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6日，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浙江嘉兴南湖机场正式投运。截至今年6月30日，嘉兴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3570架次，已累计开通客运运营航线18条，覆盖20个通航航点，通达国内城市18个，基本构建起全国干线航空网络框架。嘉兴机场的运营，补齐了长三角货运体系中专业航空货运枢纽这一关键环节。2026年7月28日，中心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专访，对嘉兴机场的功能定位和运营模式创新进行了解读。叶建亮教授指出，长三角虽大型综合机场密集，但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此前是空白。嘉兴采用“专业化枢纽+航空货运航司”的组织模式，与圆通集团深度合作。圆通“东方天地港”项目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约122亿元，拥有110万平方米航空物流设施，构建覆盖货物存储、中转、运输、监管的全链条功能体系。货站距离停机坪仅100米，实现“卸机即入库”，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建设和运营，是一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混合模式——政府负责机场基础设施和口岸资质，企业负责运营网络和货源组织。嘉兴市政府负责机场投资建设，建成后委托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2024年12月17日，省机场集团与嘉兴市政府正式签署《嘉兴南湖机场委托运营管理协议》。浙江省机场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嘉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注册成立，具体负责日常运营管理。这一安排使嘉兴机场快速接入浙江全省机场协同运营体系，成为继杭州、宁波、温州、舟山、衢州、台州、义乌、丽水之后，省机场集团管理运营的第九家运输机场。在货运业务层面，治理架构更进一步。浙江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圆通航空货站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实业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合资成立了嘉兴空港物流枢纽管理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机场航空货运业务——形成“省级国资+圆通速递+地方国资”的混合所有制平台。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机场本体归入省级专业化运营体系，确保安全与服务标准；货运物流引入市场化合资平台，激发效率与创新。它不是简单的“谁管谁”，而是一种功能分层、权责分置的制度安排——公共属性的机场运营与市场属性的物流服务，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了分离与协同。这一模式顺利落地实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的协同：一是硬件协同。依托嘉兴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区位优势，机场北侧的专用货运公路让货物10分钟可上乍嘉苏高速；附近西港作业区可通过杭申线航道直达嘉兴港，实现海河联运；机场出发30分钟可达嘉兴南站高铁枢纽，60分钟通达上海虹桥、杭州萧山、上海浦东三大机场。这套“公铁水空”立体网络，可打造90分钟覆盖长三角主要货源地的快速集散网络。二是软件协同。通过海关“一站式”通关、“联动接卸”等制度创新，消除跨行政区物流堵点。嘉兴南湖机场创新采用了“多合一”布局，将跨境电商、快件和普通货物集中到同一场地作业，实现人力资源的集约化管理。2026年6月，“海空联运”业务落地，实现了空、陆、海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三是产业协同。以圆通东方天地港为核心，集聚仓储、分拨、供应链金融等业态，从单一物流通道向综合供应链服务平台转型。嘉兴省级临空经济区已于日前正式获批，规划面积147.3平方公里，定位“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临空智造汇聚高地”。目前已签约GAMECO机务维修、御空跨境电商等4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40亿元。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成功与否，不能只看货运量数据——尽管首年目标8万吨、设计能力110万吨的数字足够亮眼。更关键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在海关、检验检疫、航线审批等事权协调中探索出可复制的制度产出。嘉兴具备独特的制度创新条件：浙江省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势、浙江省机场集团全省统筹的运营经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政策窗口。 本文根据2026年7月28日中国发展改革网站报道整理
《学术前沿》2026年7月2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地瓜经济”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引》，深度解析了“地瓜经济”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关键阶段，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国家发展与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其所蕴含的“藤蔓延伸、块茎扎根”的理念，为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在推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在实践层面，应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多措并举，着力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关键词】“地瓜经济” 企业全球化布局 经济全球化 新发展格局【中图分类号】F125/F114.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2.001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指出，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走出去”融入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如何既实现企业成长的跃迁，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又持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所谓“地瓜经济”，简单来说，就是本土企业为了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要素限制，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实现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外发展良好的企业，通过市场拓展、技术资金回流、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2]部分浙江企业突破各种限制和壁垒，积极“走出去”，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汲取营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正如地瓜通过藤蔓扩张汲取更多养分来滋养块茎，形成内外互动的局面。经过20多年的迭代升级，“地瓜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主动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指引，引领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正当其时经济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内外并举，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不断融入全球发展格局。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构筑不可替代的“硬实力”与“软环境”，使其具备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与能力。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日益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完整、配套齐全，覆盖从基础制造到高端装备、新能源、电子信息等广泛领域，能快速响应全球客户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产业集群生态持续优化，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高效协同，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与交付周期，为海外扩张提供稳定供应链保障。不少行业形成全球领先的规模与成本优势，行业增加值和出口贸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具备全球定价权与竞争力。此外，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加快发展，开始跻身全球领先行列，成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杀手锏”。在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突破的基础上，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为企业全球化布局架设畅通的桥梁。从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签署自贸协定到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为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化布局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整体上看，当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韧性。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到631.8万件，科技和创新型企业超60万家，这些成就的取得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684.2亿美元，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6261亿美元。2024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28132.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9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持续加快。国内竞争加剧与国际市场拓展推动企业全球化。当前，我国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利润空间压缩等问题，企业生存与发展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全球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为中国企业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从国内市场来看，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钢铁、水泥、家电等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其中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5.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为62.2%，食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69.8%，汽车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为72.2%，均低于国际合理水平。个别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促销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持续下滑，一些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新兴产业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大量企业纷纷涌入，引发激烈竞争。例如，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企业进入，截至2024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数量突破119.48万家，而2020年这一数字在33.83万家左右。无论传统车企转型还是新兴车企崛起，都在争夺市场份额，技术竞争与价格比拼持续升温。2024年，新能源汽车降价车型的平均降价幅度达9.2%，有84.4%的汽车经销商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倒挂，即进车价高于售出价，超四成经销商亏损；汽车行业利润率跌至4.3%，这一数据在2017年时为7.8%，不及下游工业企业6%的利润率。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面临经营压力。此外，我国国内市场的资源约束日益凸显，无论是工业用地出让均价，还是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铁矿石、铜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均在持续上升，不断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此背景下，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突破国内市场的局限，向全球市场拓展。从国际市场来看，全球经济虽然面临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但整体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24.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8.85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为中国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机遇。2024年，我国对东盟国家进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增长5.5%；对拉美、非洲、中亚五国、中东欧等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7.2%、6.1%、7.2%、7.5%。[13]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人口总量超过3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8%，这些地区经济增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增长率和消费市场规模增长率都处在较高水平，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八成流向亚洲，比上年增长8.5%，其中对东盟投资343.6亿美元，增长36.8%。对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投资分别增长15.4%、25.3%和113.7%。同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509.9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5%。同时，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企业可通过全球化布局，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质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驱动中国企业抢抓出海机遇。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新一轮调整期，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企业推进全球化布局的重要窗口期。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受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企业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多元化，这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供机遇。其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全球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可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为自身全球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其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数字全球化”新阶段。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新路径、新机遇。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格局调整的窗口期不会太长。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逐步完成，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可能会出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投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度将会随之加大。此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在积极抢抓经济全球化调整的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中国企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例如，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各国都在加大布局力度、争夺产业主导权。中国企业应加快全球化布局，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不断巩固和提升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各国纷纷加快布局。中国企业应抓住数字全球化的机遇，主动融入全球数字贸易体系，力争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当前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主动抢抓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撑。“地瓜经济”模式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有效路径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这一经典比喻，深刻揭示企业“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的辩证关系，为“地瓜经济”模式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在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获取资源要素和市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母国的产业空心化，如何更好地提升母国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安全，是绕不开的现实命题。为此，必须建立起内外联动、协同共进的企业全球化发展新模式，“地瓜经济”模式则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地瓜经济”模式实现企业发展空间拓展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协同。“地瓜经济”模式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浙江省在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和空间不足的发展局限时，如何“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于全国发展浙江”，在更广阔的范围和空间内配置资源的路径。浙江地形呈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资源匮乏，若局限于内部资源与空间的发展路径，难以改变落后与发展迟缓的局面。因此，浙江的老百姓依靠商业文化传统优势，以及“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构筑庞大的浙商网络，这成为“地瓜经济”模式的最初形态。随着时代发展，“地瓜经济”模式不断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受资金、技术、市场等多重因素制约，浙江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市场、采购原材料，形成“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的发展格局，开创最初的“地瓜经济”模式。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藤蔓初伸”，企业主要以产品输出、资源输入为主，企业全球化布局尚未起步，主要聚焦国内市场的拓展，目的是突破浙江本地资源与空间的限制，为企业积累发展资金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浙江企业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同时，在外发展的浙商通过资金回流、回乡办厂、扩大企业规模等方式反哺浙江本土产业，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内外联动格局。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藤蔓延伸”，企业开始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形成“地瓜经济”模式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浙江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布局，通过海外并购、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研发中心等方式，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掌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同时将全球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藤蔓成网、块茎粗壮”，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展，“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显著提升，“扎根本土”的基础愈发牢固。从“地瓜经济”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始终坚持“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相结合，既强调企业主动拓展外部空间、整合全球资源，又注重夯实本土基础、反哺本土发展，这种辩证统一的发展理念，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中心需求高度契合，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理想路径。 企业全球化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可行路径。“地瓜经济”的要义是“藤蔓延伸、块茎扎根”，其中，“块茎扎根”是前提和基础，“藤蔓延伸”是手段和路径，最终目的是实现“块茎粗壮”。对应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就是企业在“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同时，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把根留在中国，意味着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必须扎根中国。核心技术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核心业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核心资源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支撑。如果企业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转移到国外，就相当于“地瓜”的块茎被挖走，藤蔓再茂盛也难以持续生长，进而将会走向枯萎。中国企业全球化，不是“脱根出海”，而是“扎根中国、辐射全球”，通过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留在中国，夯实本土发展基础，再通过“藤蔓延伸”拓展全球市场，实现“根壮藤茂”的良性发展。例如，华为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标杆，始终将核心研发、核心技术留在中国，在深圳设立全球总部和核心研发中心，2025年研发投入达1923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21.8%。掌握5G、芯片设计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数量达16.5万件。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2025年全球销售收入8809亿元，其中海外市场销售收入约2647亿元，占比约30.04%，[16]实现全球化发展与本土扎根的有机统一。华为的实践证明，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持续发展。相反，一些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盲目转移核心技术和核心业务，反而会落入丧失核心竞争力的陷阱。把根留在中国，要求企业立足中国市场，服务中国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提升的消费能力，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坚实后盾。企业在全球化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立足中国市场，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依托国内市场的支撑，拓展全球市场。此外，企业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等，将企业全球化布局与国家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在服务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把根留在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企业群体，而强大的企业群体，必须扎根本土、服务本土。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才能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增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如果大量企业“脱根出海”，将核心资源和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则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国家经济实力下降，现代化进程受阻。因此，企业全球化布局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要求。推动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第一种错误思维是“封闭保守”思维，认为企业“走出去”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从而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企业出海，让企业局限于国内市场，这可能使其在拥挤的赛道上陷入“内卷式”竞争。这种思维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国内产业发展停滞。当前，我国国内一些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如家电、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等行业，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同质化竞争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下滑，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原因，不是企业“走出去”太少，而是企业“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亟须提升，未能有效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导致国内市场过度拥挤。倘若固守“封闭保守”思维，限制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只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让企业陷入互相“内卷”的恶性循环，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企业“走出去”不仅不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反而会带动国内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就业增收。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能够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企业海外市场的拓展，能够带动国内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例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企业，通过“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带动国内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推动义乌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必须摒弃“封闭保守”思维，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通过全球化布局拓展发展空间，缓解国内竞争压力，推动产业升级。第二种错误思维是“盲目出海”思维，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缺乏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一味追求海外市场的扩张，忽视与国内发展的互动，甚至将核心资源、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导致本土发展空心化。这种思维同样违背“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地瓜”的藤蔓延伸是为了滋养块茎，而不是脱离块茎，企业“走出去”的目的是提升自身竞争力，反哺本土发展，而不是“一走了之”。近年来，一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盲目出海、缺乏规划的问题，有的企业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收购海外企业，导致资金链断裂；有的企业将核心研发、核心生产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有的企业忽视国内市场，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出现波动，企业就陷入经营困境。例如，有的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忽视国内市场的深耕，过度投入海外市场，导致国内业务萎缩，同时海外市场拓展也未能达到预期，最终陷入发展困境。规避“盲目出海”思维，要求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坚持“扎根中国、辐射全球”的原则，做好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注重与国内发展的互动。企业要立足自身核心竞争力，结合全球市场需求和国内发展战略，制定合理的全球化发展规划，明确“走出去”的目标和路径；注重将海外发展与国内产业升级相结合，通过海外并购、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反哺国内产业发展；保持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协同发展，不能忽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着力实现“国内市场支撑海外发展、海外发展反哺国内市场”的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实践路径。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协同发力，立足“扎根本土、辐射全球”的要求，有针对性解决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政策支持不足、风险防控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多措并举，为企业全球化保驾护航，推动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政府层面要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各项举措，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对企业海外研发投入、海外市场拓展给予税收减免和资金补贴，有效降低企业出海成本。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对接，推动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税收协定，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法律保障。此外，搭建企业全球化服务平台，提供跨境物流、法律咨询、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海外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企业要立足本土优势，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此外，企业要加强跨文化管理能力建设，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法律法规，本土化招聘、本土化运营，降低文化冲突风险。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当前，企业出海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汇率波动等多重风险，需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政府层面要加强海外风险监测预警，及时发布海外市场风险信息，帮助企业提前规避风险；企业层面要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在出海前对目标市场的政策环境、市场需求、风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运用汇率对冲、保险等金融工具，降低汇率波动和经营风险。此外，行业协会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共享资源、共抗风险。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企业全球化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需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合作，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企业要加强海外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培养，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全球优质人才加入，提升企业国际化运营能力。此外，政府要出台国际化人才扶持政策，为人才出入境、落户、子女教育等提供便利，为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引导企业坚持“根留中国”，将海外获取的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同时，推动企业在本土建立研发总部、结算中心，带动本土就业和税收增长，实现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原载《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
《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与外贸战略转型》是由黄先海、王煌等学者于2020年7月在中国出版的学术专著，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该书基于全球要素分工深化背景下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探讨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转型框架。全书聚焦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跨国流动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提出中国外贸需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等四个维度实施结构性转型。通过分析要素流动机制，构建了以优化配置效率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发展路径，以高端要素引入为目标的开放吸引型路径，以及以国际话语权提升为导向的治理型路径，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策略 。成 果 简 介 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基于本土要素和生产力结构的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已不再完全适合指导全球要素分工合作下的外贸发展战略，要素国际转移重组的自然演进可以通过创造竞争优势促进中国外贸生产过程升级、垂直差异化升级、盈利能力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升级。本书从由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的发展导向、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的竞争策略、由低加成率陷阱转向优质优价的盈利模式、由混合收益转向产权收益的收益结构四个维度出发，结合对资本、劳动力、金融、技术等要素跨国流动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提出中国外贸战略需遵从开放边界、要素流通、政策创新和风险防控四重转型逻辑，通过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稀缺要素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路径、以改善规则环境和引进高端要素为内涵的开放吸引型路径、以培育价值链主体和提升国际定价权为目标的国际治理型路径重构中国外贸战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5月29日，绍兴第六届国际友城大会“友城聚力同心 发展赋能未来”主旨大会隆重举行。来自全球21个国家（地区）28个城市的友城代表、高校学者、驻华使节及国内各界嘉宾约270人齐聚一堂。浙江大学全球发展学院院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以“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为切口，用生动的数据说明：中国第一大产业正从房地产转向新能源汽车，而绍兴恰好站在了风口。“去年绍兴GDP增长6.5%、居浙江第二，靠的就是传统产业焕新和新兴产业崛起。”他特别提到，绍兴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已形成集群效应，“未来要抓住‘获得性要素’——人力资本、技术、数据，让创新成为城市核心驱动力”。来源：越牛新闻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竞争力提升》是由黄先海、余骁等学者合著的学术专著，2024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与贸易竞争模式转型的背景，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贸易竞争力演变的影响。全书围绕全球生产网络中贸易竞争力的驱动机制，分析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资本流动三大路径的作用，提出“双循环”分工体系重构、“蛙跳型”技术创新及“阶梯型”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等政策框架。通过理论建模与动态仿真，探讨获得型要素禀赋对传统禀赋的替代趋势，并构建全球化效率与安全冲突化解等原创模型。书中结合中国实践，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兼具理论与现实参考的研究体系。成果简介当今全球生产网络下贸易竞争力的决定机制与支撑体系正发生重大变革，获得型要素禀赋因呈现出与天然要素禀赋完全不同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而逐渐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下支撑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新动能与核心驱动力。在这一国际分工演化的大势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正日益成为激发经济体内企业积累获得型要素禀赋的关键支撑力。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本书研究指出，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资本流动是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一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对外贸易竞争力的三大路径。在此基础上，本书从生产链布局视角，提出促进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双循环”分工网络重构与产业链布局战略；从技术创新视角，提出增进贸易竞争力提升的“蛙跳型”技术创新道路选择；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提出推进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阶梯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设计与策略组合。本书所得到的一些观点与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分析知识产权保护重塑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研究边界，也为从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前沿的理论成果提供了研究支撑和有益尝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6月15日《浙江日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系统剖析了“内卷式”竞争的成因机理，并从规则统一、要素配置、监管协同、产业升级、政务治理五个维度，提出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内卷”的实践路径。近年来，企业“内卷式”竞争在多个领域蔓延，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抑制创新活力、阻碍产业升级，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症结是市场开放不充分、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不畅，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生态所导致。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公平竞争、创新驱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生态，从根源上遏制低水平内卷、激发高质量竞争活力。 多重因素导致企业“内卷式”竞争 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市场分割下低水平同质化过度竞争，其成因在于市场碎片化、规则不统一引发的制度套利、资源错配，进而引发“逐底”竞争。 市场分割是企业“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在分割市场中，企业难以突破地域限制拓展更大规模市场，只能在狭小市场空间内争夺有限存量，导致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而地方保护则引发制度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部分地方通过违规补贴、税收返还、降低环保安全标准等方式，为本地企业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企业为生存，被迫放弃创新投入和质量提升，转而投身政策套利和低价竞争。 规则不统一是“内卷式”竞争的诱因。部分地区降低环保、安全、质量标准，允许企业以更低成本生产，导致合规企业成本高、违规企业成本低，合规企业被迫降低标准参与低价竞争。同时，产品标准、质量标准、认证标准不统一，企业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只能在本地市场重复建设、同质化布局，加剧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此外，监管不统一助长不正当竞争行为，创新企业权益得不到公平保护，被迫放弃创新、参与内卷。 要素流动不畅助长了“内卷式”竞争。要素流动受限、要素错配和价格扭曲导致资源流向低端产能、低效企业，创新要素难以向优质企业、创新领域集聚，造成结构性失衡。土地要素地方垄断，低价供给本地企业，抬高外地企业用地成本；劳动力要素和人才自由流动不充分；资本要素存在信贷歧视、地域倾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技术要素转化不畅、保护不足，创新成果难以产业化；数据要素分割封闭、流通受限，价值难以释放。这些都加剧了企业不当竞争：一方面，低端要素过剩、高端要素不足，迫使企业扎堆低端赛道“内卷”。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低价供给，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的低端领域，引发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稀缺且流动不畅，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无法突破低端锁定，只能同质化竞争。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需要多维发力。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和市场经济先发省，在产业创新、政府治理等方面有独特优势，须在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统一市场、引导企业良性竞争方面积极探路，率先示范。 一是强化规则统一，筑牢公平竞争制度根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清理废除地方保护政策。建立智能审查平台、跨部门联动审查机制、常态化抽查机制，对全省政策措施进行全面审查，重点清理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违规补贴、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政策。持续开展破除地方保护专项行动，严禁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资质审批、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各类限制，确保不同地域、所有制和规模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统一产品质量、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推行全国统一的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体系。强化质量监管、价格执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以次充好、仿冒抄袭、虚假宣传等行为。 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要素流动，激活创新驱动竞争动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高端要素向创新领域集聚、低端要素有序出清，引导企业从“内卷”转向创新。进一步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歧视与壁垒，畅通人才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渠道，促进人才有序流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的融资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体系，健全技术要素市场，搭建技术交易、产学研对接和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流通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合规流通、高效利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赛道、创造新需求。 三是加强监管协同，规范竞争秩序，遏制不当竞争行为。立足数字化治理、高效政务服务的优势，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严格查处低价倾销、价格欺诈、仿冒混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机制、案件移送机制、联合执法机制。推行数字化监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智能识别和实时监测。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评价体系、信用奖惩机制，将低价竞争、恶意内卷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赛道新动能。大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打造自主品牌，推动传统产业从低端制造低价竞争转向高端制造和品牌竞争、质量竞争。抢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打开产业发展新空间。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协同集聚，避免同质化布局。着力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产业生态，避免重复建设。 五是完善政务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持续减少不当干预，坚决退出竞争性领域和企业微观经营，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竞争、创新决策。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和高效透明、公平公正、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引导企业专注主业、创新发展、良性竞争。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根源上遏制地方保护与招商内卷。本文原载《浙江日报》（2026年6月15日第8版）。
2025年12月26日，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浙江嘉兴南湖机场正式投运。截至今年6月30日，嘉兴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3570架次，已累计开通客运运营航线18条，覆盖20个通航航点，通达国内城市18个，基本构建起全国干线航空网络框架。嘉兴机场的运营，补齐了长三角货运体系中专业航空货运枢纽这一关键环节。2026年7月28日，中心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专访，对嘉兴机场的功能定位和运营模式创新进行了解读。叶建亮教授指出，长三角虽大型综合机场密集，但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此前是空白。嘉兴采用“专业化枢纽+航空货运航司”的组织模式，与圆通集团深度合作。圆通“东方天地港”项目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约122亿元，拥有110万平方米航空物流设施，构建覆盖货物存储、中转、运输、监管的全链条功能体系。货站距离停机坪仅100米，实现“卸机即入库”，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建设和运营，是一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混合模式——政府负责机场基础设施和口岸资质，企业负责运营网络和货源组织。嘉兴市政府负责机场投资建设，建成后委托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2024年12月17日，省机场集团与嘉兴市政府正式签署《嘉兴南湖机场委托运营管理协议》。浙江省机场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嘉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注册成立，具体负责日常运营管理。这一安排使嘉兴机场快速接入浙江全省机场协同运营体系，成为继杭州、宁波、温州、舟山、衢州、台州、义乌、丽水之后，省机场集团管理运营的第九家运输机场。在货运业务层面，治理架构更进一步。浙江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圆通航空货站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实业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合资成立了嘉兴空港物流枢纽管理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机场航空货运业务——形成“省级国资+圆通速递+地方国资”的混合所有制平台。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机场本体归入省级专业化运营体系，确保安全与服务标准；货运物流引入市场化合资平台，激发效率与创新。它不是简单的“谁管谁”，而是一种功能分层、权责分置的制度安排——公共属性的机场运营与市场属性的物流服务，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了分离与协同。这一模式顺利落地实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的协同：一是硬件协同。依托嘉兴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区位优势，机场北侧的专用货运公路让货物10分钟可上乍嘉苏高速；附近西港作业区可通过杭申线航道直达嘉兴港，实现海河联运；机场出发30分钟可达嘉兴南站高铁枢纽，60分钟通达上海虹桥、杭州萧山、上海浦东三大机场。这套“公铁水空”立体网络，可打造90分钟覆盖长三角主要货源地的快速集散网络。二是软件协同。通过海关“一站式”通关、“联动接卸”等制度创新，消除跨行政区物流堵点。嘉兴南湖机场创新采用了“多合一”布局，将跨境电商、快件和普通货物集中到同一场地作业，实现人力资源的集约化管理。2026年6月，“海空联运”业务落地，实现了空、陆、海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三是产业协同。以圆通东方天地港为核心，集聚仓储、分拨、供应链金融等业态，从单一物流通道向综合供应链服务平台转型。嘉兴省级临空经济区已于日前正式获批，规划面积147.3平方公里，定位“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临空智造汇聚高地”。目前已签约GAMECO机务维修、御空跨境电商等4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40亿元。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成功与否，不能只看货运量数据——尽管首年目标8万吨、设计能力110万吨的数字足够亮眼。更关键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在海关、检验检疫、航线审批等事权协调中探索出可复制的制度产出。嘉兴具备独特的制度创新条件：浙江省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势、浙江省机场集团全省统筹的运营经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政策窗口。 本文根据2026年7月28日中国发展改革网站报道整理
《学术前沿》2026年7月2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地瓜经济”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引》，深度解析了“地瓜经济”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关键阶段，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国家发展与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其所蕴含的“藤蔓延伸、块茎扎根”的理念，为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在推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在实践层面，应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多措并举，着力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关键词】“地瓜经济” 企业全球化布局 经济全球化 新发展格局【中图分类号】F125/F114.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2.001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指出，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走出去”融入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如何既实现企业成长的跃迁，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又持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所谓“地瓜经济”，简单来说，就是本土企业为了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要素限制，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实现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外发展良好的企业，通过市场拓展、技术资金回流、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2]部分浙江企业突破各种限制和壁垒，积极“走出去”，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汲取营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正如地瓜通过藤蔓扩张汲取更多养分来滋养块茎，形成内外互动的局面。经过20多年的迭代升级，“地瓜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主动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指引，引领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正当其时经济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内外并举，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不断融入全球发展格局。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构筑不可替代的“硬实力”与“软环境”，使其具备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与能力。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日益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完整、配套齐全，覆盖从基础制造到高端装备、新能源、电子信息等广泛领域，能快速响应全球客户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产业集群生态持续优化，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高效协同，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与交付周期，为海外扩张提供稳定供应链保障。不少行业形成全球领先的规模与成本优势，行业增加值和出口贸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具备全球定价权与竞争力。此外，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加快发展，开始跻身全球领先行列，成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杀手锏”。在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突破的基础上，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为企业全球化布局架设畅通的桥梁。从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签署自贸协定到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为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化布局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整体上看，当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韧性。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到631.8万件，科技和创新型企业超60万家，这些成就的取得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684.2亿美元，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6261亿美元。2024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28132.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9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持续加快。国内竞争加剧与国际市场拓展推动企业全球化。当前，我国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利润空间压缩等问题，企业生存与发展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全球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为中国企业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从国内市场来看，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钢铁、水泥、家电等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其中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5.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为62.2%，食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69.8%，汽车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为72.2%，均低于国际合理水平。个别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促销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持续下滑，一些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新兴产业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大量企业纷纷涌入，引发激烈竞争。例如，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企业进入，截至2024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数量突破119.48万家，而2020年这一数字在33.83万家左右。无论传统车企转型还是新兴车企崛起，都在争夺市场份额，技术竞争与价格比拼持续升温。2024年，新能源汽车降价车型的平均降价幅度达9.2%，有84.4%的汽车经销商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倒挂，即进车价高于售出价，超四成经销商亏损；汽车行业利润率跌至4.3%，这一数据在2017年时为7.8%，不及下游工业企业6%的利润率。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面临经营压力。此外，我国国内市场的资源约束日益凸显，无论是工业用地出让均价，还是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铁矿石、铜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均在持续上升，不断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此背景下，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突破国内市场的局限，向全球市场拓展。从国际市场来看，全球经济虽然面临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但整体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24.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8.85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为中国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机遇。2024年，我国对东盟国家进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增长5.5%；对拉美、非洲、中亚五国、中东欧等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7.2%、6.1%、7.2%、7.5%。[13]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人口总量超过3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8%，这些地区经济增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增长率和消费市场规模增长率都处在较高水平，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八成流向亚洲，比上年增长8.5%，其中对东盟投资343.6亿美元，增长36.8%。对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投资分别增长15.4%、25.3%和113.7%。同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509.9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5%。同时，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企业可通过全球化布局，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质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驱动中国企业抢抓出海机遇。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新一轮调整期，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企业推进全球化布局的重要窗口期。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受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企业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多元化，这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供机遇。其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全球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可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为自身全球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其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数字全球化”新阶段。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新路径、新机遇。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格局调整的窗口期不会太长。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逐步完成，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可能会出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投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度将会随之加大。此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在积极抢抓经济全球化调整的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中国企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例如，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各国都在加大布局力度、争夺产业主导权。中国企业应加快全球化布局，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不断巩固和提升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各国纷纷加快布局。中国企业应抓住数字全球化的机遇，主动融入全球数字贸易体系，力争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当前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主动抢抓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撑。“地瓜经济”模式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有效路径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这一经典比喻，深刻揭示企业“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的辩证关系，为“地瓜经济”模式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在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获取资源要素和市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母国的产业空心化，如何更好地提升母国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安全，是绕不开的现实命题。为此，必须建立起内外联动、协同共进的企业全球化发展新模式，“地瓜经济”模式则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地瓜经济”模式实现企业发展空间拓展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协同。“地瓜经济”模式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浙江省在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和空间不足的发展局限时，如何“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于全国发展浙江”，在更广阔的范围和空间内配置资源的路径。浙江地形呈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资源匮乏，若局限于内部资源与空间的发展路径，难以改变落后与发展迟缓的局面。因此，浙江的老百姓依靠商业文化传统优势，以及“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构筑庞大的浙商网络，这成为“地瓜经济”模式的最初形态。随着时代发展，“地瓜经济”模式不断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受资金、技术、市场等多重因素制约，浙江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市场、采购原材料，形成“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的发展格局，开创最初的“地瓜经济”模式。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藤蔓初伸”，企业主要以产品输出、资源输入为主，企业全球化布局尚未起步，主要聚焦国内市场的拓展，目的是突破浙江本地资源与空间的限制，为企业积累发展资金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浙江企业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同时，在外发展的浙商通过资金回流、回乡办厂、扩大企业规模等方式反哺浙江本土产业，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内外联动格局。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藤蔓延伸”，企业开始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形成“地瓜经济”模式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浙江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布局，通过海外并购、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研发中心等方式，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掌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同时将全球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藤蔓成网、块茎粗壮”，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展，“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显著提升，“扎根本土”的基础愈发牢固。从“地瓜经济”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始终坚持“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相结合，既强调企业主动拓展外部空间、整合全球资源，又注重夯实本土基础、反哺本土发展，这种辩证统一的发展理念，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中心需求高度契合，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理想路径。 企业全球化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可行路径。“地瓜经济”的要义是“藤蔓延伸、块茎扎根”，其中，“块茎扎根”是前提和基础，“藤蔓延伸”是手段和路径，最终目的是实现“块茎粗壮”。对应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就是企业在“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同时，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把根留在中国，意味着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必须扎根中国。核心技术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核心业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核心资源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支撑。如果企业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转移到国外，就相当于“地瓜”的块茎被挖走，藤蔓再茂盛也难以持续生长，进而将会走向枯萎。中国企业全球化，不是“脱根出海”，而是“扎根中国、辐射全球”，通过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留在中国，夯实本土发展基础，再通过“藤蔓延伸”拓展全球市场，实现“根壮藤茂”的良性发展。例如，华为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标杆，始终将核心研发、核心技术留在中国，在深圳设立全球总部和核心研发中心，2025年研发投入达1923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21.8%。掌握5G、芯片设计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数量达16.5万件。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2025年全球销售收入8809亿元，其中海外市场销售收入约2647亿元，占比约30.04%，[16]实现全球化发展与本土扎根的有机统一。华为的实践证明，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持续发展。相反，一些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盲目转移核心技术和核心业务，反而会落入丧失核心竞争力的陷阱。把根留在中国，要求企业立足中国市场，服务中国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提升的消费能力，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坚实后盾。企业在全球化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立足中国市场，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依托国内市场的支撑，拓展全球市场。此外，企业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等，将企业全球化布局与国家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在服务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把根留在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企业群体，而强大的企业群体，必须扎根本土、服务本土。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才能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增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如果大量企业“脱根出海”，将核心资源和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则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国家经济实力下降，现代化进程受阻。因此，企业全球化布局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要求。推动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第一种错误思维是“封闭保守”思维，认为企业“走出去”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从而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企业出海，让企业局限于国内市场，这可能使其在拥挤的赛道上陷入“内卷式”竞争。这种思维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国内产业发展停滞。当前，我国国内一些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如家电、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等行业，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同质化竞争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下滑，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原因，不是企业“走出去”太少，而是企业“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亟须提升，未能有效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导致国内市场过度拥挤。倘若固守“封闭保守”思维，限制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只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让企业陷入互相“内卷”的恶性循环，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企业“走出去”不仅不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反而会带动国内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就业增收。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能够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企业海外市场的拓展，能够带动国内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例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企业，通过“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带动国内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推动义乌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必须摒弃“封闭保守”思维，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通过全球化布局拓展发展空间，缓解国内竞争压力，推动产业升级。第二种错误思维是“盲目出海”思维，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缺乏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一味追求海外市场的扩张，忽视与国内发展的互动，甚至将核心资源、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导致本土发展空心化。这种思维同样违背“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地瓜”的藤蔓延伸是为了滋养块茎，而不是脱离块茎，企业“走出去”的目的是提升自身竞争力，反哺本土发展，而不是“一走了之”。近年来，一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盲目出海、缺乏规划的问题，有的企业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收购海外企业，导致资金链断裂；有的企业将核心研发、核心生产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有的企业忽视国内市场，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出现波动，企业就陷入经营困境。例如，有的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忽视国内市场的深耕，过度投入海外市场，导致国内业务萎缩，同时海外市场拓展也未能达到预期，最终陷入发展困境。规避“盲目出海”思维，要求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坚持“扎根中国、辐射全球”的原则，做好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注重与国内发展的互动。企业要立足自身核心竞争力，结合全球市场需求和国内发展战略，制定合理的全球化发展规划，明确“走出去”的目标和路径；注重将海外发展与国内产业升级相结合，通过海外并购、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反哺国内产业发展；保持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协同发展，不能忽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着力实现“国内市场支撑海外发展、海外发展反哺国内市场”的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实践路径。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协同发力，立足“扎根本土、辐射全球”的要求，有针对性解决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政策支持不足、风险防控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多措并举，为企业全球化保驾护航，推动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政府层面要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各项举措，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对企业海外研发投入、海外市场拓展给予税收减免和资金补贴，有效降低企业出海成本。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对接，推动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税收协定，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法律保障。此外，搭建企业全球化服务平台，提供跨境物流、法律咨询、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海外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企业要立足本土优势，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此外，企业要加强跨文化管理能力建设，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法律法规，本土化招聘、本土化运营，降低文化冲突风险。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当前，企业出海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汇率波动等多重风险，需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政府层面要加强海外风险监测预警，及时发布海外市场风险信息，帮助企业提前规避风险；企业层面要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在出海前对目标市场的政策环境、市场需求、风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运用汇率对冲、保险等金融工具，降低汇率波动和经营风险。此外，行业协会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共享资源、共抗风险。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企业全球化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需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合作，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企业要加强海外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培养，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全球优质人才加入，提升企业国际化运营能力。此外，政府要出台国际化人才扶持政策，为人才出入境、落户、子女教育等提供便利，为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引导企业坚持“根留中国”，将海外获取的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同时，推动企业在本土建立研发总部、结算中心，带动本土就业和税收增长，实现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原载《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
《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与外贸战略转型》是由黄先海、王煌等学者于2020年7月在中国出版的学术专著，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该书基于全球要素分工深化背景下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探讨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转型框架。全书聚焦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跨国流动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提出中国外贸需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等四个维度实施结构性转型。通过分析要素流动机制，构建了以优化配置效率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发展路径，以高端要素引入为目标的开放吸引型路径，以及以国际话语权提升为导向的治理型路径，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策略 。成 果 简 介 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基于本土要素和生产力结构的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已不再完全适合指导全球要素分工合作下的外贸发展战略，要素国际转移重组的自然演进可以通过创造竞争优势促进中国外贸生产过程升级、垂直差异化升级、盈利能力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升级。本书从由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的发展导向、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的竞争策略、由低加成率陷阱转向优质优价的盈利模式、由混合收益转向产权收益的收益结构四个维度出发，结合对资本、劳动力、金融、技术等要素跨国流动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提出中国外贸战略需遵从开放边界、要素流通、政策创新和风险防控四重转型逻辑，通过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稀缺要素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路径、以改善规则环境和引进高端要素为内涵的开放吸引型路径、以培育价值链主体和提升国际定价权为目标的国际治理型路径重构中国外贸战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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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COMMENTS中心观点｜叶建亮：嘉兴“起飞”，长三角“补链”
2025年12月26日，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浙江嘉兴南湖机场正式投运。截至今年6月30日，嘉兴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3570架次，已累计开通客运运营航线18条，覆盖20个通航航点，通达国内城市18个，基本构建起全国干线航空网络框架。嘉兴机场的运营，补齐了长三角货运体系中专业航空货运枢纽这一关键环节。2026年7月28日，中心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专访，对嘉兴机场的功能定位和运营模式创新进行了解读。叶建亮教授指出，长三角虽大型综合机场密集，但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此前是空白。嘉兴采用“专业化枢纽+航空货运航司”的组织模式，与圆通集团深度合作。圆通“东方天地港”项目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约122亿元，拥有110万平方米航空物流设施，构建覆盖货物存储、中转、运输、监管的全链条功能体系。货站距离停机坪仅100米，实现“卸机即入库”，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建设和运营，是一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混合模式——政府负责机场基础设施和口岸资质，企业负责运营网络和货源组织。嘉兴市政府负责机场投资建设，建成后委托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2024年12月17日，省机场集团与嘉兴市政府正式签署《嘉兴南湖机场委托运营管理协议》。浙江省机场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嘉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注册成立，具体负责日常运营管理。这一安排使嘉兴机场快速接入浙江全省机场协同运营体系，成为继杭州、宁波、温州、舟山、衢州、台州、义乌、丽水之后，省机场集团管理运营的第九家运输机场。在货运业务层面，治理架构更进一步。浙江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圆通航空货站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实业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合资成立了嘉兴空港物流枢纽管理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机场航空货运业务——形成“省级国资+圆通速递+地方国资”的混合所有制平台。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机场本体归入省级专业化运营体系，确保安全与服务标准；货运物流引入市场化合资平台，激发效率与创新。它不是简单的“谁管谁”，而是一种功能分层、权责分置的制度安排——公共属性的机场运营与市场属性的物流服务，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了分离与协同。这一模式顺利落地实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的协同：一是硬件协同。依托嘉兴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区位优势，机场北侧的专用货运公路让货物10分钟可上乍嘉苏高速；附近西港作业区可通过杭申线航道直达嘉兴港，实现海河联运；机场出发30分钟可达嘉兴南站高铁枢纽，60分钟通达上海虹桥、杭州萧山、上海浦东三大机场。这套“公铁水空”立体网络，可打造90分钟覆盖长三角主要货源地的快速集散网络。二是软件协同。通过海关“一站式”通关、“联动接卸”等制度创新，消除跨行政区物流堵点。嘉兴南湖机场创新采用了“多合一”布局，将跨境电商、快件和普通货物集中到同一场地作业，实现人力资源的集约化管理。2026年6月，“海空联运”业务落地，实现了空、陆、海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三是产业协同。以圆通东方天地港为核心，集聚仓储、分拨、供应链金融等业态，从单一物流通道向综合供应链服务平台转型。嘉兴省级临空经济区已于日前正式获批，规划面积147.3平方公里，定位“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临空智造汇聚高地”。目前已签约GAMECO机务维修、御空跨境电商等4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40亿元。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成功与否，不能只看货运量数据——尽管首年目标8万吨、设计能力110万吨的数字足够亮眼。更关键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在海关、检验检疫、航线审批等事权协调中探索出可复制的制度产出。嘉兴具备独特的制度创新条件：浙江省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势、浙江省机场集团全省统筹的运营经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政策窗口。本文根据2026年7月28日中国发展改革网站报道整理
叶建亮教授：“地瓜经济”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引
《学术前沿》2026年7月2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地瓜经济”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引》，深度解析了“地瓜经济”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关键阶段，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国家发展与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其所蕴含的“藤蔓延伸、块茎扎根”的理念，为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在推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在实践层面，应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多措并举，着力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关键词】“地瓜经济” 企业全球化布局 经济全球化 新发展格局【中图分类号】F125/F114.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2.001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指出，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走出去”融入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如何既实现企业成长的跃迁，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又持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所谓“地瓜经济”，简单来说，就是本土企业为了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要素限制，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实现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外发展良好的企业，通过市场拓展、技术资金回流、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2]部分浙江企业突破各种限制和壁垒，积极“走出去”，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汲取营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正如地瓜通过藤蔓扩张汲取更多养分来滋养块茎，形成内外互动的局面。经过20多年的迭代升级，“地瓜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主动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指引，引领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正当其时经济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内外并举，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不断融入全球发展格局。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构筑不可替代的“硬实力”与“软环境”，使其具备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与能力。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日益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完整、配套齐全，覆盖从基础制造到高端装备、新能源、电子信息等广泛领域，能快速响应全球客户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产业集群生态持续优化，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高效协同，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与交付周期，为海外扩张提供稳定供应链保障。不少行业形成全球领先的规模与成本优势，行业增加值和出口贸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具备全球定价权与竞争力。此外，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加快发展，开始跻身全球领先行列，成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杀手锏”。在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突破的基础上，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为企业全球化布局架设畅通的桥梁。从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签署自贸协定到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为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化布局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整体上看，当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韧性。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到631.8万件，科技和创新型企业超60万家，这些成就的取得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684.2亿美元，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6261亿美元。2024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28132.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9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持续加快。国内竞争加剧与国际市场拓展推动企业全球化。当前，我国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利润空间压缩等问题，企业生存与发展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全球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为中国企业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从国内市场来看，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钢铁、水泥、家电等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其中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5.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为62.2%，食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69.8%，汽车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为72.2%，均低于国际合理水平。个别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促销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持续下滑，一些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新兴产业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大量企业纷纷涌入，引发激烈竞争。例如，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企业进入，截至2024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数量突破119.48万家，而2020年这一数字在33.83万家左右。无论传统车企转型还是新兴车企崛起，都在争夺市场份额，技术竞争与价格比拼持续升温。2024年，新能源汽车降价车型的平均降价幅度达9.2%，有84.4%的汽车经销商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倒挂，即进车价高于售出价，超四成经销商亏损；汽车行业利润率跌至4.3%，这一数据在2017年时为7.8%，不及下游工业企业6%的利润率。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面临经营压力。此外，我国国内市场的资源约束日益凸显，无论是工业用地出让均价，还是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铁矿石、铜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均在持续上升，不断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此背景下，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突破国内市场的局限，向全球市场拓展。从国际市场来看，全球经济虽然面临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但整体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24.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8.85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为中国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机遇。2024年，我国对东盟国家进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增长5.5%；对拉美、非洲、中亚五国、中东欧等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7.2%、6.1%、7.2%、7.5%。[13]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人口总量超过3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8%，这些地区经济增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增长率和消费市场规模增长率都处在较高水平，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八成流向亚洲，比上年增长8.5%，其中对东盟投资343.6亿美元，增长36.8%。对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投资分别增长15.4%、25.3%和113.7%。同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509.9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5%。同时，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企业可通过全球化布局，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质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驱动中国企业抢抓出海机遇。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新一轮调整期，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企业推进全球化布局的重要窗口期。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受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企业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多元化，这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供机遇。其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全球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可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为自身全球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其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数字全球化”新阶段。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新路径、新机遇。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格局调整的窗口期不会太长。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逐步完成，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可能会出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投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度将会随之加大。此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在积极抢抓经济全球化调整的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中国企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例如，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各国都在加大布局力度、争夺产业主导权。中国企业应加快全球化布局，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不断巩固和提升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各国纷纷加快布局。中国企业应抓住数字全球化的机遇，主动融入全球数字贸易体系，力争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当前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主动抢抓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撑。“地瓜经济”模式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有效路径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这一经典比喻，深刻揭示企业“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的辩证关系，为“地瓜经济”模式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在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获取资源要素和市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母国的产业空心化，如何更好地提升母国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安全，是绕不开的现实命题。为此，必须建立起内外联动、协同共进的企业全球化发展新模式，“地瓜经济”模式则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地瓜经济”模式实现企业发展空间拓展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协同。“地瓜经济”模式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浙江省在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和空间不足的发展局限时，如何“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于全国发展浙江”，在更广阔的范围和空间内配置资源的路径。浙江地形呈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资源匮乏，若局限于内部资源与空间的发展路径，难以改变落后与发展迟缓的局面。因此，浙江的老百姓依靠商业文化传统优势，以及“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构筑庞大的浙商网络，这成为“地瓜经济”模式的最初形态。随着时代发展，“地瓜经济”模式不断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受资金、技术、市场等多重因素制约，浙江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市场、采购原材料，形成“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的发展格局，开创最初的“地瓜经济”模式。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藤蔓初伸”，企业主要以产品输出、资源输入为主，企业全球化布局尚未起步，主要聚焦国内市场的拓展，目的是突破浙江本地资源与空间的限制，为企业积累发展资金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浙江企业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同时，在外发展的浙商通过资金回流、回乡办厂、扩大企业规模等方式反哺浙江本土产业，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内外联动格局。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藤蔓延伸”，企业开始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形成“地瓜经济”模式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浙江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布局，通过海外并购、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研发中心等方式，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掌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同时将全球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藤蔓成网、块茎粗壮”，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展，“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显著提升，“扎根本土”的基础愈发牢固。从“地瓜经济”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始终坚持“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相结合，既强调企业主动拓展外部空间、整合全球资源，又注重夯实本土基础、反哺本土发展，这种辩证统一的发展理念，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中心需求高度契合，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理想路径。 企业全球化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可行路径。“地瓜经济”的要义是“藤蔓延伸、块茎扎根”，其中，“块茎扎根”是前提和基础，“藤蔓延伸”是手段和路径，最终目的是实现“块茎粗壮”。对应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就是企业在“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同时，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把根留在中国，意味着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必须扎根中国。核心技术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核心业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核心资源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支撑。如果企业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转移到国外，就相当于“地瓜”的块茎被挖走，藤蔓再茂盛也难以持续生长，进而将会走向枯萎。中国企业全球化，不是“脱根出海”，而是“扎根中国、辐射全球”，通过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留在中国，夯实本土发展基础，再通过“藤蔓延伸”拓展全球市场，实现“根壮藤茂”的良性发展。例如，华为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标杆，始终将核心研发、核心技术留在中国，在深圳设立全球总部和核心研发中心，2025年研发投入达1923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21.8%。掌握5G、芯片设计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数量达16.5万件。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2025年全球销售收入8809亿元，其中海外市场销售收入约2647亿元，占比约30.04%，[16]实现全球化发展与本土扎根的有机统一。华为的实践证明，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持续发展。相反，一些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盲目转移核心技术和核心业务，反而会落入丧失核心竞争力的陷阱。把根留在中国，要求企业立足中国市场，服务中国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提升的消费能力，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坚实后盾。企业在全球化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立足中国市场，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依托国内市场的支撑，拓展全球市场。此外，企业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等，将企业全球化布局与国家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在服务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把根留在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企业群体，而强大的企业群体，必须扎根本土、服务本土。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才能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增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如果大量企业“脱根出海”，将核心资源和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则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国家经济实力下降，现代化进程受阻。因此，企业全球化布局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要求。推动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第一种错误思维是“封闭保守”思维，认为企业“走出去”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从而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企业出海，让企业局限于国内市场，这可能使其在拥挤的赛道上陷入“内卷式”竞争。这种思维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国内产业发展停滞。当前，我国国内一些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如家电、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等行业，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同质化竞争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下滑，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原因，不是企业“走出去”太少，而是企业“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亟须提升，未能有效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导致国内市场过度拥挤。倘若固守“封闭保守”思维，限制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只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让企业陷入互相“内卷”的恶性循环，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企业“走出去”不仅不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反而会带动国内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就业增收。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能够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企业海外市场的拓展，能够带动国内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例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企业，通过“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带动国内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推动义乌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必须摒弃“封闭保守”思维，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通过全球化布局拓展发展空间，缓解国内竞争压力，推动产业升级。第二种错误思维是“盲目出海”思维，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缺乏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一味追求海外市场的扩张，忽视与国内发展的互动，甚至将核心资源、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导致本土发展空心化。这种思维同样违背“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地瓜”的藤蔓延伸是为了滋养块茎，而不是脱离块茎，企业“走出去”的目的是提升自身竞争力，反哺本土发展，而不是“一走了之”。近年来，一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盲目出海、缺乏规划的问题，有的企业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收购海外企业，导致资金链断裂；有的企业将核心研发、核心生产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有的企业忽视国内市场，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出现波动，企业就陷入经营困境。例如，有的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忽视国内市场的深耕，过度投入海外市场，导致国内业务萎缩，同时海外市场拓展也未能达到预期，最终陷入发展困境。规避“盲目出海”思维，要求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坚持“扎根中国、辐射全球”的原则，做好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注重与国内发展的互动。企业要立足自身核心竞争力，结合全球市场需求和国内发展战略，制定合理的全球化发展规划，明确“走出去”的目标和路径；注重将海外发展与国内产业升级相结合，通过海外并购、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反哺国内产业发展；保持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协同发展，不能忽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着力实现“国内市场支撑海外发展、海外发展反哺国内市场”的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实践路径。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协同发力，立足“扎根本土、辐射全球”的要求，有针对性解决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政策支持不足、风险防控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多措并举，为企业全球化保驾护航，推动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政府层面要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各项举措，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对企业海外研发投入、海外市场拓展给予税收减免和资金补贴，有效降低企业出海成本。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对接，推动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税收协定，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法律保障。此外，搭建企业全球化服务平台，提供跨境物流、法律咨询、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海外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企业要立足本土优势，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此外，企业要加强跨文化管理能力建设，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法律法规，本土化招聘、本土化运营，降低文化冲突风险。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当前，企业出海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汇率波动等多重风险，需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政府层面要加强海外风险监测预警，及时发布海外市场风险信息，帮助企业提前规避风险；企业层面要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在出海前对目标市场的政策环境、市场需求、风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运用汇率对冲、保险等金融工具，降低汇率波动和经营风险。此外，行业协会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共享资源、共抗风险。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企业全球化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需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合作，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企业要加强海外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培养，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全球优质人才加入，提升企业国际化运营能力。此外，政府要出台国际化人才扶持政策，为人才出入境、落户、子女教育等提供便利，为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引导企业坚持“根留中国”，将海外获取的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同时，推动企业在本土建立研发总部、结算中心，带动本土就业和税收增长，实现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原载《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
叶建亮教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6月15日《浙江日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系统剖析了“内卷式”竞争的成因机理，并从规则统一、要素配置、监管协同、产业升级、政务治理五个维度，提出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内卷”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企业“内卷式”竞争在多个领域蔓延，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抑制创新活力、阻碍产业升级，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症结是市场开放不充分、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不畅，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生态所导致。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公平竞争、创新驱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生态，从根源上遏制低水平内卷、激发高质量竞争活力。 多重因素导致企业“内卷式”竞争 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市场分割下低水平同质化过度竞争，其成因在于市场碎片化、规则不统一引发的制度套利、资源错配，进而引发“逐底”竞争。 市场分割是企业“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在分割市场中，企业难以突破地域限制拓展更大规模市场，只能在狭小市场空间内争夺有限存量，导致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而地方保护则引发制度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部分地方通过违规补贴、税收返还、降低环保安全标准等方式，为本地企业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企业为生存，被迫放弃创新投入和质量提升，转而投身政策套利和低价竞争。 规则不统一是“内卷式”竞争的诱因。部分地区降低环保、安全、质量标准，允许企业以更低成本生产，导致合规企业成本高、违规企业成本低，合规企业被迫降低标准参与低价竞争。同时，产品标准、质量标准、认证标准不统一，企业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只能在本地市场重复建设、同质化布局，加剧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此外，监管不统一助长不正当竞争行为，创新企业权益得不到公平保护，被迫放弃创新、参与内卷。 要素流动不畅助长了“内卷式”竞争。要素流动受限、要素错配和价格扭曲导致资源流向低端产能、低效企业，创新要素难以向优质企业、创新领域集聚，造成结构性失衡。土地要素地方垄断，低价供给本地企业，抬高外地企业用地成本；劳动力要素和人才自由流动不充分；资本要素存在信贷歧视、地域倾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技术要素转化不畅、保护不足，创新成果难以产业化；数据要素分割封闭、流通受限，价值难以释放。这些都加剧了企业不当竞争：一方面，低端要素过剩、高端要素不足，迫使企业扎堆低端赛道“内卷”。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低价供给，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的低端领域，引发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稀缺且流动不畅，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无法突破低端锁定，只能同质化竞争。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需要多维发力。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和市场经济先发省，在产业创新、政府治理等方面有独特优势，须在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统一市场、引导企业良性竞争方面积极探路，率先示范。 一是强化规则统一，筑牢公平竞争制度根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清理废除地方保护政策。建立智能审查平台、跨部门联动审查机制、常态化抽查机制，对全省政策措施进行全面审查，重点清理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违规补贴、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政策。持续开展破除地方保护专项行动，严禁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资质审批、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各类限制，确保不同地域、所有制和规模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统一产品质量、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推行全国统一的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体系。强化质量监管、价格执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以次充好、仿冒抄袭、虚假宣传等行为。 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要素流动，激活创新驱动竞争动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高端要素向创新领域集聚、低端要素有序出清，引导企业从“内卷”转向创新。进一步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歧视与壁垒，畅通人才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渠道，促进人才有序流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的融资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体系，健全技术要素市场，搭建技术交易、产学研对接和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流通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合规流通、高效利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赛道、创造新需求。 三是加强监管协同，规范竞争秩序，遏制不当竞争行为。立足数字化治理、高效政务服务的优势，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严格查处低价倾销、价格欺诈、仿冒混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机制、案件移送机制、联合执法机制。推行数字化监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智能识别和实时监测。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评价体系、信用奖惩机制，将低价竞争、恶意内卷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赛道新动能。大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打造自主品牌，推动传统产业从低端制造低价竞争转向高端制造和品牌竞争、质量竞争。抢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打开产业发展新空间。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协同集聚，避免同质化布局。着力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产业生态，避免重复建设。 五是完善政务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持续减少不当干预，坚决退出竞争性领域和企业微观经营，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竞争、创新决策。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和高效透明、公平公正、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引导企业专注主业、创新发展、良性竞争。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根源上遏制地方保护与招商内卷。本文原载《浙江日报》（2026年6月15日第8版）。
叶建亮教授：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6年6月10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刊发了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的署名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了解读。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受区位空间、资源要素等条件的制约，一些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有的固守传统资源产业，有的盲目照搬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产业同质化、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如何立足自身禀赋走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义乌从过去一个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小县，通过商贸引领、工贸联动、产城融合，逐步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名城，为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经典范本。义乌因地制宜发展的渐进式实践义乌人多地少，工业基础薄弱，区位优势不突出，远离核心交通干线与中心城市，无对外开放天然优势，先天发展禀赋短板明显。对此，义乌没有被动等、靠、要，也没有盲目跟风工业强县、农业大县的发展潮流，而是立足本地民间经商传统这一禀赋资源，并遵循以制度先发优势获得突破，迅速形成地方动态比较优势，而后又全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的政策脉络，逐步发展成为市场发达、产业匹配、城乡协调的国际商贸名城。首先，大胆突破，取得制度先发优势，“无中生有”打造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所在的浙中地区历史上商贸和手工业发达，“鸡毛换糖”更是刻在义乌老百姓骨子里的经商文化。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根植于历史文化的民间商贸传统开始迅速恢复，对传统计划商贸流通体制造成不小的冲击。面对民间自发无序的商贸活动是“疏”还是“堵”，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抉择。义乌地方政府正视地方实际，尊重群众诉求，大胆冲破思想藩篱与体制障碍，于1982年主动开放了稠城小百货市场供商户集中交易，诞生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奠定了义乌兴商建市（县）的基石，形成了商品市场的制度先发优势。通过建立小商品市场将无序分散的小商品交易集中起来，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商贸活动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规范健康成长，而起初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举办的市场也为参与市场交易的商户开展的商贸活动提供了支持。这种商贸流通的“制度洼地”效应，吸引了县域内外的商户纷纷落户，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其次，审时度势，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县域经济持续跃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纯依靠制度先发优势难以持续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义乌通过三方面举措，着力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一是不断扩大小商品市场规模，持续推动市场迭代升级。第一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马路市场”，场地狭小，环境简陋。随着商户入驻需求的持续增长，地方政府果断扩大市场规模。1984年，义乌正式确立了“兴商建县（市）”发展战略，并着手推进小商品市场的扩建和升级。从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到如今的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历了多次比较明显的迭代更新。市场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义乌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市场自增强机制，也就是规模越大，市场交易的商品品类越多，市场则越有竞争优势，保证了义乌市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不断扩大市场网络，稳步塑造内外循环的枢纽节点功能。市场的核心在于网络，通过市场网络的链接，可以突破有形市场的空间局限，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早在市场建立之初，义乌小商品市场就不满足于义乌县域市场的功能定位，而是大力吸引了浙江各地尤其是浙南的商户前来落户经营。外地商户的落户，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经营体量的增加，更是货源、客源、信息源的几何级数式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义乌市场又将目光瞄准了全国，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格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规模不一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我国加入WTO后，义乌又将目光瞄准了全球市场，不仅吸引全球客商前来采购，还专门建立进口商品专区，吸引外商入驻。进入新时代，又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业务，极大拓展了全球市场网络，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买全球、卖全球”的格局。三是以贸促工，工贸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与产业共生性强，产业发展为市场提供货源支撑，市场发展则为产业提供需求信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场快速发展，但是多数货源在外地，本地货源支撑不足客观上也影响了市场的持续发展。1993年义乌就提出了“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鼓励引导市场经营户办工厂，把摊位订单转化为本地产能。随着义乌市场的扩大，这种本地产能转化极大促进了本地制造业的兴起，形成了贸工闭环的集群优势，市场订单提供稳定销路，提高了本地制造企业存活率。而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大量创业和就业，成为县域共富的“助推器”。最后，前瞻谋划，着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构筑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塑造区域竞争优势根本是构建一套能够持续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体系。在政策制定上，义乌摒弃“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立足群众创业需求优化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保护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了“全民创业、户户经商”的创新创业氛围。率先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市场规范治理，主动争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跨境电商试点、通关便利化等政策创新。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义乌率先推进传统市场数字化转型，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贸生态。同时，义乌还积极推动产城融合，以市场和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金融、会展等功能。整个过程，不照搬政策模板，而是聚焦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开展针对性和前瞻性改革，以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可以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有为，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典范。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应立足县域禀赋差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走特色化、差异化、动态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立足禀赋定赛道，构建差异化特色发展体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找准自身定位，必须摒弃跟风思维、同质化思维，依托本土资源、产业、人文、区位禀赋，确立核心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长期深耕细作。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挖掘、培育和转化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发扬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塑造，构筑县域发展路径的独特性。激活基层内生动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创业者，基层群众的创造力是县域发展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各地县域要摒弃“重大轻小、重外轻内”的发展思维，把激活本土创业活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作为重要任务。需要在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重点扶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本土初创企业。通过全民创业、全域创新，构建内生驱动、自我迭代的县域经济生态，让群众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坚持改革破局赋能，推进本土化精准创新。县域发展面临的约束多、权限小、资源少，只有立足本地实际推进改革创新，才能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借鉴义乌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改革精神，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有效弥补县域市场资源不足、布局零散、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发展。秉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对县域新兴业态和基层探索，杜绝“一刀切”禁止、简单化管控。走“产城人”融合发展道路，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立足特色主导产业，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扩大产业就业容量，吸引人口、人才集聚。依托人口集聚优势，完善城镇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商业等民生配套，提升城镇承载能力与宜居度。通过城镇功能提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吸引资源要素集聚，实现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提质的双向赋能。坚决杜绝盲目扩张城镇规模、无序建设产业园区，立足县域人口、产业、资源承载能力，避免出现空城、闲置园区、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县域经济、城镇建设、民生改善协同可持续发展。打破空间局限，立足双向开放借力发展。县域经济体量小、资源有限、市场规模不大，仅靠本土资源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跳出县域边界，立足自身禀赋主动对接外部市场、整合外部资源，以开放赋能发展。通过搭建流通平台、拓展内外贸渠道，对接中心城市科创资源、龙头企业，积极融入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渠道赋能产业和市场双向循环，实现小县域、大开放、大发展。本文转载《学习时报》（2026年6月10日第2版）
叶建亮：协同发力 下好“十五五”开局棋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务实，既展现了中国经济顶压前行、韧性十足、向新向优、彰显活力的图景，也深刻剖析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稳”是发展的底线，“进”是发展的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一区间化设定充分体现了“稳”的审慎与理性。结合“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这种稳增长目标既衔接短期发展实际，又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奠定了基础。 “进”的方面，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为经济发展破局赋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与“十五五”规划中的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创新发展主动权方面的超前谋划。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 协同短与长，其核心是统筹年度目标与“十五五”长远目标，既要破解当下短期困难，又要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让短期举措服务于长远发展，实现阶段性突破与长远性布局的有机统一。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短期举措，彰显了直面当前各种挑战的务实态度。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举措聚焦当下痛点难点，将为“十五五”开局扫清障碍、筑牢基础。 短期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都始终围绕着“十五五”规划的长远目标而展开，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不动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核心目标，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部署均与之同频共振。“短”“长”协同，立足当下发展的困难和现实需求，又着眼长远，使得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得以扎实推进。激活内需增长新动能 消费与投资是内需增长的“双引擎”，协同消费与投资，既是政府工作报告扩大内需的核心举措，也是“十五五”规划“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抓手。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安排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释放消费需求；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既扩大高质量投资，又带动相关消费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持续压降实体融资成本，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匹配消费与投资领域需求，为“消（费）”“投（资）”协同营造适宜环境。 同时，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消费升级，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支撑消费”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内需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协同国内市场与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要求，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谋划发展的重要维度。 在做强国内市场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国内市场的不断完善，将形成“国内市场越强大，开放吸引力越强”的良性循环。在高水平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要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同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扩大双向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让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为“十五五”发展注入强劲外部动力。践行共同富裕理念 协同物与人，其核心是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推动产业升级、物质财富增长，又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聚焦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十五五”规划“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也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价值导向。 在“物”的发展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人”的发展方面，报告突出“投资于人”的理念，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举措，与“十五五”规划民生福祉7项指标精准衔接。例如，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同时，报告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这些举措既能推动产业发展、物质财富积累，又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协同。本文转载《中国青年报》2026年3月23日
叶建亮：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2月4日在《人民论坛》撰文，解读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摘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从壮大耐心资本、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畅通人才流通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等方面入手，为民营经济发展和创新构建良好环境。【关键词】民营经济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肩负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①更好地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先进质态，是传统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跃升产物——这种跃升以社会共同活动方式变革为前提，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共同活动方式迭代。民营经济凭借创新能力强、市场反应快、机制灵活等优势，成为推动生产力向新质跃升的强劲动力。民营经济众多的经营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孕育的“重要场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经营主体是生产力的关键承载者，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营主体的竞争力。生产力进步必然伴随经营主体数量增长、生产经营效率提升，以及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与便利化。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5月底，全国民营经济组织达1.85亿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总量的96.76%。②如此庞大的经营主体规模，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直接体现，更为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试验与应用提供了多样化场景和广阔市场空间。一方面，创新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要求，庞大体量可有效摊薄高额创新成本；另一方面，大体量的市场规模能提升创新盈利预期，激励更多主体与资源投身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萌发、孕育与成长提供土壤。例如，深圳能在短期内建成“热带雨林”式汽车综合产业生态圈，引领新能源汽车创新，不仅依托大体量的需求市场支撑，而且依赖于产业链各个节点上民营企业的大量参与、高度协同。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重要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力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持续凸显。根据全国工商联《2025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4年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1.43万亿元，平均研发强度为3.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在创新产出层面，全国约65%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底，民营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6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79.5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52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2.81%；高新技术企业384612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0.87%。此外，2024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48.5%，首次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进出口主体。④民营企业灵活机制优势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匹配激励有效、运行灵活的体制机制，而民营企业在激励机制与运行体制上具备重要优势。其一，民营企业拥有灵活决策机制与敏锐市场感知能力，能快速响应技术迭代节奏与消费需求变化，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成为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来源。例如，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就是民营企业利用体制机制优势在前沿领域持续创新的结果。其二，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领域，民营企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产业运行模式与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革，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现实载体。其三，市场化高强度激励手段，有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者、智能化劳动工具与数字化劳动对象，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四，民营企业的灵活体制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润滑剂”，能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快速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驱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而创新是生产力跃升的根本动力。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创造性破坏”，体现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超前预判，以及对传统发展范式与路径的革命性突破。正是这种革新冲动与持续尝试，才能推动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与模式重构，实现生产力跃升。⑤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需依托超前意识、创新精神与坚定信念跨越鸿沟。新质生产力要求打破传统要素配置方式，而企业家的“组合式创新”能力能突破要素配置界限，实现跨界整合与重组，推动要素配置效率革命性提升。例如，比亚迪将电池技术、汽车工程与电子制造能力跨界重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构建“三电系统”集成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华为围绕鸿蒙操作系统构建跨界生态系统，形成产业整体生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例子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资源跨界组合、催生新质生产力具有引领支撑作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民营经济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部分民营企业战略目标短期化，长期创新动力不足。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需长期战略引领，而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科技创新中存在较明显短期化倾向。一方面，民营企业往往存续周期较短，且对宏观环境和政策的把握和判断可能不够全面准确，不少企业缺乏长远发展战略与规划，创新实践中存在“炒概念”“蹭热点”“抢风口”现象。近年来，部分企业强行将业务与数字化、双碳、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热门领域挂钩，以套取短期资本或政策红利，导致区域间重复布局、低水平竞争，削弱了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资本短期回报倾向较明显，金融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意愿相对不强，部分股权基金存在“摘熟果”现象；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错率相对不高，对长期性、原创性、高风险创新的支撑力度不够足。此外，创新行为功利化特征较明显，存在“重应用、轻基础”的问题，偏向“从1到N”的应用转化，却忽视“从0到1”的基础研究，导致原创性成果相对匮乏；部分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仅为争取政府项目资金，合作多停留在临时性、项目制层面，缺乏围绕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长期战略布局。中小企业创新动力相对较弱，创新生态出现失衡。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是新质生产力孕育壮大的重要土壤。大企业资金与资源雄厚、产业关联性强，对长期高风险创新的支撑能力较强，但存在技术路径依赖高、创新决策效率低的问题；中小企业机制灵活、机会成本低，可开展多样化创新探索。两者分工协作，才能形成健康创新生态。当前，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与能力相对不足。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领域，出现“头部企业垄断创新资源”的情况。部分明星民营企业依托深厚积累与资本追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产生强大虹吸效应，同时占据大部分政策资源；中小企业则面临人才、资金、政策的三重约束，难以参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体系。此外，大中小型企业在形成创新协作链条上存在不足，进一步制约持续创新动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创新形成阻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创新多为国际分工协作的产物，需从研发、试验到产业化应用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受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影响，少数国家在产业领域设置贸易壁垒、在高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导致依托全球分工构建的创新网络遭受较大冲击。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要求企业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全面重构，大幅抬高了创新难度与成本。企业需加大投入、凝聚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同时面临国际化制裁与“脱钩”风险。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全球化布局”与“自主创新”的两难抉择，既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又影响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壮大。新型生产关系适配不足，包容性增长面临考验。新质生产力需与新型生产关系相匹配，民营经济在参与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生产关系调整的挑战，关键是如何确保新质生产力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基石，而非企业实施技术霸权的工具。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妥善处理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的关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同时，也引发劳动岗位替代、员工工作强度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例如，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快递骑手，导致生产力提升与劳动者福利改善出现一定背离。另一方面，创新与传统产业的兼容性不足，制约新质生产力扩散，无论是线上线下竞争，还是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的争议，本质是技术与模式创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与“替代”之争。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企业需谨慎应对这类矛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源于发展阶段特性，又与市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调整好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适配性。⑥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壮大耐心资本，筑牢长期创新支撑。耐心资本是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大创新，更需资本持续投入作为支撑，短期盈利导向的资本难以引导民营企业坚持长期创新目标。壮大耐心资本需从政策引导、金融创新、生态构建等多维度系统推进，构建“长期资金供给—风险共担—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首先，以政策引导锚定长期价值。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锚定长期价值导向，培育市场化运作的耐心资本主体，构建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专项政策体系。优化政府引导基金与投资平台的考核机制、容错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激活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潜力。其次，以金融创新拓宽供给渠道。大力创新金融工具，拓宽长期资本供给渠道。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健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联动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流向长周期创新领域。扩大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创票据等金融产品。再次，以生态构建强化协同效应。强化投后赋能与资源整合，加大“创融协作”“产融协作”探索力度。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平台纽带作用，联动创新与产业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打通技术转化全链条，构建从研发源头到产业化应用全链条的资金接力机制，为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制度供给，打造“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创新生态，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首先，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将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重大创新战略体系，引导其对标国家战略，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力度。逐步加大国家重大关键科技资源向民营经济配置的力度，提高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创新战略实施中的参与度。其次，优化创新政策支持，持续提升创新政策的精准性与灵活性，针对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探索“创新券”“财政补贴”等灵活支持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精准担保服务。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平等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入开展市场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再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快速维权通道，切实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机制，提升侵权违法成本，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稳定预期。畅通人才流通机制，夯实民营企业创新基础。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要素，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需打破传统人才壁垒，畅通人才流通体制机制，推动人才资源更高效合理配置。首先，构建人才集聚平台，加大力度构建民营企业人才集聚平台，提升科创企业人才吸引力。以开发区、产业园为载体，构建区域性校企合作平台，推动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前沿科技开展广泛合作，助力产业技术革新与能级提升。其次，破除人才流动障碍，进一步清理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障碍，深化人事管理、档案保管、社保缴纳等政策制度改革。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允许专业人才储备充足、管理规范、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自主开展人才评价与认定。再次，创新引才用才模式，鼓励民营企业构建柔性引才机制，通过兼职聘用、短期技术咨询、项目合作、联合研发等形式，吸引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及外部高层次人才为企业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创新成果评定标准，明晰人才创新成果权益归属，加快科技成果从理论研究向实际产品的转化进程。深化产学研协同，打造创新共同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需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支撑、多方联动等举措，构建“需求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创新链—产业链”衔接。一方面，组建协同创新载体，以重大项目为纽带，支持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大力支持在民营企业中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企业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能力。积极探索创新联合体模式，在资金投入、成果分配等环节赋予企业更多主导权。另一方面，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鼓励各类创新平台向中小微企业开放仪器设备，通过“创新券”补贴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建立产业链协同与跨区域联动机制，以“链长+链主”制为纽带，推动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促进技术、数据、资金等要素流通，形成多模态创新共同体。坚持开放合作，着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需在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走开放创新发展之路。这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高水平创新，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创新链与价值链跃升的务实路径。首先，构建跨国创新网络。强化战略对接，在深化多层次国际创新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协同，打造跨边界创新共同体。大力支持企业主导跨国创新合作，鼓励龙头企业“走出去”联合共建跨国研发中心。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跨境创新孵化平台”等载体，助力中小企业对接海外技术、资本与市场，参与跨国产业链协同创新。其次，完善国际化支撑机制。健全国际化技术转移与转化机制，鼓励骨干科技型企业在创新资源密集地区设立海外技术转移节点，对接全球前沿技术成果，并推动其在国内转化落地。进一步规范技术跨境交易规则，明确技术进出口审查标准、定价机制与权益分配模式，防范核心技术流失与技术引进低效的风险。再次，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与第三方机构的“桥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与国际组织对接，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评估、知识产权布局、法律合规等“一站式”专业服务，切实降低跨国合作成本。【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营部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JJD790005）阶段性成果】【注释】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国人大网，2025年4月30日。②《全国实有民营经济组织1.85亿户》，《光明日报》，2025年6月28日。③《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稳中有升》，新华网，2025年9月26日。④《2024年民营企业在我国外贸领域创造“三个首次”》，新华社，2025年2月24日。⑤高波：《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弘扬企业家精神》，《国家治理》，2025年第10期。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
中心观点｜叶建亮：嘉兴“起飞”，长三角“补链”
2025年12月26日，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浙江嘉兴南湖机场正式投运。截至今年6月30日，嘉兴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3570架次，已累计开通客运运营航线18条，覆盖20个通航航点，通达国内城市18个，基本构建起全国干线航空网络框架。嘉兴机场的运营，补齐了长三角货运体系中专业航空货运枢纽这一关键环节。2026年7月28日，中心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专访，对嘉兴机场的功能定位和运营模式创新进行了解读。叶建亮教授指出，长三角虽大型综合机场密集，但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此前是空白。嘉兴采用“专业化枢纽+航空货运航司”的组织模式，与圆通集团深度合作。圆通“东方天地港”项目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约122亿元，拥有110万平方米航空物流设施，构建覆盖货物存储、中转、运输、监管的全链条功能体系。货站距离停机坪仅100米，实现“卸机即入库”，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建设和运营，是一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混合模式——政府负责机场基础设施和口岸资质，企业负责运营网络和货源组织。嘉兴市政府负责机场投资建设，建成后委托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2024年12月17日，省机场集团与嘉兴市政府正式签署《嘉兴南湖机场委托运营管理协议》。浙江省机场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嘉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注册成立，具体负责日常运营管理。这一安排使嘉兴机场快速接入浙江全省机场协同运营体系，成为继杭州、宁波、温州、舟山、衢州、台州、义乌、丽水之后，省机场集团管理运营的第九家运输机场。在货运业务层面，治理架构更进一步。浙江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圆通航空货站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实业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合资成立了嘉兴空港物流枢纽管理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机场航空货运业务——形成“省级国资+圆通速递+地方国资”的混合所有制平台。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机场本体归入省级专业化运营体系，确保安全与服务标准；货运物流引入市场化合资平台，激发效率与创新。它不是简单的“谁管谁”，而是一种功能分层、权责分置的制度安排——公共属性的机场运营与市场属性的物流服务，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了分离与协同。这一模式顺利落地实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的协同：一是硬件协同。依托嘉兴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区位优势，机场北侧的专用货运公路让货物10分钟可上乍嘉苏高速；附近西港作业区可通过杭申线航道直达嘉兴港，实现海河联运；机场出发30分钟可达嘉兴南站高铁枢纽，60分钟通达上海虹桥、杭州萧山、上海浦东三大机场。这套“公铁水空”立体网络，可打造90分钟覆盖长三角主要货源地的快速集散网络。二是软件协同。通过海关“一站式”通关、“联动接卸”等制度创新，消除跨行政区物流堵点。嘉兴南湖机场创新采用了“多合一”布局，将跨境电商、快件和普通货物集中到同一场地作业，实现人力资源的集约化管理。2026年6月，“海空联运”业务落地，实现了空、陆、海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三是产业协同。以圆通东方天地港为核心，集聚仓储、分拨、供应链金融等业态，从单一物流通道向综合供应链服务平台转型。嘉兴省级临空经济区已于日前正式获批，规划面积147.3平方公里，定位“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临空智造汇聚高地”。目前已签约GAMECO机务维修、御空跨境电商等4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40亿元。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成功与否，不能只看货运量数据——尽管首年目标8万吨、设计能力110万吨的数字足够亮眼。更关键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在海关、检验检疫、航线审批等事权协调中探索出可复制的制度产出。嘉兴具备独特的制度创新条件：浙江省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势、浙江省机场集团全省统筹的运营经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政策窗口。 本文根据2026年7月28日中国发展改革网站报道整理
叶建亮教授：“地瓜经济”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引
《学术前沿》2026年7月2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地瓜经济”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引》，深度解析了“地瓜经济”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关键阶段，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国家发展与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其所蕴含的“藤蔓延伸、块茎扎根”的理念，为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在推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在实践层面，应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多措并举，着力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关键词】“地瓜经济” 企业全球化布局 经济全球化 新发展格局【中图分类号】F125/F114.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2.001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指出，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走出去”融入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如何既实现企业成长的跃迁，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又持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所谓“地瓜经济”，简单来说，就是本土企业为了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要素限制，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实现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外发展良好的企业，通过市场拓展、技术资金回流、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2]部分浙江企业突破各种限制和壁垒，积极“走出去”，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汲取营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正如地瓜通过藤蔓扩张汲取更多养分来滋养块茎，形成内外互动的局面。经过20多年的迭代升级，“地瓜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主动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指引，引领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正当其时经济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内外并举，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不断融入全球发展格局。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构筑不可替代的“硬实力”与“软环境”，使其具备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与能力。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日益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完整、配套齐全，覆盖从基础制造到高端装备、新能源、电子信息等广泛领域，能快速响应全球客户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产业集群生态持续优化，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高效协同，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与交付周期，为海外扩张提供稳定供应链保障。不少行业形成全球领先的规模与成本优势，行业增加值和出口贸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具备全球定价权与竞争力。此外，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加快发展，开始跻身全球领先行列，成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杀手锏”。在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突破的基础上，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为企业全球化布局架设畅通的桥梁。从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签署自贸协定到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为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化布局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整体上看，当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韧性。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到631.8万件，科技和创新型企业超60万家，这些成就的取得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684.2亿美元，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6261亿美元。2024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28132.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9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持续加快。国内竞争加剧与国际市场拓展推动企业全球化。当前，我国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利润空间压缩等问题，企业生存与发展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全球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为中国企业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从国内市场来看，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钢铁、水泥、家电等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其中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5.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为62.2%，食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69.8%，汽车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为72.2%，均低于国际合理水平。个别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促销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持续下滑，一些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新兴产业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大量企业纷纷涌入，引发激烈竞争。例如，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企业进入，截至2024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数量突破119.48万家，而2020年这一数字在33.83万家左右。无论传统车企转型还是新兴车企崛起，都在争夺市场份额，技术竞争与价格比拼持续升温。2024年，新能源汽车降价车型的平均降价幅度达9.2%，有84.4%的汽车经销商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倒挂，即进车价高于售出价，超四成经销商亏损；汽车行业利润率跌至4.3%，这一数据在2017年时为7.8%，不及下游工业企业6%的利润率。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面临经营压力。此外，我国国内市场的资源约束日益凸显，无论是工业用地出让均价，还是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铁矿石、铜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均在持续上升，不断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此背景下，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突破国内市场的局限，向全球市场拓展。从国际市场来看，全球经济虽然面临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但整体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24.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8.85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为中国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机遇。2024年，我国对东盟国家进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增长5.5%；对拉美、非洲、中亚五国、中东欧等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7.2%、6.1%、7.2%、7.5%。[13]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人口总量超过3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8%，这些地区经济增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增长率和消费市场规模增长率都处在较高水平，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八成流向亚洲，比上年增长8.5%，其中对东盟投资343.6亿美元，增长36.8%。对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投资分别增长15.4%、25.3%和113.7%。同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509.9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5%。同时，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企业可通过全球化布局，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质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驱动中国企业抢抓出海机遇。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新一轮调整期，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企业推进全球化布局的重要窗口期。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受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企业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多元化，这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供机遇。其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全球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可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为自身全球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其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数字全球化”新阶段。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新路径、新机遇。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格局调整的窗口期不会太长。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逐步完成，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可能会出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投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度将会随之加大。此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在积极抢抓经济全球化调整的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中国企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例如，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各国都在加大布局力度、争夺产业主导权。中国企业应加快全球化布局，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不断巩固和提升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各国纷纷加快布局。中国企业应抓住数字全球化的机遇，主动融入全球数字贸易体系，力争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当前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主动抢抓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撑。“地瓜经济”模式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有效路径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这一经典比喻，深刻揭示企业“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的辩证关系，为“地瓜经济”模式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在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获取资源要素和市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母国的产业空心化，如何更好地提升母国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安全，是绕不开的现实命题。为此，必须建立起内外联动、协同共进的企业全球化发展新模式，“地瓜经济”模式则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地瓜经济”模式实现企业发展空间拓展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协同。“地瓜经济”模式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浙江省在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和空间不足的发展局限时，如何“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于全国发展浙江”，在更广阔的范围和空间内配置资源的路径。浙江地形呈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资源匮乏，若局限于内部资源与空间的发展路径，难以改变落后与发展迟缓的局面。因此，浙江的老百姓依靠商业文化传统优势，以及“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构筑庞大的浙商网络，这成为“地瓜经济”模式的最初形态。随着时代发展，“地瓜经济”模式不断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受资金、技术、市场等多重因素制约，浙江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市场、采购原材料，形成“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的发展格局，开创最初的“地瓜经济”模式。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藤蔓初伸”，企业主要以产品输出、资源输入为主，企业全球化布局尚未起步，主要聚焦国内市场的拓展，目的是突破浙江本地资源与空间的限制，为企业积累发展资金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浙江企业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同时，在外发展的浙商通过资金回流、回乡办厂、扩大企业规模等方式反哺浙江本土产业，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内外联动格局。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藤蔓延伸”，企业开始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形成“地瓜经济”模式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浙江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布局，通过海外并购、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研发中心等方式，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掌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同时将全球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藤蔓成网、块茎粗壮”，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展，“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显著提升，“扎根本土”的基础愈发牢固。从“地瓜经济”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始终坚持“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相结合，既强调企业主动拓展外部空间、整合全球资源，又注重夯实本土基础、反哺本土发展，这种辩证统一的发展理念，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中心需求高度契合，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理想路径。 企业全球化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可行路径。“地瓜经济”的要义是“藤蔓延伸、块茎扎根”，其中，“块茎扎根”是前提和基础，“藤蔓延伸”是手段和路径，最终目的是实现“块茎粗壮”。对应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就是企业在“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同时，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把根留在中国，意味着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必须扎根中国。核心技术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核心业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核心资源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支撑。如果企业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转移到国外，就相当于“地瓜”的块茎被挖走，藤蔓再茂盛也难以持续生长，进而将会走向枯萎。中国企业全球化，不是“脱根出海”，而是“扎根中国、辐射全球”，通过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留在中国，夯实本土发展基础，再通过“藤蔓延伸”拓展全球市场，实现“根壮藤茂”的良性发展。例如，华为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标杆，始终将核心研发、核心技术留在中国，在深圳设立全球总部和核心研发中心，2025年研发投入达1923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21.8%。掌握5G、芯片设计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数量达16.5万件。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2025年全球销售收入8809亿元，其中海外市场销售收入约2647亿元，占比约30.04%，[16]实现全球化发展与本土扎根的有机统一。华为的实践证明，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持续发展。相反，一些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盲目转移核心技术和核心业务，反而会落入丧失核心竞争力的陷阱。把根留在中国，要求企业立足中国市场，服务中国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提升的消费能力，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坚实后盾。企业在全球化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立足中国市场，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依托国内市场的支撑，拓展全球市场。此外，企业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等，将企业全球化布局与国家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在服务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把根留在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企业群体，而强大的企业群体，必须扎根本土、服务本土。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才能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增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如果大量企业“脱根出海”，将核心资源和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则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国家经济实力下降，现代化进程受阻。因此，企业全球化布局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要求。推动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第一种错误思维是“封闭保守”思维，认为企业“走出去”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从而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企业出海，让企业局限于国内市场，这可能使其在拥挤的赛道上陷入“内卷式”竞争。这种思维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国内产业发展停滞。当前，我国国内一些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如家电、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等行业，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同质化竞争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下滑，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原因，不是企业“走出去”太少，而是企业“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亟须提升，未能有效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导致国内市场过度拥挤。倘若固守“封闭保守”思维，限制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只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让企业陷入互相“内卷”的恶性循环，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企业“走出去”不仅不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反而会带动国内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就业增收。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能够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企业海外市场的拓展，能够带动国内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例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企业，通过“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带动国内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推动义乌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必须摒弃“封闭保守”思维，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通过全球化布局拓展发展空间，缓解国内竞争压力，推动产业升级。第二种错误思维是“盲目出海”思维，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缺乏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一味追求海外市场的扩张，忽视与国内发展的互动，甚至将核心资源、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导致本土发展空心化。这种思维同样违背“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地瓜”的藤蔓延伸是为了滋养块茎，而不是脱离块茎，企业“走出去”的目的是提升自身竞争力，反哺本土发展，而不是“一走了之”。近年来，一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盲目出海、缺乏规划的问题，有的企业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收购海外企业，导致资金链断裂；有的企业将核心研发、核心生产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有的企业忽视国内市场，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出现波动，企业就陷入经营困境。例如，有的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忽视国内市场的深耕，过度投入海外市场，导致国内业务萎缩，同时海外市场拓展也未能达到预期，最终陷入发展困境。规避“盲目出海”思维，要求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坚持“扎根中国、辐射全球”的原则，做好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注重与国内发展的互动。企业要立足自身核心竞争力，结合全球市场需求和国内发展战略，制定合理的全球化发展规划，明确“走出去”的目标和路径；注重将海外发展与国内产业升级相结合，通过海外并购、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反哺国内产业发展；保持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协同发展，不能忽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着力实现“国内市场支撑海外发展、海外发展反哺国内市场”的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实践路径。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协同发力，立足“扎根本土、辐射全球”的要求，有针对性解决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政策支持不足、风险防控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多措并举，为企业全球化保驾护航，推动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政府层面要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各项举措，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对企业海外研发投入、海外市场拓展给予税收减免和资金补贴，有效降低企业出海成本。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对接，推动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税收协定，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法律保障。此外，搭建企业全球化服务平台，提供跨境物流、法律咨询、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海外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企业要立足本土优势，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此外，企业要加强跨文化管理能力建设，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法律法规，本土化招聘、本土化运营，降低文化冲突风险。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当前，企业出海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汇率波动等多重风险，需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政府层面要加强海外风险监测预警，及时发布海外市场风险信息，帮助企业提前规避风险；企业层面要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在出海前对目标市场的政策环境、市场需求、风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运用汇率对冲、保险等金融工具，降低汇率波动和经营风险。此外，行业协会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共享资源、共抗风险。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企业全球化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需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合作，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企业要加强海外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培养，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全球优质人才加入，提升企业国际化运营能力。此外，政府要出台国际化人才扶持政策，为人才出入境、落户、子女教育等提供便利，为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引导企业坚持“根留中国”，将海外获取的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同时，推动企业在本土建立研发总部、结算中心，带动本土就业和税收增长，实现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原载《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
黄先海教授等：《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与外贸战略转型》
《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与外贸战略转型》是由黄先海、王煌等学者于2020年7月在中国出版的学术专著，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该书基于全球要素分工深化背景下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探讨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转型框架。全书聚焦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跨国流动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提出中国外贸需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等四个维度实施结构性转型。通过分析要素流动机制，构建了以优化配置效率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发展路径，以高端要素引入为目标的开放吸引型路径，以及以国际话语权提升为导向的治理型路径，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策略 。成 果 简 介 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基于本土要素和生产力结构的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已不再完全适合指导全球要素分工合作下的外贸发展战略，要素国际转移重组的自然演进可以通过创造竞争优势促进中国外贸生产过程升级、垂直差异化升级、盈利能力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升级。本书从由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的发展导向、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的竞争策略、由低加成率陷阱转向优质优价的盈利模式、由混合收益转向产权收益的收益结构四个维度出发，结合对资本、劳动力、金融、技术等要素跨国流动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提出中国外贸战略需遵从开放边界、要素流通、政策创新和风险防控四重转型逻辑，通过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稀缺要素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路径、以改善规则环境和引进高端要素为内涵的开放吸引型路径、以培育价值链主体和提升国际定价权为目标的国际治理型路径重构中国外贸战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