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的文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于2025年9月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正式发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摘 要] 回顾1978年以来的史实，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经历了超长期跨越式的规模增长，而且经历了贸易结构快速升级、主导新产品贸易快速迭代，乃至局部突破引领世界贸易前沿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变革，这一典型化事实对以比较优势为内核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为内核的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此，应建立一种可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绩效给予逻辑一致的解释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理论，与之相匹配的是以中立赋能贸易机会、增进贸易竞争和贸易创新为特征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高度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的基本经济性质及其内涵抽象。[关键词] 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引言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2004年、2007年、2011年货物进出口规模分别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8%提升至11.0%，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此后，除个别年份外，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全球第一，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比例进一步提升至12.4%。与贸易规模跨越式发展相伴随的，还包括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出口技术含量向世界前沿快速赶超、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快速攀升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内嵌着诸多创新性的理念与发展经验，如渐进式开放、区际国际二重开放、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具有转轨特征的“制度型开放”以及近期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开放型发展战略和实践，为构建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土壤。张二震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从国际经济学理论史来看，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和演化主线。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为什么会发生，但其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对如下两大中国命题的解释上，而这两大命题对存量的欧美国际经济学理论解释力形成了重大挑战。第一，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全球经济比较视野下的核心差异化特征，即在贸易超长期大规模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为何能持续快速升级、主导贸易产品为何能创新迭代直接逼近乃至局部跨越世界贸易前沿？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内核的比较优势理论，仅能给予部分解释。新近文献表明，如果低收入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家分工，贸易条件与处于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相比可能不断恶化，进而存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风险。新贸易理论虽然从规模报酬递增视角，提出了部分国家可以通过偶然因素或外部干预获得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但这一结论严重依赖对方国家不反制的假定。显然，上述两大主流理论在中国贸易典型特征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局限性。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已基本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且面临较多针对性的贸易反制。最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更多是从微观视角解读高生产率企业方可参与贸易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解释力同样不足。第二，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在顺应贸易自由化导向和不违背WTO国际规则环境下促进贸易发展并有益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脱离这个性质的政策，很难解释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中，为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经济体可以取得超纪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创新，与中国长期倡导的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息息相关。需要承认，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体系的贸易政策，并非如新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以邻为壑”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自由贸易政策。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有偏地认为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市场经济、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正当竞争政策，损害了他国的利益，这在总体上不符合中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抽象提炼中国贸易政策的整体特征，并在国际理论界发出中国声音，有助于改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空前复杂多变的不利贸易摩擦背景下，极具时代价值。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丰富实践，精确回答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术语创新，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价值所在。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练总结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第四部分提出匹配核心理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第五部分为总结和研究展望。二、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一）超40年的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纪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至新冠疫情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3%，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出口奇迹”。为什么国内外学者会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称为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同时期世界对外贸易增速。图1展示了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的差值。可以发现，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对外贸易增速。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历史上，虽然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出现过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增长期，但其贸易高速增长期均未超过20年，然而中国却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图1 1978—2024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差额（二）跨越“比较优势陷阱”，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和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劳动力、环境等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动能，但从长期和比较视野来看，相当多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认为中低收入国家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能获得利益，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进入门槛低，国际竞争激烈导致增加值率和加成率不佳，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可能不断恶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郭熙保和张薇通过采用1987—2015年161个国家的SITC-2位数世界贸易数据，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多维动态分析方法，证明了“比较优势陷阱”确实存在，但中国对外贸易并没有陷入通常的“比较优势陷阱”。陆文聪和许为采用Lafay指数、PRODY指数和引入条件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中国已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其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强流动性，从宏观出口结构上看，表现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多样化和产业链高端优化升级。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出口结构平均10年发生一次重大结构性跃迁，总体历经四大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出口主要以矿物燃料和自然资源等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第二阶段（1985—1995年），中国出口切换到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成品为主，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等主导产品的出口贸易比重达到20%以上。第三阶段（1995—2010年），中国出口开始切换到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加工贸易比例也开始迅速下降。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大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和新兴前沿贸易产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2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0%，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23.7%，全球排名第一，其中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电动载人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在全球市场遥遥领先。（三）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技术含量快速逼近世界技术前沿并实现局部跨越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从发达国家获得非对称的学习溢出效应，进而取得快速技术收敛的后发优势。“贸易中学”是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黄先海和宋学印的研究发现，在远离前沿技术阶段，后发国家固然可以通过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获得高速的技术差距收敛；但在准技术前沿阶段，如果不向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切换，则容易陷入“技术追赶陷阱”。这一陷阱实际上也是“比较优势陷阱”存在的深层原因。但从目前数据上看，中国似乎已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持续提升（见图2），出口价值链不断升级，其中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代表世界技术前沿的新一代产品也进入国际贸易领跑行列。图2 2002—2022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三、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演化主线。李嘉图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由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两国两商品世界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即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是解释国际分工的唯一因素。当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与外国生产的相对成本存在差异时，两国各自专注于生产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及贸易由此形成。H-O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质是比较优势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再是劳动生产率导致的成本差异，而是两国要素禀赋丰裕度不同决定的要素价格型成本差异。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假设环境下对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收入分配、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具有有效性和解释力。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虽然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经济主流浪潮，但如下两个典型化事实使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陷入解释困境。第一，同处全球化世界中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收入差距并未弥合，甚至越来越大；第二，少数经济体通过选择“逆比较优势”产业进入国际贸易，在一个时期后反而实现“比较优势的逆转”。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为解释上述两大困境带来了新的理论机制。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以外生的技术水平差异或天生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石，是一种静态观点；一旦引入时间动态，进而纳入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的动力来源，即形成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扩充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来源与机制。第一，要素禀赋丰裕度及其结构的动态化。经济学家将劳动力L、资本K的积累，看成居户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受到文化、政策等外部变量的调节。当各国面临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或企业达到某种因产业特性或政府引导（如给予激励）而产生的不同资本积累率条件时，各国K、L的增长率及K/L结构变化率就会产生差异，最终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及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贸易要素密集度逆转就是该情景下的一个案例。第二，技术水平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驱动下的动态化。依循这一思想的动态比较优势是李嘉图模型的扩展版。经济学家发现，技术水平或生产率并非外生不变，而是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或者多重效应综合交织驱动下，呈现线性或非线性的增长。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激励本国企业率先进入一个在强“干中学”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下，生产率有较快线性或非线性增长的产业领域时，本国企业将在该产业领域获得技术水平的领先，从而扭转“一朝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上述两大内涵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学说上构成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成果；在实践中，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了强大理论基础。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大量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思想指导下的政策实践。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内核机制上的局限，使其面临越来越清晰且深刻的挑战。在理论内核上，动态比较优势所依赖的两大效应，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干中学”，均面临“稻田条件”约束，边干边学效应会随着时间动态消耗殆尽，而由分工和规模经济驱动的生产率提升或生产成本下降存在边界，跨过一定门槛即进入规模不经济，最终在远期使动态比较优势趋于固化。如今，出口导向型增长驱动的“东亚奇迹”逐渐模糊。新近20年来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模式并没有严格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路线，而是展现出一种贸易结构快速迭代、产品集合快速扩张、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快速涌现的新的典型化特征。其中，个别新兴经济体不仅在存量贸易产品集合内快速获得技术竞争力并向发达国家反向出口，还借助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窗口，率先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贸易产品，形成了新的贸易分工，拓展了贸易的前沿边界。这并非依据要素禀赋的累积、“干中学”或规模经济驱动的动态比较优势所能解释的，而是源于一种动态竞争优势，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二）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内核与动能机制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是指一种不断开拓创新产品并在新产品贸易上取得国际竞争力的贸易理论，其具有三大理论内核，分别是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与差异性创新。1. 获得性要素H-O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环境不仅忽略了禀赋性要素会动态变化的事实，还摒除了后天可获得的新生产要素及其引入后带来的新效应。获得性要素主要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后天可发展的生产要素，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不仅可投入可贸易产品的生产活动，还可投入知识创新活动，对禀赋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方式具有赋能和重塑能力。获得性要素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如将其纳入知识生产函数，并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其效应时，一旦不同的国家在获得性要素上存在异质性的积累率，将对其技术动态、贸易分工以及贸易利得产生重大影响。可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产品创新的南北国家贸易模型中，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率差异对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在新兴产品和传统产品上的分工模式变迁的影响。人力资本即获得性要素，分工模式变化即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假定世界是一个“2×2×3”模型：一个北方国家N，另一个南方国家S；两种生产要素，分别为劳动力l与人力资本h，即获得性要素，要素无法自由流动；经济中存在三种经济活动，分别为生产传统产品Z，生产具有技术含量的新技术产品X和进行研发（R&D）活动。假定i为新技术产品集合，N拥有［0，i］之间所有产品的技术，S仅拥有［0，v］之间的技术，v<i，表明南方国家处于北方国家领导的技术前沿边界和产品集合之内。消费者效用函数采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形式：不失一般性，𝜌为消费者主观贴现率，x、z分别为消费者在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上的消费数量，s、1 - s分别代表相应产品的消费者支出。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其中，bj为生产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式（2）表明人力资本不仅可作为要素投入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其水平还影响新技术产品的生产系数。产品创新发生在新技术产品部门。假定企业成功研发一件新产品的研发成本与人力资本水平ha有如下关系：上式的分母表明，人力资本这一获得性要素具有的外部性的性质不仅体现在式（2）中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效率上，还影响式（3）中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效率即研发费用。为简单起见，模型中不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路径或内生投资决策，而是直接将人力资本的动态方程设定为，其中u表示经济体中用于投资和生产下一期的存量人力资本比例，𝜂则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系数。根据上述设定，可容易解得封闭均衡时的获得性要素人力资本累积率。随后可推导两国开放经济一体化模型，即可得到开放条件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自的新技术产品集合分工。据此，可提出如下获得性要素效应：在新技术产品集合上南北方国家产业分工的临界点为v，是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率比值的函数。当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高于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并达到一定条件后，v将不断增加，推动南方国家持续获得更多新产品贸易竞争力。（证明略）从经济学原理直觉上，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之所以产生上述效应，在于人力资本、知识等获得性要素普遍具有外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大激励功能。当社会获得性要素的供给曲线右移时，可降低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成本，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现实中，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率取决于教育基础设施、教育回报率、知识尊重等因素，当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通过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支出、提高教育质量、引进海外人才等方式，提高获得性要素积累率时，就可以促进本国不断拓展新技术产品的升级边界，进而改变贸易分工模式。2. 复合性后发优势对于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如何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向世界前沿收敛甚至实现跨越赶超，一直是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议题，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领域。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1952年首次指出，落后本身是一种劣势，但也存在一种优势即后发优势。这一观察极为富有创见。大量南方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正是通过贸易和外资等渠道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获得快速技术进步，解决了比“资本缺口”更为重要的“技术缺口”问题。后发优势可由下式表达：N、S仍分别为北方国家、南方国家，𝜆N和𝜆s分别表示基于上一期技术水平自主创新效率，𝜙s表示溢出吸收效率。从式（4）可知，北方国家因处于技术前沿，只能以高风险的自主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而南方国家不仅可自主创新，还可通过𝜙s从发达国家获得学习溢出效应。通常而言，在人力资本匹配条件处于准技术前沿之前阶段时，即𝜙s > 𝜆s成立，这意味着后发国家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获得更快的技术收敛速度。式（4）充分刻画了格申克龙定义的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Brezis等、黄先海等发展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进步“蛙跳模型”。这一支文献指出，在面临新技术选择或技术革命窗口期时，领先国虽在存量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下一代新技术的初期生产率通常低于成熟的存量技术，因此领先国未必会选择新技术。相反，只要新技术生产率高于后发国的当前技术（这一条件通常成立），那么后发国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率先选择新技术的激励。当新技术具有更大的长期升级特性时，后发国便有潜力在新技术、新产品上跃升至世界领先地位。基于早期的后发学习优势、近期的蛙跳模型，可提出一个统一的后发优势——复合性后发优势。它是指在一个多产品生产的发展中经济体，因不同产品存在技术前沿距离的异质性，而产生可并行发挥后发学习优势与后发蛙跳优势的综合后发效应（见图3、图4）。图4 复合性后发优势：大型经济体复合性后发优势对格申克龙的后发学习优势和Brezis、黄先海等的后发蛙跳优势进行了两个层面的重要拓展。第一，以技术距离动态对后发学习效应和后发蛙跳效应进行了统一解释。当一个经济体远离技术前沿时，后发学习发挥主导效应；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后发蛙跳发挥更大效应功能。第二，以多产品生产稀释阿罗替代效应，以解释后发新兴大国的贸易集约边际快速增长与扩展边际快速创新的双重增长事实。据此，本文提出复合性后发优势的动能机制：在一个市场容量大、可容纳多产品生产的大型后发经济体中，潜在出口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在当前产品上迭代在位出口企业，也可选择新的更接近前沿技术的产业出口，当进入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实施出口蛙跳。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小型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中存在差异。在一个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企业即使有后发优势，一旦选择进入某个产品生产，同时将产生阿罗替代效应，延缓出口创新。同时，由于小型经济体缺乏更多的资源支撑足够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在位企业将倾向集约边际出口，出口扩展边际受到约束。大型经济体则不同，其允许多个企业在多个产品线上同时发挥后发优势，大量新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可以选择既有出口行业进行出口竞争，也可进入新的出口行业。多个企业的微观竞争与拓展过程，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贸易出口规模快速扩张（集约边际）、出口产品快速扩展迭代（扩展边际）的独特格局。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的分工深化条件下将会进一步放大。根据分工理论，人口规模决定分工深化程度。人口少和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分工细化之后就面临市场规模偏小的限制。在大国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规模，为潜在的分工合作深化提供了基础，让细化后的每个分工节点都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需求与收益，有利于形成“分工促进分工”的正向反馈。3. 差异性创新复合性后发优势主要刻画发展中经济体从远离世界贸易技术前沿到准技术前沿并可通过后发蛙跳实现贸易优势逆转的机制，但是，后发蛙跳的实现，有赖于世界已经存在新的技术集合并且发达国家未选择新技术，进而为后发国家留下窗口等多重假设条件。在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具有足够信息且足够远视的条件下，即允许较低的贴现率，那么将削弱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蛙跳机会。根据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创新是驱动技术进步的持久源泉，创新竞争是提升创新到达率的加速器。对于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不仅可选择发达经济体在新技术集合内未选择的技术实现蛙跳型创新，也可选择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实现换道超车。据此，本文提出差异性创新的效应机制：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可通过创新试错，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新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获取下一代贸易竞争力。差异性创新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独有的创新分工条件下将进一步放大。大型经济体内部具有的超大市场规模和多维市场结构，可蕴含并容纳更高的创新试错密度与溢出反馈程度。尤其对于已接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而言，自主创新将逐渐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对未来技术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维的市场结构可允许多个不同技术创新方向上的新兴企业、新兴技术、新兴产品均能获得一定的市场回报激励，从而提升不同类型的新兴技术和产品在市场竞争和需求筛选中的试错创新密度、互相溢出程度、技术迭代速率，最终使本国在未来新技术新产业贸易上获得领先地位。（三）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拓展迭代动态竞争优势是经典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一次重要理论迭代。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可在一个“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差异性创新”框架内，以技术距离时间动态为线索，对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事实给予逻辑一致的系统解释。第一，动态竞争优势是H-O要素禀赋理论在要素集合和要素性质上的扩展。在经典比较优势理论中，贸易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国家间诸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禀赋性要素的丰裕度与价格存在差异；动态竞争优势则侧重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获得性要素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第二，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或处于可能性边界上时，可转向蛙跳赶超或差异化竞争创新，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拓展新的贸易边界与贸易领域。当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时，可以后发学习效应为主导，快速提升技术水平，使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供给（数量/质量）得到快速累积，从而在世界贸易集合内持续提高竞争力。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发展中经济体可在已知的新技术集合内选择发达经济体未选择的技术，并通过后发蛙跳效应获取贸易竞争力，也可在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差异性创新，在下一代产业贸易上获取差异化竞争力。整个贸易竞争力动态转换过程，伴随获得性要素供给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动态转换成本（见图5）。图5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发展与创新：一致解释四、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国际经济理论与发展史中的贸易政策不同的贸易政策主张与其依赖的贸易理论洞察密切相关。伴随斯密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国际贸易政策基本上也沿着“自由—干预”“合作—竞争”两个具有矛盾张力的维度发展。国际贸易政策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显著，且时有迭代，但大体上是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的交替运行或有选择的组合设计。根据不同的倾向及其影响力，可将现有的国际贸易政策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1.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环境中，比较优势是解释两国贸易动因和贸易结构的核心，基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及外生性的技术差距或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假设，一国专门生产其相对优势最大的产品，另一国生产相对劣势较小的产品，国际分工与贸易由此形成，两国均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环境下，政府介入贸易的政策空间极小，国家对进出口贸易活动一般不进行干预，减免关税和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促使企业在国内外市场自由竞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问题在于，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何按照比较优势实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有悖于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政策现实。这意味着建立在诸多严格假定之上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势必丢弃了现实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规律性因素。2. 基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超保护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需求不足理论、就业理论和乘数理论，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由此形成超保护贸易政策，是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冲击。凯恩斯在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充分就业”前提条件、进出口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平衡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需求不足背景下，应重新实施重商主义的“奖入限出”政策，而且不仅是防御性地保护本国市场，实行进口限额和外汇管制以限制进口，更重要的是进攻性地争夺全球市场，对出口商品给予补贴和关税减免等优惠，以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刺激本国有效需求，扩大国内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3. 基于新贸易理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果说超保护贸易政策只是需求不足特定条件下的短期贸易政策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则是新贸易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环境中的长期占优政策。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重大突破，也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理论上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条件合理性。新贸易理论认为，通过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出口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快速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竞争能力，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和实现利润转移。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但无损于其经济福利，反而有可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从历史视角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也是对李斯特提出、穆勒等人不断发展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政策的延伸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广受国际关注，然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严重依赖于他国“不还手”，但现实中，对战略性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和出口抢占可能是一种占优策略，由此导致国际贸易陷入“以邻为壑”“囚徒困境”的局面。（二）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及其效应机制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卓越绩效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贸易战略及其政策范式密不可分。中国开放型经济展现的存量贸易产品优势快速迁移、前沿贸易产品优势快速创新的典型化特征，对传统贸易政策解释力形成两大挑战。第一，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优势变迁体现了利用比较优势的部分动力特征，但经典的单纯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难以解释中国不仅跨越了“比较优势陷阱”，而且不断有新的贸易前沿产品优势涌现迭代；第二，虽然中国对贸易部门存在体系化的政策干预，但并非如战略性贸易政策所主张的实施进口保护和对特定企业实施出口补贴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实现“国际利润转移”，这与WTO规则存在严重冲突。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比较视野，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上实施的是一种可称为赋能性的贸易政策，即一种中立赋能企业贸易机会、要素和能力，以促进贸易创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导向型贸易政策。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介入特征，是在贸易部门内部提供充分的贸易机会、获得性要素和创新条件的中立赋能，在政策工具类型上除了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更重要地体现为培育和供给有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关键共性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海外高能级技术和人才引进等获得性要素。上述政策具有显著的贸易相关高能级要素供给和创新补偿的公共品特征。在政策效应机制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中立赋能的性质，在静态上具有弱价格扭曲、规避贸易资源误配效应特征，降低后发大国的企业贸易门槛，使中国基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在贸易竞争机制引导下，促使后发大国企业沿着技术差距快速收敛，在贸易产品上体现为在国际贸易存量产品集合内的快速升级。赋能性贸易政策总体具有市场友好、竞争兼容的特征。除了短期的资源配置效应，更重要的是，赋能性贸易政策具有促进与贸易有关的学习效应扩散（贸易中学）、贸易前沿创新的动态效应。人力资本、数据等高能级获得性要素的培育和供给，贸易创新性基础设施平台的建立，降低了准技术前沿企业的出口蛙跳成本，也激励企业向下一代国际产品进行差异性创新。在超大规模市场条件叠加下，多个企业的后发蛙跳、差异化创新同步进行，贸易创新到达率显著提升，由此驱动形成中国贸易结构持续快速升级、产品持续快速迭代的特征规律。在国际贸易利得及国别分配上，不同于幼稚产业保护的“市场封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性质，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效应侧重于获得性要素的创造和前沿增量产品贸易的创新，将有效规避存量的“国际利润转移”效应，且其并不以外国竞争对手损失为前提条件，不排斥国外企业对本土市场、国内贸易公共品的配置。特别是，在国际产业链工序分工新条件下，赋能性贸易政策形成的本国企业贸易创新成果将通过产业链工序向国外扩散，有助于形成多边友好型国际贸易分工与利得分享效应。（三）赋能性贸易政策的超越性赋能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不违背既定WTO规则体系下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囚徒困境”，以一种国内市场竞争友好、国际多边竞争友好的方法促进贸易优势快速升级和跨越发展。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忽略了自由贸易的竞争效应，潜在的资源误配风险显著。超保护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明显违背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且其效应严重依赖对方“不反制”这一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从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史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整合幼稚产业保护、出口导向战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后发蛙跳、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等前沿成果，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战略与政策选择形成新的拓展（详见表1）。宏观上的贸易结构升级有赖微观上企业出口产品集合的边际扩展能力。从根源性、实质性因素看，无论是企业出口产品的横向扩展，还是出口质量与价值链升级，其支柱性动力均可由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水平及其动态竞争能力所解释。综合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不同程度吸收和整合自由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对贸易创新驱动和竞争能力的增进作出新的定位与边界拓展，在贸易政策工具方面则通过中立赋能贸易机会、要素和条件，形成多边友好、市场友好的低扭曲型政策形态，是对现有国际贸易战略的一次拓展迭代，构成发挥中国特色优势、兼容国际规则共性的新一代贸易战略。五、结论与未来研究议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绩效以及在新阶段新格局下的全球化新诉求，在对当前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本文提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体现出两大拓展意义。第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这一基本国情特质、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典型化特征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依赖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所体现的结构快速升级、新的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乃至引领下一代世界贸易前沿的典型化事实，而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基本国情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实际上，本文提出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三大关键词体现的概念息息相关。由后发优势驱动的新技术蛙跳，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大国市场则保证了在面向下一代贸易产品实施差异性创新时，具有足够充分的市场进入、出口竞争及创新试错密度，提升差异性贸易创新到达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保障有足够的政策资源，但以中立赋能、增进竞争的方式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第二，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兼容吸收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并具有一般性质和广泛解释力的开放型经济学新理论。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并不排斥比较优势理论从劳动力等禀赋性要素优势驱动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发展的逻辑机制，而是强调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对禀赋性要素的有效配置、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以及跨越“比较优势陷阱”的重要功能。克鲁格曼等人开创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等机制上的动态比较优势，相当程度上可认为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例。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存量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可转向蛙跳或采取差异性创新机制，这种转变可引领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前沿，获取增量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赋能性贸易政策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但超越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无所作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以在本地培育贸易高级要素、中性贸易平台等方式激励贸易竞争、补偿贸易（技术和产品）创新，而大国市场进一步倍增释放了赋能性贸易政策效应。面向未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在理论深化与体系化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南方国家在南北产品贸易模型中优势逆转的理论关系；其次，在政策工具上，中国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条件比如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模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最小可行设计”；最后，数字贸易条件下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新的实现机制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形态需要进一步探索。当前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如何将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数据流通规则纳入动态竞争优势是一个关键课题，包括数字赋能性贸易政策。
2025年12月11日，杭州市咨询委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管智库原则，始终把牢正确工作方向，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贴决策、注重实效、体现特色的工作要求，建设高质量智库，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宣读第四届市咨询委组成人员名单，共有109位专家受聘为市咨询委委员。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聘为本届杭州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的文章《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于2025年12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理论版正式刊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间。来源：中国青年报理论版2025年12月7日 03版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并重”转型，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产业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持续巩固，制造业规模与创新双领先。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断巩固。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 新兴产业强劲增长，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光伏发电设备、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和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快速崛起，极大提振了中国制造的前景势能。 产业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增长新引擎。建成了全球最大新能源产业链，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新能源充电桩数量等指标均居世界首位，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对全球能源转型形成有力支撑。 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产业融合迈向纵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发展，5G基站和千兆宽带覆盖率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工业大类。“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智能工厂建成数量、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均位居全球前列。产业跨界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协同。 产业链安全韧性显著增强，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取得突破。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卡脖子”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等产业形成全链条自主能力，高铁、特高压等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3家，突破近700项关键共性技术，“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 基础设施网络支撑有力，促进产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建成全球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十五五”时期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五大举措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统筹“扬长板”与“补短板”，筑牢产业链韧性根基。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和产业链薄弱环节，持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与“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双轮驱动。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和产业化落地，实行产业链“一链一策”精准突破。 另一方面，聚焦优势产业，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从“规模领先”向“技术主导”转型。通过技术输出、标准输出、产能合作，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从“被嵌入者”转型为“规则塑造者”。 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联动升级双引擎。传统产业升级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而推动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模式。强化质量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的认可度，巩固传统优势行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布局，完善从创新设施、技术研发到产品迭代、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与可行商业模式。通过“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形成新老产业互促共生的产业生态。 统筹制造业与服务业，提升产业体系协同效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形成“制造+服务”双轮驱动的产业形态。聚焦“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能。积极推动研发设计、物流仓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建立与先进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体系。推广服务型制造模式，鼓励制造业企业从“产品提供者”向“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搭建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融合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加强服务标准与质量品牌建设，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推动两业融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演进，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统筹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畅通资本赋能产业良性循环。大力发挥资本的产业导向功能，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构建“资本引导-产业创新-价值回报”的良性循环。强化“精准赋能、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体制机制，推进产融深度融合。持续壮大耐心资本，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基础研究领域。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大力创新和发展直接融资工具，推广“投贷联动”“债转股”等模式，满足产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优化上市标准与退出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加大产业投资机构培育，提升资本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让资本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非“投机器”，抑制金融脱实向虚。 统筹对外开放与产业安全，构建开放包容的产业体系。通过“开放中求安全、安全中促开放”，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高端环节的份额，提升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竞争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对外产业合作，构建“多元互补、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优化外资利用格局，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提升自贸区自贸港开放平台功能，打造产业开放合作新高地。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重要物资供应等领域建立“备份系统”。构建重点资源多元供应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战略储备等方式，保障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安全。坚持“对等开放”原则，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防范外部技术封锁与产业遏制。
11月8日，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智慧农业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论坛以“AI时代的数字农业解决方案”为主题，旨在探寻数字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创新路径，携手打造多方协同的产业生态，共同推动全球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信息官兼数字粮农与农业信息司司长德扬·亚科夫列维奇、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等共同出席论坛并致辞。论坛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国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杭州高新区管委会等政府机构，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业大数据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及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通信息技术(盐城)有限公司等领军企业代表，围绕“AI驱动下的农业进步”与“智慧农业的商业实践”等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并就“AI时代的农业展望”进行圆桌讨论。论坛期间还举行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支持的数字农业创新（杭州）中心揭幕仪式，推动数字农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11月8日，由华东理工大学主办、商学院与法学院联合承办的2025国际进口贸易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以 “多边秩序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图景” 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国际组织、中国政府、学界和业界的300余位专家学者。 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和国际沟通的桥梁，为服务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智慧和智力支持。 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与政策洞见。 黄先海教授在演讲中指出，现行主流理论存在一定局限性，进而提出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赋能型贸易政策体系。
2025年9月4日，2025 中国（杭州）机器人创新产融对接大会在杭州浙大总部园圆满落幕。本次大会由浙江大学、余杭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主办，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欧美同学会、浙江大学融资租赁研究中心承办，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浙江大学成果转化基地、杭州数字经济联合会、浙江省机器人产业发展协会、粤港澳大湾区机器人产业联盟、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重庆市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联合会、武汉市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行业协会、阿里校友联合会（青橙会）、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沐源生物园、寻星孵化器协办，上海银行杭州分行、合合信息、余杭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余杭区网络界人士联谊会、余杭区新联会仓前分会、余杭区新联会AI分会、治享科技（浙江）有限公司、广东省风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对本次大会提供战略支持。大会以“强机补链，融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政府机构、科研院校、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金融投资机构代表，共同探讨机器人产业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杭州数字经济联合会秘书长明振东参会交流对接，服务赋能人工智能+机器人初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大会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程思宁主持，先后五位重磅嘉宾出席大会演讲分享，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先海发表致辞，并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提到，浙江大学综合实力与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已跻身全球高校前50强，并正朝着“世界前三十”的目标迈进。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浙江大学牵头建设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显著，学术贡献指标位列全球第三。尤为突出的是，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达10%，远高于全国平均的3.8%，展现出巨大的产业化潜力。他强调，学校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致力于凝聚校友力量，希望以本届大会为新的契机，把技术、资本、场景、规则拧成一股绳，推动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延伸”和“共同富裕的杠杆”。大会精心策划了成长企业路演环节，旨在搭建机器人产业链与金融资本对接、与区域资源对话的桥梁。此外，大会特别设置“速配路演”“政策直通车”及“沉浸体验区”三大功能区，实现“技术-资本-政策”的高效联动。政府与园区代表现场为企业提供政策匹配与低息贷款咨询，春晚同款机器人也在体验区与嘉宾亲切互动，科技感、沉浸感与实效性成为全场亮点。强机补链，重在务实生态，融创未来，赢在精准对接。此次大会有效推进了机器人领域“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我国在全球机器人竞争新格局中占据先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的文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于2025年9月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正式发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摘 要] 回顾1978年以来的史实，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经历了超长期跨越式的规模增长，而且经历了贸易结构快速升级、主导新产品贸易快速迭代，乃至局部突破引领世界贸易前沿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变革，这一典型化事实对以比较优势为内核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为内核的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此，应建立一种可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绩效给予逻辑一致的解释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理论，与之相匹配的是以中立赋能贸易机会、增进贸易竞争和贸易创新为特征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高度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的基本经济性质及其内涵抽象。[关键词] 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引言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2004年、2007年、2011年货物进出口规模分别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8%提升至11.0%，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此后，除个别年份外，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全球第一，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比例进一步提升至12.4%。与贸易规模跨越式发展相伴随的，还包括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出口技术含量向世界前沿快速赶超、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快速攀升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内嵌着诸多创新性的理念与发展经验，如渐进式开放、区际国际二重开放、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具有转轨特征的“制度型开放”以及近期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开放型发展战略和实践，为构建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土壤。张二震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从国际经济学理论史来看，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和演化主线。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为什么会发生，但其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对如下两大中国命题的解释上，而这两大命题对存量的欧美国际经济学理论解释力形成了重大挑战。第一，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全球经济比较视野下的核心差异化特征，即在贸易超长期大规模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为何能持续快速升级、主导贸易产品为何能创新迭代直接逼近乃至局部跨越世界贸易前沿？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内核的比较优势理论，仅能给予部分解释。新近文献表明，如果低收入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家分工，贸易条件与处于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相比可能不断恶化，进而存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风险。新贸易理论虽然从规模报酬递增视角，提出了部分国家可以通过偶然因素或外部干预获得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但这一结论严重依赖对方国家不反制的假定。显然，上述两大主流理论在中国贸易典型特征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局限性。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已基本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且面临较多针对性的贸易反制。最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更多是从微观视角解读高生产率企业方可参与贸易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解释力同样不足。第二，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在顺应贸易自由化导向和不违背WTO国际规则环境下促进贸易发展并有益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脱离这个性质的政策，很难解释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中，为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经济体可以取得超纪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创新，与中国长期倡导的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息息相关。需要承认，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体系的贸易政策，并非如新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以邻为壑”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自由贸易政策。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有偏地认为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市场经济、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正当竞争政策，损害了他国的利益，这在总体上不符合中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抽象提炼中国贸易政策的整体特征，并在国际理论界发出中国声音，有助于改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空前复杂多变的不利贸易摩擦背景下，极具时代价值。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丰富实践，精确回答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术语创新，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价值所在。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练总结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第四部分提出匹配核心理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第五部分为总结和研究展望。二、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一）超40年的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纪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至新冠疫情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3%，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出口奇迹”。为什么国内外学者会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称为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同时期世界对外贸易增速。图1展示了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的差值。可以发现，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对外贸易增速。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历史上，虽然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出现过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增长期，但其贸易高速增长期均未超过20年，然而中国却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图1 1978—2024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差额（二）跨越“比较优势陷阱”，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和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劳动力、环境等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动能，但从长期和比较视野来看，相当多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认为中低收入国家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能获得利益，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进入门槛低，国际竞争激烈导致增加值率和加成率不佳，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可能不断恶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郭熙保和张薇通过采用1987—2015年161个国家的SITC-2位数世界贸易数据，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多维动态分析方法，证明了“比较优势陷阱”确实存在，但中国对外贸易并没有陷入通常的“比较优势陷阱”。陆文聪和许为采用Lafay指数、PRODY指数和引入条件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中国已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其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强流动性，从宏观出口结构上看，表现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多样化和产业链高端优化升级。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出口结构平均10年发生一次重大结构性跃迁，总体历经四大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出口主要以矿物燃料和自然资源等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第二阶段（1985—1995年），中国出口切换到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成品为主，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等主导产品的出口贸易比重达到20%以上。第三阶段（1995—2010年），中国出口开始切换到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加工贸易比例也开始迅速下降。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大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和新兴前沿贸易产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2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0%，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23.7%，全球排名第一，其中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电动载人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在全球市场遥遥领先。（三）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技术含量快速逼近世界技术前沿并实现局部跨越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从发达国家获得非对称的学习溢出效应，进而取得快速技术收敛的后发优势。“贸易中学”是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黄先海和宋学印的研究发现，在远离前沿技术阶段，后发国家固然可以通过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获得高速的技术差距收敛；但在准技术前沿阶段，如果不向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切换，则容易陷入“技术追赶陷阱”。这一陷阱实际上也是“比较优势陷阱”存在的深层原因。但从目前数据上看，中国似乎已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持续提升（见图2），出口价值链不断升级，其中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代表世界技术前沿的新一代产品也进入国际贸易领跑行列。图2 2002—2022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三、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演化主线。李嘉图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由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两国两商品世界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即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是解释国际分工的唯一因素。当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与外国生产的相对成本存在差异时，两国各自专注于生产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及贸易由此形成。H-O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质是比较优势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再是劳动生产率导致的成本差异，而是两国要素禀赋丰裕度不同决定的要素价格型成本差异。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假设环境下对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收入分配、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具有有效性和解释力。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虽然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经济主流浪潮，但如下两个典型化事实使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陷入解释困境。第一，同处全球化世界中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收入差距并未弥合，甚至越来越大；第二，少数经济体通过选择“逆比较优势”产业进入国际贸易，在一个时期后反而实现“比较优势的逆转”。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为解释上述两大困境带来了新的理论机制。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以外生的技术水平差异或天生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石，是一种静态观点；一旦引入时间动态，进而纳入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的动力来源，即形成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扩充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来源与机制。第一，要素禀赋丰裕度及其结构的动态化。经济学家将劳动力L、资本K的积累，看成居户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受到文化、政策等外部变量的调节。当各国面临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或企业达到某种因产业特性或政府引导（如给予激励）而产生的不同资本积累率条件时，各国K、L的增长率及K/L结构变化率就会产生差异，最终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及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贸易要素密集度逆转就是该情景下的一个案例。第二，技术水平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驱动下的动态化。依循这一思想的动态比较优势是李嘉图模型的扩展版。经济学家发现，技术水平或生产率并非外生不变，而是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或者多重效应综合交织驱动下，呈现线性或非线性的增长。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激励本国企业率先进入一个在强“干中学”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下，生产率有较快线性或非线性增长的产业领域时，本国企业将在该产业领域获得技术水平的领先，从而扭转“一朝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上述两大内涵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学说上构成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成果；在实践中，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了强大理论基础。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大量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思想指导下的政策实践。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内核机制上的局限，使其面临越来越清晰且深刻的挑战。在理论内核上，动态比较优势所依赖的两大效应，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干中学”，均面临“稻田条件”约束，边干边学效应会随着时间动态消耗殆尽，而由分工和规模经济驱动的生产率提升或生产成本下降存在边界，跨过一定门槛即进入规模不经济，最终在远期使动态比较优势趋于固化。如今，出口导向型增长驱动的“东亚奇迹”逐渐模糊。新近20年来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模式并没有严格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路线，而是展现出一种贸易结构快速迭代、产品集合快速扩张、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快速涌现的新的典型化特征。其中，个别新兴经济体不仅在存量贸易产品集合内快速获得技术竞争力并向发达国家反向出口，还借助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窗口，率先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贸易产品，形成了新的贸易分工，拓展了贸易的前沿边界。这并非依据要素禀赋的累积、“干中学”或规模经济驱动的动态比较优势所能解释的，而是源于一种动态竞争优势，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二）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内核与动能机制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是指一种不断开拓创新产品并在新产品贸易上取得国际竞争力的贸易理论，其具有三大理论内核，分别是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与差异性创新。1. 获得性要素H-O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环境不仅忽略了禀赋性要素会动态变化的事实，还摒除了后天可获得的新生产要素及其引入后带来的新效应。获得性要素主要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后天可发展的生产要素，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不仅可投入可贸易产品的生产活动，还可投入知识创新活动，对禀赋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方式具有赋能和重塑能力。获得性要素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如将其纳入知识生产函数，并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其效应时，一旦不同的国家在获得性要素上存在异质性的积累率，将对其技术动态、贸易分工以及贸易利得产生重大影响。可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产品创新的南北国家贸易模型中，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率差异对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在新兴产品和传统产品上的分工模式变迁的影响。人力资本即获得性要素，分工模式变化即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假定世界是一个“2×2×3”模型：一个北方国家N，另一个南方国家S；两种生产要素，分别为劳动力l与人力资本h，即获得性要素，要素无法自由流动；经济中存在三种经济活动，分别为生产传统产品Z，生产具有技术含量的新技术产品X和进行研发（R&D）活动。假定i为新技术产品集合，N拥有［0，i］之间所有产品的技术，S仅拥有［0，v］之间的技术，v<i，表明南方国家处于北方国家领导的技术前沿边界和产品集合之内。消费者效用函数采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形式：不失一般性，𝜌为消费者主观贴现率，x、z分别为消费者在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上的消费数量，s、1 - s分别代表相应产品的消费者支出。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其中，bj为生产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式（2）表明人力资本不仅可作为要素投入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其水平还影响新技术产品的生产系数。产品创新发生在新技术产品部门。假定企业成功研发一件新产品的研发成本与人力资本水平ha有如下关系：上式的分母表明，人力资本这一获得性要素具有的外部性的性质不仅体现在式（2）中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效率上，还影响式（3）中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效率即研发费用。为简单起见，模型中不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路径或内生投资决策，而是直接将人力资本的动态方程设定为，其中u表示经济体中用于投资和生产下一期的存量人力资本比例，𝜂则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系数。根据上述设定，可容易解得封闭均衡时的获得性要素人力资本累积率。随后可推导两国开放经济一体化模型，即可得到开放条件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自的新技术产品集合分工。据此，可提出如下获得性要素效应：在新技术产品集合上南北方国家产业分工的临界点为v，是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率比值的函数。当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高于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并达到一定条件后，v将不断增加，推动南方国家持续获得更多新产品贸易竞争力。（证明略）从经济学原理直觉上，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之所以产生上述效应，在于人力资本、知识等获得性要素普遍具有外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大激励功能。当社会获得性要素的供给曲线右移时，可降低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成本，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现实中，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率取决于教育基础设施、教育回报率、知识尊重等因素，当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通过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支出、提高教育质量、引进海外人才等方式，提高获得性要素积累率时，就可以促进本国不断拓展新技术产品的升级边界，进而改变贸易分工模式。2. 复合性后发优势对于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如何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向世界前沿收敛甚至实现跨越赶超，一直是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议题，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领域。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1952年首次指出，落后本身是一种劣势，但也存在一种优势即后发优势。这一观察极为富有创见。大量南方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正是通过贸易和外资等渠道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获得快速技术进步，解决了比“资本缺口”更为重要的“技术缺口”问题。后发优势可由下式表达：N、S仍分别为北方国家、南方国家，𝜆N和𝜆s分别表示基于上一期技术水平自主创新效率，𝜙s表示溢出吸收效率。从式（4）可知，北方国家因处于技术前沿，只能以高风险的自主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而南方国家不仅可自主创新，还可通过𝜙s从发达国家获得学习溢出效应。通常而言，在人力资本匹配条件处于准技术前沿之前阶段时，即𝜙s > 𝜆s成立，这意味着后发国家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获得更快的技术收敛速度。式（4）充分刻画了格申克龙定义的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Brezis等、黄先海等发展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进步“蛙跳模型”。这一支文献指出，在面临新技术选择或技术革命窗口期时，领先国虽在存量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下一代新技术的初期生产率通常低于成熟的存量技术，因此领先国未必会选择新技术。相反，只要新技术生产率高于后发国的当前技术（这一条件通常成立），那么后发国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率先选择新技术的激励。当新技术具有更大的长期升级特性时，后发国便有潜力在新技术、新产品上跃升至世界领先地位。基于早期的后发学习优势、近期的蛙跳模型，可提出一个统一的后发优势——复合性后发优势。它是指在一个多产品生产的发展中经济体，因不同产品存在技术前沿距离的异质性，而产生可并行发挥后发学习优势与后发蛙跳优势的综合后发效应（见图3、图4）。图4 复合性后发优势：大型经济体复合性后发优势对格申克龙的后发学习优势和Brezis、黄先海等的后发蛙跳优势进行了两个层面的重要拓展。第一，以技术距离动态对后发学习效应和后发蛙跳效应进行了统一解释。当一个经济体远离技术前沿时，后发学习发挥主导效应；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后发蛙跳发挥更大效应功能。第二，以多产品生产稀释阿罗替代效应，以解释后发新兴大国的贸易集约边际快速增长与扩展边际快速创新的双重增长事实。据此，本文提出复合性后发优势的动能机制：在一个市场容量大、可容纳多产品生产的大型后发经济体中，潜在出口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在当前产品上迭代在位出口企业，也可选择新的更接近前沿技术的产业出口，当进入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实施出口蛙跳。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小型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中存在差异。在一个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企业即使有后发优势，一旦选择进入某个产品生产，同时将产生阿罗替代效应，延缓出口创新。同时，由于小型经济体缺乏更多的资源支撑足够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在位企业将倾向集约边际出口，出口扩展边际受到约束。大型经济体则不同，其允许多个企业在多个产品线上同时发挥后发优势，大量新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可以选择既有出口行业进行出口竞争，也可进入新的出口行业。多个企业的微观竞争与拓展过程，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贸易出口规模快速扩张（集约边际）、出口产品快速扩展迭代（扩展边际）的独特格局。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的分工深化条件下将会进一步放大。根据分工理论，人口规模决定分工深化程度。人口少和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分工细化之后就面临市场规模偏小的限制。在大国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规模，为潜在的分工合作深化提供了基础，让细化后的每个分工节点都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需求与收益，有利于形成“分工促进分工”的正向反馈。3. 差异性创新复合性后发优势主要刻画发展中经济体从远离世界贸易技术前沿到准技术前沿并可通过后发蛙跳实现贸易优势逆转的机制，但是，后发蛙跳的实现，有赖于世界已经存在新的技术集合并且发达国家未选择新技术，进而为后发国家留下窗口等多重假设条件。在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具有足够信息且足够远视的条件下，即允许较低的贴现率，那么将削弱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蛙跳机会。根据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创新是驱动技术进步的持久源泉，创新竞争是提升创新到达率的加速器。对于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不仅可选择发达经济体在新技术集合内未选择的技术实现蛙跳型创新，也可选择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实现换道超车。据此，本文提出差异性创新的效应机制：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可通过创新试错，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新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获取下一代贸易竞争力。差异性创新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独有的创新分工条件下将进一步放大。大型经济体内部具有的超大市场规模和多维市场结构，可蕴含并容纳更高的创新试错密度与溢出反馈程度。尤其对于已接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而言，自主创新将逐渐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对未来技术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维的市场结构可允许多个不同技术创新方向上的新兴企业、新兴技术、新兴产品均能获得一定的市场回报激励，从而提升不同类型的新兴技术和产品在市场竞争和需求筛选中的试错创新密度、互相溢出程度、技术迭代速率，最终使本国在未来新技术新产业贸易上获得领先地位。（三）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拓展迭代动态竞争优势是经典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一次重要理论迭代。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可在一个“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差异性创新”框架内，以技术距离时间动态为线索，对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事实给予逻辑一致的系统解释。第一，动态竞争优势是H-O要素禀赋理论在要素集合和要素性质上的扩展。在经典比较优势理论中，贸易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国家间诸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禀赋性要素的丰裕度与价格存在差异；动态竞争优势则侧重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获得性要素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第二，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或处于可能性边界上时，可转向蛙跳赶超或差异化竞争创新，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拓展新的贸易边界与贸易领域。当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时，可以后发学习效应为主导，快速提升技术水平，使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供给（数量/质量）得到快速累积，从而在世界贸易集合内持续提高竞争力。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发展中经济体可在已知的新技术集合内选择发达经济体未选择的技术，并通过后发蛙跳效应获取贸易竞争力，也可在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差异性创新，在下一代产业贸易上获取差异化竞争力。整个贸易竞争力动态转换过程，伴随获得性要素供给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动态转换成本（见图5）。图5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发展与创新：一致解释四、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国际经济理论与发展史中的贸易政策不同的贸易政策主张与其依赖的贸易理论洞察密切相关。伴随斯密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国际贸易政策基本上也沿着“自由—干预”“合作—竞争”两个具有矛盾张力的维度发展。国际贸易政策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显著，且时有迭代，但大体上是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的交替运行或有选择的组合设计。根据不同的倾向及其影响力，可将现有的国际贸易政策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1.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环境中，比较优势是解释两国贸易动因和贸易结构的核心，基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及外生性的技术差距或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假设，一国专门生产其相对优势最大的产品，另一国生产相对劣势较小的产品，国际分工与贸易由此形成，两国均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环境下，政府介入贸易的政策空间极小，国家对进出口贸易活动一般不进行干预，减免关税和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促使企业在国内外市场自由竞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问题在于，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何按照比较优势实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有悖于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政策现实。这意味着建立在诸多严格假定之上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势必丢弃了现实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规律性因素。2. 基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超保护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需求不足理论、就业理论和乘数理论，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由此形成超保护贸易政策，是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冲击。凯恩斯在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充分就业”前提条件、进出口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平衡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需求不足背景下，应重新实施重商主义的“奖入限出”政策，而且不仅是防御性地保护本国市场，实行进口限额和外汇管制以限制进口，更重要的是进攻性地争夺全球市场，对出口商品给予补贴和关税减免等优惠，以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刺激本国有效需求，扩大国内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3. 基于新贸易理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果说超保护贸易政策只是需求不足特定条件下的短期贸易政策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则是新贸易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环境中的长期占优政策。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重大突破，也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理论上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条件合理性。新贸易理论认为，通过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出口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快速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竞争能力，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和实现利润转移。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但无损于其经济福利，反而有可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从历史视角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也是对李斯特提出、穆勒等人不断发展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政策的延伸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广受国际关注，然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严重依赖于他国“不还手”，但现实中，对战略性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和出口抢占可能是一种占优策略，由此导致国际贸易陷入“以邻为壑”“囚徒困境”的局面。（二）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及其效应机制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卓越绩效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贸易战略及其政策范式密不可分。中国开放型经济展现的存量贸易产品优势快速迁移、前沿贸易产品优势快速创新的典型化特征，对传统贸易政策解释力形成两大挑战。第一，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优势变迁体现了利用比较优势的部分动力特征，但经典的单纯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难以解释中国不仅跨越了“比较优势陷阱”，而且不断有新的贸易前沿产品优势涌现迭代；第二，虽然中国对贸易部门存在体系化的政策干预，但并非如战略性贸易政策所主张的实施进口保护和对特定企业实施出口补贴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实现“国际利润转移”，这与WTO规则存在严重冲突。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比较视野，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上实施的是一种可称为赋能性的贸易政策，即一种中立赋能企业贸易机会、要素和能力，以促进贸易创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导向型贸易政策。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介入特征，是在贸易部门内部提供充分的贸易机会、获得性要素和创新条件的中立赋能，在政策工具类型上除了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更重要地体现为培育和供给有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关键共性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海外高能级技术和人才引进等获得性要素。上述政策具有显著的贸易相关高能级要素供给和创新补偿的公共品特征。在政策效应机制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中立赋能的性质，在静态上具有弱价格扭曲、规避贸易资源误配效应特征，降低后发大国的企业贸易门槛，使中国基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在贸易竞争机制引导下，促使后发大国企业沿着技术差距快速收敛，在贸易产品上体现为在国际贸易存量产品集合内的快速升级。赋能性贸易政策总体具有市场友好、竞争兼容的特征。除了短期的资源配置效应，更重要的是，赋能性贸易政策具有促进与贸易有关的学习效应扩散（贸易中学）、贸易前沿创新的动态效应。人力资本、数据等高能级获得性要素的培育和供给，贸易创新性基础设施平台的建立，降低了准技术前沿企业的出口蛙跳成本，也激励企业向下一代国际产品进行差异性创新。在超大规模市场条件叠加下，多个企业的后发蛙跳、差异化创新同步进行，贸易创新到达率显著提升，由此驱动形成中国贸易结构持续快速升级、产品持续快速迭代的特征规律。在国际贸易利得及国别分配上，不同于幼稚产业保护的“市场封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性质，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效应侧重于获得性要素的创造和前沿增量产品贸易的创新，将有效规避存量的“国际利润转移”效应，且其并不以外国竞争对手损失为前提条件，不排斥国外企业对本土市场、国内贸易公共品的配置。特别是，在国际产业链工序分工新条件下，赋能性贸易政策形成的本国企业贸易创新成果将通过产业链工序向国外扩散，有助于形成多边友好型国际贸易分工与利得分享效应。（三）赋能性贸易政策的超越性赋能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不违背既定WTO规则体系下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囚徒困境”，以一种国内市场竞争友好、国际多边竞争友好的方法促进贸易优势快速升级和跨越发展。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忽略了自由贸易的竞争效应，潜在的资源误配风险显著。超保护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明显违背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且其效应严重依赖对方“不反制”这一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从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史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整合幼稚产业保护、出口导向战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后发蛙跳、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等前沿成果，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战略与政策选择形成新的拓展（详见表1）。宏观上的贸易结构升级有赖微观上企业出口产品集合的边际扩展能力。从根源性、实质性因素看，无论是企业出口产品的横向扩展，还是出口质量与价值链升级，其支柱性动力均可由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水平及其动态竞争能力所解释。综合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不同程度吸收和整合自由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对贸易创新驱动和竞争能力的增进作出新的定位与边界拓展，在贸易政策工具方面则通过中立赋能贸易机会、要素和条件，形成多边友好、市场友好的低扭曲型政策形态，是对现有国际贸易战略的一次拓展迭代，构成发挥中国特色优势、兼容国际规则共性的新一代贸易战略。五、结论与未来研究议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绩效以及在新阶段新格局下的全球化新诉求，在对当前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本文提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体现出两大拓展意义。第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这一基本国情特质、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典型化特征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依赖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所体现的结构快速升级、新的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乃至引领下一代世界贸易前沿的典型化事实，而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基本国情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实际上，本文提出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三大关键词体现的概念息息相关。由后发优势驱动的新技术蛙跳，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大国市场则保证了在面向下一代贸易产品实施差异性创新时，具有足够充分的市场进入、出口竞争及创新试错密度，提升差异性贸易创新到达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保障有足够的政策资源，但以中立赋能、增进竞争的方式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第二，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兼容吸收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并具有一般性质和广泛解释力的开放型经济学新理论。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并不排斥比较优势理论从劳动力等禀赋性要素优势驱动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发展的逻辑机制，而是强调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对禀赋性要素的有效配置、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以及跨越“比较优势陷阱”的重要功能。克鲁格曼等人开创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等机制上的动态比较优势，相当程度上可认为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例。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存量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可转向蛙跳或采取差异性创新机制，这种转变可引领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前沿，获取增量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赋能性贸易政策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但超越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无所作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以在本地培育贸易高级要素、中性贸易平台等方式激励贸易竞争、补偿贸易（技术和产品）创新，而大国市场进一步倍增释放了赋能性贸易政策效应。面向未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在理论深化与体系化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南方国家在南北产品贸易模型中优势逆转的理论关系；其次，在政策工具上，中国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条件比如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模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最小可行设计”；最后，数字贸易条件下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新的实现机制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形态需要进一步探索。当前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如何将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数据流通规则纳入动态竞争优势是一个关键课题，包括数字赋能性贸易政策。
2025年12月11日，杭州市咨询委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管智库原则，始终把牢正确工作方向，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贴决策、注重实效、体现特色的工作要求，建设高质量智库，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宣读第四届市咨询委组成人员名单，共有109位专家受聘为市咨询委委员。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聘为本届杭州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的文章《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于2025年12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理论版正式刊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间。来源：中国青年报理论版2025年12月7日 03版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并重”转型，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产业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持续巩固，制造业规模与创新双领先。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断巩固。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 新兴产业强劲增长，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光伏发电设备、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和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快速崛起，极大提振了中国制造的前景势能。 产业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增长新引擎。建成了全球最大新能源产业链，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新能源充电桩数量等指标均居世界首位，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对全球能源转型形成有力支撑。 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产业融合迈向纵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发展，5G基站和千兆宽带覆盖率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工业大类。“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智能工厂建成数量、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均位居全球前列。产业跨界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协同。 产业链安全韧性显著增强，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取得突破。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卡脖子”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等产业形成全链条自主能力，高铁、特高压等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3家，突破近700项关键共性技术，“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 基础设施网络支撑有力，促进产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建成全球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十五五”时期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五大举措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统筹“扬长板”与“补短板”，筑牢产业链韧性根基。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和产业链薄弱环节，持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与“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双轮驱动。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和产业化落地，实行产业链“一链一策”精准突破。 另一方面，聚焦优势产业，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从“规模领先”向“技术主导”转型。通过技术输出、标准输出、产能合作，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从“被嵌入者”转型为“规则塑造者”。 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联动升级双引擎。传统产业升级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而推动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模式。强化质量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的认可度，巩固传统优势行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布局，完善从创新设施、技术研发到产品迭代、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与可行商业模式。通过“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形成新老产业互促共生的产业生态。 统筹制造业与服务业，提升产业体系协同效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形成“制造+服务”双轮驱动的产业形态。聚焦“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能。积极推动研发设计、物流仓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建立与先进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体系。推广服务型制造模式，鼓励制造业企业从“产品提供者”向“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搭建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融合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加强服务标准与质量品牌建设，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推动两业融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演进，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统筹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畅通资本赋能产业良性循环。大力发挥资本的产业导向功能，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构建“资本引导-产业创新-价值回报”的良性循环。强化“精准赋能、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体制机制，推进产融深度融合。持续壮大耐心资本，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基础研究领域。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大力创新和发展直接融资工具，推广“投贷联动”“债转股”等模式，满足产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优化上市标准与退出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加大产业投资机构培育，提升资本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让资本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非“投机器”，抑制金融脱实向虚。 统筹对外开放与产业安全，构建开放包容的产业体系。通过“开放中求安全、安全中促开放”，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高端环节的份额，提升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竞争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对外产业合作，构建“多元互补、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优化外资利用格局，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提升自贸区自贸港开放平台功能，打造产业开放合作新高地。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重要物资供应等领域建立“备份系统”。构建重点资源多元供应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战略储备等方式，保障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安全。坚持“对等开放”原则，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防范外部技术封锁与产业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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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COMMENTS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3月24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论坛中方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昊主持开幕式；论坛外方主席，安达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致辞。 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来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和中外知名学者，围绕“持续发展的中国”这一论坛主题展开交流与研讨。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研讨会。
叶建亮：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先行探路作用
推进区域一体化，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强劲动力的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内外双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央赋予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就是要求长三角三省一市不断打破行政壁垒，深化跨区域合作，加快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探路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促进跨区域经济交流和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上一直努力探索。从允许跨区域商品流通到“星期天工程师”制度，从建立城市经济协调会到探索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长三角三省一市在跨区域协同发展和治理上超前谋划，大胆探索，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仅推动了区域内商品资源和要素更加便捷的流通，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而且不少探索经验已在全国推广，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围绕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着力突破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和机制，形成了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发和集成性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内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极大地推动了高质量统一大市场建设。 长三角区域构建了“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常态化跨区域合作机制。三省一市每年轮值举办主要领导人座谈会，谋划跨区域协同发展重大问题。在国家规划引领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围绕规划衔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等重大问题，编制区域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并设立专题合作组，发挥对接国家战略的服务平台功能和推动协调长三角各地贯彻落实的枢纽作用。三省一市相关党政机关分别建立了职能领域的跨区域横向沟通机制，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跨区域合作联盟。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区域合作机制突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促进了区域内发展的协同和市场制度的衔接。 长三角跨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框架基本形成。构建了统一登记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统一信息共享、统一创新步调的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推动了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和市场信用一体化建设，有力地支撑了统一大市场建设。长三角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升级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成为全国跨区域生态文明治理的样板。推进多规合一，制定实施跨省域地方性国土空间规划，协同推进区域生态廊道建设，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极大提升了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建设成效。以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基础，实现了跨区域数据的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跨省通办、医保社保异地结转等，这些措施便利了企业人员交流，促进了公共服务和资源的互惠共享，提升了企业和公众的一体化获得感。 长三角区域在一体化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示范案例。例如，建立了跨省域规划联编联审制度，统一了规划技术标准并对控制性详规进行联编联审，为探索跨区域规划编制管理实施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示范。形成了项目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建立了省际毗邻地区重大项目和跨区域企业投资项目的联合监管制度。推动了跨区域要素资源市场化统筹使用制度，建立了跨区域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机制、污染排放权、碳汇交易制度和环评制度改革集成等一系列制度。 以制度创新推进区域一体化走深走实 站在新起点，长三角区域要在打破区域分割，推动形成更高质量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改革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为全国跨行政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有效的经验做法，通过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引领其他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走在前列。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积极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有效制度。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的区域分割、部门分割和机构分割仍然存在，创新资源的分配、使用、监管、绩效考核仍然依赖于行政管理体系，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共享还面临诸多制约。长三角区域应充分利用创新基础优势和市场机制优势，在创新资源的获取投入、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和创新激励体系、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创新平台的运营管理、创新人才的引育等各节点上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构建科技资源全方位流通融合、各类资源充分参与、各创新主体协作共赢的新型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要立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扩大制度型开放。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的开放高地，也是内外双循环的枢纽，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竞争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扩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就是要打破各种壁垒，为资本、货物、服务、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和产品跨境流动提供制度型基础设施。特别是要着眼于增强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在对外商投资、国际人才居留、跨国经贸合作便利化等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和国际化接轨力度。要加快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投融资环境，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行业管制制度，稳步推进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构建与长三角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与此同时，要围绕自由贸易港（区）试验示范，完善进出口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提高对外贸易便捷度，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 完善区域市场制度体系衔接，加快区域间市场深度融合。要着眼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体系，加大力度推动土地制度、劳动人事制度、金融和资本监管制度的改革创新。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技术、环境和数据等新兴要素市场，在产权确立和保护、交易规则和平台建立、安全与监管制度完善、包容性体系打造等方面，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兴要素市场发展壮大和提高配置效率的体制机制。要重点完善政府市场干预行为的规范，尤其是进一步破除地方政府不规范介入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歧视性的地方政策法规等。要清理废除各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对内外有别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 要着眼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深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共享。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持续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跨区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继续优化城乡人口流动管理政策，特别是着眼长三角城市体系和城乡格局，积极探索更加自由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人口流动更加畅通便利。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核心民生领域大胆突破，在共享与均等化上先行先试，促进长三角区域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医共体”“教共体”等平台，拓宽民生资源跨区域流通渠道，建立有效机制激励民生资源丰富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要着力推动长三角社会保障标准一体化，积极探索长三角社会保障收支协同一体的有效运作模式，切实推进核心民生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 要着眼更高质量的一体化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趋势，打破常规，积极探索跨区域治理新模式。围绕产业协同、创新协同、区域功能分工、民生共享等区域一体化实施举措，积极探索区域内权责利分担共享、对等且有区别的税收体制和财政转移制度。总结提炼和优化各类“飞地”制度创新， 着力探索省际边界区域的共同治理模式。围绕低碳和绿色转型，继续探索和优化跨区域河流湖泊的综合整治和生态补偿体制，进一步完善碳汇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等生态资源市场体系，拓宽和便利生态价值的实现。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在市场准入、标准认定、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实现区域内融合贯通，“一张清单”管理。继续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新模式，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交通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提升综合运输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原载于《时事报告》2024年第二期，25-27页。《时事报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时政月刊，是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宣传、教育工作者认识、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必备学习资料
黄先海：“数实融合”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天地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信息发布会、思想分享会和工作推进会。”先后五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黄先海教授表示，浙江大学既是乌镇峰会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一方面，浙大为峰会持续提供了人才支撑、思想支撑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浙大的创新技术也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得到了展示与鼓励，技术成果转化得以更进一步地推广，成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总量达到10.83万亿元，占长三角GDP总量的44.26%。黄先海表示，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大，数字核心产业比重高；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完备，覆盖率高；数据产出规模与综合算力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因此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现实支撑，数字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经成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黄先海介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长三角正在形成新的产业组织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龙头企业或平台为引领、支撑，与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共同合作的一种产业生态体系。”在平台带动的之下，长三角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数实融合”正在为这些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出新天地。 新的产业模式下，平台与中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工机制一直是黄先海关注的问题。他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平台对中小微企业的赋能，助力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同时协调好利益分配机制，探索构建新的平台治理模式。黄先海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而乌镇峰会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更多可能。 原文摘自：“世界互联网大会”公众号
叶建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五年结硕果 阔步再向前
编者按：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充分受益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的重要指示精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参加东方卫视《今晚》节目点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关热点问题。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年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明确在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响应中央号召，一起推动园区跨省合作，科创走廊共建、科技资源共享；一起防控大气污染、治理湖泊河道，建设美丽大花园；长三角基础设施加速实现互动互联，一起打造半小时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24小时包邮圈，不断提升“长三角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下好同一盘棋 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沪苏浙皖“大合唱”让1+3＞4，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增加到8个，数量约占全国1/3。据预测，2023年长三角经济总量有可能会接近31万亿元，5年净增量达10万亿元。 此外，2022年长三角外贸规模创下新高，进出口额达15.1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高达35.8%。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体化的战略引领，更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一个直观的体验是，5年间长三角夜间灯光指数增长了57.24%，连接城市的灯光带越来越密集。“国家赋予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即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及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应该说，这五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如此点评。在叶建亮看来，亮眼“成绩单”的背后，一是得益于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一张蓝图绘到底，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二则因为三省一市建立起“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即以三省一市领导人座谈会为代表的“决策层”，以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协调层、以“长三办”以及重点专项合作组为代表的“执行层”，三个层级各司其职，协调推进，把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当然，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原本基础就比较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产业互补”。从创新链到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一体化还有哪些发力点？ 上海是开放前沿、创新高地，江苏实体经济强劲，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拥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厚积薄发的科技资源……如何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创新处于核心地位。对此，叶建亮指出，长三角区域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等诸多优势，伴随着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各地对接需求，聚拢要素，联合攻关，聚集了一批领先的创新链和创新平台。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聚合战略科技力量，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串起创新链……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速达到9.47%，23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万余台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高水平科技供给有效支撑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创新链到产业链，近5年来，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携手打造起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形成产业协作一体化新格局。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长三角地区约占四成。今年5月28日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的国产大飞机C919，擦亮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名牌。事实上，在中国商飞带动下，仅G60科创走廊沿线的九城（区），就有千家企业被纳入大飞机产业链，共同发展。在合肥，比亚迪建设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并在蚌埠、滁州、阜阳等地设立了动力电池、电池材料、高压电器、线束等关键零部件配套基地，基本形成了全产业链布局。而叶建亮认为，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经济、科技及安全等领域都在深刻调整，面对外部挑战新要求，长三角要在集成电路、量子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夯实基础、潜心发力，取得更大成绩来引领国家创新，稳定供产业链，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使命的题中之义。 共建民生“幸福圈”共享一体化发展成果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显著标志。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的人流往来。今年9月28日，南京到上海的第二条城际高速铁路——沪宁沿江高铁正式投入运营。这条高铁将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7个“百强县（市、区）”如珠玉般串起，将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县域融入沪宁“1小时交通圈”。 6月24日，苏州市轨道交通11号线正式开通，并与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实现无感换乘，跨省市轨道交通系统深度互联互通，在国内尚属首次。从此，早餐在苏州吃奥灶面，中午品阳澄湖大闸蟹，晚上在上海迪士尼赏烟花，只需一张地铁票就能无缝连接“双城生活”。近5年来，高铁轨道不断延伸、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公众跨省一卡通行、交通管理跨区域联通……让长三角区域的互联互通，更为便捷，很多此前的“断头路”，“堵塞点”被一一打通 在叶建亮看来，近年来长三角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也给予“长三角居民”最多贴身感受，同城效应日益显现。而他认为，下一步一方面要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上持续发力，突出不同交通方式间的优化、衔接、融合与协调，“整合港口、铁路、航空乃至公路等，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分工和产业链条的嵌入，比如和‘一带一路’衔接等”。另一方面，基于交通互联互通的都市圈，要强化产业链优势互补，构建良好的产业协同分工的生态体系，“比如嘉兴正在建的第二个机场，它是‘客货并举、以货为主’，就是助力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的物流节点、枢纽”。除了交通“同城化”，对2.37亿“长三角居民”来说，一体化发展的最直观感受，还来自是生活“品质化”，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跨省申领身份证、跨省户口迁移、跨省就医、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在医疗、教育、政务服务等诸多领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创新举措，一个接一个不断涌现。其中，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启动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41座城市的1.5万余家医疗机构，均可跨省直接结算，累计惠及1300万人次。叶建亮认为，未来人才流通将愈发频繁，人才流通本身意味着非常重要的资源优化配置，将极大地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而为了促进人才流通、人尽其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区域紧密结合的公共服务，作为相应的配套，“比如随迁小孩的就学问题，比如纳税地和享用公共服务地错位产生的收支矛盾如何来解决，等等”，在叶建亮看来，这些都是未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在机制提升上进行创新的“必答题”。 （原文摘自：看看新闻Knews客户端）
黄先海教授：发挥“一带一路”上的高校作用
编者按：今年5月，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主办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隆重举办。中国外文局旗下人民画报社主办的《丝路瞭望》在2023年第6期“聚焦”栏目重磅推出专家观点和分论坛观点精粹。本期分享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教授专家观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浙江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努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添砖加瓦，发挥了高校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浙大国际联合学院与200多个学校携手打造教育国际合作品牌，成立“一带一路”学院，实行人才培养归口管理，建设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带一路”留学生教育基地。推进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联通，设立中国学、临床医学、海洋学、农学等一批特色人才项目。实施了“致远海外行动计划”“亚洲领袖项目”等一批短期交流项目，组织学校师生赴“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合作国家交流访问。 二是构建“一带一路”研究高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2014年7月，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2014年12月，以西部院为主要依托，整合校内相关研究力量，成立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3月，区域中心正式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心成立以来，通过浙江经验提升促进东西互动，通过沿边开发开放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内外联动；围绕区域协调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依托浙大多学科综合优势，将区域经济合作、社会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三大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和数据资源库作为两大支撑平台。 为加强国别与区域研究，还先后成立了浙江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德国研究中心、亚洲文明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等。以区域中心、西部院为代表的浙大智库集群聚焦“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及落地路径谋划贡献智慧。 三是依托文理工农医多学科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科技创新成果。如联合共建“中国一印度尼西亚海洋科学与技术中心”“中国一印度尼西亚生物技术联合实验室”“浙江一马来西亚传统药物联合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参与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修复工程、以色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等政府重大项目，共同应对生态能源、人口健康、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重大挑战和机遇；推进国际医疗合作，加入中东欧国家医院合作联盟等组织，将先进医疗技术和优秀人才辐射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四是打造“一带一路”高端论坛、精品书系等品牌，提升多元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从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凝练全球议题，成功举办包括G20杭州峰会重要配套会议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 “两山”理念与实践国际会议、国际展望大会等在内的重大活动，并定期举办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海上丝绸之路高端国际论坛等一系列品牌论坛。 以图书为文化交流载体，牵头承编国内首部权威“一带一路”建设知识普及型读物《“一带一路”读本》《“一带一路”一百问》,并输出15个语种版权。组织“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的专家整理、翻译和编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精要》《“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与青年机遇》等书系。加强“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了《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专辑。 原文摘自：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公众号
中心观点 ｜ 叶建亮教授：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从规模体量看，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5000万户，近十年来翻了两番多，占企业总量的92%以上;从经济表现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从增长贡献看，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十年来始终高于55%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比达6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意义重大。 民营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 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既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显示器”，同时也是将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但仍然面临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不少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巨大挑战。民营经济在投资和外贸领域前景广阔，需加大力度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尤其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市场预期不稳使民营企业更加谨慎保守,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月度增速下滑乃至负增长，民营企业外贸顺差增速慢于全国水平目贡献率低于之前三年。为促进经济稳步迈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急需扫清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破除对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束缚，以政策干预的持续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潜能。 扎实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重点。 此次《意见》的发布，直击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围绕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力、扩大民营经济生产经营规模、推动民营企业提质增效等目标，在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要素支撑力度、优化政策投放效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真招实策，可谓给民营经济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有利于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稳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预期。在主体多元、对象广泛、内容深刻的改革进程中，要保证中央政策意图不折不扣地得以落实，避免政策执行走偏、走样，关键是要强化制度刚性，以制度硬约束铆合名级政府和全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局面。 释放体制活力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宝。应当看到，即使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甚至时不时需要吃“定心丸”。制度优势难以恰逢其时地得到有效发挥，这不仅在结果上阻碍民营企业消解经济波动与下行压力引起的负面情绪，行政于预市场失灵事倍功半:还可能从源头上加重民营企业在转型期阶段性所有制区别待遇下的悲观情绪，进一步摧毁发展信心。制度刚性，简单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制度和政策的模糊空间，明晰制度规范主体的红绿灯”，降低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强化制度和政策的闭环监督与违规惩戒。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是为指导、扶持政策的落实落细提供具体且可供操作的行动指南，也是对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互动关系的深度长期调整。 发挥制度优势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预期 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才能保障民营企业对政策落实形成确定预期，从而在根本上支撑民营企业提振信心、发展壮大。 统一全社会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共识。经济改革初期，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旧体制始终未能得到定论。参照当时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验，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早期探索，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很快调整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更确切的表述，但有关市场经济的争议仍然长期存在。直至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改革目的和决心，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主线才被牢固树立，随后几十年市场主体的活跃、经济社会的繁荣才得以出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官方对其表述几经变化，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制度顶层设计对民营经济的认可与重视程度逐步加深，角色定位随时代变化愈发具象。1978-1986年期间，我们党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我国个体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空间。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又作了重大突破性调整，明确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在继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意见》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新时代赋予民营经济新的特定角色，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维护，明确将沿着既定路线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发展共识的形成是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审慎思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天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繁荣发展不仅体现了开放经济市场主体构成的多样性，同时也共同拓展了国内国际市场规模。当前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更加强调使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着力推动功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将政府作用严格约束在为市场机制扫清障碍的范围内，其目的就是要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转变以往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活动的思路，使其在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刚性方面下更大功夫，从而缓和与改革进程不相符的政府市场错位情况。 多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政策闭环，维持基层改革良性循环。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落实及反馈，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会经历长链条的传导，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各执行节点不仅要对上级指示精神领悟到位，保证政策落实不走偏、不走样.还要切实防止政策落实“中梗阻”和打滑空转现象。在中央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顶层部署后，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进一步列举重点工作，明确落实细节，压实主体责任，为贯彻中央指示作出配套安排。随即，部分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结合自身情况率先做出回应。例如，江苏省推进涉企行政合规指导工作机制探索，广州市从扶持政策、服务体系、法治环境、社会氛围等方面制定20条具体措施。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展示了衔接及时、针对性强的政策执行模范样板，这离不开长期以来深耕市场经济而形成的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的精准判断能力和明确自身改革任务的迅速反应队伍。受益于此，民营经济改革更容易迈上新台阶。 以制度刚性支撑 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 以制度刚性支撑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重点是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全面落实法治保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法治是最可靠、最根本的保障。要不断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立安全感。要依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各类宏观政策在民营企业中的实践效果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健全的法制和制度体系保障，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要加强普法，指导民营企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努力营造更加稳定公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是合理设置产业管制“红绿灯”。尽管在制度上明确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和做法在逐渐减少，但在实践中还是存在不少隐形障碍。要明确负面清单并稳步缩减清单事项，让企业知道哪些事项违法违规，明确规则底线。同时，要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的体系建设和配套措施设置，彻底清理与负面清单制度不符的传统习惯做法，合理有序放开定点生产经营、准入资质限制等特殊的禁入形式。推动事前审批向全链条监管转变，解决好民营企业进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隐形门槛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税收优惠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此同时，也要明确正面清单，对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挥创新动力足等积极作用的行业领域加以列明，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安全和发展命脉的行业，探索剥离其中的竞争性业务并向民营企业放开。 三是大力维护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在资源获取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使资源配置向民营企业适度倾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破除间接融资中的所有制歧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拓宽公司、企业债券融资渠道，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优化民营企业用地供给，做到有保有压，持续完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平台建设，探索发展工业用地分割转让，试点解决用地需求。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向民营部门，用好住房保障、教育落户等政策增强民营企业吸引力，支持探索校企合作柔性引才方式。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数据开放共享，加快数据资立确权登记、数据价值评估、数据交易收益分配等数据流通交易体系建设，赋能数字化转型。 四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既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交往，又要明确纪律底线。既要清除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土壤，让民营企业回归钻研市场经营的主业，又要厚植实干实效、开放包容的风气，让企业家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得到有效回应。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例，从以正面清单为主到以负面清单为主，明显放宽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领域的政策限制，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在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硬性要求下，破除各类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促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过去40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以体制改革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提振企业家信心、推动民营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挫折、化解重大风险的法宝。以制度改革为遵循，新时代民营经济也将进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懈努力。 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卓。 原文转自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15日A4版
黄先海、宋学印：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的文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于2025年9月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正式发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摘 要] 回顾1978年以来的史实，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经历了超长期跨越式的规模增长，而且经历了贸易结构快速升级、主导新产品贸易快速迭代，乃至局部突破引领世界贸易前沿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变革，这一典型化事实对以比较优势为内核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为内核的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此，应建立一种可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绩效给予逻辑一致的解释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理论，与之相匹配的是以中立赋能贸易机会、增进贸易竞争和贸易创新为特征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高度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的基本经济性质及其内涵抽象。[关键词] 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引言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2004年、2007年、2011年货物进出口规模分别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8%提升至11.0%，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此后，除个别年份外，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全球第一，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比例进一步提升至12.4%。与贸易规模跨越式发展相伴随的，还包括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出口技术含量向世界前沿快速赶超、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快速攀升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内嵌着诸多创新性的理念与发展经验，如渐进式开放、区际国际二重开放、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具有转轨特征的“制度型开放”以及近期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开放型发展战略和实践，为构建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土壤。张二震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从国际经济学理论史来看，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和演化主线。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为什么会发生，但其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对如下两大中国命题的解释上，而这两大命题对存量的欧美国际经济学理论解释力形成了重大挑战。第一，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全球经济比较视野下的核心差异化特征，即在贸易超长期大规模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为何能持续快速升级、主导贸易产品为何能创新迭代直接逼近乃至局部跨越世界贸易前沿？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内核的比较优势理论，仅能给予部分解释。新近文献表明，如果低收入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家分工，贸易条件与处于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相比可能不断恶化，进而存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风险。新贸易理论虽然从规模报酬递增视角，提出了部分国家可以通过偶然因素或外部干预获得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但这一结论严重依赖对方国家不反制的假定。显然，上述两大主流理论在中国贸易典型特征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局限性。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已基本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且面临较多针对性的贸易反制。最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更多是从微观视角解读高生产率企业方可参与贸易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解释力同样不足。第二，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在顺应贸易自由化导向和不违背WTO国际规则环境下促进贸易发展并有益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脱离这个性质的政策，很难解释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中，为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经济体可以取得超纪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创新，与中国长期倡导的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息息相关。需要承认，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体系的贸易政策，并非如新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以邻为壑”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自由贸易政策。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有偏地认为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市场经济、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正当竞争政策，损害了他国的利益，这在总体上不符合中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抽象提炼中国贸易政策的整体特征，并在国际理论界发出中国声音，有助于改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空前复杂多变的不利贸易摩擦背景下，极具时代价值。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丰富实践，精确回答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术语创新，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价值所在。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练总结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第四部分提出匹配核心理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第五部分为总结和研究展望。二、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一）超40年的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纪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至新冠疫情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3%，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出口奇迹”。为什么国内外学者会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称为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同时期世界对外贸易增速。图1展示了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的差值。可以发现，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对外贸易增速。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历史上，虽然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出现过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增长期，但其贸易高速增长期均未超过20年，然而中国却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图1 1978—2024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差额（二）跨越“比较优势陷阱”，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和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劳动力、环境等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动能，但从长期和比较视野来看，相当多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认为中低收入国家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能获得利益，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进入门槛低，国际竞争激烈导致增加值率和加成率不佳，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可能不断恶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郭熙保和张薇通过采用1987—2015年161个国家的SITC-2位数世界贸易数据，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多维动态分析方法，证明了“比较优势陷阱”确实存在，但中国对外贸易并没有陷入通常的“比较优势陷阱”。陆文聪和许为采用Lafay指数、PRODY指数和引入条件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中国已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其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强流动性，从宏观出口结构上看，表现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多样化和产业链高端优化升级。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出口结构平均10年发生一次重大结构性跃迁，总体历经四大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出口主要以矿物燃料和自然资源等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第二阶段（1985—1995年），中国出口切换到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成品为主，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等主导产品的出口贸易比重达到20%以上。第三阶段（1995—2010年），中国出口开始切换到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加工贸易比例也开始迅速下降。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大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和新兴前沿贸易产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2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0%，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23.7%，全球排名第一，其中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电动载人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在全球市场遥遥领先。（三）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技术含量快速逼近世界技术前沿并实现局部跨越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从发达国家获得非对称的学习溢出效应，进而取得快速技术收敛的后发优势。“贸易中学”是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黄先海和宋学印的研究发现，在远离前沿技术阶段，后发国家固然可以通过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获得高速的技术差距收敛；但在准技术前沿阶段，如果不向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切换，则容易陷入“技术追赶陷阱”。这一陷阱实际上也是“比较优势陷阱”存在的深层原因。但从目前数据上看，中国似乎已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持续提升（见图2），出口价值链不断升级，其中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代表世界技术前沿的新一代产品也进入国际贸易领跑行列。图2 2002—2022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三、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演化主线。李嘉图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由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两国两商品世界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即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是解释国际分工的唯一因素。当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与外国生产的相对成本存在差异时，两国各自专注于生产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及贸易由此形成。H-O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质是比较优势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再是劳动生产率导致的成本差异，而是两国要素禀赋丰裕度不同决定的要素价格型成本差异。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假设环境下对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收入分配、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具有有效性和解释力。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虽然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经济主流浪潮，但如下两个典型化事实使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陷入解释困境。第一，同处全球化世界中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收入差距并未弥合，甚至越来越大；第二，少数经济体通过选择“逆比较优势”产业进入国际贸易，在一个时期后反而实现“比较优势的逆转”。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为解释上述两大困境带来了新的理论机制。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以外生的技术水平差异或天生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石，是一种静态观点；一旦引入时间动态，进而纳入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的动力来源，即形成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扩充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来源与机制。第一，要素禀赋丰裕度及其结构的动态化。经济学家将劳动力L、资本K的积累，看成居户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受到文化、政策等外部变量的调节。当各国面临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或企业达到某种因产业特性或政府引导（如给予激励）而产生的不同资本积累率条件时，各国K、L的增长率及K/L结构变化率就会产生差异，最终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及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贸易要素密集度逆转就是该情景下的一个案例。第二，技术水平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驱动下的动态化。依循这一思想的动态比较优势是李嘉图模型的扩展版。经济学家发现，技术水平或生产率并非外生不变，而是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或者多重效应综合交织驱动下，呈现线性或非线性的增长。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激励本国企业率先进入一个在强“干中学”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下，生产率有较快线性或非线性增长的产业领域时，本国企业将在该产业领域获得技术水平的领先，从而扭转“一朝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上述两大内涵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学说上构成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成果；在实践中，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了强大理论基础。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大量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思想指导下的政策实践。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内核机制上的局限，使其面临越来越清晰且深刻的挑战。在理论内核上，动态比较优势所依赖的两大效应，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干中学”，均面临“稻田条件”约束，边干边学效应会随着时间动态消耗殆尽，而由分工和规模经济驱动的生产率提升或生产成本下降存在边界，跨过一定门槛即进入规模不经济，最终在远期使动态比较优势趋于固化。如今，出口导向型增长驱动的“东亚奇迹”逐渐模糊。新近20年来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模式并没有严格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路线，而是展现出一种贸易结构快速迭代、产品集合快速扩张、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快速涌现的新的典型化特征。其中，个别新兴经济体不仅在存量贸易产品集合内快速获得技术竞争力并向发达国家反向出口，还借助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窗口，率先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贸易产品，形成了新的贸易分工，拓展了贸易的前沿边界。这并非依据要素禀赋的累积、“干中学”或规模经济驱动的动态比较优势所能解释的，而是源于一种动态竞争优势，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二）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内核与动能机制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是指一种不断开拓创新产品并在新产品贸易上取得国际竞争力的贸易理论，其具有三大理论内核，分别是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与差异性创新。1. 获得性要素H-O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环境不仅忽略了禀赋性要素会动态变化的事实，还摒除了后天可获得的新生产要素及其引入后带来的新效应。获得性要素主要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后天可发展的生产要素，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不仅可投入可贸易产品的生产活动，还可投入知识创新活动，对禀赋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方式具有赋能和重塑能力。获得性要素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如将其纳入知识生产函数，并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其效应时，一旦不同的国家在获得性要素上存在异质性的积累率，将对其技术动态、贸易分工以及贸易利得产生重大影响。可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产品创新的南北国家贸易模型中，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率差异对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在新兴产品和传统产品上的分工模式变迁的影响。人力资本即获得性要素，分工模式变化即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假定世界是一个“2×2×3”模型：一个北方国家N，另一个南方国家S；两种生产要素，分别为劳动力l与人力资本h，即获得性要素，要素无法自由流动；经济中存在三种经济活动，分别为生产传统产品Z，生产具有技术含量的新技术产品X和进行研发（R&D）活动。假定i为新技术产品集合，N拥有［0，i］之间所有产品的技术，S仅拥有［0，v］之间的技术，v<i，表明南方国家处于北方国家领导的技术前沿边界和产品集合之内。消费者效用函数采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形式：不失一般性，𝜌为消费者主观贴现率，x、z分别为消费者在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上的消费数量，s、1 - s分别代表相应产品的消费者支出。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其中，bj为生产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式（2）表明人力资本不仅可作为要素投入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其水平还影响新技术产品的生产系数。产品创新发生在新技术产品部门。假定企业成功研发一件新产品的研发成本与人力资本水平ha有如下关系：上式的分母表明，人力资本这一获得性要素具有的外部性的性质不仅体现在式（2）中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效率上，还影响式（3）中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效率即研发费用。为简单起见，模型中不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路径或内生投资决策，而是直接将人力资本的动态方程设定为，其中u表示经济体中用于投资和生产下一期的存量人力资本比例，𝜂则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系数。根据上述设定，可容易解得封闭均衡时的获得性要素人力资本累积率。随后可推导两国开放经济一体化模型，即可得到开放条件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自的新技术产品集合分工。据此，可提出如下获得性要素效应：在新技术产品集合上南北方国家产业分工的临界点为v，是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率比值的函数。当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高于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并达到一定条件后，v将不断增加，推动南方国家持续获得更多新产品贸易竞争力。（证明略）从经济学原理直觉上，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之所以产生上述效应，在于人力资本、知识等获得性要素普遍具有外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大激励功能。当社会获得性要素的供给曲线右移时，可降低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成本，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现实中，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率取决于教育基础设施、教育回报率、知识尊重等因素，当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通过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支出、提高教育质量、引进海外人才等方式，提高获得性要素积累率时，就可以促进本国不断拓展新技术产品的升级边界，进而改变贸易分工模式。2. 复合性后发优势对于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如何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向世界前沿收敛甚至实现跨越赶超，一直是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议题，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领域。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1952年首次指出，落后本身是一种劣势，但也存在一种优势即后发优势。这一观察极为富有创见。大量南方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正是通过贸易和外资等渠道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获得快速技术进步，解决了比“资本缺口”更为重要的“技术缺口”问题。后发优势可由下式表达：N、S仍分别为北方国家、南方国家，𝜆N和𝜆s分别表示基于上一期技术水平自主创新效率，𝜙s表示溢出吸收效率。从式（4）可知，北方国家因处于技术前沿，只能以高风险的自主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而南方国家不仅可自主创新，还可通过𝜙s从发达国家获得学习溢出效应。通常而言，在人力资本匹配条件处于准技术前沿之前阶段时，即𝜙s > 𝜆s成立，这意味着后发国家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获得更快的技术收敛速度。式（4）充分刻画了格申克龙定义的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Brezis等、黄先海等发展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进步“蛙跳模型”。这一支文献指出，在面临新技术选择或技术革命窗口期时，领先国虽在存量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下一代新技术的初期生产率通常低于成熟的存量技术，因此领先国未必会选择新技术。相反，只要新技术生产率高于后发国的当前技术（这一条件通常成立），那么后发国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率先选择新技术的激励。当新技术具有更大的长期升级特性时，后发国便有潜力在新技术、新产品上跃升至世界领先地位。基于早期的后发学习优势、近期的蛙跳模型，可提出一个统一的后发优势——复合性后发优势。它是指在一个多产品生产的发展中经济体，因不同产品存在技术前沿距离的异质性，而产生可并行发挥后发学习优势与后发蛙跳优势的综合后发效应（见图3、图4）。图4 复合性后发优势：大型经济体复合性后发优势对格申克龙的后发学习优势和Brezis、黄先海等的后发蛙跳优势进行了两个层面的重要拓展。第一，以技术距离动态对后发学习效应和后发蛙跳效应进行了统一解释。当一个经济体远离技术前沿时，后发学习发挥主导效应；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后发蛙跳发挥更大效应功能。第二，以多产品生产稀释阿罗替代效应，以解释后发新兴大国的贸易集约边际快速增长与扩展边际快速创新的双重增长事实。据此，本文提出复合性后发优势的动能机制：在一个市场容量大、可容纳多产品生产的大型后发经济体中，潜在出口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在当前产品上迭代在位出口企业，也可选择新的更接近前沿技术的产业出口，当进入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实施出口蛙跳。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小型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中存在差异。在一个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企业即使有后发优势，一旦选择进入某个产品生产，同时将产生阿罗替代效应，延缓出口创新。同时，由于小型经济体缺乏更多的资源支撑足够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在位企业将倾向集约边际出口，出口扩展边际受到约束。大型经济体则不同，其允许多个企业在多个产品线上同时发挥后发优势，大量新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可以选择既有出口行业进行出口竞争，也可进入新的出口行业。多个企业的微观竞争与拓展过程，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贸易出口规模快速扩张（集约边际）、出口产品快速扩展迭代（扩展边际）的独特格局。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的分工深化条件下将会进一步放大。根据分工理论，人口规模决定分工深化程度。人口少和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分工细化之后就面临市场规模偏小的限制。在大国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规模，为潜在的分工合作深化提供了基础，让细化后的每个分工节点都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需求与收益，有利于形成“分工促进分工”的正向反馈。3. 差异性创新复合性后发优势主要刻画发展中经济体从远离世界贸易技术前沿到准技术前沿并可通过后发蛙跳实现贸易优势逆转的机制，但是，后发蛙跳的实现，有赖于世界已经存在新的技术集合并且发达国家未选择新技术，进而为后发国家留下窗口等多重假设条件。在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具有足够信息且足够远视的条件下，即允许较低的贴现率，那么将削弱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蛙跳机会。根据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创新是驱动技术进步的持久源泉，创新竞争是提升创新到达率的加速器。对于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不仅可选择发达经济体在新技术集合内未选择的技术实现蛙跳型创新，也可选择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实现换道超车。据此，本文提出差异性创新的效应机制：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可通过创新试错，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新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获取下一代贸易竞争力。差异性创新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独有的创新分工条件下将进一步放大。大型经济体内部具有的超大市场规模和多维市场结构，可蕴含并容纳更高的创新试错密度与溢出反馈程度。尤其对于已接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而言，自主创新将逐渐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对未来技术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维的市场结构可允许多个不同技术创新方向上的新兴企业、新兴技术、新兴产品均能获得一定的市场回报激励，从而提升不同类型的新兴技术和产品在市场竞争和需求筛选中的试错创新密度、互相溢出程度、技术迭代速率，最终使本国在未来新技术新产业贸易上获得领先地位。（三）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拓展迭代动态竞争优势是经典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一次重要理论迭代。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可在一个“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差异性创新”框架内，以技术距离时间动态为线索，对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事实给予逻辑一致的系统解释。第一，动态竞争优势是H-O要素禀赋理论在要素集合和要素性质上的扩展。在经典比较优势理论中，贸易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国家间诸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禀赋性要素的丰裕度与价格存在差异；动态竞争优势则侧重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获得性要素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第二，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或处于可能性边界上时，可转向蛙跳赶超或差异化竞争创新，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拓展新的贸易边界与贸易领域。当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时，可以后发学习效应为主导，快速提升技术水平，使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供给（数量/质量）得到快速累积，从而在世界贸易集合内持续提高竞争力。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发展中经济体可在已知的新技术集合内选择发达经济体未选择的技术，并通过后发蛙跳效应获取贸易竞争力，也可在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差异性创新，在下一代产业贸易上获取差异化竞争力。整个贸易竞争力动态转换过程，伴随获得性要素供给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动态转换成本（见图5）。图5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发展与创新：一致解释四、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国际经济理论与发展史中的贸易政策不同的贸易政策主张与其依赖的贸易理论洞察密切相关。伴随斯密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国际贸易政策基本上也沿着“自由—干预”“合作—竞争”两个具有矛盾张力的维度发展。国际贸易政策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显著，且时有迭代，但大体上是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的交替运行或有选择的组合设计。根据不同的倾向及其影响力，可将现有的国际贸易政策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1.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环境中，比较优势是解释两国贸易动因和贸易结构的核心，基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及外生性的技术差距或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假设，一国专门生产其相对优势最大的产品，另一国生产相对劣势较小的产品，国际分工与贸易由此形成，两国均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环境下，政府介入贸易的政策空间极小，国家对进出口贸易活动一般不进行干预，减免关税和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促使企业在国内外市场自由竞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问题在于，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何按照比较优势实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有悖于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政策现实。这意味着建立在诸多严格假定之上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势必丢弃了现实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规律性因素。2. 基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超保护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需求不足理论、就业理论和乘数理论，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由此形成超保护贸易政策，是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冲击。凯恩斯在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充分就业”前提条件、进出口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平衡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需求不足背景下，应重新实施重商主义的“奖入限出”政策，而且不仅是防御性地保护本国市场，实行进口限额和外汇管制以限制进口，更重要的是进攻性地争夺全球市场，对出口商品给予补贴和关税减免等优惠，以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刺激本国有效需求，扩大国内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3. 基于新贸易理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果说超保护贸易政策只是需求不足特定条件下的短期贸易政策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则是新贸易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环境中的长期占优政策。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重大突破，也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理论上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条件合理性。新贸易理论认为，通过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出口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快速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竞争能力，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和实现利润转移。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但无损于其经济福利，反而有可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从历史视角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也是对李斯特提出、穆勒等人不断发展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政策的延伸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广受国际关注，然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严重依赖于他国“不还手”，但现实中，对战略性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和出口抢占可能是一种占优策略，由此导致国际贸易陷入“以邻为壑”“囚徒困境”的局面。（二）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及其效应机制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卓越绩效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贸易战略及其政策范式密不可分。中国开放型经济展现的存量贸易产品优势快速迁移、前沿贸易产品优势快速创新的典型化特征，对传统贸易政策解释力形成两大挑战。第一，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优势变迁体现了利用比较优势的部分动力特征，但经典的单纯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难以解释中国不仅跨越了“比较优势陷阱”，而且不断有新的贸易前沿产品优势涌现迭代；第二，虽然中国对贸易部门存在体系化的政策干预，但并非如战略性贸易政策所主张的实施进口保护和对特定企业实施出口补贴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实现“国际利润转移”，这与WTO规则存在严重冲突。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比较视野，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上实施的是一种可称为赋能性的贸易政策，即一种中立赋能企业贸易机会、要素和能力，以促进贸易创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导向型贸易政策。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介入特征，是在贸易部门内部提供充分的贸易机会、获得性要素和创新条件的中立赋能，在政策工具类型上除了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更重要地体现为培育和供给有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关键共性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海外高能级技术和人才引进等获得性要素。上述政策具有显著的贸易相关高能级要素供给和创新补偿的公共品特征。在政策效应机制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中立赋能的性质，在静态上具有弱价格扭曲、规避贸易资源误配效应特征，降低后发大国的企业贸易门槛，使中国基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在贸易竞争机制引导下，促使后发大国企业沿着技术差距快速收敛，在贸易产品上体现为在国际贸易存量产品集合内的快速升级。赋能性贸易政策总体具有市场友好、竞争兼容的特征。除了短期的资源配置效应，更重要的是，赋能性贸易政策具有促进与贸易有关的学习效应扩散（贸易中学）、贸易前沿创新的动态效应。人力资本、数据等高能级获得性要素的培育和供给，贸易创新性基础设施平台的建立，降低了准技术前沿企业的出口蛙跳成本，也激励企业向下一代国际产品进行差异性创新。在超大规模市场条件叠加下，多个企业的后发蛙跳、差异化创新同步进行，贸易创新到达率显著提升，由此驱动形成中国贸易结构持续快速升级、产品持续快速迭代的特征规律。在国际贸易利得及国别分配上，不同于幼稚产业保护的“市场封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性质，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效应侧重于获得性要素的创造和前沿增量产品贸易的创新，将有效规避存量的“国际利润转移”效应，且其并不以外国竞争对手损失为前提条件，不排斥国外企业对本土市场、国内贸易公共品的配置。特别是，在国际产业链工序分工新条件下，赋能性贸易政策形成的本国企业贸易创新成果将通过产业链工序向国外扩散，有助于形成多边友好型国际贸易分工与利得分享效应。（三）赋能性贸易政策的超越性赋能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不违背既定WTO规则体系下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囚徒困境”，以一种国内市场竞争友好、国际多边竞争友好的方法促进贸易优势快速升级和跨越发展。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忽略了自由贸易的竞争效应，潜在的资源误配风险显著。超保护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明显违背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且其效应严重依赖对方“不反制”这一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从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史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整合幼稚产业保护、出口导向战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后发蛙跳、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等前沿成果，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战略与政策选择形成新的拓展（详见表1）。宏观上的贸易结构升级有赖微观上企业出口产品集合的边际扩展能力。从根源性、实质性因素看，无论是企业出口产品的横向扩展，还是出口质量与价值链升级，其支柱性动力均可由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水平及其动态竞争能力所解释。综合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不同程度吸收和整合自由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对贸易创新驱动和竞争能力的增进作出新的定位与边界拓展，在贸易政策工具方面则通过中立赋能贸易机会、要素和条件，形成多边友好、市场友好的低扭曲型政策形态，是对现有国际贸易战略的一次拓展迭代，构成发挥中国特色优势、兼容国际规则共性的新一代贸易战略。五、结论与未来研究议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绩效以及在新阶段新格局下的全球化新诉求，在对当前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本文提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体现出两大拓展意义。第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这一基本国情特质、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典型化特征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依赖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所体现的结构快速升级、新的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乃至引领下一代世界贸易前沿的典型化事实，而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基本国情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实际上，本文提出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三大关键词体现的概念息息相关。由后发优势驱动的新技术蛙跳，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大国市场则保证了在面向下一代贸易产品实施差异性创新时，具有足够充分的市场进入、出口竞争及创新试错密度，提升差异性贸易创新到达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保障有足够的政策资源，但以中立赋能、增进竞争的方式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第二，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兼容吸收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并具有一般性质和广泛解释力的开放型经济学新理论。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并不排斥比较优势理论从劳动力等禀赋性要素优势驱动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发展的逻辑机制，而是强调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对禀赋性要素的有效配置、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以及跨越“比较优势陷阱”的重要功能。克鲁格曼等人开创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等机制上的动态比较优势，相当程度上可认为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例。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存量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可转向蛙跳或采取差异性创新机制，这种转变可引领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前沿，获取增量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赋能性贸易政策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但超越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无所作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以在本地培育贸易高级要素、中性贸易平台等方式激励贸易竞争、补偿贸易（技术和产品）创新，而大国市场进一步倍增释放了赋能性贸易政策效应。面向未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在理论深化与体系化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南方国家在南北产品贸易模型中优势逆转的理论关系；其次，在政策工具上，中国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条件比如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模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最小可行设计”；最后，数字贸易条件下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新的实现机制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形态需要进一步探索。当前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如何将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数据流通规则纳入动态竞争优势是一个关键课题，包括数字赋能性贸易政策。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聘为第四届杭州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2025年12月11日，杭州市咨询委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管智库原则，始终把牢正确工作方向，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贴决策、注重实效、体现特色的工作要求，建设高质量智库，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宣读第四届市咨询委组成人员名单，共有109位专家受聘为市咨询委委员。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聘为本届杭州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的文章《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于2025年12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理论版正式刊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间。来源：中国青年报理论版2025年12月7日 03版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并重”转型，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产业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持续巩固，制造业规模与创新双领先。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断巩固。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 新兴产业强劲增长，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光伏发电设备、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和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快速崛起，极大提振了中国制造的前景势能。 产业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增长新引擎。建成了全球最大新能源产业链，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新能源充电桩数量等指标均居世界首位，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对全球能源转型形成有力支撑。 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产业融合迈向纵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发展，5G基站和千兆宽带覆盖率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工业大类。“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智能工厂建成数量、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均位居全球前列。产业跨界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协同。 产业链安全韧性显著增强，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取得突破。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卡脖子”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等产业形成全链条自主能力，高铁、特高压等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3家，突破近700项关键共性技术，“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 基础设施网络支撑有力，促进产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建成全球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十五五”时期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五大举措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统筹“扬长板”与“补短板”，筑牢产业链韧性根基。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和产业链薄弱环节，持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与“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双轮驱动。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和产业化落地，实行产业链“一链一策”精准突破。 另一方面，聚焦优势产业，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从“规模领先”向“技术主导”转型。通过技术输出、标准输出、产能合作，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从“被嵌入者”转型为“规则塑造者”。 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联动升级双引擎。传统产业升级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而推动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模式。强化质量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的认可度，巩固传统优势行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布局，完善从创新设施、技术研发到产品迭代、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与可行商业模式。通过“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形成新老产业互促共生的产业生态。 统筹制造业与服务业，提升产业体系协同效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形成“制造+服务”双轮驱动的产业形态。聚焦“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能。积极推动研发设计、物流仓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建立与先进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体系。推广服务型制造模式，鼓励制造业企业从“产品提供者”向“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搭建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融合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加强服务标准与质量品牌建设，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推动两业融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演进，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统筹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畅通资本赋能产业良性循环。大力发挥资本的产业导向功能，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构建“资本引导-产业创新-价值回报”的良性循环。强化“精准赋能、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体制机制，推进产融深度融合。持续壮大耐心资本，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基础研究领域。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大力创新和发展直接融资工具，推广“投贷联动”“债转股”等模式，满足产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优化上市标准与退出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加大产业投资机构培育，提升资本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让资本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非“投机器”，抑制金融脱实向虚。 统筹对外开放与产业安全，构建开放包容的产业体系。通过“开放中求安全、安全中促开放”，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高端环节的份额，提升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竞争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对外产业合作，构建“多元互补、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优化外资利用格局，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提升自贸区自贸港开放平台功能，打造产业开放合作新高地。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重要物资供应等领域建立“备份系统”。构建重点资源多元供应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战略储备等方式，保障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安全。坚持“对等开放”原则，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防范外部技术封锁与产业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