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专访叶建亮教授：温州跻身“万亿之城” 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

2025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大关，跻身“万亿之城”行列。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温州如何更好的再出发，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记者为此对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进行了专访。原文如下：       中经记者 方超 张家振 上海报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召开“新年第一会”，为2026年发展和“十五五”开局规划蓝图。1月3日，温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暨创新温州建设推进大会召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图景的重要之年，也是温州市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上述会议关于跻身“万亿之城”的表述，也意味着温州市在2025年或已成功晋级“万亿GDP俱乐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温州市GDP便首次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718.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3%。事实上，在2025年年底，温州市多次释放出晋级“万亿之城”的信息。例如，据《温州日报》报道，2025年12月8日，温州市统计局发布“十四五”时期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数据。“这座民营经济标杆城市将历史性叩开万亿大门，在复杂发展环境中交出了一份彰显韧性与活力的亮眼答卷。”有“民营经济第一城”之称的温州市成功晋级“万亿之城”，离不开深厚的民营经济发展底蕴。《202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规模以上工业领域，民营企业增加值‌比2023年增长10.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90.8%‌，凸显出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截至2024年年底，温州全市拥有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突破15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41.4万户和106.2万户。温州市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有哪些核心驱动因素和发展“秘诀”？对浙江省、长三角区域城市发展格局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中国经营报》：2026年1月3日，温州市在“新年第一会”上提出，2026年是“温州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这也意味着当地在2025年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温州市实现GDP能级跃升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核心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巩固服装、鞋业、电气、汽配和泵阀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温州市着重打造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和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现代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在朝GDP突破万亿元目标迈进的同时，温州市还提出了人口达到千万的目标。温州市通过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加大新产业发展，不断增强人口集聚能力，特别是人才吸引力，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持续优化内外交通条件。温州市增强城市产业集聚能力，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和都市圈能级、协同发展水平。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温州市持续激活“温州人的力量”，推动“地瓜经济”（编者注：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提能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在温州市打造产业集群，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民营经济发挥着怎样的关键支撑作用？叶建亮：民营经济一直是温州市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产业创新中承担着主体角色。温州市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目前，在温州市绝大多数新兴产业中，都是在民营企业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其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成为创新的主体。民营企业发达的市场网络，既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信息，也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渠道。此外，民营经济活跃也反向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和营商环境优化，进一步增强了温州市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助力浙江“三足鼎立”协调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浙江省构建“全省第三极”及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而言分别有何意义？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优化浙江区域发展格局具有标志性意义。杭甬温（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分别位于浙北、浙东和浙南，“三足鼎立”对于浙江全省空间布局具有框架性支撑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温州市的发展和杭州市、宁波市相比有所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南地区的整体发展。因此，不断提升温州市的城市发展层级，对于带动浙南发展，促进浙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温州市是长三角的南部门户，又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相呼应。温州市经济不断发展，将在增强长三角地区对外辐射能力，促进大区域板块间的融合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经营报》：目前，温州市在城市和产业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应如何进一步“拉长板补短板”？叶建亮：温州市的短板也很明显。一是对外交通仍然存在短板；二是创新资源不足，尤其是缺乏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和科研机构，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三是缺乏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主体，尤其是链主型企业不足，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核心要素的集聚。下一步，建议温州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的灵活优势，通过制度创新，集聚创新资源，破解新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另一方面，要实现错位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依托民营经济主导的产业模式晋级“万亿之城”，和徐州市、大连市、唐山市等城市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竞争格局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逻辑的哪些新趋势？叶建亮：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发展逻辑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也与我国区域差距从中东西差距向南北差距转变的趋势一致。这背后折射出的逻辑是，在新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断趋于弱化；相反，体制机制、商业文化、营商环境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性，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主导因素。本文原载《中国经营报（中经实时报）》 2026年1月12日。

叶建亮、吕阳：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新阶段，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数实融合进程，是重塑经济结构、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实现效率变革的有效路径，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内生动力。图源：央视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挑战数据要素流动不通畅。从数据要素的发展实践看，数据要素在赋能实体经济过程中，由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数据结构、数据标准、系统设备类型和功能参数各有侧重且并不统一，直接束缚了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互联互通，进而抑制了数据要素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从数据要素的交易过程看，数据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具有非排他性、可编辑性、可复制性，而面临数据失真、篡改、泄露、数字资产暴露等风险，同时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不完善、政策文件未落地也降低了数据要素的自身价值和市场化配置效率。从数据要素的流通载体看，数据基础设施是数据流通交易的必要条件，是数据汇集管理的核心环节，也是建设数据中心集群、深化数据要素市场改革的基石。然而，当前数据基础设施的单位GDP存储容量不高、供应链中断风险较高等问题，影响异构、异地、异组的数据采集、汇聚、传输和存储功能及数据互操作功能。从数据要素的规律探索看，以往社会经济活动中将生产要素聚焦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将数据列入生产要素范畴，并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是，把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及对其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中的价值发挥规律的认识，在具体劳动实践中还无成功模式可参考，需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均衡。首先，产业主体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应用的程度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前提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抽样调查显示，当前我国8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处于深度应用阶段的企业仅占3%。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未来持续盈利、应对商业模式冲击、采集整合数据、信息技术应用等能力欠缺。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缺乏资金保障、人才储备等，试错风险高，仅依靠自身“造血”难以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数字技术的支撑能力。同时，随着数字化转型步入深水区，由于缺乏关键标准规范和转型价值评估体系，数字化基础薄弱的企业在生存压力下对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型路径不清晰，进而导致企业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力不从心”。其次，产业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度不均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反映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质量。第一、二产业数字化融合进程以及发展质量明显滞后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转型升级中数字化融合度最低。数字经济依托信息网络技术为第二产业发展赋予生产工艺流程的协调性和新引擎，提升了智能制造创新水平，但是，第二产业的数字化渗透率仅为第三产业的一半，成为制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深度融合的短板。最后，区域发展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程度不均衡。不同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非均衡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向一线城市、省会城市集聚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的情况客观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外部性等特性。经济发达地区围绕数字经济赋能主线，凭借资金、人才要素储备、数字经济政策相对完备以及良好的产业基础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了有利的支撑条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战略性新的产业投入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显著差异，竞争新优势尚未激活，其带来的“数字鸿沟”成为阻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短板。技术支撑要素储备不充足。首先，核心基础技术面临壁垒。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从全国视域看，核心技术仍然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短板所在。先进制造业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发挥大国优势的先导力量，“卡脖子”技术清单中的智能设计与仿真、工业平台软件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较弱，高端芯片、精密机床等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国产化替代率还较弱，对外依赖风险升高。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和无法突破，难以激发产业未来潜在的高附加值，严重遏制了我国在数字化技术领域的崛起以及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推进。此外，集成电路产业制约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集成电路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是支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我国作为半导体芯片需求大国，而所需芯片高度依赖进口。据海关总署进出口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总额4796亿块，出口数量总额2678亿块，贸易逆差2117亿块；近五年（2019—2023年）进口数量总额26421亿块，出口数量13404块，贸易逆差13016亿块。这大大削弱了我国软件核心技术的储备能力。其次，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不完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化、体系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也是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提速升级的有力支撑。一是在数字信息基建方面，算力枢纽集群亟待解决数据存储难题。新加坡、捷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单位GDP存储容量分别为46.7GB、33.4GB、33.3GB，而中国为23.5GB，相对偏弱，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有待提升。同时，通信基站、光纤传输等数据传输问题尚未解决，还存在数据要素交易、流通的开放共享壁垒。二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在区域之间的布局差距较大。江苏省、河北省、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位于算力规模建设第一梯队，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大数据中心、高速宽带等核心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脚步缓慢，算力规模、算力利用率有待提升，不能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和满足地区发展需求。最后，数字化人才短缺现象凸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高科技人才赋能。一方面，当前人才培养体系难以紧跟数字化时代的现实需求，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兼具数字化技术、实体产业知识技能的复合人才缺口较大。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面对数字化嵌入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经营、转型路径的思维理念还未形成，尤其是传统企业对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需求不高，在新的技术细分垂直领域的人才方面，缺乏深度分析、先进制造流程、数字化挖掘管理人才。当前数字化人才多集中于产品研发和运营环节，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需求。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不健全。首先，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滞后。健全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可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伴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加速推进，已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前瞻性与灵活性，难以为技术、市场的高速迭代建立有效协同的治理机制。既有的标准体系、监管体系等管理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创新。因而，多元化监管措施应涵盖包容性与效率之间的权衡，以弥补数字经济治理机制的供给不足。其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安全问题严峻。数据是新的且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源，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切实保障国家、企业、公民等经济参与主体的数据安全和合法权益成为衡量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是否完善、经济是否高质量运行的标准之一。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实体经济的进程中，涉及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数据泄露、数据侵权、网络攻击、主体责任界定不清晰等问题也与之相伴而生，这种新的安全威胁不仅会对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也会制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进度，对数字生态系统形成掣肘。由此，加强数据保护、保障合法权益成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径选择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以及释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经济价值的推动者，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抢抓”新科技革命和数字化变革的“机会窗口期”：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筑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普及率和应用水平，直接影响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对于关键核心的数字基建薄弱环节，应着力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布局绿色智能数据与计算设施建设，向敏捷部署、弹性配置、跨域调度、均衡提升阶段迈进，集聚力量攻克“算力、存力、运力”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实体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二是促进数据要素流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数据是数字经济的“血液”和核心引擎，应提高数据供给质量，探索公共数据的开发、运营，盘活公共数据要素，聚焦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消费、数字医疗、智能制造，通过数据赋能的实际应用场景需求以及建立数据交易平台、场内场外数据交易并行发展、确立数据产权模式等方式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共享，进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三是推动数智并趋产业联动，引领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和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释放数字化技术的叠加、倍增赋能作用。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工业化进程和信息化结合，加快工业软件攻关突破，发挥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抓手效能。同时，注重“工赋链主”梯度培育，为企业“搭脉问诊”，助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产业基础。四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扩大数字化领域人才规模。数字经济有效运行的底层逻辑是对关键核心的数字化技术的掌握。这就要求更多数字化人才从事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工作，对掌握前沿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提出更高要求，包括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软件开发人员等。重构数字化人才供给体系、打破专业壁垒、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深度开展产教融合，形成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效益共同体”，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以适应高速更迭的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五是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手抓，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注重数据安全、构筑安全防护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和应有之义。聚焦数据要素开发、安全、产权保护领域，需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出台相关政策，建立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同时加强监管，保障数据安全和市场公平竞争。此外，还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促进数字空间治理机制变革，保障数字强国建设基础牢固。

中心主任黄先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8月17日，由科技新浙商促进会、浙江视觉智能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集‘视’广议，共‘商’新局”科技新浙商走进“中国视谷”学习交流会在视谷创新中心举行。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大会，发表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演讲，深度解读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要义、战略意义、学理化阐释与路径选择。“新质生产力的原创性提出，是对先进生产力在认识论层面的又一次飞跃。”黄先海教授说，“可以重点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并于传统产业中加速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他表示，杭州在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可能突破的方向之一是视觉智能产业，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要把“书架”成果转化为“货架”臻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应用。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机理，他提出，当前学界四大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均面临局限，以“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蛙跳×差异性先发创新”为理论内核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新建构。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他提出，可考虑将赋能型经济政策称为我国的第三大宏观政策，其本质特征是推动生产力进入下一代生产函数的政策。同时，他提出了要“相机介入”短、长专利生命周期领域行业，加快实现换道超车，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产业创新功能，要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探索“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等发展建议。原文摘自：中国视谷公众号

黄先海、董雪兵等：从“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到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擘画了作为省域发展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八八战略”，指引浙江大地实现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引领浙江开启了伟大变革之路。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浙江新的历史使命。根据浙江省委部署要求，省委宣传部启动了“习近平在浙江关于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重大课题研究。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形成了10个篇章近18万字的研究成果。6月21日，《浙江日报》专版刊登课题重要成果。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撰写的“区域协调篇”，全文共1万7千多字，刊载于第15、第16两个整版，现分享如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紧密结合浙江各地区发展实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整体推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与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着力形成先富带后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等重要论述，因地制宜地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高标准参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等重大举措，使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最为协调的地区之一，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扎实基础，为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素材。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索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战略家的眼光辩证看待浙江的资源禀赋，针对浙江山海地区发展不平衡难题，围绕发挥浙江山海资源优势，审时度势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一）提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推动“山”“海”协调发展　　“七山一水二分田”是浙江的基本地貌。长期以来，浙江山区发展速度远慢于沿海地区。为解决浙江“山”“海”协调发展的难题，习近平同志站在统筹区域发展的高度推进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在他看来，“山海协作”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高浙江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2002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将沿海的发达地区与山区的欠发达地区“结对捆绑”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把“山海协作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2年到2006年间，习近平同志每年参加“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在2003年“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就是要通过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劳务等全方位的协作，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也是在这一年，浙江成立了“山海协作工程”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了“山海协作”的政策指导体系。在2004年“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把合作重点放在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放在推动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放在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上，放在资源集约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经过几年的实践，各地不断探索和丰富活动内容，使得“山海协作工程”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得到发展。　　随着“山海协作工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日益增强，全省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构建起宽领域、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合作格局，区域经济布局不断优化改善。可见，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实施的“山海协作工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而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全省生产力和人口的空间布局优化，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携手共进式协调发展。　　（二）提出“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着力补齐欠发达地区短板　　促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之初，欠发达地区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发达地区，在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更大，即便是杭州、宁波、温州及绍兴、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也都有自己的欠发达地区，有“灯下黑”问题。习近平同志曾特意用“木桶理论”作了类比，深刻指出“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这好比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实现思想观念的跨越式转变。浙江欠发达地区由于增长动能不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但习近平同志敏锐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条件也大有改观，生态优势比较明显，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发展的空间很大。” 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衢州市调研时突出强调了加快发展的重要性，“欠发达地区要加快发展困难固然很多，但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更困难。发展快，问题就解决得快，发展慢，问题就积累得多。所以必须加快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为此，他提出，“要根据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基础条件和发展要求，综合运用‘加减乘除法’——加法，即加快经济发展，扩大经济总量；减法，即减少资源消耗、生态破坏和污染排放；乘法，即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除法，即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对外转移”。　　通过充分发掘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符合欠发达地区特点的一、二、三产业，浙江深度培育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动能，推动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经济，走人口内聚外迁、自我积累和借力发展相结合的道路，逐步形成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提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根本途径还是要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优化经济布局以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发展引领作用　　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可以更好地发挥带动和引领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初期，浙江省发达地区仍然存在产业链条不够高端、对周边城市辐射强度不足等问题。根据这一实际，他立足浙江区块发展特征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有力发挥了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和引领作用。“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目标是好中求快，又快又好。这样既可以更好地发挥带动和引领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又可以更好地支持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环杭州湾地区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产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是浙江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2003年12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上明确提出，“这一地区的核心任务是积极发挥先导作用，着力构建环杭州湾产业带，打造长三角‘金南翼’。”2004年3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详细描述了环杭州湾产业带和城市群的建设目标：“一条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生产力布局合理、科教支撑有力、生态环境优良，产业区、城市群、物流网有机融合的‘黄金产业带’；一个汇聚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和文明因子的城市群；一块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区。”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习近平同志还提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构想，即以杭州都市经济圈、宁波都市经济圈、温州都市经济圈、金华包括义乌等城市在内的浙中城市群作为浙江省城镇体系建设重点，为浙江省构筑若干个具有高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同时依托四大都市区优化浙江国土空间格局。经过多年培育，环杭州湾城市充分发挥了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的优势，辐射带动了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如杭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继续在全省经济发展“第一方阵”领跑；宁波把港口、开放的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发挥到极致；温州、金华、义乌等城市成为省内发展的创新高地和活力之源。　　（四）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推动海洋经济强省建设　　长期以来，浙江具有明显优势的海洋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海洋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于陆域经济，特别是舟山市经济发展在省内处于相对落后位置。习近平同志前瞻性地看到海洋资源优势，在浙江工作期间就13次到舟山，就发展海洋经济作出一系列科学论断和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作出精准判断，提出应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他曾就浙江发展海洋经济作出“三个有利于”的重要判断：“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我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发展后劲；有利于我省抓住机遇，进一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拓宽经济领域，增强综合实力；有利于我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舟山调研时进一步指出，“以更大的气魄、更宽的视野、更高的标准，推进海洋开发，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2003年8月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我省实施海陆联动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客观要求”，“是加强长三角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是推进我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大举措”，“是拓展发展空间，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下，发展海洋经济被摆上了省委工作的重要议程。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布局推动以宁波—舟山深水港为枢纽，温州、嘉兴、台州港为骨干，各类中小港口为基础的港口体系建设，依托港口加快了浙江对内、对外开放步伐。　　实践证明，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符合浙江实际，符合浙江未来发展要求。浙江省大力发展海洋产业，采取宜港则港、宜渔则渔、宜养则养、宜工则工、宜贸则贸、宜游则游的原则，有效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有力提高了沿海地区人民生活水平。　　（五）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加强对内开放带动各地区共同发展　　浙江陆域面积小、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要有效解决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必须走开放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之前，浙江省与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其他省市合作交流还不够密切。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作出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等决策部署，极大地加速了浙江对内开放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州调研时强调，“无论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进，还是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来看，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都显得十分紧迫。另一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独特的区位条件、良好的发展势头和不断扩大的合作成果，也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前沿，习近平同志提出，“主动接轨上海，进一步明确我们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位置，积极发挥在该地区经济整合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建立沪苏浙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和定期举办“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论坛”，强调要共同制定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行动计划。此后，浙江省与长三角区域合作逐渐密切，与西部、东北等其他省份的合作也不断加强。2005年5月，在皖浙两省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鼓励企业“走出去”，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展。 浙江“着眼于‘主动接轨、全面融入、发挥优势、实现共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浙江省深化对内开放进程大大提速。可以说，长三角一体化为浙江突破资源限制、打开市场空间迈出了关键一步，为缩小浙江省地区差距打下了坚实根基。　　（六）强调“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本土经济的竞争力”，以国际化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带动协调发展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市场豁然洞开，广阔蓝海高远莫测，战略机遇失不再来。而刚刚迈入21世纪的浙江，对外开放仍处于初级阶段，“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开放格局尚未形成。习近平同志将国际化与浙江各地区资源禀赋结合起来，以开放促发展，推动浙江形成梯次合理、优势互补的国际化产业集群，形成了促进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一个地区经济长久的活力和竞争力总是来自于同外部经济的互动，来自于同国际经济的融合。我们的产业、产品层次要向上走，必须借助于外力。”2003年，在全省工业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省各地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不一，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区位条件也各有优劣”，“必须率先在若干发展基础厚实、区位条件优越的区域获得突破，并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2004年3月，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则提出，“要进一步增强战略意识，提高全面实施对外开放的责任感。开放战略意识强不强，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快不快。”一个月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大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拓对外贸易市场、积极培育有效出口主体，加快建设公平贸易体系。在国际化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地区差异，强调充分发挥区域特色要素禀赋，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在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第二次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鼓励企业在省外投资创业，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带动产品走出去、资源引进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　　浙江各地区充分释放特色比较优势，推动了产业的国际承接和梯度转移，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例如，杭州成为世界数字经济高地、宁波成为国际港口名城、义乌成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国际化重要举措大幅提升了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在缩小地区差距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在习近平同志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将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目标。2023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杭州市与最低的丽水市的数据比值为1.56，浙江成为全国地区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一）坚持深化“山海协作工程”，缩小地区差距取得新成就　　从2002年启动“山海协作工程”开始，浙江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升级“山”与“海”的牵手合作，奏响了“山海共富”的幸福曲，山海协作之路越走越宽，山海之间越融越紧，山海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内涵外延不断拓展。在坚持生态富民、强调充分挖掘山区潜力的基础上，2019年全省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进一步指出，“围绕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创新发展、社会事业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山海协作标志性重大工程”。2020年，为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浙江推动“山海协作工程”迭代升级，更加聚焦产业合作、平台共建、项目引领、人才支撑、资金扶持、动员社会力量帮扶等六大领域。政策力度持续加大。2021年，省委召开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暨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鲜明指出“以更大的决心、齐心协力、采取超常规举措推动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的发展新格局，开启山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制度机制不断创新。2021年以来，浙江省实施“打造一批高质量飞地”“一县一策”“实施公共服务提质扩面行动，突出均等化、标准化、优质化”等创新举措，形成了“山海协作+飞地经济”“新型帮扶共同体”等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帮扶力度和效果，更好地满足了山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经过20多年的接力耕耘，“山海协作工程”的效果不断显现，山区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2023年，浙江城乡收入比1.86，比上年缩小0.04。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1440元，其中山区26县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9730元，增长13.9%，增速比全省低收入农户平均水平高0.5个百分点。　　（二）坚持内力和外力相结合，共同迈上全面小康新台阶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把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的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百亿帮扶致富”等举措，在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帮扶力度的同时，注重培育欠发达地区内生动力。　　在加强对口帮扶机制方面，浙江省实施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机制，为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外部支撑。在基础设施方面，浙江省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出，要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大力提升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在农业科技方面，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发展由点及面，架起了多元帮扶桥梁，形成了“科技特派员+企业+农户”“科技特派员+协会+农户”“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农户”等多种服务模式，有效推动了全省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人力资本方面，浙江实施了“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有力提升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新发展格局下，浙江省提出要抓住四个关键发力点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即更加注重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更加注重强化数字变革引领、更加注重融入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系统性增强内生动力。　　如今，浙江区域发展方式已从“经济追赶型”向“功能互补型”转变。2023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1440元，同比增长13.4%，首次突破2万元，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有了实质性缩小。　　（三）坚持强化中心城市辐射，释放区域协调发展新活力　　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有利于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发挥城市群的网络效应，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发达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战略构想。多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强化中心城市功能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方面，以中心城市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出台系列举措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优化全省空间开发格局和城镇空间布局，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积极探索促进居民财产增值保值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改善低收入群众生活，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最终实现物质上共同富裕。”在提升城市功能方面，浙江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调，“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城市集聚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新发展格局下，浙江省更加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浙江省委“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中心城市是创新发展的大平台，是高端要素集聚的主阵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深入实施大都市区建设行动，全面提升中心城市能级。　　当前，浙江省城市化质量不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出成效：2023年末，全省城镇化率74.2%，比2002年提高26.7个百分点，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等四市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84.2%、79.9%、74.7%和70.4%，四大都市区主体地位和辐射能力不断增强，有力地带动了全省各地区高质量协调发展。　　（四）坚持推动海洋强省建设，打造海陆联动发展新机制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把经略海洋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习近平同志绘就的海洋经济发展蓝图，坚持向海发展，向海洋要资源、要空间、要潜力、要增长点，推动实现海洋经济的蓝色崛起。　　在深化发展海洋经济认识、凸显发展海洋经济地位方面，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是我省的优势所在，海洋经济是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把发展海洋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各方推动下，建设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等上升为国家战略，海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积极实施‘5211’海洋强省行动，深入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统筹抓好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文化培育”。2017年11月，浙江省印发《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国际强港的若干意见》，要求着力推动“一核两带三海”的海陆空间格局形成。新发展格局下，浙江把海洋经济摆在国家“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位置，努力打造浙江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加快海洋强省建设，把宁波舟山海域海岛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构建“一岛一功能”海岛特色发展体系和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　　经过不懈努力，浙江走出一条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形成了以建设全球一流海洋港口为引领、以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动力、以加强海洋科教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支撑的海洋经济发展良好格局。2023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3.24亿吨，同比增长4.94%，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530.1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85%，稳居全球第三。　　（五）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深化合作提升共富新高度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重要理念。浙江顺应时代潮流，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遨游，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轮子一起转，将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真正做到了“内”和“外”“两条腿走路”，练就了一身善泳的真本领。　　2007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区域合作与交流的体制机制，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规划的实施”。在此阶段，浙江推动沪苏浙交通互联、能源协作、要素共享和环境共保等多项重点工程，多维度、多层次地深入协作。在良好的合作基础之上，浙江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发展。2015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更加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加强长三角区域合作交流”。在政策大力推动下，浙江省加速融入长三角地区合作。 例如，浙江省以嘉兴为桥头堡打造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实现了人才、科技、信息、金融等多领域对接，地区间企业的交流、要素流动和公共服务共享更加顺畅。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省深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落实落细，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2021年，浙江省出台《“十四五”时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计划》，围绕建设长三角创新发展增长极、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金南翼”、长三角幸福美丽大花园、长三角改革开放引领区的目标定位，提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六大行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释放出来的空间红利、制度红利、市场红利，为浙江注入了澎湃的新动能，长三角区域合作良性互动体系的形成，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六）坚持用好国际国内市场，拓展区域协调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注重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增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仅是加快浙江与世界经济融合、迅速提升浙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也是充分发挥地区特色比较优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持续提升地区收入水平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来，浙江不断深化对内对外开放窗口建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增强。　　“引进来”方面，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加快构筑开放新格局。要进一步确立新的开放理念，实施新的开放战略，扩大开放领域，全面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此时，浙江省以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为重要窗口，以改善投资环境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为重点，加快海外企业“引进来”。2011年，浙江开始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借用800万名省外、海外浙商力量，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再一次飞跃。“走出去”方面，浙江企业“借船出海”，海外并购涌起“浙江潮”，构建了全球营销网络、开拓了国际市场、吸收了其他地区的先进管理模式等，提高了浙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2023年，浙江省实际使用外资202.3亿美元，外资规模实现了进位，居全国第四。此后，随着“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的实施，浙江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攀向新高度。　　浙江省坚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合作新局面。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对浙江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强调浙江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浙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大大拓展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将浙江省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不竭动能。　　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探索与实践的经验启示和理论价值　　缩小地区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大主攻方向之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将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大历史任务，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注重用“两手”、抓“两头”，成功把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和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全省各个地区的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统筹区域发展路子。　　（一）将确保居民享有基本同等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多个维度缩小地区差距　　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反映在社会文化、公共事业、民主法治等多个方面。缩小地区差距，不能简单看作缩小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的差距。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原来我们过于强调GDP，过于强调缩小区域之间人均GDP的差距，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有片面性的”，“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定要把着力点放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放在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上，放在人口素质的提升上”。围绕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发展目标，浙江从多个维度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公共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工程建设，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在全国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作为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强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必须把着力点放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不仅要注重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也要关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及时更新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以标准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作为缩小地区差距的长效机制，坚持“输血”帮扶和“造血”发展相统一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要求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然而，欠发达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实现自我发展的难度大，必须在初期予以一定强度的“输血”帮扶。但这种帮扶并非简单的财政转移，而是注重培育长效机制，促进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在“输血”帮扶的基础之上，还需要欠发达地区自身转变观念、创新体制、改善环境和不懈努力，这样才能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最终形成“造血”发展的良性循环。得益于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述与决策部署，浙江省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特点，各有侧重地选择了发展重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不断做长。　　“输血+造血”才能更“活血”。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必不可少，但长期来看，欠发达地区必须立足自身，加快培育内生机制，形成“造血”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培育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与力量，取得了“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欠发达地区与贫困人口的统筹发展达到新高度，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并继续提升。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把握好自主发展与外部支持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就要求从根本上释放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使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牢牢掌握“致富经”，最终形成缩小地区差距长效机制，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注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两头”，发挥“加快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中的作用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两头”，“两头”推进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关键路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并非逾越发展阶段的发展，也不是说更快速度、更大总量的发展，而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吸取其他地区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降低加快发展的实践成本和经济成本，用较短时间走完发达地区用较长时间走过的路。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和鼓励下，浙江通过各种方式、各类途径把欠发达地区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和发达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把各自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两头”推进、互促共进的工作思路，在实现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同时有效发挥了其引领作用，推动了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缩小地区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不断深化、长三角一体化持续升级、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中西部将发展“差距”变追赶“势能”，优势互补、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尊重客观规律、抓住重点区域、促进互动合作。新形势下，只有把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和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才能切实发挥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推动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优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协同作用　　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市场机制较为完善，在资源配置中具有效率优势，政府需要尽量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强制性干预，而重在防范市场失灵，更多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对于欠发达地区，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因此需要更多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职能，来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作用，一方面引导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投资，另一方面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合理流动，从而实现了欠发达地区从“输血成长”向“造血生长”、从“对口帮扶”向“自我发展”的转变和提升。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两只手”的作用，浙江省发达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实现了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受益于政府的转移支付、产业帮扶等措施，较快完成了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地区增长动力积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二者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等政策措施的大力推行，不仅充分释放了各地区经济活力，而且更好地发挥了政府资源调配功能，有力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必须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合力，不仅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对欠发达地区加强政策支持，而且要通过有效市场来培育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应当看到，缩小地区差距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协同和统筹好政府功能和市场机制，促进市场和政府各就其位、各展其长，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五）发展深化统筹兼顾的系统观念，综合运用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等缩小地区差距的辩证方法　　系统观念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整体性、结构性、协同性等特征。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坚持系统观念，注重通过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和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的方法来缩小地区差距。从战略上看，着眼于全省经济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抓“两头”，注重分类精准施策，针对主体功能区定位制定了差异化政策，有效推动了发达地区等重点区域加快发展，并以此形成动力源，带动了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从战术上看，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各地区的发展优势和劣势，要求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条件合理分工，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基于这些科学观念和方法，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了缩小地区差距进程中的主要矛盾，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因题施策，使许多区域协调发展难题迎刃而解。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我国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23年6月公开的《国务院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从近年来区域经济运行看，区域板块发展平衡性显著增强，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总体好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也呈现好转复苏迹象。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统筹发展的系统观念，以系统的眼光和全局的思维来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作出战略部署。适应新形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联动性、整体性，为区域协调发展这盘大棋打通经络。　　四、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着力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浙江要以更系统的举措、更严格的要求、更精准的政策着力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发挥浙江引领、示范、标杆和带动作用，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经验、作出浙江贡献。　　（一）加快形成高质量全域一体全民富裕的发展图景，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征程中书写浙江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富裕的均衡图景，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浙江要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作为价值取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着力塑造引领未来的新增长极。城市群、都市圈是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平台、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对推进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起着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要加快建设世界级大湾区，全面提升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市能级，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二是大力推进山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按照“一县一策”思路，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构建起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发展相融合的生态经济体系。三是深入实施空间规划一体化。优化省域新基建布局，推动资源要素在全省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在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制度、财税政策体系、强村富民集成改革等方面深化机制创新和改革探索。四是加快区域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全省“一盘棋”，打破地区壁垒和行业垄断，整合内外部资源，以体系化、清单化的上下联动和高效协同为重点，持续推进省际交界合作，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二）以“一县一策”“山海协作”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在更加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引领区建设　　浙江要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重点在山区26县，难点也在山区26县，突破点还在山区26县。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浙江应延续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区域分工合作思路，全面升级“山海协作工程”，为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建设注入内生动力。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一县一策”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推进科创飞地、产业飞地精准落地，推进万企进万村行动，构建新型帮共体。一是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枢纽功能。统筹推进海洋强省和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全面构筑衔接沿海港口、畅通义甬舟、联动长三角的内联外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整体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二是建立“山海协作”新机制，推动陆海之间产业互动、布局互联，以创新合作为重点，推动协作内容从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向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转变。推动先富带后富政策制度集成、数字化系统集成、帮促力量集成，打造一批产业链协作、公共服务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三是“宜水则水、宜山则山”，认清资源禀赋差异特征事实，注重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更加凸显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开发潜力。充分发挥山区绿水青山这个最大生态优势，坚定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信念，加快打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以旅游国际化为突破口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充分挖掘山区开放的潜力，进一步打开山区开放发展的空间。四是健全“一县一策”推动山区共富机制。推进万企进万村行动，构建“新型帮共体”。加大技术、人才协作力度，提升山区医疗、教育质量，坚决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实施做大产业扩大税源行动和提升居民收入富民行动，补齐交通基础设施、优质公共服务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短板，完善责任落实、监测分析、政策迭代、争先创优等工作机制，全面激发山区26县发展活力、创新力、竞争力。　　（三）以“四大建设”能级整体提升为牵引，以“一湾引领、四极辐射、山海互济、全域美丽”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是浙江深化“八八战略”和优化浙江经济布局的主抓手，已成为浙江省打造竞争新优势的发力场和主阵地。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指出，以“四大建设”能级整体提升为牵引，以重大项目重大平台为支撑，构建“一湾引领、四极辐射、山海互济、全域美丽”空间格局。“四大建设”事关全局、事关未来，新时期浙江应突出问题导向，注重系统推进，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四大建设”。一是将大湾区打造为新的增长极。突出“一湾”引领，优化提升“一环一带一通道”总体架构，集中布局高能级战略平台、高端产业、引领性项目，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迭代建设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金衢丽三大现代产业带。二是擦亮大花园“金名片”。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浙西南生态旅游带为重点，推进生态功能区保护发展，建成省域大花园。三是以大通道促进大开放。构建以义甬舟为主轴的开放通道、支撑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湾区通道、引领大花园建设的美丽通道，促进省域联动发展。四是以大都市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培育国家中心城市，推动宁波、舟山共建海洋中心城市，支持绍兴融杭联甬打造网络大城市。支持温州提升“全省第三极”功能，支持台州创建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全面落实人才新政，推动人才向大都市区集聚，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金南翼”，在高质量协调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更加开放、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引领区建设　　2023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六大行动”，大力建设科技创新共同体和数字长三角、绿色美丽长三角，全面深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合作，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期浙江要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推动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一是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加快构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重点打造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产业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二是促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鼓励浙江人才、技术和资本“走出去”，同时将长三角优质资本、先进技术、优秀人才等创新资源“引进来”，推动要素在长三角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三是注重“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结合。把浙江企业家作为资源配置最核心力量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更好地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构建内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四是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升群众获得感。推进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化，协同提升一体化治理水平和异地居民同城待遇水平，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医疗卫生协作、文化旅游共建、社会保障和信用体系建设合作，让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五）以数字化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共享“数字红利”在更具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引领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浙江省把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将“着力推进数字化改革引领系统性变革”作为“10个着力”主要任务之一。新时期浙江要以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主线，借助数字技术最大范围整合资源、最有效配置资源。一是以推动“三区三中心”建设为基础，奋力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以数字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领域体系重构、制度重塑、能力提升，以新体系、新制度、新模式走向未来、引领未来。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快建设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着力抓好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法治五大综合应用建设，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方位数字化改革引领数字经济大发展、以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提升产业竞争力。深化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推进规模以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加快建成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系统，加强数字经济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内国际规则制定，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全力建设科创高地。以数字化改革为总抓手，重塑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深入开展制造业新一轮“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支持之江实验室等主体参与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深化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加快培育“链主型”企业，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若干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浙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发达地区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发展动力，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加快发展乃至弯道超车的新机遇，为浙江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与活力。（课题组负责人：黄先海、董雪兵、薛天航。）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接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

近段时间，多地年轻人共同开启了“夜生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上夜校，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波夜校潮，现在的夜校课程更丰富多元，从非遗技艺到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到生活美学，夜校已经成为年轻人舒缓压力、陶冶情操的一片净土。五花八门的“潮课”、高性价比的学费、颇有水准的教师，让夜校这个原本自带年代感的概念频频爆火出圈。针对“夜校热”现象的出现，众多媒体争相探索夜校在消费方面产生的诸多影响。2024年4月26日，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建亮受邀接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就“夜校热带来消费新增量”主题发表观点。叶教授认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挖掘、创造和满足人们的需求，本身就是消费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谈如何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突破14万亿元 长三角创造全国近1/4的GDP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系统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推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如何认识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成效？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陈广汉。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扎实推进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部署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这些区域重大战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董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可以统称为“区域重大战略”，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每一个区域重大战略对其所在区域来说，都是发展的指引性战略，都有实施规划和具体政策。在推动区域重大战略落地的过程中，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十年来，京津冀探索了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大城市病”有所缓解。雄安新区建设顺利推进，首批疏解的4家央企总部、4所高校加快建设，累计设立央企分支机构200多家。通过协同做好“减法”和“加法”，实现了首都圈功能布局的优化。打造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京津冀经济总量迈上10万亿元台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优势不断发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升，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走在了全国前列。构建了更加合理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更加互补，连接更加通畅，互联互通的框架初步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的推进，拓展了区域经济布局的回旋空间，为下一步谋划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创造了短周期内大幅改善生态环境的奇迹。十年时间，京津冀PM2.5年均浓度降幅达六成。减轻中心城市负荷、加大绿色发展力度、调整3地产业结构等举措，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华北地区冬日的蓝天明显增多。京津冀在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从顶层的衔接协调机制，到各地主动打造的对接平台，从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各领域都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能更好推动共性问题的解决，这为其他地区的跨行政区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叶建亮：2018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经过5年多的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蹄疾步稳，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长三角地区以不到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GDP，站上30万亿元新台阶。形成了三级运作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有效协调一体化工作；制定出台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制定一体化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重点区域总体方案，以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宁杭生态经济带等跨区域建设方案。加强数字政务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内的跨域数据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优化再造，基本实现了企业和居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动建立了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太湖协调治理、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机制等为代表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机制、环境治理协调机制、共享发展协调机制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经验得到复制推广。陈广汉：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五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开放水平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形成了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城市空间格局。包括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核心城市，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3大发展极，珠江口东岸、西岸两大产业带以及由高铁、城轨、高速公路形成的多条发展轴。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等“国之重器”相继布局。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珠江口西岸与东岸科技创新带、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加快推进，大湾区已经拥有超过7.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加速互联互通，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广东高铁运营里程达2838公里，大湾区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大湾区机场群旅客年吞吐能力超过2.8亿人次，港口群集装箱年通过能力超8500万标箱；航线网络覆盖全球主要城市和世界主要贸易港口。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横琴今年3月1日正式封关运行。前海出台全国首部区域性投资者保护条例，积极推进与香港开展金融和法律等现代服务业合作；南沙已落地期货、航运、数据3大交易所，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揭牌运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记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董煜：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内涵，决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的人口、经济、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差异较大，决定了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坚持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让一个人掉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同样不能让一个人掉队；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生态系统重要性或脆弱性比较高的地区，往往位于中西部相对欠发达的区域，需要统筹推进特色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修复。叶建亮：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这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协调发展正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缩小区域差距的主要途径，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在地理空间上协同，不同区域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功能，实行错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生态保护主体功能的区域与以产业发展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必须建立包括跨区域生态补偿在内的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从空间面貌的呈现角度来说，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须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底色。记者：如何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董煜：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除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3大地区外，其他重要城市群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也不断增强，如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都已经成长为对中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增长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发动机”，也需要“助推器”，要共同构成推动发展的动力源系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局”。城市群地区要继续发挥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也要更多着眼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要鼓励和支持这些地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比较优势，积极创造“小而优”“小而美”的发展经验。叶建亮：区域发展有其内在规律，首先服从于自然地理条件，可以称之为第一自然地理。其次服从于主体间的相对位置，比如是否靠近大城市，是否有重大的生产力在附近布局，是否有便利交通基础设施连接等，称之为第二自然地理，它是由人类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因素。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引领，能引导经济主体改变相对空间位置，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通过重大战略和重大项目的引领性布局，改善相对后发展地区的发展基础，创造更加优良的第二自然地理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力量而非强制手段吸引全社会相关要素资源流入后发展地区，形成发展合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说，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记者：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董煜：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传统产业转型面临困难，部分城市群内部过度依赖中心城市，部分区域发展后劲不足等。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这三大战略更加紧密衔接协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强区域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宏观上，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各地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谋发展，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系统；微观上，要精细化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有针对性地加强欠发达地区的“造血”能力，正确处理好基于行政单元的政策与基于自然单元的微观管制手段的关系，减少对地方发展不必要的约束。记者：区域重大战略在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方面有何优势？叶建亮：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长三角地区具有四大优势：创新资源优势。长三角地区科教资源丰富，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一大批“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区域创新能力强，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到全国1/3以上。创新型产业基础雄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集成电路、软件信息服务、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多链融合优势。三省一市通过合作创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建立开放创新平台、提供创新券等措施，推动中心城市创新、资金与人才资源向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扩散。以及通过支持企业在中心城市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促进其主动跨区域融合，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等多链融合与跨区域合作的有效运行体系。开放合作优势。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开放门户和内外循环的枢纽，与国际领先的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跨国公司有密切的交流合作。依托自身的科创能力和创新型产业基础，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增强对国际一流创新要素和资源的吸引力，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地的国际影响力。体制机制优势。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和民营经济发达，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制度创新活跃，在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政府职能转变、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形成了有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环境。陈广汉：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依托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有利于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有利于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要推动大湾区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科技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端产业策源地。要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3月24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论坛中方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昊主持开幕式；论坛外方主席，安达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致辞。 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来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和中外知名学者，围绕“持续发展的中国”这一论坛主题展开交流与研讨。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研讨会。

叶建亮：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先行探路作用

推进区域一体化，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强劲动力的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内外双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央赋予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就是要求长三角三省一市不断打破行政壁垒，深化跨区域合作，加快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探路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促进跨区域经济交流和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上一直努力探索。从允许跨区域商品流通到“星期天工程师”制度，从建立城市经济协调会到探索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长三角三省一市在跨区域协同发展和治理上超前谋划，大胆探索，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仅推动了区域内商品资源和要素更加便捷的流通，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而且不少探索经验已在全国推广，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围绕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着力突破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和机制，形成了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发和集成性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内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极大地推动了高质量统一大市场建设。 长三角区域构建了“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常态化跨区域合作机制。三省一市每年轮值举办主要领导人座谈会，谋划跨区域协同发展重大问题。在国家规划引领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围绕规划衔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等重大问题，编制区域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并设立专题合作组，发挥对接国家战略的服务平台功能和推动协调长三角各地贯彻落实的枢纽作用。三省一市相关党政机关分别建立了职能领域的跨区域横向沟通机制，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跨区域合作联盟。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区域合作机制突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促进了区域内发展的协同和市场制度的衔接。 长三角跨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框架基本形成。构建了统一登记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统一信息共享、统一创新步调的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推动了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和市场信用一体化建设，有力地支撑了统一大市场建设。长三角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升级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成为全国跨区域生态文明治理的样板。推进多规合一，制定实施跨省域地方性国土空间规划，协同推进区域生态廊道建设，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极大提升了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建设成效。以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基础，实现了跨区域数据的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跨省通办、医保社保异地结转等，这些措施便利了企业人员交流，促进了公共服务和资源的互惠共享，提升了企业和公众的一体化获得感。 长三角区域在一体化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示范案例。例如，建立了跨省域规划联编联审制度，统一了规划技术标准并对控制性详规进行联编联审，为探索跨区域规划编制管理实施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示范。形成了项目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建立了省际毗邻地区重大项目和跨区域企业投资项目的联合监管制度。推动了跨区域要素资源市场化统筹使用制度，建立了跨区域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机制、污染排放权、碳汇交易制度和环评制度改革集成等一系列制度。 以制度创新推进区域一体化走深走实 站在新起点，长三角区域要在打破区域分割，推动形成更高质量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改革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为全国跨行政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有效的经验做法，通过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引领其他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走在前列。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积极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有效制度。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的区域分割、部门分割和机构分割仍然存在，创新资源的分配、使用、监管、绩效考核仍然依赖于行政管理体系，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共享还面临诸多制约。长三角区域应充分利用创新基础优势和市场机制优势，在创新资源的获取投入、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和创新激励体系、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创新平台的运营管理、创新人才的引育等各节点上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构建科技资源全方位流通融合、各类资源充分参与、各创新主体协作共赢的新型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要立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扩大制度型开放。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的开放高地，也是内外双循环的枢纽，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竞争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扩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就是要打破各种壁垒，为资本、货物、服务、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和产品跨境流动提供制度型基础设施。特别是要着眼于增强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在对外商投资、国际人才居留、跨国经贸合作便利化等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和国际化接轨力度。要加快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投融资环境，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行业管制制度，稳步推进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构建与长三角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与此同时，要围绕自由贸易港（区）试验示范，完善进出口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提高对外贸易便捷度，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 完善区域市场制度体系衔接，加快区域间市场深度融合。要着眼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体系，加大力度推动土地制度、劳动人事制度、金融和资本监管制度的改革创新。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技术、环境和数据等新兴要素市场，在产权确立和保护、交易规则和平台建立、安全与监管制度完善、包容性体系打造等方面，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兴要素市场发展壮大和提高配置效率的体制机制。要重点完善政府市场干预行为的规范，尤其是进一步破除地方政府不规范介入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歧视性的地方政策法规等。要清理废除各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对内外有别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 要着眼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深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共享。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持续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跨区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继续优化城乡人口流动管理政策，特别是着眼长三角城市体系和城乡格局，积极探索更加自由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人口流动更加畅通便利。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核心民生领域大胆突破，在共享与均等化上先行先试，促进长三角区域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医共体”“教共体”等平台，拓宽民生资源跨区域流通渠道，建立有效机制激励民生资源丰富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要着力推动长三角社会保障标准一体化，积极探索长三角社会保障收支协同一体的有效运作模式，切实推进核心民生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 要着眼更高质量的一体化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趋势，打破常规，积极探索跨区域治理新模式。围绕产业协同、创新协同、区域功能分工、民生共享等区域一体化实施举措，积极探索区域内权责利分担共享、对等且有区别的税收体制和财政转移制度。总结提炼和优化各类“飞地”制度创新， 着力探索省际边界区域的共同治理模式。围绕低碳和绿色转型，继续探索和优化跨区域河流湖泊的综合整治和生态补偿体制，进一步完善碳汇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等生态资源市场体系，拓宽和便利生态价值的实现。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在市场准入、标准认定、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实现区域内融合贯通，“一张清单”管理。继续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新模式，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交通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提升综合运输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原载于《时事报告》2024年第二期，25-27页。《时事报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时政月刊，是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宣传、教育工作者认识、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必备学习资料

黄先海：“数实融合”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天地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信息发布会、思想分享会和工作推进会。”先后五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黄先海教授表示，浙江大学既是乌镇峰会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一方面，浙大为峰会持续提供了人才支撑、思想支撑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浙大的创新技术也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得到了展示与鼓励，技术成果转化得以更进一步地推广，成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总量达到10.83万亿元，占长三角GDP总量的44.26%。黄先海表示，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大，数字核心产业比重高；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完备，覆盖率高；数据产出规模与综合算力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因此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现实支撑，数字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经成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黄先海介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长三角正在形成新的产业组织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龙头企业或平台为引领、支撑，与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共同合作的一种产业生态体系。”在平台带动的之下，长三角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数实融合”正在为这些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出新天地。 新的产业模式下，平台与中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工机制一直是黄先海关注的问题。他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平台对中小微企业的赋能，助力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同时协调好利益分配机制，探索构建新的平台治理模式。黄先海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而乌镇峰会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更多可能。  原文摘自：“世界互联网大会”公众号

叶建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五年结硕果 阔步再向前

编者按：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充分受益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的重要指示精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参加东方卫视《今晚》节目点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关热点问题。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年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明确在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响应中央号召，一起推动园区跨省合作，科创走廊共建、科技资源共享；一起防控大气污染、治理湖泊河道，建设美丽大花园；长三角基础设施加速实现互动互联，一起打造半小时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24小时包邮圈，不断提升“长三角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下好同一盘棋 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沪苏浙皖“大合唱”让1+3＞4，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增加到8个，数量约占全国1/3。据预测，2023年长三角经济总量有可能会接近31万亿元，5年净增量达10万亿元。 此外，2022年长三角外贸规模创下新高，进出口额达15.1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高达35.8%。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体化的战略引领，更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一个直观的体验是，5年间长三角夜间灯光指数增长了57.24%，连接城市的灯光带越来越密集。“国家赋予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即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及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应该说，这五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如此点评。在叶建亮看来，亮眼“成绩单”的背后，一是得益于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一张蓝图绘到底，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二则因为三省一市建立起“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即以三省一市领导人座谈会为代表的“决策层”，以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协调层、以“长三办”以及重点专项合作组为代表的“执行层”，三个层级各司其职，协调推进，把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当然，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原本基础就比较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产业互补”。从创新链到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一体化还有哪些发力点？ 上海是开放前沿、创新高地，江苏实体经济强劲，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拥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厚积薄发的科技资源……如何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创新处于核心地位。对此，叶建亮指出，长三角区域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等诸多优势，伴随着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各地对接需求，聚拢要素，联合攻关，聚集了一批领先的创新链和创新平台。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聚合战略科技力量，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串起创新链……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速达到9.47%，23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万余台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高水平科技供给有效支撑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创新链到产业链，近5年来，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携手打造起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形成产业协作一体化新格局。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长三角地区约占四成。今年5月28日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的国产大飞机C919，擦亮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名牌。事实上，在中国商飞带动下，仅G60科创走廊沿线的九城（区），就有千家企业被纳入大飞机产业链，共同发展。在合肥，比亚迪建设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并在蚌埠、滁州、阜阳等地设立了动力电池、电池材料、高压电器、线束等关键零部件配套基地，基本形成了全产业链布局。而叶建亮认为，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经济、科技及安全等领域都在深刻调整，面对外部挑战新要求，长三角要在集成电路、量子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夯实基础、潜心发力，取得更大成绩来引领国家创新，稳定供产业链，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使命的题中之义。 共建民生“幸福圈”共享一体化发展成果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显著标志。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的人流往来。今年9月28日，南京到上海的第二条城际高速铁路——沪宁沿江高铁正式投入运营。这条高铁将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7个“百强县（市、区）”如珠玉般串起，将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县域融入沪宁“1小时交通圈”。 6月24日，苏州市轨道交通11号线正式开通，并与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实现无感换乘，跨省市轨道交通系统深度互联互通，在国内尚属首次。从此，早餐在苏州吃奥灶面，中午品阳澄湖大闸蟹，晚上在上海迪士尼赏烟花，只需一张地铁票就能无缝连接“双城生活”。近5年来，高铁轨道不断延伸、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公众跨省一卡通行、交通管理跨区域联通……让长三角区域的互联互通，更为便捷，很多此前的“断头路”，“堵塞点”被一一打通 在叶建亮看来，近年来长三角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也给予“长三角居民”最多贴身感受，同城效应日益显现。而他认为，下一步一方面要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上持续发力，突出不同交通方式间的优化、衔接、融合与协调，“整合港口、铁路、航空乃至公路等，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分工和产业链条的嵌入，比如和‘一带一路’衔接等”。另一方面，基于交通互联互通的都市圈，要强化产业链优势互补，构建良好的产业协同分工的生态体系，“比如嘉兴正在建的第二个机场，它是‘客货并举、以货为主’，就是助力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的物流节点、枢纽”。除了交通“同城化”，对2.37亿“长三角居民”来说，一体化发展的最直观感受，还来自是生活“品质化”，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跨省申领身份证、跨省户口迁移、跨省就医、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在医疗、教育、政务服务等诸多领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创新举措，一个接一个不断涌现。其中，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启动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41座城市的1.5万余家医疗机构，均可跨省直接结算，累计惠及1300万人次。叶建亮认为，未来人才流通将愈发频繁，人才流通本身意味着非常重要的资源优化配置，将极大地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而为了促进人才流通、人尽其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区域紧密结合的公共服务，作为相应的配套，“比如随迁小孩的就学问题，比如纳税地和享用公共服务地错位产生的收支矛盾如何来解决，等等”，在叶建亮看来，这些都是未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在机制提升上进行创新的“必答题”。 （原文摘自：看看新闻Knews客户端）

黄先海教授：发挥“一带一路”上的高校作用

编者按：今年5月，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主办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隆重举办。中国外文局旗下人民画报社主办的《丝路瞭望》在2023年第6期“聚焦”栏目重磅推出专家观点和分论坛观点精粹。本期分享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教授专家观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浙江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努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添砖加瓦，发挥了高校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浙大国际联合学院与200多个学校携手打造教育国际合作品牌，成立“一带一路”学院，实行人才培养归口管理，建设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带一路”留学生教育基地。推进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联通，设立中国学、临床医学、海洋学、农学等一批特色人才项目。实施了“致远海外行动计划”“亚洲领袖项目”等一批短期交流项目，组织学校师生赴“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合作国家交流访问。   二是构建“一带一路”研究高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2014年7月，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2014年12月，以西部院为主要依托，整合校内相关研究力量，成立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3月，区域中心正式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心成立以来，通过浙江经验提升促进东西互动，通过沿边开发开放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内外联动；围绕区域协调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依托浙大多学科综合优势，将区域经济合作、社会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三大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和数据资源库作为两大支撑平台。   为加强国别与区域研究，还先后成立了浙江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德国研究中心、亚洲文明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等。以区域中心、西部院为代表的浙大智库集群聚焦“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及落地路径谋划贡献智慧。   三是依托文理工农医多学科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科技创新成果。如联合共建“中国一印度尼西亚海洋科学与技术中心”“中国一印度尼西亚生物技术联合实验室”“浙江一马来西亚传统药物联合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参与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修复工程、以色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等政府重大项目，共同应对生态能源、人口健康、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重大挑战和机遇；推进国际医疗合作，加入中东欧国家医院合作联盟等组织，将先进医疗技术和优秀人才辐射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四是打造“一带一路”高端论坛、精品书系等品牌，提升多元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从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凝练全球议题，成功举办包括G20杭州峰会重要配套会议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  “两山”理念与实践国际会议、国际展望大会等在内的重大活动，并定期举办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海上丝绸之路高端国际论坛等一系列品牌论坛。   以图书为文化交流载体，牵头承编国内首部权威“一带一路”建设知识普及型读物《“一带一路”读本》《“一带一路”一百问》,并输出15个语种版权。组织“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的专家整理、翻译和编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精要》《“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与青年机遇》等书系。加强“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了《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专辑。   原文摘自：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公众号

中心观点 ｜ 叶建亮教授：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从规模体量看，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5000万户，近十年来翻了两番多，占企业总量的92%以上;从经济表现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从增长贡献看，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十年来始终高于55%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比达6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意义重大。  民营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  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既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显示器”，同时也是将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但仍然面临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不少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巨大挑战。民营经济在投资和外贸领域前景广阔，需加大力度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尤其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市场预期不稳使民营企业更加谨慎保守,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月度增速下滑乃至负增长，民营企业外贸顺差增速慢于全国水平目贡献率低于之前三年。为促进经济稳步迈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急需扫清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破除对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束缚，以政策干预的持续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潜能。 扎实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重点。 此次《意见》的发布，直击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围绕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力、扩大民营经济生产经营规模、推动民营企业提质增效等目标，在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要素支撑力度、优化政策投放效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真招实策，可谓给民营经济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有利于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稳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预期。在主体多元、对象广泛、内容深刻的改革进程中，要保证中央政策意图不折不扣地得以落实，避免政策执行走偏、走样，关键是要强化制度刚性，以制度硬约束铆合名级政府和全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局面。 释放体制活力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宝。应当看到，即使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甚至时不时需要吃“定心丸”。制度优势难以恰逢其时地得到有效发挥，这不仅在结果上阻碍民营企业消解经济波动与下行压力引起的负面情绪，行政于预市场失灵事倍功半:还可能从源头上加重民营企业在转型期阶段性所有制区别待遇下的悲观情绪，进一步摧毁发展信心。制度刚性，简单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制度和政策的模糊空间，明晰制度规范主体的红绿灯”，降低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强化制度和政策的闭环监督与违规惩戒。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是为指导、扶持政策的落实落细提供具体且可供操作的行动指南，也是对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互动关系的深度长期调整。 发挥制度优势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预期  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才能保障民营企业对政策落实形成确定预期，从而在根本上支撑民营企业提振信心、发展壮大。 统一全社会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共识。经济改革初期，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旧体制始终未能得到定论。参照当时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验，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早期探索，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很快调整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更确切的表述，但有关市场经济的争议仍然长期存在。直至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改革目的和决心，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主线才被牢固树立，随后几十年市场主体的活跃、经济社会的繁荣才得以出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官方对其表述几经变化，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制度顶层设计对民营经济的认可与重视程度逐步加深，角色定位随时代变化愈发具象。1978-1986年期间，我们党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我国个体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空间。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又作了重大突破性调整，明确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在继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意见》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新时代赋予民营经济新的特定角色，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维护，明确将沿着既定路线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发展共识的形成是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审慎思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天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繁荣发展不仅体现了开放经济市场主体构成的多样性，同时也共同拓展了国内国际市场规模。当前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更加强调使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着力推动功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将政府作用严格约束在为市场机制扫清障碍的范围内，其目的就是要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转变以往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活动的思路，使其在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刚性方面下更大功夫，从而缓和与改革进程不相符的政府市场错位情况。 多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政策闭环，维持基层改革良性循环。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落实及反馈，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会经历长链条的传导，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各执行节点不仅要对上级指示精神领悟到位，保证政策落实不走偏、不走样.还要切实防止政策落实“中梗阻”和打滑空转现象。在中央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顶层部署后，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进一步列举重点工作，明确落实细节，压实主体责任，为贯彻中央指示作出配套安排。随即，部分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结合自身情况率先做出回应。例如，江苏省推进涉企行政合规指导工作机制探索，广州市从扶持政策、服务体系、法治环境、社会氛围等方面制定20条具体措施。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展示了衔接及时、针对性强的政策执行模范样板，这离不开长期以来深耕市场经济而形成的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的精准判断能力和明确自身改革任务的迅速反应队伍。受益于此，民营经济改革更容易迈上新台阶。 以制度刚性支撑 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  以制度刚性支撑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重点是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全面落实法治保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法治是最可靠、最根本的保障。要不断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立安全感。要依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各类宏观政策在民营企业中的实践效果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健全的法制和制度体系保障，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要加强普法，指导民营企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努力营造更加稳定公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是合理设置产业管制“红绿灯”。尽管在制度上明确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和做法在逐渐减少，但在实践中还是存在不少隐形障碍。要明确负面清单并稳步缩减清单事项，让企业知道哪些事项违法违规，明确规则底线。同时，要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的体系建设和配套措施设置，彻底清理与负面清单制度不符的传统习惯做法，合理有序放开定点生产经营、准入资质限制等特殊的禁入形式。推动事前审批向全链条监管转变，解决好民营企业进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隐形门槛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税收优惠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此同时，也要明确正面清单，对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挥创新动力足等积极作用的行业领域加以列明，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安全和发展命脉的行业，探索剥离其中的竞争性业务并向民营企业放开。 三是大力维护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在资源获取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使资源配置向民营企业适度倾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破除间接融资中的所有制歧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拓宽公司、企业债券融资渠道，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优化民营企业用地供给，做到有保有压，持续完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平台建设，探索发展工业用地分割转让，试点解决用地需求。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向民营部门，用好住房保障、教育落户等政策增强民营企业吸引力，支持探索校企合作柔性引才方式。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数据开放共享，加快数据资立确权登记、数据价值评估、数据交易收益分配等数据流通交易体系建设，赋能数字化转型。 四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既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交往，又要明确纪律底线。既要清除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土壤，让民营企业回归钻研市场经营的主业，又要厚植实干实效、开放包容的风气，让企业家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得到有效回应。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例，从以正面清单为主到以负面清单为主，明显放宽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领域的政策限制，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在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硬性要求下，破除各类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促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过去40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以体制改革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提振企业家信心、推动民营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挫折、化解重大风险的法宝。以制度改革为遵循，新时代民营经济也将进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懈努力。  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卓。 原文转自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15日A4版

中心观点 ｜ 叶建亮教授：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从规模体量看，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5000万户，近十年来翻了两番多，占企业总量的92%以上;从经济表现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从增长贡献看，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十年来始终高于55%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比达6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意义重大。  民营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  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既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显示器”，同时也是将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但仍然面临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不少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巨大挑战。民营经济在投资和外贸领域前景广阔，需加大力度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尤其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市场预期不稳使民营企业更加谨慎保守,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月度增速下滑乃至负增长，民营企业外贸顺差增速慢于全国水平目贡献率低于之前三年。为促进经济稳步迈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急需扫清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破除对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束缚，以政策干预的持续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潜能。 扎实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重点。 此次《意见》的发布，直击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围绕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力、扩大民营经济生产经营规模、推动民营企业提质增效等目标，在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要素支撑力度、优化政策投放效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真招实策，可谓给民营经济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有利于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稳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预期。在主体多元、对象广泛、内容深刻的改革进程中，要保证中央政策意图不折不扣地得以落实，避免政策执行走偏、走样，关键是要强化制度刚性，以制度硬约束铆合名级政府和全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局面。 释放体制活力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宝。应当看到，即使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甚至时不时需要吃“定心丸”。制度优势难以恰逢其时地得到有效发挥，这不仅在结果上阻碍民营企业消解经济波动与下行压力引起的负面情绪，行政于预市场失灵事倍功半:还可能从源头上加重民营企业在转型期阶段性所有制区别待遇下的悲观情绪，进一步摧毁发展信心。制度刚性，简单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制度和政策的模糊空间，明晰制度规范主体的红绿灯”，降低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强化制度和政策的闭环监督与违规惩戒。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是为指导、扶持政策的落实落细提供具体且可供操作的行动指南，也是对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互动关系的深度长期调整。 发挥制度优势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预期  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才能保障民营企业对政策落实形成确定预期，从而在根本上支撑民营企业提振信心、发展壮大。 统一全社会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共识。经济改革初期，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旧体制始终未能得到定论。参照当时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验，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早期探索，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很快调整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更确切的表述，但有关市场经济的争议仍然长期存在。直至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改革目的和决心，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主线才被牢固树立，随后几十年市场主体的活跃、经济社会的繁荣才得以出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官方对其表述几经变化，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制度顶层设计对民营经济的认可与重视程度逐步加深，角色定位随时代变化愈发具象。1978-1986年期间，我们党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我国个体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空间。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又作了重大突破性调整，明确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在继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意见》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新时代赋予民营经济新的特定角色，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维护，明确将沿着既定路线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发展共识的形成是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审慎思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天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繁荣发展不仅体现了开放经济市场主体构成的多样性，同时也共同拓展了国内国际市场规模。当前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更加强调使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着力推动功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将政府作用严格约束在为市场机制扫清障碍的范围内，其目的就是要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转变以往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活动的思路，使其在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刚性方面下更大功夫，从而缓和与改革进程不相符的政府市场错位情况。 多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政策闭环，维持基层改革良性循环。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落实及反馈，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会经历长链条的传导，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各执行节点不仅要对上级指示精神领悟到位，保证政策落实不走偏、不走样.还要切实防止政策落实“中梗阻”和打滑空转现象。在中央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顶层部署后，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进一步列举重点工作，明确落实细节，压实主体责任，为贯彻中央指示作出配套安排。随即，部分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结合自身情况率先做出回应。例如，江苏省推进涉企行政合规指导工作机制探索，广州市从扶持政策、服务体系、法治环境、社会氛围等方面制定20条具体措施。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展示了衔接及时、针对性强的政策执行模范样板，这离不开长期以来深耕市场经济而形成的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的精准判断能力和明确自身改革任务的迅速反应队伍。受益于此，民营经济改革更容易迈上新台阶。 以制度刚性支撑 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  以制度刚性支撑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重点是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全面落实法治保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法治是最可靠、最根本的保障。要不断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立安全感。要依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各类宏观政策在民营企业中的实践效果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健全的法制和制度体系保障，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要加强普法，指导民营企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努力营造更加稳定公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是合理设置产业管制“红绿灯”。尽管在制度上明确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和做法在逐渐减少，但在实践中还是存在不少隐形障碍。要明确负面清单并稳步缩减清单事项，让企业知道哪些事项违法违规，明确规则底线。同时，要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的体系建设和配套措施设置，彻底清理与负面清单制度不符的传统习惯做法，合理有序放开定点生产经营、准入资质限制等特殊的禁入形式。推动事前审批向全链条监管转变，解决好民营企业进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隐形门槛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税收优惠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此同时，也要明确正面清单，对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挥创新动力足等积极作用的行业领域加以列明，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安全和发展命脉的行业，探索剥离其中的竞争性业务并向民营企业放开。 三是大力维护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在资源获取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使资源配置向民营企业适度倾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破除间接融资中的所有制歧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拓宽公司、企业债券融资渠道，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优化民营企业用地供给，做到有保有压，持续完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平台建设，探索发展工业用地分割转让，试点解决用地需求。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向民营部门，用好住房保障、教育落户等政策增强民营企业吸引力，支持探索校企合作柔性引才方式。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数据开放共享，加快数据资立确权登记、数据价值评估、数据交易收益分配等数据流通交易体系建设，赋能数字化转型。 四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既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交往，又要明确纪律底线。既要清除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土壤，让民营企业回归钻研市场经营的主业，又要厚植实干实效、开放包容的风气，让企业家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得到有效回应。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例，从以正面清单为主到以负面清单为主，明显放宽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领域的政策限制，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在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硬性要求下，破除各类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促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过去40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以体制改革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提振企业家信心、推动民营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挫折、化解重大风险的法宝。以制度改革为遵循，新时代民营经济也将进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懈努力。  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卓。 原文转自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15日A4版

长三角三省一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新鲜出炉，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接受《21世纪经济》采访，解读相关经济数据

近日，长三角三省一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已经全部出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长三角经济增速依然领跑全国，有8城地区生产总值超5000亿元，6城增速达到或超过8％，35城跑赢全国增速，在全国经济稳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顶梁柱”作用。分区域来看，上海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390.1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7%，处于历史高位。同时，在我国外贸面临较大压力背景下，上半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2.0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在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 江苏省经济总量首次在上半年突破6万亿元大关，实现生产总值60465.3亿元，同比增长6.6%；浙江省上半年实现生产总值3.8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追平2019年全年增速。 在经济总量方面，2022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到24.1%，今年上半年占全国比重达到24.2%，2022年长三角经济总量为29万亿元， 谈及长三角上半年经济加速发展的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分析称，一方面这得益于中央对长三角发展的支持。“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到合肥、张江大科学装置建设，中央对长三角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空前；”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内的集成电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快速成长，而长三角拥有产业转型的先行优势，为当今和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浙江全员“跑赢”全国平均值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在上海之外，浙江成为长三角唯一一个全员跑赢5.5%全国增速的省份。不仅如此，浙江共有7座城市增速破7%，这一数据也排名长三角第一。江苏与安徽分别有6城、3城增速破7%。 其中，温州上半年GDP为4025.9亿元，增速7.5%；绍兴上半年GDP达到了3622亿元，增长7.9%；嘉兴GDP3280.52亿元，增速7.1%；金华GDP为2733.03亿元，增速也突破了7%。 针对这背后的原因，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一方面，浙江省年初提出了“数字经济”一号创新工程，“地瓜经济”一号开放工程和“一流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紧抓创新、开放和改革三个发展的关键词，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政策举措和项目。对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引导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另一方面，一直以来，浙江省比较注重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结构上平衡性，不过分依赖其中单一动力。“这就使得浙江整体上应对外部冲击具有更强的韧性。特别是在出口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仍然能通过消费和投资增长来加以对冲。”叶建亮说道。 事实上，从数据中也不难发现，在外需明显疲软，我国外贸形势遇到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浙江省相对平衡的产业结构的确提供了更多的“内生动能”。 在投资方面，2023年上半年，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0%，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7.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0%。 而在新兴产业方面，2023年上半年，浙江新设民营企业25.6万户，主要同比增长12.2%。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5%。 以工业大市宁波为例，上半年宁波规上工业增加值达2528.7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重点行业支撑有力，特别是化学原料、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等重点行业贡献突出，分别增长14.4%、12.9%、10.4%。   下半年稳住重点产业 从GDP增速看，长三角经济总量排名前五强的城市中，上海、杭州、南京以及宁波GDP增速均超过5.5%，但苏州同比仅增长4.7%，相对面临较大压力。 对此，受访专家认为，一方面，苏州作为全国经济领先的城市，由于其基数大，GDP增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仍属正常。另一方面，苏州产业结构过往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而在国际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其经济增长也面临着较大挑战。 “苏州经济规模大，电子、机械工业占比高，产业对外依存度高，受中西地缘经济关系变化影响大。”曾刚分析称。但与此同时，他表示，苏州产业结构、出口结构优化步伐大，生物医药、纳米材料发展迅速，成效有目共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增速最快的城市是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连云港。其凭借12.9%的增速，位居长三角第一。 上半年连云港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934.7亿元，增长21.3%，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2451亿元，同比增长24.6%。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2189亿元，同比增长24.7%。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半年经济发展较全国整体表现突出，下半年长三角区域仍面临诸多挑战。 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等挑战。 作为国内经济“优等生”，长三角在下半年也将承担着更多稳增长的重担。 对此，叶建亮表示，长三角首先要继续围绕重点产业，加大产业链补链、强链、固链。“要通过重点产业和项目，打造和提升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外部冲击的风险，为稳定国内大循环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其次，长三角要继续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巩固和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要加快落实民营经济31条政策和中央各部委相关政策举措，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此外，面对着充满复杂的国际外部环境，叶建亮认为，长三角需要继续加大外向型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可以调整优化外贸出口结构，分散市场风险。加大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持续提升国际产业吸引力。 曾刚则建议，2022年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40%，占全球25%，形成了全球最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之一。接下来长三角地区应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排头兵”，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汽车产业等领域发展继续占据全国领先地位。   原文摘自：21财经APP2023年8月19日

中心观点 ｜ 黄先海教授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习贯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笔谈》

近日，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陈冬华教授、陈彦斌教授等合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习贯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笔谈》在《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发表，以下为本期详细目录。

中心观点 ｜ 黄先海教授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习贯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笔谈》

近日，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陈冬华教授、陈彦斌教授等合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习贯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笔谈》在《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发表，以下为本期详细目录。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李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并发言

编者按：2023年7月6日，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在中南海参加李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并作主题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6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座谈会上，刘尚希、罗志恒、田轩、黄先海、袁海霞、秦海林、陆铭、赵伟等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大家认为，今年以来，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展现出巨大的发展韧性。尽管当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但更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的累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应当充满信心。大家还就解决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专家学者们发言后，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二季度延续恢复态势。同时也要看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对我国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对当前经济形势，要全面、辩证、长远地分析研判，既看一般性也看特殊性，既看增速也看结构和动能，既看国内也看世界，既看当下态势也看长远趋势。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李强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交织叠加。要实现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注重打好政策的“组合拳”，围绕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等，及时出台、抓紧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要注重把握转型的“窗口期”，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在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上下更大功夫。要通过增强工作的互动性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深入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改进政策举措，进一步提振信心、稳定预期。     李强希望广大专家学者立足国情实际，发挥专业优势，在研究工作中把握客观规律，把握发展大势，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吴政隆参加座谈会。   原文摘自：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2023年7月6日

叶建亮：消博会——如何提振消费信心？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于2023年4月11日至4月15日在海南海口举办。本届消博会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3000多个优质消费品牌，许多细分行业的国际头部品牌将首次参展，300多个品牌的1000余款产品将进行首发首秀。浙江也组织了19家优质企业参展。4月19日晚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浙江卫视《今日评说》栏目专访，对本届消博会在提振消费信心和提升高水平开放上的意义进行了点评。叶建亮认为，消费既是稳定经济的“压舱石”，也是提振预期的“风向标”。通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举办，不仅对提振国内消费信心，扩大内需意义重大，而且也向全球展示了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决心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成就，为全球经济恢复注入活力和信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次国际消博会，也是海南全面启动全岛封关前的最后一届消博会，对于海南自贸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是一次全方的相关改革成效的场景检验，对加快和完善自贸港区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具有指向性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我国消费品进口一直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不断显现，对全球企业有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引领消费品发展潮流和创新方向的商家，也越来越看重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纷纷将首发首秀新品和精品投放到中国市场。这些精品展示的背后，体现了消博会在消费市场上的全球引领性定位，也是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消博会通过将全球优质消费品资源和商家汇集起来，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内市场供给结构，促进国内消费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畅通国内大循环；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消费资源和要素顺畅流动、高效共享，实现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浙江是制造业大省，但是浙江制造曾经以廉价低质的小商品闻名。此次浙江组织参展的19家优质企业中，科技型企业占三分之二以上，体现了年来，浙江省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的指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了我省数字制造、科技制造、品牌制造、绿色制造的突出亮点。同时，消博会是一个见世面、看风向标的舞台。在消博会上，这些头部品牌都是有备而来，产品“剧透”了他们对于中国消费市场的理解以及高品质、个性化、重服务的消费升级趋势，这些为企业下一步产品设计制造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同时，我们跟优等生同台竞技，可以学到消费品领域的前沿的、创新的、高端的业态，企业也可以看到产业发展的方向，来提升品质、促进创新。另外，通过消博会把更多的优质消费品引入浙江，能更好的满足消费者多元的、高品质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品质消费的普及普惠，为扩大消费需求注入新动力。

叶建亮：消博会——如何提振消费信心？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于2023年4月11日至4月15日在海南海口举办。本届消博会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3000多个优质消费品牌，许多细分行业的国际头部品牌将首次参展，300多个品牌的1000余款产品将进行首发首秀。浙江也组织了19家优质企业参展。4月19日晚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浙江卫视《今日评说》栏目专访，对本届消博会在提振消费信心和提升高水平开放上的意义进行了点评。叶建亮认为，消费既是稳定经济的“压舱石”，也是提振预期的“风向标”。通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的举办，不仅对提振国内消费信心，扩大内需意义重大，而且也向全球展示了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决心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成就，为全球经济恢复注入活力和信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次国际消博会，也是海南全面启动全岛封关前的最后一届消博会，对于海南自贸港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是一次全方的相关改革成效的场景检验，对加快和完善自贸港区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具有指向性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我国消费品进口一直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不断显现，对全球企业有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引领消费品发展潮流和创新方向的商家，也越来越看重中国巨大的消费潜力，纷纷将首发首秀新品和精品投放到中国市场。这些精品展示的背后，体现了消博会在消费市场上的全球引领性定位，也是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消博会通过将全球优质消费品资源和商家汇集起来，不仅有利于优化国内市场供给结构，促进国内消费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畅通国内大循环；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消费资源和要素顺畅流动、高效共享，实现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浙江是制造业大省，但是浙江制造曾经以廉价低质的小商品闻名。此次浙江组织参展的19家优质企业中，科技型企业占三分之二以上，体现了年来，浙江省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的指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取得的成就，展示了我省数字制造、科技制造、品牌制造、绿色制造的突出亮点。同时，消博会是一个见世面、看风向标的舞台。在消博会上，这些头部品牌都是有备而来，产品“剧透”了他们对于中国消费市场的理解以及高品质、个性化、重服务的消费升级趋势，这些为企业下一步产品设计制造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同时，我们跟优等生同台竞技，可以学到消费品领域的前沿的、创新的、高端的业态，企业也可以看到产业发展的方向，来提升品质、促进创新。另外，通过消博会把更多的优质消费品引入浙江，能更好的满足消费者多元的、高品质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品质消费的普及普惠，为扩大消费需求注入新动力。

中心观点 | 叶建亮教授：长三角一体化如何跑出融合加速度？

  4月12日至13日，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先后赴江苏、上海学习考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共谋推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计，书写交流合作新篇章。4月13日晚，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做客浙江卫视《今日评说》栏目，对如何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行了点评。 叶建亮认为，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一直有串门走亲的传统。今年又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5周年。当前，我们面临在一个更加复杂严峻的环境中谋求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作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全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在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也是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承载特殊战略使命的希望之地。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再次“点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对新课题，长三角如何挑起大梁、创新打法？三省一市需要更大力度的协同谋划，加快创新，率先攻坚突围。特别是一体化进程中的产业同构、功能交叉，关键公共资源的一体化配置瘀点堵点难破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和体制机制创新加以解决。特别是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跨区域协调机制。加强顶层设计，赋予长三角更多的跨区域协调方面的制度创新空间和改革激励。对浙江省而言，要在“八八”战略指引下，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生态经济和海洋经济优势，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更好地放大一体化的乘数效应。 视频原文件地址：http://wap.cztv.com/tv/40/19570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