常规，积极探索跨区域治理新模式。围绕产业协同、创新协同、区域功能分工、民生共享等区域一体化实施举措，积极探索区域内权责利分担共享、对等且有区别的税收体制和财政转移制度。总结提炼和优化各类“飞地”制度创新， 着力探索省际边界区域的共同治理模式。围绕低碳和绿色转型，继续探索和优化跨区域河流湖泊的综合整治和生态补偿体制，进一步完善碳汇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等生态资源市场体系，拓宽和便利生态价值的实现。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在市场准入、标准认定、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实现区域内融合贯通，“一张清单”管理。继续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新模式，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交通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提升综合运输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原载于《时事报告》2024年第二期，25-27页。《时事报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时政月刊，是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宣传、教育工作者认识、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必备学习资料

黄先海：“数实融合”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天地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信息发布会、思想分享会和工作推进会。”先后五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黄先海教授表示，浙江大学既是乌镇峰会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一方面，浙大为峰会持续提供了人才支撑、思想支撑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浙大的创新技术也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得到了展示与鼓励，技术成果转化得以更进一步地推广，成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总量达到10.83万亿元，占长三角GDP总量的44.26%。黄先海表示，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大，数字核心产业比重高；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完备，覆盖率高；数据产出规模与综合算力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因此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现实支撑，数字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经成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黄先海介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长三角正在形成新的产业组织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龙头企业或平台为引领、支撑，与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共同合作的一种产业生态体系。”在平台带动的之下，长三角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数实融合”正在为这些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出新天地。 新的产业模式下，平台与中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工机制一直是黄先海关注的问题。他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平台对中小微企业的赋能，助力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同时协调好利益分配机制，探索构建新的平台治理模式。黄先海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而乌镇峰会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更多可能。  原文摘自：“世界互联网大会”公众号

叶建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五年结硕果 阔步再向前

编者按：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充分受益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的重要指示精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参加东方卫视《今晚》节目点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关热点问题。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年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明确在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响应中央号召，一起推动园区跨省合作，科创走廊共建、科技资源共享；一起防控大气污染、治理湖泊河道，建设美丽大花园；长三角基础设施加速实现互动互联，一起打造半小时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24小时包邮圈，不断提升“长三角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下好同一盘棋 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沪苏浙皖“大合唱”让1+3＞4，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增加到8个，数量约占全国1/3。据预测，2023年长三角经济总量有可能会接近31万亿元，5年净增量达10万亿元。 此外，2022年长三角外贸规模创下新高，进出口额达15.1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高达35.8%。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体化的战略引领，更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一个直观的体验是，5年间长三角夜间灯光指数增长了57.24%，连接城市的灯光带越来越密集。“国家赋予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即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及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应该说，这五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如此点评。在叶建亮看来，亮眼“成绩单”的背后，一是得益于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一张蓝图绘到底，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二则因为三省一市建立起“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即以三省一市领导人座谈会为代表的“决策层”，以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协调层、以“长三办”以及重点专项合作组为代表的“执行层”，三个层级各司其职，协调推进，把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当然，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原本基础就比较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产业互补”。从创新链到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一体化还有哪些发力点？ 上海是开放前沿、创新高地，江苏实体经济强劲，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拥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厚积薄发的科技资源……如何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创新处于核心地位。对此，叶建亮指出，长三角区域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等诸多优势，伴随着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各地对接需求，聚拢要素，联合攻关，聚集了一批领先的创新链和创新平台。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聚合战略科技力量，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串起创新链……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速达到9.47%，23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万余台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高水平科技供给有效支撑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创新链到产业链，近5年来，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携手打造起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形成产业协作一体化新格局。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长三角地区约占四成。今年5月28日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的国产大飞机C919，擦亮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名牌。事实上，在中国商飞带动下，仅G60科创走廊沿线的九城（区），就有千家企业被纳入大飞机产业链，共同发展。在合肥，比亚迪建设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并在蚌埠、滁州、阜阳等地设立了动力电池、电池材料、高压电器、线束等关键零部件配套基地，基本形成了全产业链布局。而叶建亮认为，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经济、科技及安全等领域都在深刻调整，面对外部挑战新要求，长三角要在集成电路、量子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夯实基础、潜心发力，取得更大成绩来引领国家创新，稳定供产业链，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使命的题中之义。 共建民生“幸福圈”共享一体化发展成果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显著标志。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的人流往来。今年9月28日，南京到上海的第二条城际高速铁路——沪宁沿江高铁正式投入运营。这条高铁将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7个“百强县（市、区）”如珠玉般串起，将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县域融入沪宁“1小时交通圈”。 6月24日，苏州市轨道交通11号线正式开通，并与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实现无感换乘，跨省市轨道交通系统深度互联互通，在国内尚属首次。从此，早餐在苏州吃奥灶面，中午品阳澄湖大闸蟹，晚上在上海迪士尼赏烟花，只需一张地铁票就能无缝连接“双城生活”。近5年来，高铁轨道不断延伸、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公众跨省一卡通行、交通管理跨区域联通……让长三角区域的互联互通，更为便捷，很多此前的“断头路”，“堵塞点”被一一打通 在叶建亮看来，近年来长三角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也给予“长三角居民”最多贴身感受，同城效应日益显现。而他认为，下一步一方面要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上持续发力，突出不同交通方式间的优化、衔接、融合与协调，“整合港口、铁路、航空乃至公路等，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分工和产业链条的嵌入，比如和‘一带一路’衔接等”。另一方面，基于交通互联互通的都市圈，要强化产业链优势互补，构建良好的产业协同分工的生态体系，“比如嘉兴正在建的第二个机场，它是‘客货并举、以货为主’，就是助力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的物流节点、枢纽”。除了交通“同城化”，对2.37亿“长三角居民”来说，一体化发展的最直观感受，还来自是生活“品质化”，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跨省申领身份证、跨省户口迁移、跨省就医、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在医疗、教育、政务服务等诸多领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创新举措，一个接一个不断涌现。其中，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启动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41座城市的1.5万余家医疗机构，均可跨省直接结算，累计惠及1300万人次。叶建亮认为，未来人才流通将愈发频繁，人才流通本身意味着非常重要的资源优化配置，将极大地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而为了促进人才流通、人尽其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区域紧密结合的公共服务，作为相应的配套，“比如随迁小孩的就学问题，比如纳税地和享用公共服务地错位产生的收支矛盾如何来解决，等等”，在叶建亮看来，这些都是未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在机制提升上进行创新的“必答题”。 （原文摘自：看看新闻Knews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