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6月15日《浙江日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系统剖析了“内卷式”竞争的成因机理，并从规则统一、要素配置、监管协同、产业升级、政务治理五个维度，提出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内卷”的实践路径。近年来，企业“内卷式”竞争在多个领域蔓延，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抑制创新活力、阻碍产业升级，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症结是市场开放不充分、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不畅，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生态所导致。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公平竞争、创新驱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生态，从根源上遏制低水平内卷、激发高质量竞争活力。 多重因素导致企业“内卷式”竞争 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市场分割下低水平同质化过度竞争，其成因在于市场碎片化、规则不统一引发的制度套利、资源错配，进而引发“逐底”竞争。 市场分割是企业“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在分割市场中，企业难以突破地域限制拓展更大规模市场，只能在狭小市场空间内争夺有限存量，导致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而地方保护则引发制度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部分地方通过违规补贴、税收返还、降低环保安全标准等方式，为本地企业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企业为生存，被迫放弃创新投入和质量提升，转而投身政策套利和低价竞争。 规则不统一是“内卷式”竞争的诱因。部分地区降低环保、安全、质量标准，允许企业以更低成本生产，导致合规企业成本高、违规企业成本低，合规企业被迫降低标准参与低价竞争。同时，产品标准、质量标准、认证标准不统一，企业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只能在本地市场重复建设、同质化布局，加剧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此外，监管不统一助长不正当竞争行为，创新企业权益得不到公平保护，被迫放弃创新、参与内卷。 要素流动不畅助长了“内卷式”竞争。要素流动受限、要素错配和价格扭曲导致资源流向低端产能、低效企业，创新要素难以向优质企业、创新领域集聚，造成结构性失衡。土地要素地方垄断，低价供给本地企业，抬高外地企业用地成本；劳动力要素和人才自由流动不充分；资本要素存在信贷歧视、地域倾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技术要素转化不畅、保护不足，创新成果难以产业化；数据要素分割封闭、流通受限，价值难以释放。这些都加剧了企业不当竞争：一方面，低端要素过剩、高端要素不足，迫使企业扎堆低端赛道“内卷”。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低价供给，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的低端领域，引发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稀缺且流动不畅，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无法突破低端锁定，只能同质化竞争。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需要多维发力。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和市场经济先发省，在产业创新、政府治理等方面有独特优势，须在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统一市场、引导企业良性竞争方面积极探路，率先示范。 一是强化规则统一，筑牢公平竞争制度根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清理废除地方保护政策。建立智能审查平台、跨部门联动审查机制、常态化抽查机制，对全省政策措施进行全面审查，重点清理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违规补贴、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政策。持续开展破除地方保护专项行动，严禁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资质审批、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各类限制，确保不同地域、所有制和规模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统一产品质量、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推行全国统一的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体系。强化质量监管、价格执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以次充好、仿冒抄袭、虚假宣传等行为。 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要素流动，激活创新驱动竞争动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高端要素向创新领域集聚、低端要素有序出清，引导企业从“内卷”转向创新。进一步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歧视与壁垒，畅通人才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渠道，促进人才有序流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的融资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体系，健全技术要素市场，搭建技术交易、产学研对接和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流通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合规流通、高效利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赛道、创造新需求。 三是加强监管协同，规范竞争秩序，遏制不当竞争行为。立足数字化治理、高效政务服务的优势，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严格查处低价倾销、价格欺诈、仿冒混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机制、案件移送机制、联合执法机制。推行数字化监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智能识别和实时监测。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评价体系、信用奖惩机制，将低价竞争、恶意内卷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赛道新动能。大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打造自主品牌，推动传统产业从低端制造低价竞争转向高端制造和品牌竞争、质量竞争。抢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打开产业发展新空间。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协同集聚，避免同质化布局。着力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产业生态，避免重复建设。 五是完善政务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持续减少不当干预，坚决退出竞争性领域和企业微观经营，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竞争、创新决策。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和高效透明、公平公正、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引导企业专注主业、创新发展、良性竞争。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根源上遏制地方保护与招商内卷。本文原载《浙江日报》（2026年6月15日第8版）。
2026年6月13日-14日，第二届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在浙江大学召开，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做了题为“从促销费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双循环的视角”的主旨报告。叶建亮教授从如何培育消费的内生动力出发，立足国民经济循环的视角，分析了收入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的深层次因素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阐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在改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并进而激发消费动能的作用机理，并给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消费新动能的政策建议。本届长三角体育产业论坛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主办，来自浙江省体育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阿里巴巴集团等政产学界相关人士近15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以“向新而行、以人为本”为主题，旨在探讨体育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集中展示广大专家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进一步促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6年6月10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刊发了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的署名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了解读。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受区位空间、资源要素等条件的制约，一些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有的固守传统资源产业，有的盲目照搬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产业同质化、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如何立足自身禀赋走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义乌从过去一个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小县，通过商贸引领、工贸联动、产城融合，逐步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名城，为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经典范本。义乌因地制宜发展的渐进式实践义乌人多地少，工业基础薄弱，区位优势不突出，远离核心交通干线与中心城市，无对外开放天然优势，先天发展禀赋短板明显。对此，义乌没有被动等、靠、要，也没有盲目跟风工业强县、农业大县的发展潮流，而是立足本地民间经商传统这一禀赋资源，并遵循以制度先发优势获得突破，迅速形成地方动态比较优势，而后又全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的政策脉络，逐步发展成为市场发达、产业匹配、城乡协调的国际商贸名城。首先，大胆突破，取得制度先发优势，“无中生有”打造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所在的浙中地区历史上商贸和手工业发达，“鸡毛换糖”更是刻在义乌老百姓骨子里的经商文化。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根植于历史文化的民间商贸传统开始迅速恢复，对传统计划商贸流通体制造成不小的冲击。面对民间自发无序的商贸活动是“疏”还是“堵”，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抉择。义乌地方政府正视地方实际，尊重群众诉求，大胆冲破思想藩篱与体制障碍，于1982年主动开放了稠城小百货市场供商户集中交易，诞生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奠定了义乌兴商建市（县）的基石，形成了商品市场的制度先发优势。通过建立小商品市场将无序分散的小商品交易集中起来，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商贸活动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规范健康成长，而起初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举办的市场也为参与市场交易的商户开展的商贸活动提供了支持。这种商贸流通的“制度洼地”效应，吸引了县域内外的商户纷纷落户，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其次，审时度势，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县域经济持续跃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纯依靠制度先发优势难以持续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义乌通过三方面举措，着力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一是不断扩大小商品市场规模，持续推动市场迭代升级。第一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马路市场”，场地狭小，环境简陋。随着商户入驻需求的持续增长，地方政府果断扩大市场规模。1984年，义乌正式确立了“兴商建县（市）”发展战略，并着手推进小商品市场的扩建和升级。从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到如今的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历了多次比较明显的迭代更新。市场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义乌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市场自增强机制，也就是规模越大，市场交易的商品品类越多，市场则越有竞争优势，保证了义乌市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不断扩大市场网络，稳步塑造内外循环的枢纽节点功能。市场的核心在于网络，通过市场网络的链接，可以突破有形市场的空间局限，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早在市场建立之初，义乌小商品市场就不满足于义乌县域市场的功能定位，而是大力吸引了浙江各地尤其是浙南的商户前来落户经营。外地商户的落户，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经营体量的增加，更是货源、客源、信息源的几何级数式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义乌市场又将目光瞄准了全国，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格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规模不一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我国加入WTO后，义乌又将目光瞄准了全球市场，不仅吸引全球客商前来采购，还专门建立进口商品专区，吸引外商入驻。进入新时代，又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业务，极大拓展了全球市场网络，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买全球、卖全球”的格局。三是以贸促工，工贸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与产业共生性强，产业发展为市场提供货源支撑，市场发展则为产业提供需求信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场快速发展，但是多数货源在外地，本地货源支撑不足客观上也影响了市场的持续发展。1993年义乌就提出了“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鼓励引导市场经营户办工厂，把摊位订单转化为本地产能。随着义乌市场的扩大，这种本地产能转化极大促进了本地制造业的兴起，形成了贸工闭环的集群优势，市场订单提供稳定销路，提高了本地制造企业存活率。而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大量创业和就业，成为县域共富的“助推器”。最后，前瞻谋划，着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构筑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塑造区域竞争优势根本是构建一套能够持续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体系。在政策制定上，义乌摒弃“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立足群众创业需求优化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保护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了“全民创业、户户经商”的创新创业氛围。率先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市场规范治理，主动争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跨境电商试点、通关便利化等政策创新。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义乌率先推进传统市场数字化转型，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贸生态。同时，义乌还积极推动产城融合，以市场和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金融、会展等功能。整个过程，不照搬政策模板，而是聚焦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开展针对性和前瞻性改革，以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可以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有为，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典范。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应立足县域禀赋差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走特色化、差异化、动态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立足禀赋定赛道，构建差异化特色发展体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找准自身定位，必须摒弃跟风思维、同质化思维，依托本土资源、产业、人文、区位禀赋，确立核心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长期深耕细作。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挖掘、培育和转化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发扬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塑造，构筑县域发展路径的独特性。激活基层内生动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创业者，基层群众的创造力是县域发展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各地县域要摒弃“重大轻小、重外轻内”的发展思维，把激活本土创业活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作为重要任务。需要在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重点扶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本土初创企业。通过全民创业、全域创新，构建内生驱动、自我迭代的县域经济生态，让群众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坚持改革破局赋能，推进本土化精准创新。县域发展面临的约束多、权限小、资源少，只有立足本地实际推进改革创新，才能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借鉴义乌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改革精神，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有效弥补县域市场资源不足、布局零散、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发展。秉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对县域新兴业态和基层探索，杜绝“一刀切”禁止、简单化管控。走“产城人”融合发展道路，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立足特色主导产业，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扩大产业就业容量，吸引人口、人才集聚。依托人口集聚优势，完善城镇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商业等民生配套，提升城镇承载能力与宜居度。通过城镇功能提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吸引资源要素集聚，实现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提质的双向赋能。坚决杜绝盲目扩张城镇规模、无序建设产业园区，立足县域人口、产业、资源承载能力，避免出现空城、闲置园区、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县域经济、城镇建设、民生改善协同可持续发展。打破空间局限，立足双向开放借力发展。县域经济体量小、资源有限、市场规模不大，仅靠本土资源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跳出县域边界，立足自身禀赋主动对接外部市场、整合外部资源，以开放赋能发展。通过搭建流通平台、拓展内外贸渠道，对接中心城市科创资源、龙头企业，积极融入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渠道赋能产业和市场双向循环，实现小县域、大开放、大发展。本文转载《学习时报》（2026年6月10日第2版）
近日，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10本中国经济学教材作为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中国系列”教材的重要成果出版发行。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领衔编写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内容简介《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浙江大学编写组）教材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方位，坚持“两个结合”，聚焦“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建设开放型经济过程中的基础理论、运行规律、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坚持植根中国国情与中国开放的伟大实践，着力于把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奇迹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总结好。教材坚持问题导向与史论结合，沿着“特征凝练→理论脉络→具体领域→政策体系”的逻辑主线展开，全景式涵盖了对外贸易、投资、金融、数字贸易及全球治理等核心板块，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开放的新经验与新问题，深刻提炼中国开放型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本书特色一是注重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旨在系统提炼后发转型社会主义大国开放型经济理论。本教材在总结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实践、新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并对其效应机制、政策应用进行了系统揭示与深入分析。进而从最新实践出发，对数字贸易、国内国际双循环、转轨型开放、互利共赢开放观等进行理论阐发，构建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开放型经济学理论框架。二是注重凝练标识性原创概念，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学话语体系。本教材将中国独具特色的渐进式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总结为“后发转型社会主义大国”特征，并针对这一特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总结凝练了赋能型贸易政策、以开放促改革、区际国际双重开放等系列标识性概念。通过对这些特有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深入阐释，形成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特有的话语体系。三是注重紧扣“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旨在深度厘清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实质。本教材紧紧围绕如何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激发大国市场双循环联动效应等核心战略路径展开。教材不仅深入分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效应，更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明晰了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内深化改革的实践逻辑。四是注重内容定位的高阶性与前沿性，旨在开展科研驱动型的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着重体现以研究为导向的特点，按照“导入背景→总结事实→分析理论困境→提出拓展方向”的逻辑顺序展开。方便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按照章节专题的形式，开展科研驱动型教学，增进学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与理解。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务实，既展现了中国经济顶压前行、韧性十足、向新向优、彰显活力的图景，也深刻剖析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稳”是发展的底线，“进”是发展的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一区间化设定充分体现了“稳”的审慎与理性。结合“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这种稳增长目标既衔接短期发展实际，又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奠定了基础。 “进”的方面，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为经济发展破局赋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与“十五五”规划中的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创新发展主动权方面的超前谋划。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 协同短与长，其核心是统筹年度目标与“十五五”长远目标，既要破解当下短期困难，又要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让短期举措服务于长远发展，实现阶段性突破与长远性布局的有机统一。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短期举措，彰显了直面当前各种挑战的务实态度。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举措聚焦当下痛点难点，将为“十五五”开局扫清障碍、筑牢基础。 短期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都始终围绕着“十五五”规划的长远目标而展开，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不动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核心目标，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部署均与之同频共振。“短”“长”协同，立足当下发展的困难和现实需求，又着眼长远，使得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得以扎实推进。激活内需增长新动能 消费与投资是内需增长的“双引擎”，协同消费与投资，既是政府工作报告扩大内需的核心举措，也是“十五五”规划“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抓手。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安排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释放消费需求；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既扩大高质量投资，又带动相关消费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持续压降实体融资成本，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匹配消费与投资领域需求，为“消（费）”“投（资）”协同营造适宜环境。 同时，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消费升级，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支撑消费”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内需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协同国内市场与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要求，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谋划发展的重要维度。 在做强国内市场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国内市场的不断完善，将形成“国内市场越强大，开放吸引力越强”的良性循环。在高水平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要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同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扩大双向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让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为“十五五”发展注入强劲外部动力。践行共同富裕理念 协同物与人，其核心是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推动产业升级、物质财富增长，又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聚焦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十五五”规划“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也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价值导向。 在“物”的发展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人”的发展方面，报告突出“投资于人”的理念，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举措，与“十五五”规划民生福祉7项指标精准衔接。例如，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同时，报告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这些举措既能推动产业发展、物质财富积累，又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协同。本文转载《中国青年报》2026年3月23日
近日，第二十三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正式公布，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获得3项“应用对策研究与科普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类成果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本届评选范围涵盖2023—2024年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第二十三届优秀成果奖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应用对策研究与社科普及优秀成果奖”和“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三大类。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优秀成果；“应用对策研究与科普优秀成果奖”奖励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应用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服务和社科普及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优秀成果；“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奖励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优秀成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6月15日《浙江日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系统剖析了“内卷式”竞争的成因机理，并从规则统一、要素配置、监管协同、产业升级、政务治理五个维度，提出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内卷”的实践路径。近年来，企业“内卷式”竞争在多个领域蔓延，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抑制创新活力、阻碍产业升级，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症结是市场开放不充分、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不畅，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生态所导致。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公平竞争、创新驱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生态，从根源上遏制低水平内卷、激发高质量竞争活力。 多重因素导致企业“内卷式”竞争 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市场分割下低水平同质化过度竞争，其成因在于市场碎片化、规则不统一引发的制度套利、资源错配，进而引发“逐底”竞争。 市场分割是企业“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在分割市场中，企业难以突破地域限制拓展更大规模市场，只能在狭小市场空间内争夺有限存量，导致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而地方保护则引发制度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部分地方通过违规补贴、税收返还、降低环保安全标准等方式，为本地企业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企业为生存，被迫放弃创新投入和质量提升，转而投身政策套利和低价竞争。 规则不统一是“内卷式”竞争的诱因。部分地区降低环保、安全、质量标准，允许企业以更低成本生产，导致合规企业成本高、违规企业成本低，合规企业被迫降低标准参与低价竞争。同时，产品标准、质量标准、认证标准不统一，企业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只能在本地市场重复建设、同质化布局，加剧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此外，监管不统一助长不正当竞争行为，创新企业权益得不到公平保护，被迫放弃创新、参与内卷。 要素流动不畅助长了“内卷式”竞争。要素流动受限、要素错配和价格扭曲导致资源流向低端产能、低效企业，创新要素难以向优质企业、创新领域集聚，造成结构性失衡。土地要素地方垄断，低价供给本地企业，抬高外地企业用地成本；劳动力要素和人才自由流动不充分；资本要素存在信贷歧视、地域倾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技术要素转化不畅、保护不足，创新成果难以产业化；数据要素分割封闭、流通受限，价值难以释放。这些都加剧了企业不当竞争：一方面，低端要素过剩、高端要素不足，迫使企业扎堆低端赛道“内卷”。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低价供给，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的低端领域，引发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稀缺且流动不畅，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无法突破低端锁定，只能同质化竞争。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需要多维发力。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和市场经济先发省，在产业创新、政府治理等方面有独特优势，须在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统一市场、引导企业良性竞争方面积极探路，率先示范。 一是强化规则统一，筑牢公平竞争制度根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清理废除地方保护政策。建立智能审查平台、跨部门联动审查机制、常态化抽查机制，对全省政策措施进行全面审查，重点清理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违规补贴、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政策。持续开展破除地方保护专项行动，严禁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资质审批、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各类限制，确保不同地域、所有制和规模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统一产品质量、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推行全国统一的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体系。强化质量监管、价格执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以次充好、仿冒抄袭、虚假宣传等行为。 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要素流动，激活创新驱动竞争动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高端要素向创新领域集聚、低端要素有序出清，引导企业从“内卷”转向创新。进一步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歧视与壁垒，畅通人才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渠道，促进人才有序流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的融资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体系，健全技术要素市场，搭建技术交易、产学研对接和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流通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合规流通、高效利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赛道、创造新需求。 三是加强监管协同，规范竞争秩序，遏制不当竞争行为。立足数字化治理、高效政务服务的优势，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严格查处低价倾销、价格欺诈、仿冒混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机制、案件移送机制、联合执法机制。推行数字化监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智能识别和实时监测。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评价体系、信用奖惩机制，将低价竞争、恶意内卷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赛道新动能。大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打造自主品牌，推动传统产业从低端制造低价竞争转向高端制造和品牌竞争、质量竞争。抢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打开产业发展新空间。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协同集聚，避免同质化布局。着力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产业生态，避免重复建设。 五是完善政务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持续减少不当干预，坚决退出竞争性领域和企业微观经营，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竞争、创新决策。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和高效透明、公平公正、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引导企业专注主业、创新发展、良性竞争。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根源上遏制地方保护与招商内卷。本文原载《浙江日报》（2026年6月15日第8版）。
2026年6月13日-14日，第二届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在浙江大学召开，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做了题为“从促销费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双循环的视角”的主旨报告。叶建亮教授从如何培育消费的内生动力出发，立足国民经济循环的视角，分析了收入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的深层次因素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阐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在改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并进而激发消费动能的作用机理，并给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消费新动能的政策建议。本届长三角体育产业论坛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主办，来自浙江省体育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阿里巴巴集团等政产学界相关人士近15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以“向新而行、以人为本”为主题，旨在探讨体育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集中展示广大专家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进一步促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6年6月10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刊发了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的署名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了解读。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受区位空间、资源要素等条件的制约，一些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有的固守传统资源产业，有的盲目照搬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产业同质化、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如何立足自身禀赋走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义乌从过去一个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小县，通过商贸引领、工贸联动、产城融合，逐步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名城，为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经典范本。义乌因地制宜发展的渐进式实践义乌人多地少，工业基础薄弱，区位优势不突出，远离核心交通干线与中心城市，无对外开放天然优势，先天发展禀赋短板明显。对此，义乌没有被动等、靠、要，也没有盲目跟风工业强县、农业大县的发展潮流，而是立足本地民间经商传统这一禀赋资源，并遵循以制度先发优势获得突破，迅速形成地方动态比较优势，而后又全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的政策脉络，逐步发展成为市场发达、产业匹配、城乡协调的国际商贸名城。首先，大胆突破，取得制度先发优势，“无中生有”打造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所在的浙中地区历史上商贸和手工业发达，“鸡毛换糖”更是刻在义乌老百姓骨子里的经商文化。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根植于历史文化的民间商贸传统开始迅速恢复，对传统计划商贸流通体制造成不小的冲击。面对民间自发无序的商贸活动是“疏”还是“堵”，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抉择。义乌地方政府正视地方实际，尊重群众诉求，大胆冲破思想藩篱与体制障碍，于1982年主动开放了稠城小百货市场供商户集中交易，诞生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奠定了义乌兴商建市（县）的基石，形成了商品市场的制度先发优势。通过建立小商品市场将无序分散的小商品交易集中起来，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商贸活动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规范健康成长，而起初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举办的市场也为参与市场交易的商户开展的商贸活动提供了支持。这种商贸流通的“制度洼地”效应，吸引了县域内外的商户纷纷落户，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其次，审时度势，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县域经济持续跃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纯依靠制度先发优势难以持续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义乌通过三方面举措，着力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一是不断扩大小商品市场规模，持续推动市场迭代升级。第一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马路市场”，场地狭小，环境简陋。随着商户入驻需求的持续增长，地方政府果断扩大市场规模。1984年，义乌正式确立了“兴商建县（市）”发展战略，并着手推进小商品市场的扩建和升级。从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到如今的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历了多次比较明显的迭代更新。市场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义乌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市场自增强机制，也就是规模越大，市场交易的商品品类越多，市场则越有竞争优势，保证了义乌市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不断扩大市场网络，稳步塑造内外循环的枢纽节点功能。市场的核心在于网络，通过市场网络的链接，可以突破有形市场的空间局限，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早在市场建立之初，义乌小商品市场就不满足于义乌县域市场的功能定位，而是大力吸引了浙江各地尤其是浙南的商户前来落户经营。外地商户的落户，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经营体量的增加，更是货源、客源、信息源的几何级数式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义乌市场又将目光瞄准了全国，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格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规模不一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我国加入WTO后，义乌又将目光瞄准了全球市场，不仅吸引全球客商前来采购，还专门建立进口商品专区，吸引外商入驻。进入新时代，又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业务，极大拓展了全球市场网络，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买全球、卖全球”的格局。三是以贸促工，工贸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与产业共生性强，产业发展为市场提供货源支撑，市场发展则为产业提供需求信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场快速发展，但是多数货源在外地，本地货源支撑不足客观上也影响了市场的持续发展。1993年义乌就提出了“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鼓励引导市场经营户办工厂，把摊位订单转化为本地产能。随着义乌市场的扩大，这种本地产能转化极大促进了本地制造业的兴起，形成了贸工闭环的集群优势，市场订单提供稳定销路，提高了本地制造企业存活率。而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大量创业和就业，成为县域共富的“助推器”。最后，前瞻谋划，着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构筑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塑造区域竞争优势根本是构建一套能够持续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体系。在政策制定上，义乌摒弃“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立足群众创业需求优化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保护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了“全民创业、户户经商”的创新创业氛围。率先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市场规范治理，主动争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跨境电商试点、通关便利化等政策创新。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义乌率先推进传统市场数字化转型，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贸生态。同时，义乌还积极推动产城融合，以市场和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金融、会展等功能。整个过程，不照搬政策模板，而是聚焦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开展针对性和前瞻性改革，以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可以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有为，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典范。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应立足县域禀赋差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走特色化、差异化、动态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立足禀赋定赛道，构建差异化特色发展体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找准自身定位，必须摒弃跟风思维、同质化思维，依托本土资源、产业、人文、区位禀赋，确立核心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长期深耕细作。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挖掘、培育和转化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发扬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塑造，构筑县域发展路径的独特性。激活基层内生动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创业者，基层群众的创造力是县域发展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各地县域要摒弃“重大轻小、重外轻内”的发展思维，把激活本土创业活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作为重要任务。需要在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重点扶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本土初创企业。通过全民创业、全域创新，构建内生驱动、自我迭代的县域经济生态，让群众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坚持改革破局赋能，推进本土化精准创新。县域发展面临的约束多、权限小、资源少，只有立足本地实际推进改革创新，才能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借鉴义乌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改革精神，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有效弥补县域市场资源不足、布局零散、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发展。秉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对县域新兴业态和基层探索，杜绝“一刀切”禁止、简单化管控。走“产城人”融合发展道路，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立足特色主导产业，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扩大产业就业容量，吸引人口、人才集聚。依托人口集聚优势，完善城镇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商业等民生配套，提升城镇承载能力与宜居度。通过城镇功能提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吸引资源要素集聚，实现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提质的双向赋能。坚决杜绝盲目扩张城镇规模、无序建设产业园区，立足县域人口、产业、资源承载能力，避免出现空城、闲置园区、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县域经济、城镇建设、民生改善协同可持续发展。打破空间局限，立足双向开放借力发展。县域经济体量小、资源有限、市场规模不大，仅靠本土资源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跳出县域边界，立足自身禀赋主动对接外部市场、整合外部资源，以开放赋能发展。通过搭建流通平台、拓展内外贸渠道，对接中心城市科创资源、龙头企业，积极融入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渠道赋能产业和市场双向循环，实现小县域、大开放、大发展。本文转载《学习时报》（2026年6月1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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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COMMENTS叶建亮教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6月15日《浙江日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系统剖析了“内卷式”竞争的成因机理，并从规则统一、要素配置、监管协同、产业升级、政务治理五个维度，提出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内卷”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企业“内卷式”竞争在多个领域蔓延，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抑制创新活力、阻碍产业升级，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症结是市场开放不充分、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不畅，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生态所导致。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公平竞争、创新驱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生态，从根源上遏制低水平内卷、激发高质量竞争活力。 多重因素导致企业“内卷式”竞争 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市场分割下低水平同质化过度竞争，其成因在于市场碎片化、规则不统一引发的制度套利、资源错配，进而引发“逐底”竞争。 市场分割是企业“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在分割市场中，企业难以突破地域限制拓展更大规模市场，只能在狭小市场空间内争夺有限存量，导致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而地方保护则引发制度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部分地方通过违规补贴、税收返还、降低环保安全标准等方式，为本地企业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企业为生存，被迫放弃创新投入和质量提升，转而投身政策套利和低价竞争。 规则不统一是“内卷式”竞争的诱因。部分地区降低环保、安全、质量标准，允许企业以更低成本生产，导致合规企业成本高、违规企业成本低，合规企业被迫降低标准参与低价竞争。同时，产品标准、质量标准、认证标准不统一，企业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只能在本地市场重复建设、同质化布局，加剧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此外，监管不统一助长不正当竞争行为，创新企业权益得不到公平保护，被迫放弃创新、参与内卷。 要素流动不畅助长了“内卷式”竞争。要素流动受限、要素错配和价格扭曲导致资源流向低端产能、低效企业，创新要素难以向优质企业、创新领域集聚，造成结构性失衡。土地要素地方垄断，低价供给本地企业，抬高外地企业用地成本；劳动力要素和人才自由流动不充分；资本要素存在信贷歧视、地域倾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技术要素转化不畅、保护不足，创新成果难以产业化；数据要素分割封闭、流通受限，价值难以释放。这些都加剧了企业不当竞争：一方面，低端要素过剩、高端要素不足，迫使企业扎堆低端赛道“内卷”。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低价供给，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的低端领域，引发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稀缺且流动不畅，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无法突破低端锁定，只能同质化竞争。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需要多维发力。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和市场经济先发省，在产业创新、政府治理等方面有独特优势，须在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统一市场、引导企业良性竞争方面积极探路，率先示范。 一是强化规则统一，筑牢公平竞争制度根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清理废除地方保护政策。建立智能审查平台、跨部门联动审查机制、常态化抽查机制，对全省政策措施进行全面审查，重点清理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违规补贴、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政策。持续开展破除地方保护专项行动，严禁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资质审批、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各类限制，确保不同地域、所有制和规模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统一产品质量、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推行全国统一的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体系。强化质量监管、价格执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以次充好、仿冒抄袭、虚假宣传等行为。 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要素流动，激活创新驱动竞争动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高端要素向创新领域集聚、低端要素有序出清，引导企业从“内卷”转向创新。进一步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歧视与壁垒，畅通人才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渠道，促进人才有序流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的融资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体系，健全技术要素市场，搭建技术交易、产学研对接和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流通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合规流通、高效利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赛道、创造新需求。 三是加强监管协同，规范竞争秩序，遏制不当竞争行为。立足数字化治理、高效政务服务的优势，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严格查处低价倾销、价格欺诈、仿冒混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机制、案件移送机制、联合执法机制。推行数字化监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智能识别和实时监测。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评价体系、信用奖惩机制，将低价竞争、恶意内卷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赛道新动能。大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打造自主品牌，推动传统产业从低端制造低价竞争转向高端制造和品牌竞争、质量竞争。抢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打开产业发展新空间。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协同集聚，避免同质化布局。着力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产业生态，避免重复建设。 五是完善政务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持续减少不当干预，坚决退出竞争性领域和企业微观经营，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竞争、创新决策。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和高效透明、公平公正、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引导企业专注主业、创新发展、良性竞争。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根源上遏制地方保护与招商内卷。本文原载《浙江日报》（2026年6月15日第8版）。
叶建亮教授：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6年6月10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刊发了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的署名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了解读。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受区位空间、资源要素等条件的制约，一些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有的固守传统资源产业，有的盲目照搬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产业同质化、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如何立足自身禀赋走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义乌从过去一个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小县，通过商贸引领、工贸联动、产城融合，逐步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名城，为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经典范本。义乌因地制宜发展的渐进式实践义乌人多地少，工业基础薄弱，区位优势不突出，远离核心交通干线与中心城市，无对外开放天然优势，先天发展禀赋短板明显。对此，义乌没有被动等、靠、要，也没有盲目跟风工业强县、农业大县的发展潮流，而是立足本地民间经商传统这一禀赋资源，并遵循以制度先发优势获得突破，迅速形成地方动态比较优势，而后又全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的政策脉络，逐步发展成为市场发达、产业匹配、城乡协调的国际商贸名城。首先，大胆突破，取得制度先发优势，“无中生有”打造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所在的浙中地区历史上商贸和手工业发达，“鸡毛换糖”更是刻在义乌老百姓骨子里的经商文化。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根植于历史文化的民间商贸传统开始迅速恢复，对传统计划商贸流通体制造成不小的冲击。面对民间自发无序的商贸活动是“疏”还是“堵”，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抉择。义乌地方政府正视地方实际，尊重群众诉求，大胆冲破思想藩篱与体制障碍，于1982年主动开放了稠城小百货市场供商户集中交易，诞生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奠定了义乌兴商建市（县）的基石，形成了商品市场的制度先发优势。通过建立小商品市场将无序分散的小商品交易集中起来，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商贸活动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规范健康成长，而起初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举办的市场也为参与市场交易的商户开展的商贸活动提供了支持。这种商贸流通的“制度洼地”效应，吸引了县域内外的商户纷纷落户，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其次，审时度势，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县域经济持续跃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纯依靠制度先发优势难以持续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义乌通过三方面举措，着力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一是不断扩大小商品市场规模，持续推动市场迭代升级。第一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马路市场”，场地狭小，环境简陋。随着商户入驻需求的持续增长，地方政府果断扩大市场规模。1984年，义乌正式确立了“兴商建县（市）”发展战略，并着手推进小商品市场的扩建和升级。从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到如今的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历了多次比较明显的迭代更新。市场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义乌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市场自增强机制，也就是规模越大，市场交易的商品品类越多，市场则越有竞争优势，保证了义乌市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不断扩大市场网络，稳步塑造内外循环的枢纽节点功能。市场的核心在于网络，通过市场网络的链接，可以突破有形市场的空间局限，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早在市场建立之初，义乌小商品市场就不满足于义乌县域市场的功能定位，而是大力吸引了浙江各地尤其是浙南的商户前来落户经营。外地商户的落户，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经营体量的增加，更是货源、客源、信息源的几何级数式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义乌市场又将目光瞄准了全国，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格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规模不一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我国加入WTO后，义乌又将目光瞄准了全球市场，不仅吸引全球客商前来采购，还专门建立进口商品专区，吸引外商入驻。进入新时代，又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业务，极大拓展了全球市场网络，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买全球、卖全球”的格局。三是以贸促工，工贸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与产业共生性强，产业发展为市场提供货源支撑，市场发展则为产业提供需求信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场快速发展，但是多数货源在外地，本地货源支撑不足客观上也影响了市场的持续发展。1993年义乌就提出了“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鼓励引导市场经营户办工厂，把摊位订单转化为本地产能。随着义乌市场的扩大，这种本地产能转化极大促进了本地制造业的兴起，形成了贸工闭环的集群优势，市场订单提供稳定销路，提高了本地制造企业存活率。而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大量创业和就业，成为县域共富的“助推器”。最后，前瞻谋划，着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构筑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塑造区域竞争优势根本是构建一套能够持续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体系。在政策制定上，义乌摒弃“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立足群众创业需求优化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保护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了“全民创业、户户经商”的创新创业氛围。率先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市场规范治理，主动争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跨境电商试点、通关便利化等政策创新。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义乌率先推进传统市场数字化转型，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贸生态。同时，义乌还积极推动产城融合，以市场和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金融、会展等功能。整个过程，不照搬政策模板，而是聚焦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开展针对性和前瞻性改革，以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可以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有为，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典范。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应立足县域禀赋差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走特色化、差异化、动态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立足禀赋定赛道，构建差异化特色发展体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找准自身定位，必须摒弃跟风思维、同质化思维，依托本土资源、产业、人文、区位禀赋，确立核心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长期深耕细作。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挖掘、培育和转化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发扬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塑造，构筑县域发展路径的独特性。激活基层内生动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创业者，基层群众的创造力是县域发展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各地县域要摒弃“重大轻小、重外轻内”的发展思维，把激活本土创业活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作为重要任务。需要在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重点扶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本土初创企业。通过全民创业、全域创新，构建内生驱动、自我迭代的县域经济生态，让群众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坚持改革破局赋能，推进本土化精准创新。县域发展面临的约束多、权限小、资源少，只有立足本地实际推进改革创新，才能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借鉴义乌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改革精神，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有效弥补县域市场资源不足、布局零散、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发展。秉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对县域新兴业态和基层探索，杜绝“一刀切”禁止、简单化管控。走“产城人”融合发展道路，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立足特色主导产业，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扩大产业就业容量，吸引人口、人才集聚。依托人口集聚优势，完善城镇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商业等民生配套，提升城镇承载能力与宜居度。通过城镇功能提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吸引资源要素集聚，实现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提质的双向赋能。坚决杜绝盲目扩张城镇规模、无序建设产业园区，立足县域人口、产业、资源承载能力，避免出现空城、闲置园区、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县域经济、城镇建设、民生改善协同可持续发展。打破空间局限，立足双向开放借力发展。县域经济体量小、资源有限、市场规模不大，仅靠本土资源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跳出县域边界，立足自身禀赋主动对接外部市场、整合外部资源，以开放赋能发展。通过搭建流通平台、拓展内外贸渠道，对接中心城市科创资源、龙头企业，积极融入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渠道赋能产业和市场双向循环，实现小县域、大开放、大发展。本文转载《学习时报》（2026年6月10日第2版）
叶建亮：协同发力 下好“十五五”开局棋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务实，既展现了中国经济顶压前行、韧性十足、向新向优、彰显活力的图景，也深刻剖析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稳”是发展的底线，“进”是发展的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一区间化设定充分体现了“稳”的审慎与理性。结合“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这种稳增长目标既衔接短期发展实际，又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奠定了基础。 “进”的方面，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为经济发展破局赋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与“十五五”规划中的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创新发展主动权方面的超前谋划。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 协同短与长，其核心是统筹年度目标与“十五五”长远目标，既要破解当下短期困难，又要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让短期举措服务于长远发展，实现阶段性突破与长远性布局的有机统一。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短期举措，彰显了直面当前各种挑战的务实态度。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举措聚焦当下痛点难点，将为“十五五”开局扫清障碍、筑牢基础。 短期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都始终围绕着“十五五”规划的长远目标而展开，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不动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核心目标，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部署均与之同频共振。“短”“长”协同，立足当下发展的困难和现实需求，又着眼长远，使得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得以扎实推进。激活内需增长新动能 消费与投资是内需增长的“双引擎”，协同消费与投资，既是政府工作报告扩大内需的核心举措，也是“十五五”规划“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抓手。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安排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释放消费需求；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既扩大高质量投资，又带动相关消费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持续压降实体融资成本，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匹配消费与投资领域需求，为“消（费）”“投（资）”协同营造适宜环境。 同时，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消费升级，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支撑消费”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内需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协同国内市场与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要求，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谋划发展的重要维度。 在做强国内市场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国内市场的不断完善，将形成“国内市场越强大，开放吸引力越强”的良性循环。在高水平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要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同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扩大双向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让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为“十五五”发展注入强劲外部动力。践行共同富裕理念 协同物与人，其核心是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推动产业升级、物质财富增长，又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聚焦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十五五”规划“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也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价值导向。 在“物”的发展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人”的发展方面，报告突出“投资于人”的理念，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举措，与“十五五”规划民生福祉7项指标精准衔接。例如，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同时，报告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这些举措既能推动产业发展、物质财富积累，又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协同。本文转载《中国青年报》2026年3月23日
叶建亮：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2月4日在《人民论坛》撰文，解读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摘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从壮大耐心资本、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畅通人才流通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等方面入手，为民营经济发展和创新构建良好环境。【关键词】民营经济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肩负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①更好地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先进质态，是传统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跃升产物——这种跃升以社会共同活动方式变革为前提，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共同活动方式迭代。民营经济凭借创新能力强、市场反应快、机制灵活等优势，成为推动生产力向新质跃升的强劲动力。民营经济众多的经营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孕育的“重要场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经营主体是生产力的关键承载者，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营主体的竞争力。生产力进步必然伴随经营主体数量增长、生产经营效率提升，以及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与便利化。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5月底，全国民营经济组织达1.85亿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总量的96.76%。②如此庞大的经营主体规模，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直接体现，更为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试验与应用提供了多样化场景和广阔市场空间。一方面，创新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要求，庞大体量可有效摊薄高额创新成本；另一方面，大体量的市场规模能提升创新盈利预期，激励更多主体与资源投身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萌发、孕育与成长提供土壤。例如，深圳能在短期内建成“热带雨林”式汽车综合产业生态圈，引领新能源汽车创新，不仅依托大体量的需求市场支撑，而且依赖于产业链各个节点上民营企业的大量参与、高度协同。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重要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力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持续凸显。根据全国工商联《2025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4年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1.43万亿元，平均研发强度为3.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在创新产出层面，全国约65%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底，民营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6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79.5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52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2.81%；高新技术企业384612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0.87%。此外，2024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48.5%，首次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进出口主体。④民营企业灵活机制优势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匹配激励有效、运行灵活的体制机制，而民营企业在激励机制与运行体制上具备重要优势。其一，民营企业拥有灵活决策机制与敏锐市场感知能力，能快速响应技术迭代节奏与消费需求变化，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成为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来源。例如，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就是民营企业利用体制机制优势在前沿领域持续创新的结果。其二，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领域，民营企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产业运行模式与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革，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现实载体。其三，市场化高强度激励手段，有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者、智能化劳动工具与数字化劳动对象，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四，民营企业的灵活体制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润滑剂”，能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快速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驱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而创新是生产力跃升的根本动力。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创造性破坏”，体现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超前预判，以及对传统发展范式与路径的革命性突破。正是这种革新冲动与持续尝试，才能推动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与模式重构，实现生产力跃升。⑤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需依托超前意识、创新精神与坚定信念跨越鸿沟。新质生产力要求打破传统要素配置方式，而企业家的“组合式创新”能力能突破要素配置界限，实现跨界整合与重组，推动要素配置效率革命性提升。例如，比亚迪将电池技术、汽车工程与电子制造能力跨界重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构建“三电系统”集成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华为围绕鸿蒙操作系统构建跨界生态系统，形成产业整体生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例子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资源跨界组合、催生新质生产力具有引领支撑作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民营经济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部分民营企业战略目标短期化，长期创新动力不足。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需长期战略引领，而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科技创新中存在较明显短期化倾向。一方面，民营企业往往存续周期较短，且对宏观环境和政策的把握和判断可能不够全面准确，不少企业缺乏长远发展战略与规划，创新实践中存在“炒概念”“蹭热点”“抢风口”现象。近年来，部分企业强行将业务与数字化、双碳、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热门领域挂钩，以套取短期资本或政策红利，导致区域间重复布局、低水平竞争，削弱了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资本短期回报倾向较明显，金融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意愿相对不强，部分股权基金存在“摘熟果”现象；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错率相对不高，对长期性、原创性、高风险创新的支撑力度不够足。此外，创新行为功利化特征较明显，存在“重应用、轻基础”的问题，偏向“从1到N”的应用转化，却忽视“从0到1”的基础研究，导致原创性成果相对匮乏；部分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仅为争取政府项目资金，合作多停留在临时性、项目制层面，缺乏围绕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长期战略布局。中小企业创新动力相对较弱，创新生态出现失衡。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是新质生产力孕育壮大的重要土壤。大企业资金与资源雄厚、产业关联性强，对长期高风险创新的支撑能力较强，但存在技术路径依赖高、创新决策效率低的问题；中小企业机制灵活、机会成本低，可开展多样化创新探索。两者分工协作，才能形成健康创新生态。当前，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与能力相对不足。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领域，出现“头部企业垄断创新资源”的情况。部分明星民营企业依托深厚积累与资本追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产生强大虹吸效应，同时占据大部分政策资源；中小企业则面临人才、资金、政策的三重约束，难以参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体系。此外，大中小型企业在形成创新协作链条上存在不足，进一步制约持续创新动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创新形成阻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创新多为国际分工协作的产物，需从研发、试验到产业化应用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受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影响，少数国家在产业领域设置贸易壁垒、在高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导致依托全球分工构建的创新网络遭受较大冲击。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要求企业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全面重构，大幅抬高了创新难度与成本。企业需加大投入、凝聚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同时面临国际化制裁与“脱钩”风险。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全球化布局”与“自主创新”的两难抉择，既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又影响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壮大。新型生产关系适配不足，包容性增长面临考验。新质生产力需与新型生产关系相匹配，民营经济在参与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生产关系调整的挑战，关键是如何确保新质生产力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基石，而非企业实施技术霸权的工具。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妥善处理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的关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同时，也引发劳动岗位替代、员工工作强度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例如，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快递骑手，导致生产力提升与劳动者福利改善出现一定背离。另一方面，创新与传统产业的兼容性不足，制约新质生产力扩散，无论是线上线下竞争，还是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的争议，本质是技术与模式创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与“替代”之争。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企业需谨慎应对这类矛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源于发展阶段特性，又与市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调整好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适配性。⑥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壮大耐心资本，筑牢长期创新支撑。耐心资本是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大创新，更需资本持续投入作为支撑，短期盈利导向的资本难以引导民营企业坚持长期创新目标。壮大耐心资本需从政策引导、金融创新、生态构建等多维度系统推进，构建“长期资金供给—风险共担—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首先，以政策引导锚定长期价值。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锚定长期价值导向，培育市场化运作的耐心资本主体，构建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专项政策体系。优化政府引导基金与投资平台的考核机制、容错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激活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潜力。其次，以金融创新拓宽供给渠道。大力创新金融工具，拓宽长期资本供给渠道。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健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联动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流向长周期创新领域。扩大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创票据等金融产品。再次，以生态构建强化协同效应。强化投后赋能与资源整合，加大“创融协作”“产融协作”探索力度。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平台纽带作用，联动创新与产业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打通技术转化全链条，构建从研发源头到产业化应用全链条的资金接力机制，为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制度供给，打造“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创新生态，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首先，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将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重大创新战略体系，引导其对标国家战略，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力度。逐步加大国家重大关键科技资源向民营经济配置的力度，提高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创新战略实施中的参与度。其次，优化创新政策支持，持续提升创新政策的精准性与灵活性，针对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探索“创新券”“财政补贴”等灵活支持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精准担保服务。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平等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入开展市场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再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快速维权通道，切实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机制，提升侵权违法成本，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稳定预期。畅通人才流通机制，夯实民营企业创新基础。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要素，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需打破传统人才壁垒，畅通人才流通体制机制，推动人才资源更高效合理配置。首先，构建人才集聚平台，加大力度构建民营企业人才集聚平台，提升科创企业人才吸引力。以开发区、产业园为载体，构建区域性校企合作平台，推动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前沿科技开展广泛合作，助力产业技术革新与能级提升。其次，破除人才流动障碍，进一步清理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障碍，深化人事管理、档案保管、社保缴纳等政策制度改革。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允许专业人才储备充足、管理规范、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自主开展人才评价与认定。再次，创新引才用才模式，鼓励民营企业构建柔性引才机制，通过兼职聘用、短期技术咨询、项目合作、联合研发等形式，吸引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及外部高层次人才为企业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创新成果评定标准，明晰人才创新成果权益归属，加快科技成果从理论研究向实际产品的转化进程。深化产学研协同，打造创新共同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需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支撑、多方联动等举措，构建“需求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创新链—产业链”衔接。一方面，组建协同创新载体，以重大项目为纽带，支持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大力支持在民营企业中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企业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能力。积极探索创新联合体模式，在资金投入、成果分配等环节赋予企业更多主导权。另一方面，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鼓励各类创新平台向中小微企业开放仪器设备，通过“创新券”补贴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建立产业链协同与跨区域联动机制，以“链长+链主”制为纽带，推动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促进技术、数据、资金等要素流通，形成多模态创新共同体。坚持开放合作，着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需在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走开放创新发展之路。这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高水平创新，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创新链与价值链跃升的务实路径。首先，构建跨国创新网络。强化战略对接，在深化多层次国际创新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协同，打造跨边界创新共同体。大力支持企业主导跨国创新合作，鼓励龙头企业“走出去”联合共建跨国研发中心。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跨境创新孵化平台”等载体，助力中小企业对接海外技术、资本与市场，参与跨国产业链协同创新。其次，完善国际化支撑机制。健全国际化技术转移与转化机制，鼓励骨干科技型企业在创新资源密集地区设立海外技术转移节点，对接全球前沿技术成果，并推动其在国内转化落地。进一步规范技术跨境交易规则，明确技术进出口审查标准、定价机制与权益分配模式，防范核心技术流失与技术引进低效的风险。再次，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与第三方机构的“桥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与国际组织对接，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评估、知识产权布局、法律合规等“一站式”专业服务，切实降低跨国合作成本。【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营部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JJD790005）阶段性成果】【注释】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国人大网，2025年4月30日。②《全国实有民营经济组织1.85亿户》，《光明日报》，2025年6月28日。③《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稳中有升》，新华网，2025年9月26日。④《2024年民营企业在我国外贸领域创造“三个首次”》，新华社，2025年2月24日。⑤高波：《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弘扬企业家精神》，《国家治理》，2025年第10期。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
中国经营报专访叶建亮教授：温州跻身“万亿之城” 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
2025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大关，跻身“万亿之城”行列。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温州如何更好的再出发，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记者为此对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进行了专访。原文如下： 中经记者 方超 张家振 上海报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召开“新年第一会”，为2026年发展和“十五五”开局规划蓝图。1月3日，温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暨创新温州建设推进大会召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图景的重要之年，也是温州市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上述会议关于跻身“万亿之城”的表述，也意味着温州市在2025年或已成功晋级“万亿GDP俱乐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温州市GDP便首次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718.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3%。事实上，在2025年年底，温州市多次释放出晋级“万亿之城”的信息。例如，据《温州日报》报道，2025年12月8日，温州市统计局发布“十四五”时期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数据。“这座民营经济标杆城市将历史性叩开万亿大门，在复杂发展环境中交出了一份彰显韧性与活力的亮眼答卷。”有“民营经济第一城”之称的温州市成功晋级“万亿之城”，离不开深厚的民营经济发展底蕴。《202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规模以上工业领域，民营企业增加值比2023年增长10.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90.8%，凸显出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截至2024年年底，温州全市拥有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突破15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41.4万户和106.2万户。温州市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有哪些核心驱动因素和发展“秘诀”？对浙江省、长三角区域城市发展格局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中国经营报》：2026年1月3日，温州市在“新年第一会”上提出，2026年是“温州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这也意味着当地在2025年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温州市实现GDP能级跃升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核心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巩固服装、鞋业、电气、汽配和泵阀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温州市着重打造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和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现代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在朝GDP突破万亿元目标迈进的同时，温州市还提出了人口达到千万的目标。温州市通过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加大新产业发展，不断增强人口集聚能力，特别是人才吸引力，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持续优化内外交通条件。温州市增强城市产业集聚能力，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和都市圈能级、协同发展水平。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温州市持续激活“温州人的力量”，推动“地瓜经济”（编者注：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提能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在温州市打造产业集群，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民营经济发挥着怎样的关键支撑作用？叶建亮：民营经济一直是温州市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产业创新中承担着主体角色。温州市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目前，在温州市绝大多数新兴产业中，都是在民营企业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其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成为创新的主体。民营企业发达的市场网络，既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信息，也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渠道。此外，民营经济活跃也反向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和营商环境优化，进一步增强了温州市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助力浙江“三足鼎立”协调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浙江省构建“全省第三极”及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而言分别有何意义？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优化浙江区域发展格局具有标志性意义。杭甬温（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分别位于浙北、浙东和浙南，“三足鼎立”对于浙江全省空间布局具有框架性支撑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温州市的发展和杭州市、宁波市相比有所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南地区的整体发展。因此，不断提升温州市的城市发展层级，对于带动浙南发展，促进浙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温州市是长三角的南部门户，又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相呼应。温州市经济不断发展，将在增强长三角地区对外辐射能力，促进大区域板块间的融合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经营报》：目前，温州市在城市和产业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应如何进一步“拉长板补短板”？叶建亮：温州市的短板也很明显。一是对外交通仍然存在短板；二是创新资源不足，尤其是缺乏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和科研机构，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三是缺乏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主体，尤其是链主型企业不足，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核心要素的集聚。下一步，建议温州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的灵活优势，通过制度创新，集聚创新资源，破解新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另一方面，要实现错位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依托民营经济主导的产业模式晋级“万亿之城”，和徐州市、大连市、唐山市等城市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竞争格局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逻辑的哪些新趋势？叶建亮：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发展逻辑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也与我国区域差距从中东西差距向南北差距转变的趋势一致。这背后折射出的逻辑是，在新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断趋于弱化；相反，体制机制、商业文化、营商环境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性，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主导因素。本文原载《中国经营报（中经实时报）》 2026年1月12日。
叶建亮、郑朝鹏：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郑朝鹏的文章《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于2025年12月在《浙江经济》2025年第01期增刊正式发刑。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规划的主线，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打破行政壁垒、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体系升级的前提条件，而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则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构建以“市场化驱动、全链条融合”为特征，涵盖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再到成果落地的一体化创新生态，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下一步长三角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01科创共同体已成为长三角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建设的关键支撑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2018年12月，三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服务国家战略联手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共同推进区域内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并试行科技创新券在长三角范围内通用通兑。2023年4月，三省一市联合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以“科创+产业”为引领，面向国家和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带动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2025年8月，三省一市共同发布《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多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2024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2011年的100分增长至2023年的267.57分，特别是201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幅达9.26%，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加速推进。从人才共享来看，长三角区域推行“人才双聘制”“职称互评互认”以及“人才流动贡献度积分”兑换跨区域购房补贴等创新举措，使高端人才跨区域流动率从2019年的12%提升至2025年的28%。从成果共用来看，截至2024年底，三省一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1年增长145%，专利转移从2011年的以上海输出至三省为主到2023年江苏、浙江成为长三角技术转移的重要“贡献者”。从科研合作来看，截至2024年底，长三角区域跨省域国内发明专利合作申请量达到9545件，2021-2024年，长三角区域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94项、占全国45.8%，其中，长三角合作45项、占获奖总数23.2%。02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仍然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区域科技创新的标杆企业与经济实力不匹配。2025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中，三省一市共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浙江6家、上海4家、江苏4家，仅与位居第一的广东（14家）相当。从城市来看，深圳共有10家企业上榜、北京共有8家企业上榜，杭州、上海分别位居全国第三（6家）、第四（4家）。其中，杭州的亮眼表现主要得益于“杭州六小龙”中的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入选榜单。智慧芽发布的“2025中国科创领袖TOP100”中，长三角区域共有26家企业上榜，与粤港澳大湾区（24家）相近，但远低于京津冀（37家）。整体来看，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创新标杆企业数量不够多，与广东、北京等地还有差距，科技创新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专业化分工格局仍待提升。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各地出于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利益考虑，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状况仍普遍存在，特别是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存在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新资源的错配和创新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区域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均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列为重点，造成了地方科技投入重复与不足并存，各地产业同质化严重，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的错位发展，无法将有限的财力、科技、人才等资源聚焦于支持本地优势产业创新，难以跨区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还不健全。科技创新协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各方建立共担共享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现实中各地之间R&D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重复建设科技园区，造成了人力、物力、智力的浪费。由于缺乏健全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各地都希望发展高端产业和高价值环节，不愿意发展传统配套产业和生产性环节，导致区域间的分工和协作陷入困境。科技创新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使拥有稀缺科技资源的地方不具备开放共享的激励，特别是缺乏健全的联合研发风险分担机制，使联合攻关项目的出资比例协调困难，研发失败情形的应对举措不成熟，导致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进展缓慢，各地之间科学数据库、科技专家库等高端创新要素的开放共享程度较低。03以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在“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开局的关键年份，需要深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不断强化战略协同和制度保障，完善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与共享体系，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同创新格局。强化执法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法治化。立法保障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基石。《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是长三角首部以协同立法的形式针对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制定的法律性问题决定，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同执法机关对法律规定的差异化阐释会消解区域协同立法的成果。为确保《决定》的有效实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方在创新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衔接，以立法凝聚共识，以法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保障长三角科技创新从“点”的合作转向“面”的协同。强化协同促进长三角内部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长三角区域汇聚了上海的综合服务与基础研究、江苏的先进制造与外资企业、浙江的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以及安徽的科创潜力与产业腹地等多元优势。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倍增效应，关键在于强化协同，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让三省一市都能在科技创新合作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在操作层面，既要大力支持建立“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也要持续推广“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合作模式，打造更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合作载体；同时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通过共同梳理产业链图谱，开展联合招商和靶向补链，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强化共享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产生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实现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要健全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着力构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分散、封闭使用和重复建设的弊端，特别是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等开放共享。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动机制，协同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等，支持长三角区域高校间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推进人才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职称认定等跨区域互通，促进科技人才有序流动。
叶建亮教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6月15日《浙江日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系统剖析了“内卷式”竞争的成因机理，并从规则统一、要素配置、监管协同、产业升级、政务治理五个维度，提出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内卷”的实践路径。近年来，企业“内卷式”竞争在多个领域蔓延，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抑制创新活力、阻碍产业升级，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症结是市场开放不充分、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不畅，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生态所导致。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公平竞争、创新驱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生态，从根源上遏制低水平内卷、激发高质量竞争活力。 多重因素导致企业“内卷式”竞争 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市场分割下低水平同质化过度竞争，其成因在于市场碎片化、规则不统一引发的制度套利、资源错配，进而引发“逐底”竞争。 市场分割是企业“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在分割市场中，企业难以突破地域限制拓展更大规模市场，只能在狭小市场空间内争夺有限存量，导致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而地方保护则引发制度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部分地方通过违规补贴、税收返还、降低环保安全标准等方式，为本地企业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企业为生存，被迫放弃创新投入和质量提升，转而投身政策套利和低价竞争。 规则不统一是“内卷式”竞争的诱因。部分地区降低环保、安全、质量标准，允许企业以更低成本生产，导致合规企业成本高、违规企业成本低，合规企业被迫降低标准参与低价竞争。同时，产品标准、质量标准、认证标准不统一，企业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只能在本地市场重复建设、同质化布局，加剧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此外，监管不统一助长不正当竞争行为，创新企业权益得不到公平保护，被迫放弃创新、参与内卷。 要素流动不畅助长了“内卷式”竞争。要素流动受限、要素错配和价格扭曲导致资源流向低端产能、低效企业，创新要素难以向优质企业、创新领域集聚，造成结构性失衡。土地要素地方垄断，低价供给本地企业，抬高外地企业用地成本；劳动力要素和人才自由流动不充分；资本要素存在信贷歧视、地域倾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技术要素转化不畅、保护不足，创新成果难以产业化；数据要素分割封闭、流通受限，价值难以释放。这些都加剧了企业不当竞争：一方面，低端要素过剩、高端要素不足，迫使企业扎堆低端赛道“内卷”。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低价供给，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的低端领域，引发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稀缺且流动不畅，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无法突破低端锁定，只能同质化竞争。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需要多维发力。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和市场经济先发省，在产业创新、政府治理等方面有独特优势，须在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统一市场、引导企业良性竞争方面积极探路，率先示范。 一是强化规则统一，筑牢公平竞争制度根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清理废除地方保护政策。建立智能审查平台、跨部门联动审查机制、常态化抽查机制，对全省政策措施进行全面审查，重点清理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违规补贴、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政策。持续开展破除地方保护专项行动，严禁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资质审批、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各类限制，确保不同地域、所有制和规模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统一产品质量、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推行全国统一的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体系。强化质量监管、价格执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以次充好、仿冒抄袭、虚假宣传等行为。 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要素流动，激活创新驱动竞争动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高端要素向创新领域集聚、低端要素有序出清，引导企业从“内卷”转向创新。进一步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歧视与壁垒，畅通人才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渠道，促进人才有序流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的融资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体系，健全技术要素市场，搭建技术交易、产学研对接和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流通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合规流通、高效利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赛道、创造新需求。 三是加强监管协同，规范竞争秩序，遏制不当竞争行为。立足数字化治理、高效政务服务的优势，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严格查处低价倾销、价格欺诈、仿冒混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机制、案件移送机制、联合执法机制。推行数字化监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智能识别和实时监测。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评价体系、信用奖惩机制，将低价竞争、恶意内卷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赛道新动能。大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打造自主品牌，推动传统产业从低端制造低价竞争转向高端制造和品牌竞争、质量竞争。抢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打开产业发展新空间。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协同集聚，避免同质化布局。着力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产业生态，避免重复建设。 五是完善政务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持续减少不当干预，坚决退出竞争性领域和企业微观经营，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竞争、创新决策。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和高效透明、公平公正、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引导企业专注主业、创新发展、良性竞争。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根源上遏制地方保护与招商内卷。本文原载《浙江日报》（2026年6月15日第8版）。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参加第二届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并做主旨报告
2026年6月13日-14日，第二届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在浙江大学召开，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做了题为“从促销费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双循环的视角”的主旨报告。叶建亮教授从如何培育消费的内生动力出发，立足国民经济循环的视角，分析了收入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的深层次因素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阐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在改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并进而激发消费动能的作用机理，并给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消费新动能的政策建议。本届长三角体育产业论坛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主办，来自浙江省体育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阿里巴巴集团等政产学界相关人士近15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以“向新而行、以人为本”为主题，旨在探讨体育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集中展示广大专家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进一步促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叶建亮教授：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6年6月10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刊发了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的署名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了解读。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受区位空间、资源要素等条件的制约，一些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有的固守传统资源产业，有的盲目照搬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产业同质化、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如何立足自身禀赋走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义乌从过去一个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小县，通过商贸引领、工贸联动、产城融合，逐步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名城，为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经典范本。义乌因地制宜发展的渐进式实践义乌人多地少，工业基础薄弱，区位优势不突出，远离核心交通干线与中心城市，无对外开放天然优势，先天发展禀赋短板明显。对此，义乌没有被动等、靠、要，也没有盲目跟风工业强县、农业大县的发展潮流，而是立足本地民间经商传统这一禀赋资源，并遵循以制度先发优势获得突破，迅速形成地方动态比较优势，而后又全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的政策脉络，逐步发展成为市场发达、产业匹配、城乡协调的国际商贸名城。首先，大胆突破，取得制度先发优势，“无中生有”打造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所在的浙中地区历史上商贸和手工业发达，“鸡毛换糖”更是刻在义乌老百姓骨子里的经商文化。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根植于历史文化的民间商贸传统开始迅速恢复，对传统计划商贸流通体制造成不小的冲击。面对民间自发无序的商贸活动是“疏”还是“堵”，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抉择。义乌地方政府正视地方实际，尊重群众诉求，大胆冲破思想藩篱与体制障碍，于1982年主动开放了稠城小百货市场供商户集中交易，诞生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奠定了义乌兴商建市（县）的基石，形成了商品市场的制度先发优势。通过建立小商品市场将无序分散的小商品交易集中起来，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商贸活动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规范健康成长，而起初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举办的市场也为参与市场交易的商户开展的商贸活动提供了支持。这种商贸流通的“制度洼地”效应，吸引了县域内外的商户纷纷落户，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其次，审时度势，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县域经济持续跃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纯依靠制度先发优势难以持续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义乌通过三方面举措，着力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一是不断扩大小商品市场规模，持续推动市场迭代升级。第一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马路市场”，场地狭小，环境简陋。随着商户入驻需求的持续增长，地方政府果断扩大市场规模。1984年，义乌正式确立了“兴商建县（市）”发展战略，并着手推进小商品市场的扩建和升级。从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到如今的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历了多次比较明显的迭代更新。市场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义乌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市场自增强机制，也就是规模越大，市场交易的商品品类越多，市场则越有竞争优势，保证了义乌市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不断扩大市场网络，稳步塑造内外循环的枢纽节点功能。市场的核心在于网络，通过市场网络的链接，可以突破有形市场的空间局限，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早在市场建立之初，义乌小商品市场就不满足于义乌县域市场的功能定位，而是大力吸引了浙江各地尤其是浙南的商户前来落户经营。外地商户的落户，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经营体量的增加，更是货源、客源、信息源的几何级数式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义乌市场又将目光瞄准了全国，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格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规模不一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我国加入WTO后，义乌又将目光瞄准了全球市场，不仅吸引全球客商前来采购，还专门建立进口商品专区，吸引外商入驻。进入新时代，又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业务，极大拓展了全球市场网络，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买全球、卖全球”的格局。三是以贸促工，工贸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与产业共生性强，产业发展为市场提供货源支撑，市场发展则为产业提供需求信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场快速发展，但是多数货源在外地，本地货源支撑不足客观上也影响了市场的持续发展。1993年义乌就提出了“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鼓励引导市场经营户办工厂，把摊位订单转化为本地产能。随着义乌市场的扩大，这种本地产能转化极大促进了本地制造业的兴起，形成了贸工闭环的集群优势，市场订单提供稳定销路，提高了本地制造企业存活率。而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大量创业和就业，成为县域共富的“助推器”。最后，前瞻谋划，着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构筑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塑造区域竞争优势根本是构建一套能够持续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体系。在政策制定上，义乌摒弃“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立足群众创业需求优化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保护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了“全民创业、户户经商”的创新创业氛围。率先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市场规范治理，主动争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跨境电商试点、通关便利化等政策创新。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义乌率先推进传统市场数字化转型，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贸生态。同时，义乌还积极推动产城融合，以市场和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金融、会展等功能。整个过程，不照搬政策模板，而是聚焦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开展针对性和前瞻性改革，以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可以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有为，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典范。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应立足县域禀赋差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走特色化、差异化、动态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立足禀赋定赛道，构建差异化特色发展体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找准自身定位，必须摒弃跟风思维、同质化思维，依托本土资源、产业、人文、区位禀赋，确立核心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长期深耕细作。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挖掘、培育和转化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发扬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塑造，构筑县域发展路径的独特性。激活基层内生动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创业者，基层群众的创造力是县域发展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各地县域要摒弃“重大轻小、重外轻内”的发展思维，把激活本土创业活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作为重要任务。需要在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重点扶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本土初创企业。通过全民创业、全域创新，构建内生驱动、自我迭代的县域经济生态，让群众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坚持改革破局赋能，推进本土化精准创新。县域发展面临的约束多、权限小、资源少，只有立足本地实际推进改革创新，才能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借鉴义乌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改革精神，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有效弥补县域市场资源不足、布局零散、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发展。秉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对县域新兴业态和基层探索，杜绝“一刀切”禁止、简单化管控。走“产城人”融合发展道路，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立足特色主导产业，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扩大产业就业容量，吸引人口、人才集聚。依托人口集聚优势，完善城镇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商业等民生配套，提升城镇承载能力与宜居度。通过城镇功能提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吸引资源要素集聚，实现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提质的双向赋能。坚决杜绝盲目扩张城镇规模、无序建设产业园区，立足县域人口、产业、资源承载能力，避免出现空城、闲置园区、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县域经济、城镇建设、民生改善协同可持续发展。打破空间局限，立足双向开放借力发展。县域经济体量小、资源有限、市场规模不大，仅靠本土资源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跳出县域边界，立足自身禀赋主动对接外部市场、整合外部资源，以开放赋能发展。通过搭建流通平台、拓展内外贸渠道，对接中心城市科创资源、龙头企业，积极融入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渠道赋能产业和市场双向循环，实现小县域、大开放、大发展。本文转载《学习时报》（2026年6月1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