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对外公布了《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计划，力争2025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以上。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在接受浙江卫视3月26日《今日评说》栏目访谈时，对如何以预期管理破局消费“焦虑”进行了点评。 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所谓预期管理，就是通过政策干预、信息沟通和舆论引导等手段，向市场传递明确一致的信息，对经营主体等的预期进行引导和调整，从而提振信心，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决策。浙江省的提振消费方案中的“七大行动”里明确写到，大力实施就业支持计划，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就是给了居民一个明确的信号，就业、增收这件事情，政府是把它当成重中之重在抓的，相关的就业支持计划是一定会落实在位的，这就为居民稳定消费预期吃下了定心丸。浙江此次将生育补贴、农民工子女教育等民生领域，纳入消费提振政策的核心，本质上是通过“结构性减负”重塑消费市场的底层逻辑。这一转向背后有三个深层次考量：首先是破解“攒钱焦虑”的消费心理困局。普通家庭不敢消费，60%的顾虑是“未来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自己养老。通过农民工子女100%公办学位保障，单这一项每年可为外来务工家庭节省约2.4万元/孩的民办教育支出，这相当于直接释放出百亿级消费潜能。其次是构建“人力资本-消费升级”的螺旋增长通道。获得生育补贴的家庭婴幼儿早期教育投入增加，可以催生出托育机构、益智玩具等新消费场景。这种政策设计暗含经济学人力资本投资乘数效应——今天的教育投入将转化为未来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进而支撑消费升级。最后是打通“城乡消费平权”的制度梗阻。方案通过教育公平+充电桩下乡的组合拳，既降低现实支出（公办教育替代民办），又创造消费场景（新能源车下乡激活乡村旅游）。这种政策转型也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的研究结论：消除“防御性储蓄”焦虑对消费的刺激效果，是简单发放现金的3-5倍。可以说浙江正在用制度创新把“不敢消费”的痛点转化为放心消费的增长点。通过预期管理提振消费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非替代民众做消费决策，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为钱包“扩容”：首先是拆除“消费路障”而非指定“消费路径”，就像政府修建高速公路时不会规定司机必须去哪个服务区消费，浙江的教育、医疗保障是在拆除阻碍消费的“收费站”。其次是“加固消费地基”而非“设计消费图纸”，在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明确：当家庭基本安全网筑牢后，民众会更敢于把“生存账户”里的钱转移到“发展账户”和“享受账户”。最后是“扩大消费半径”而非“划定消费禁区”，真正的“管钱包”是指限制消费选择，而浙江实践恰恰相反，它通过填平民生鸿沟，让每个钱包都能在更广阔的消费平原上自由奔跑。那么浙江的消费提振政策既注重“当下纾困”，也重视“长期蓄能”。去年浙江针对消费寒冬推出家电换新补贴，但同时布局未来：比如要求补贴商品必须是一级能效，倒逼产业链升级；而且结合年轻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一些家电产品的更新迭代已经不单单局限于传统的技术升级，更加注重消费场景的多元化与情绪价值的有效触达。又比如技能培训锁定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朝阳行业，为下个周期储备人力资源。浙江将政策工具转化为生产要素——短期消费刺激不再是简单的资金消耗，而是通过规则设计转化为人力资本、数字资产、绿色技术等长期生产要素的积累。这种“把止痛药变成维生素”的治理思维，正是破解周期魔咒的密钥。
摘要：本文分析了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网络下，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研究发现：(1)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土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土企业创新有抑制作用。(2)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增加进口中间品总量、种类和质量促进企业创新；国外知识产权保护虽会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但会降低进口中间品种类和总量，进而抑制企业创新。(3)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密集型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较大；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较大，但对外资企业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建设更有利于实现“以开放促创新”。关键词：双向知识产权保护;进口中间品;中间品质量;企业创新;文章来源：世界经济文汇,2025,(01):1-21.
3月8日，由绍兴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绍兴浙大校友企业家联合会承办，绍兴红曼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特别支持的“赋能千企，智变共富”2025 AI人工智能大型讲座在绍兴市盛大启幕。本次千人大会旨在汇聚各界智慧，探索人工智能在企业发展、产业变革等方面的无限潜力，助力千家企业实现智能化转型，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绍兴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郑华在讲座上致辞。他强调AI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已成为国家战略竞争力的关键支撑。他指出，本次讲座旨在汇聚各界翘楚，通过深度研讨前沿技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进程，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浙江大学校友企业家同学会常务执行会长、绍兴浙大校友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孙妙川在活动中致辞。他表示本次讲座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深入探讨AI技术的核心应用，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并展望其在各行各业的创新前景。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就《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作主题演讲。由“六小龙”与浙江大学、杭州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AI驱动产业变革的最新态势、AI产业后来居上的机理与规律、AI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AI驱动产业变革的主要路径四方面，从宏观层面探讨人工智能对产业发展的深远影响。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进行《生成式人工智能从通用模型到垂直领域》的主题分享。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阿里巴巴技术总监、通义实验室语言智能应用算法负责人孙常龙围绕《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和应用探索》展开阐述。为进一步加强各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绍兴浙大校友企业家联合会与绍兴鉴湖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达成合作，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会计、财务等领域的应用和实践，为企业提供更加智能化、专业化的服务。这一合作将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新的模式和范例。此外，活动期间还进行了2025中国生物材料大会暨新技术、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展览发布。“赋能千企，智变共富”2025 AI人工智能大型讲座是一场集学术研讨、实践分享和合作交流于一体的行业盛会。本次讲座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助力千家企业在智能化时代的浪潮中实现转型与升级。
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提振消费”摆在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的首位。“提振消费”这一议题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围绕这个话题，3月10日《浙江日报》刊出了记者对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题为《培育下一个现象级消费增长点》的专访。今年春节期间，电影市场的火爆、出游人数的大幅增加等现象，说明我国消费的整体趋势是回暖向好的。叶建亮表示，一方面，这是因为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随着时间的积累沉淀，其效力正逐步呈现；另一方面，过去一年，一些宏观经济指示性指标如出口、股市等领域均有所起色，让老百姓对经济有了更好的预期。 眼下，国内多地继续发力，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扩围等。但必须看到，目前我国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偏低，要达到发达国家70%至80%的水平，除了通过直接的消费刺激政策之外，还需要积极寻找类似于汽车、住房等支撑消费升级的大体量产业，实现消费的增量迈上新台阶。 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的消费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最初，我们的消费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上，随后逐渐扩展到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这些变化让消费在国民经济的占比有了阶梯式的提升。叶建亮记得，2000年前后，学界专家还在讨论中国能不能像美国一样，让汽车进入千家万户。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汽车确实在中国普及并带动了大量的消费。下一个这样体量的消费增长点在哪里？这需要深入探索。 现在大家都十分看好人工智能、无人驾驶、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这些领域不仅会在技术层面带来深刻变革，在消费层面或许也会带来重大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些产业或多或少还面临法律、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制约。 新兴产业确实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叶建亮认为，对此要抱着积极的态度，鼓励企业能够找到市场需求的突破口，做一些创新和探索。比如低空经济方面，对于航线、空域的管控能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放开。 叶建亮表示，有些需求是通过供给创造出来的。要积极创造新的消费应用场景，鼓励新兴技术率先在消费端落地。找到如此现象级消费增长点，相信消费市场会再一次有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证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也是破除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利器。每一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也是我们将体制机制改革推向深入的重要契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系列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体制机制障碍，主要体现在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完善政府市场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是增强发展信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国家治理》：怎样理解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叶建亮：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但必须同时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必须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除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之外，关键还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真招实招破除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以改革的深入推进营造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基本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回顾过去的道路不难发现，每当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党都能审时度势，通过将改革事业向纵深推进，一次次化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克服前进道路上碰到的各种难题，不断将经济社会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还没有因粉碎“四人帮”和“文革”的结束而得以根本上摆脱，人民群众对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仍然处在迷茫甚至动摇的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声春雷，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极大地凝聚了人心和发展的信心，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改革开放不久后，面对迅速扩大的城乡商品交易对计划经济体系造成的冲击，社会上对商品经济的性质、作用和地位产生了质疑，极大地影响了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而将商品经济改革推向深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发展阶段的调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发展信心不足、外部条件恶化、增长乏力的局面。尤其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制约了社会对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正本清源澄清了计划和市场的一系列理论争论，摆脱了思想束缚。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动改革的纵深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热潮。面对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推进，部分国有企业因体制机制僵化和越来越大的竞争冲击而陷入经营困境。对此，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启动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通过“抓大放小”、改制改组、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迎来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不仅打造了一批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而且也极大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落地，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使我们国家快速摆脱了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微观基础。中国加入WTO后，面对迅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制造业转移带来的一系列粗放型发展问题，我们及时推进了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的衔接，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的内涵和质量。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巨大调整的情况下，改革不断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大大增加，社会上也有人对改革出现了不同层面的疑惑，影响了我们应对复杂局面迎难而上的信心。在这一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及时回应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极大地凝聚了全党全社会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开创了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决定》擘画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开启了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我们看到，每一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往往是我们将体制机制改革推向深入的重要契机。也正是每一次审时度势的改革深化，都化作发展道路上攻坚克难的巨大动力，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一方面，改革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增强信心。经济社会发展起伏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宏观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针对经济发展的短期波动采取逆风向操作也是宏观调控的常态。但是社会对宏观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反应往往因不同的行业、区域和部门而呈现差异。甚至宏观政策的变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营主体对未来的不稳定性预期。而改革则不同，它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向社会传递党和政府直面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改革的每一步推动，都是朝着完善市场机制体制、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运行成本的方向迈进，化解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问题，提振信心，扭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切实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特别是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约束，可以大大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促进了城乡商品和资源要素的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划清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在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赶超比拼的发展势头。世纪之交，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开放和融入国际化的改革，极大地吸引了外商投资、促进了本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和产业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开放红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持续推进，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改革是化解发展道路上面临困难的“利器”和“神器”。《国家治理》：在您看来，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阻碍有哪些？叶建亮：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既有疫情冲击带来的后遗症，也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动导致的产业链重构和分工合作受阻，以及少数发达国家针对我国的不合理经贸政策所致。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内因是造成当前一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体制机制障碍问题。稳定预期的障碍稳定的预期是信心的基石，居民的消费是基于收入稳定和增长的预期，企业的投资也是基于稳定的收益预期。无论是居民还是经营主体，他们的信心受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影响，也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经营主体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体制机制问题。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上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居民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导致收入预期增长不足而抑制消费信心。在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分配比重偏低，是制约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因素。劳动收入比重偏低是体制机制障碍的结果。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机制尤其是决定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机制，如重积累、重资本的政策仍然在起作用。资本要素价格形成体制不健全以及银行信贷配给的影响，使得企业在要素使用偏向上存在较大差异，也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不能很快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再分配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并未向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的再分配体制机制转变。我国再分配收入格局中，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相较于初次分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企业部门下降程度更大。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抑制了居民消费空间。从经营主体的角度来看，除了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导致观望情绪上升之外，体制机制障碍也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意愿。结构层面，不完善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导致的产业结构性偏差问题依然突出；部分产品生命周期被压缩等，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规制层面，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清单优化不足，进入部分行业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和“旋转门”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企业投资渠道不畅。营商环境层面，舆论和法治环境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复，对企业和企业家造成影响。资源要素供给层面，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国有偏向配置体制机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观，民间投资项目存在融资渠道窄、资金成本高、企业负担重等问题，抑制了投资意愿。优化资源配置的障碍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核心问题，将资源配置到更大生产效率部门和企业，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关键。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障碍影响了国内循环的畅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制约了经营主体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也不利于我们对国际复杂环境的应对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方面，不同地区的产权保护力度和方式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跨地区经营和投资时面临风险。一些地方可能对本地企业的产权保护更为重视，而对外地企业的产权保护相对不足，影响了企业跨区域投资和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同时，市场准入规则包括行业准入门槛、资质要求等不一致，某些地区对特定行业的企业设立了较高的注册资本、技术标准或审批程序，而其他地区则相对宽松，这使得企业在进入不同地区市场时面临不同的困难和成本，阻碍了市场的统一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此外，公平竞争制度执行差异，地方层面的执行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通过行政手段或政策优惠等方式，偏袒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影响了企业跨区域扩张的信心。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不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体制存在不同程度的改革滞后。从土地要素来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城乡之间用地供应指标的使用也缺少足够的制度弹性，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劳动力要素来看，在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职称评审、人才选拔等方面，非公经济单位与公有制企业、政府机构之间也存在制度障碍，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从资本要素来看，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金融业对内外开放进展相对缓慢，限制了资本要素的多元化配置。从技术要素来看，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高技术使用企业之间存在分割，有效的技术转移机制和专业的技术经纪人员不足，不利于技术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面向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保障数据要素高效配置的基础性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在数据产权界定、数据开放共享、市场体系建设、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和跨境流动等方面，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办法。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功能尚不健全，合格的数据要素经营主体、大数据交易所、数据经纪商等市场中介数量不足。此外，多元共治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体系也不够完善，难以有效保障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障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如何承担应有的角色，“在位”而不“越位”，“有为”而不“乱为”，对构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完善仍然存在一系列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也影响了当前发展的信心。政府管理体制层面。一方面，纵向政府治理体制中存在权责配置不对称问题。一些地方习惯通过给予局部地区优惠政策的方式来调控区域发展，导致资源过度向特定区域集中，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损害了经营主体的信心和发展预期，也不利于市场的统一和公平竞争。另一方面，横向政府治理体制中存在协同性不足问题。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激励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本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往往通过优惠政策拼抢价高税大的重大投资项目，形成了地方性的市场壁垒。同时，区域利益获得机制和规则不健全，缺乏区域关系法与区域管理法等有效的区域协调法律法规。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和利益分配中容易出现“打擦边球”等行为，导致区域冲突和市场分割。在一些跨区域的资源调配和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和协调机制，容易引发区域间的利益矛盾。市场监管体制层面。首先，监管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经营主体的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跨地区经营时需要面对不同的监管要求和执法尺度，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经营风险。例如，在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各地的监管标准和处罚力度不尽相同，这使得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限制，不利于市场的统一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其次，多头监管与协调困难。市场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或重叠的情况。在跨部门、跨地区的市场监管中，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导致监管效率低下，难以形成监管合力，无法有效打击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其三，监管信息化建设滞后。市场监管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尚未实现充分共享和有效整合，难以对经营主体进行全面、动态的监管。这使得一些企业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称逃避监管，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国家治理》：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叶建亮：应当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增强发展信心。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扎实推动制约资源更高效率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化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强产权保护是稳定市场预期的关键。应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合法产权，都要给予平等、全面、有效的保护。尤其要加强涉企法律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加快《民营企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加强涉企司法监督，尤其要加强跨区域司法的公平性审查和监督。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促进创新型企业研发，提升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通过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侵权成本，对侵犯专利、商标、著作权等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推进产权的市场化配置。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效实现形式，让民间资本能够公平地参与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进程。加快数据产权立法，为数据赋能产业发展奠定法律基础。其次，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在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进一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除了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其他领域各类经营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这不仅能够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还能向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即市场的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守信企业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企业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经营主体的精准监管，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三，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精准性和可持续性，例如通过合理安排政府支出结构，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支撑。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灵活，根据经济形势及时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例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适当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和消费，稳定经营主体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建立健全宏观经济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通过整合金融、产业、贸易等多领域的数据，构建综合风险评估模型，提前发现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如债务风险、金融市场波动风险等。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使企业和投资者能够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避免风险冲击带来的恐慌，增强他们对经济稳定运行的信心。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促进市场经济活力为准绳，加大力度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着力打造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高度匹配的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例如，清理和规范各类行政审批事项，通过“放管服”改革，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和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让企业能够在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主决策、自主经营，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信心。还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流程。大力推行数字政府建设，打造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网上办理、并联审批等。例如，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事项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一站式办理，大大缩短办理时间，提高政务服务效率，提升企业和群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和信心。健全行政问责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机制，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行为进行严肃问责。明确行政责任的范围和标准，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地。例如，对于在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故意刁难企业、滥用职权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对政府公正执法的信心。强化外部监督，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政务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例如，对于社会关注的重大项目建设、财政资金使用等情况，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让公众看到政府依法办事的决心。持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活力，进而提升我们应对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一是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特别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要降低参保门槛，简化参保手续，提高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例如，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方便人们随时随地办理社保业务，让人们在面对生活风险时更有安全感，从而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更有信心。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情况，适时调整养老金、医保报销比例等。合理确定社会保障待遇调整机制，确保社会保障待遇的可持续增长，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福利的不断改善，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二是深化教育和人才体制改革。加强教育公平性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例如，通过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轮岗制度，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让家长和学生对教育公平有更多的信心。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建立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打破学历、职称等传统评价限制，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和评价人才。例如，在一些新兴行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设立符合行业特点的人才评价标准，激发人才的创新动力，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这些行业，增强人才对自身发展和行业前景的信心。三是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完善医保政策引导机制，通过差别化的医保报销政策，引导患者合理分流。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在医保政策、筹资标准、保障水平等方面的统一。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采访人：《国家治理》杂志编辑 董惠敏】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对外公布了《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计划，力争2025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以上。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在接受浙江卫视3月26日《今日评说》栏目访谈时，对如何以预期管理破局消费“焦虑”进行了点评。 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所谓预期管理，就是通过政策干预、信息沟通和舆论引导等手段，向市场传递明确一致的信息，对经营主体等的预期进行引导和调整，从而提振信心，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决策。浙江省的提振消费方案中的“七大行动”里明确写到，大力实施就业支持计划，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就是给了居民一个明确的信号，就业、增收这件事情，政府是把它当成重中之重在抓的，相关的就业支持计划是一定会落实在位的，这就为居民稳定消费预期吃下了定心丸。浙江此次将生育补贴、农民工子女教育等民生领域，纳入消费提振政策的核心，本质上是通过“结构性减负”重塑消费市场的底层逻辑。这一转向背后有三个深层次考量：首先是破解“攒钱焦虑”的消费心理困局。普通家庭不敢消费，60%的顾虑是“未来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自己养老。通过农民工子女100%公办学位保障，单这一项每年可为外来务工家庭节省约2.4万元/孩的民办教育支出，这相当于直接释放出百亿级消费潜能。其次是构建“人力资本-消费升级”的螺旋增长通道。获得生育补贴的家庭婴幼儿早期教育投入增加，可以催生出托育机构、益智玩具等新消费场景。这种政策设计暗含经济学人力资本投资乘数效应——今天的教育投入将转化为未来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进而支撑消费升级。最后是打通“城乡消费平权”的制度梗阻。方案通过教育公平+充电桩下乡的组合拳，既降低现实支出（公办教育替代民办），又创造消费场景（新能源车下乡激活乡村旅游）。这种政策转型也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的研究结论：消除“防御性储蓄”焦虑对消费的刺激效果，是简单发放现金的3-5倍。可以说浙江正在用制度创新把“不敢消费”的痛点转化为放心消费的增长点。通过预期管理提振消费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非替代民众做消费决策，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为钱包“扩容”：首先是拆除“消费路障”而非指定“消费路径”，就像政府修建高速公路时不会规定司机必须去哪个服务区消费，浙江的教育、医疗保障是在拆除阻碍消费的“收费站”。其次是“加固消费地基”而非“设计消费图纸”，在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明确：当家庭基本安全网筑牢后，民众会更敢于把“生存账户”里的钱转移到“发展账户”和“享受账户”。最后是“扩大消费半径”而非“划定消费禁区”，真正的“管钱包”是指限制消费选择，而浙江实践恰恰相反，它通过填平民生鸿沟，让每个钱包都能在更广阔的消费平原上自由奔跑。那么浙江的消费提振政策既注重“当下纾困”，也重视“长期蓄能”。去年浙江针对消费寒冬推出家电换新补贴，但同时布局未来：比如要求补贴商品必须是一级能效，倒逼产业链升级；而且结合年轻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一些家电产品的更新迭代已经不单单局限于传统的技术升级，更加注重消费场景的多元化与情绪价值的有效触达。又比如技能培训锁定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朝阳行业，为下个周期储备人力资源。浙江将政策工具转化为生产要素——短期消费刺激不再是简单的资金消耗，而是通过规则设计转化为人力资本、数字资产、绿色技术等长期生产要素的积累。这种“把止痛药变成维生素”的治理思维，正是破解周期魔咒的密钥。
摘要：本文分析了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网络下，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研究发现：(1)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土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土企业创新有抑制作用。(2)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增加进口中间品总量、种类和质量促进企业创新；国外知识产权保护虽会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但会降低进口中间品种类和总量，进而抑制企业创新。(3)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密集型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较大；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较大，但对外资企业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建设更有利于实现“以开放促创新”。关键词：双向知识产权保护;进口中间品;中间品质量;企业创新;文章来源：世界经济文汇,2025,(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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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COMMENTS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3月24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论坛中方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昊主持开幕式；论坛外方主席，安达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致辞。 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来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和中外知名学者，围绕“持续发展的中国”这一论坛主题展开交流与研讨。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研讨会。
叶建亮：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先行探路作用
推进区域一体化，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强劲动力的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内外双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央赋予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就是要求长三角三省一市不断打破行政壁垒，深化跨区域合作，加快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探路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促进跨区域经济交流和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上一直努力探索。从允许跨区域商品流通到“星期天工程师”制度，从建立城市经济协调会到探索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长三角三省一市在跨区域协同发展和治理上超前谋划，大胆探索，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仅推动了区域内商品资源和要素更加便捷的流通，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而且不少探索经验已在全国推广，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围绕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着力突破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和机制，形成了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发和集成性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内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极大地推动了高质量统一大市场建设。 长三角区域构建了“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常态化跨区域合作机制。三省一市每年轮值举办主要领导人座谈会，谋划跨区域协同发展重大问题。在国家规划引领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围绕规划衔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等重大问题，编制区域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并设立专题合作组，发挥对接国家战略的服务平台功能和推动协调长三角各地贯彻落实的枢纽作用。三省一市相关党政机关分别建立了职能领域的跨区域横向沟通机制，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跨区域合作联盟。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区域合作机制突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促进了区域内发展的协同和市场制度的衔接。 长三角跨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框架基本形成。构建了统一登记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统一信息共享、统一创新步调的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推动了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和市场信用一体化建设，有力地支撑了统一大市场建设。长三角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升级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成为全国跨区域生态文明治理的样板。推进多规合一，制定实施跨省域地方性国土空间规划，协同推进区域生态廊道建设，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极大提升了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建设成效。以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基础，实现了跨区域数据的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跨省通办、医保社保异地结转等，这些措施便利了企业人员交流，促进了公共服务和资源的互惠共享，提升了企业和公众的一体化获得感。 长三角区域在一体化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示范案例。例如，建立了跨省域规划联编联审制度，统一了规划技术标准并对控制性详规进行联编联审，为探索跨区域规划编制管理实施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示范。形成了项目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建立了省际毗邻地区重大项目和跨区域企业投资项目的联合监管制度。推动了跨区域要素资源市场化统筹使用制度，建立了跨区域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机制、污染排放权、碳汇交易制度和环评制度改革集成等一系列制度。 以制度创新推进区域一体化走深走实 站在新起点，长三角区域要在打破区域分割，推动形成更高质量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改革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为全国跨行政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有效的经验做法，通过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引领其他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走在前列。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积极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有效制度。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的区域分割、部门分割和机构分割仍然存在，创新资源的分配、使用、监管、绩效考核仍然依赖于行政管理体系，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共享还面临诸多制约。长三角区域应充分利用创新基础优势和市场机制优势，在创新资源的获取投入、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和创新激励体系、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创新平台的运营管理、创新人才的引育等各节点上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构建科技资源全方位流通融合、各类资源充分参与、各创新主体协作共赢的新型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要立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扩大制度型开放。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的开放高地，也是内外双循环的枢纽，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竞争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扩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就是要打破各种壁垒，为资本、货物、服务、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和产品跨境流动提供制度型基础设施。特别是要着眼于增强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在对外商投资、国际人才居留、跨国经贸合作便利化等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和国际化接轨力度。要加快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投融资环境，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行业管制制度，稳步推进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构建与长三角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与此同时，要围绕自由贸易港（区）试验示范，完善进出口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提高对外贸易便捷度，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 完善区域市场制度体系衔接，加快区域间市场深度融合。要着眼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体系，加大力度推动土地制度、劳动人事制度、金融和资本监管制度的改革创新。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技术、环境和数据等新兴要素市场，在产权确立和保护、交易规则和平台建立、安全与监管制度完善、包容性体系打造等方面，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兴要素市场发展壮大和提高配置效率的体制机制。要重点完善政府市场干预行为的规范，尤其是进一步破除地方政府不规范介入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歧视性的地方政策法规等。要清理废除各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对内外有别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 要着眼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深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共享。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持续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跨区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继续优化城乡人口流动管理政策，特别是着眼长三角城市体系和城乡格局，积极探索更加自由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人口流动更加畅通便利。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核心民生领域大胆突破，在共享与均等化上先行先试，促进长三角区域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医共体”“教共体”等平台，拓宽民生资源跨区域流通渠道，建立有效机制激励民生资源丰富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要着力推动长三角社会保障标准一体化，积极探索长三角社会保障收支协同一体的有效运作模式，切实推进核心民生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 要着眼更高质量的一体化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趋势，打破常规，积极探索跨区域治理新模式。围绕产业协同、创新协同、区域功能分工、民生共享等区域一体化实施举措，积极探索区域内权责利分担共享、对等且有区别的税收体制和财政转移制度。总结提炼和优化各类“飞地”制度创新， 着力探索省际边界区域的共同治理模式。围绕低碳和绿色转型，继续探索和优化跨区域河流湖泊的综合整治和生态补偿体制，进一步完善碳汇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等生态资源市场体系，拓宽和便利生态价值的实现。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在市场准入、标准认定、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实现区域内融合贯通，“一张清单”管理。继续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新模式，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交通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提升综合运输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原载于《时事报告》2024年第二期，25-27页。《时事报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时政月刊，是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宣传、教育工作者认识、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必备学习资料
黄先海：“数实融合”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天地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信息发布会、思想分享会和工作推进会。”先后五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黄先海教授表示，浙江大学既是乌镇峰会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一方面，浙大为峰会持续提供了人才支撑、思想支撑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浙大的创新技术也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得到了展示与鼓励，技术成果转化得以更进一步地推广，成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总量达到10.83万亿元，占长三角GDP总量的44.26%。黄先海表示，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大，数字核心产业比重高；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完备，覆盖率高；数据产出规模与综合算力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因此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现实支撑，数字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经成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黄先海介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长三角正在形成新的产业组织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龙头企业或平台为引领、支撑，与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共同合作的一种产业生态体系。”在平台带动的之下，长三角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数实融合”正在为这些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出新天地。 新的产业模式下，平台与中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工机制一直是黄先海关注的问题。他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平台对中小微企业的赋能，助力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同时协调好利益分配机制，探索构建新的平台治理模式。黄先海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而乌镇峰会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更多可能。 原文摘自：“世界互联网大会”公众号
叶建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五年结硕果 阔步再向前
编者按：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充分受益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的重要指示精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参加东方卫视《今晚》节目点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关热点问题。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年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明确在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响应中央号召，一起推动园区跨省合作，科创走廊共建、科技资源共享；一起防控大气污染、治理湖泊河道，建设美丽大花园；长三角基础设施加速实现互动互联，一起打造半小时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24小时包邮圈，不断提升“长三角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下好同一盘棋 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沪苏浙皖“大合唱”让1+3＞4，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增加到8个，数量约占全国1/3。据预测，2023年长三角经济总量有可能会接近31万亿元，5年净增量达10万亿元。 此外，2022年长三角外贸规模创下新高，进出口额达15.1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高达35.8%。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体化的战略引领，更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一个直观的体验是，5年间长三角夜间灯光指数增长了57.24%，连接城市的灯光带越来越密集。“国家赋予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即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及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应该说，这五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如此点评。在叶建亮看来，亮眼“成绩单”的背后，一是得益于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一张蓝图绘到底，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二则因为三省一市建立起“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即以三省一市领导人座谈会为代表的“决策层”，以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协调层、以“长三办”以及重点专项合作组为代表的“执行层”，三个层级各司其职，协调推进，把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当然，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原本基础就比较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产业互补”。从创新链到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一体化还有哪些发力点？ 上海是开放前沿、创新高地，江苏实体经济强劲，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拥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厚积薄发的科技资源……如何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创新处于核心地位。对此，叶建亮指出，长三角区域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等诸多优势，伴随着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各地对接需求，聚拢要素，联合攻关，聚集了一批领先的创新链和创新平台。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聚合战略科技力量，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串起创新链……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速达到9.47%，23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万余台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高水平科技供给有效支撑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创新链到产业链，近5年来，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携手打造起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形成产业协作一体化新格局。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长三角地区约占四成。今年5月28日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的国产大飞机C919，擦亮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名牌。事实上，在中国商飞带动下，仅G60科创走廊沿线的九城（区），就有千家企业被纳入大飞机产业链，共同发展。在合肥，比亚迪建设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并在蚌埠、滁州、阜阳等地设立了动力电池、电池材料、高压电器、线束等关键零部件配套基地，基本形成了全产业链布局。而叶建亮认为，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经济、科技及安全等领域都在深刻调整，面对外部挑战新要求，长三角要在集成电路、量子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夯实基础、潜心发力，取得更大成绩来引领国家创新，稳定供产业链，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使命的题中之义。 共建民生“幸福圈”共享一体化发展成果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显著标志。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的人流往来。今年9月28日，南京到上海的第二条城际高速铁路——沪宁沿江高铁正式投入运营。这条高铁将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7个“百强县（市、区）”如珠玉般串起，将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县域融入沪宁“1小时交通圈”。 6月24日，苏州市轨道交通11号线正式开通，并与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实现无感换乘，跨省市轨道交通系统深度互联互通，在国内尚属首次。从此，早餐在苏州吃奥灶面，中午品阳澄湖大闸蟹，晚上在上海迪士尼赏烟花，只需一张地铁票就能无缝连接“双城生活”。近5年来，高铁轨道不断延伸、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公众跨省一卡通行、交通管理跨区域联通……让长三角区域的互联互通，更为便捷，很多此前的“断头路”，“堵塞点”被一一打通 在叶建亮看来，近年来长三角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也给予“长三角居民”最多贴身感受，同城效应日益显现。而他认为，下一步一方面要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上持续发力，突出不同交通方式间的优化、衔接、融合与协调，“整合港口、铁路、航空乃至公路等，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分工和产业链条的嵌入，比如和‘一带一路’衔接等”。另一方面，基于交通互联互通的都市圈，要强化产业链优势互补，构建良好的产业协同分工的生态体系，“比如嘉兴正在建的第二个机场，它是‘客货并举、以货为主’，就是助力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的物流节点、枢纽”。除了交通“同城化”，对2.37亿“长三角居民”来说，一体化发展的最直观感受，还来自是生活“品质化”，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跨省申领身份证、跨省户口迁移、跨省就医、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在医疗、教育、政务服务等诸多领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创新举措，一个接一个不断涌现。其中，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启动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41座城市的1.5万余家医疗机构，均可跨省直接结算，累计惠及1300万人次。叶建亮认为，未来人才流通将愈发频繁，人才流通本身意味着非常重要的资源优化配置，将极大地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而为了促进人才流通、人尽其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区域紧密结合的公共服务，作为相应的配套，“比如随迁小孩的就学问题，比如纳税地和享用公共服务地错位产生的收支矛盾如何来解决，等等”，在叶建亮看来，这些都是未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在机制提升上进行创新的“必答题”。 （原文摘自：看看新闻Knews客户端）
黄先海教授：发挥“一带一路”上的高校作用
编者按：今年5月，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主办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隆重举办。中国外文局旗下人民画报社主办的《丝路瞭望》在2023年第6期“聚焦”栏目重磅推出专家观点和分论坛观点精粹。本期分享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教授专家观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浙江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努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添砖加瓦，发挥了高校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浙大国际联合学院与200多个学校携手打造教育国际合作品牌，成立“一带一路”学院，实行人才培养归口管理，建设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带一路”留学生教育基地。推进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联通，设立中国学、临床医学、海洋学、农学等一批特色人才项目。实施了“致远海外行动计划”“亚洲领袖项目”等一批短期交流项目，组织学校师生赴“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合作国家交流访问。 二是构建“一带一路”研究高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2014年7月，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2014年12月，以西部院为主要依托，整合校内相关研究力量，成立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3月，区域中心正式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心成立以来，通过浙江经验提升促进东西互动，通过沿边开发开放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内外联动；围绕区域协调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依托浙大多学科综合优势，将区域经济合作、社会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三大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和数据资源库作为两大支撑平台。 为加强国别与区域研究，还先后成立了浙江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德国研究中心、亚洲文明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等。以区域中心、西部院为代表的浙大智库集群聚焦“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及落地路径谋划贡献智慧。 三是依托文理工农医多学科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科技创新成果。如联合共建“中国一印度尼西亚海洋科学与技术中心”“中国一印度尼西亚生物技术联合实验室”“浙江一马来西亚传统药物联合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参与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修复工程、以色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等政府重大项目，共同应对生态能源、人口健康、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重大挑战和机遇；推进国际医疗合作，加入中东欧国家医院合作联盟等组织，将先进医疗技术和优秀人才辐射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四是打造“一带一路”高端论坛、精品书系等品牌，提升多元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从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凝练全球议题，成功举办包括G20杭州峰会重要配套会议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 “两山”理念与实践国际会议、国际展望大会等在内的重大活动，并定期举办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海上丝绸之路高端国际论坛等一系列品牌论坛。 以图书为文化交流载体，牵头承编国内首部权威“一带一路”建设知识普及型读物《“一带一路”读本》《“一带一路”一百问》,并输出15个语种版权。组织“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的专家整理、翻译和编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精要》《“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与青年机遇》等书系。加强“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了《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专辑。 原文摘自：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公众号
中心观点 ｜ 叶建亮教授：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从规模体量看，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5000万户，近十年来翻了两番多，占企业总量的92%以上;从经济表现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从增长贡献看，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十年来始终高于55%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比达6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意义重大。 民营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 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既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显示器”，同时也是将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但仍然面临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不少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巨大挑战。民营经济在投资和外贸领域前景广阔，需加大力度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尤其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市场预期不稳使民营企业更加谨慎保守,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月度增速下滑乃至负增长，民营企业外贸顺差增速慢于全国水平目贡献率低于之前三年。为促进经济稳步迈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急需扫清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破除对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束缚，以政策干预的持续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潜能。 扎实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重点。 此次《意见》的发布，直击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围绕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力、扩大民营经济生产经营规模、推动民营企业提质增效等目标，在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要素支撑力度、优化政策投放效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真招实策，可谓给民营经济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有利于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稳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预期。在主体多元、对象广泛、内容深刻的改革进程中，要保证中央政策意图不折不扣地得以落实，避免政策执行走偏、走样，关键是要强化制度刚性，以制度硬约束铆合名级政府和全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局面。 释放体制活力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宝。应当看到，即使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甚至时不时需要吃“定心丸”。制度优势难以恰逢其时地得到有效发挥，这不仅在结果上阻碍民营企业消解经济波动与下行压力引起的负面情绪，行政于预市场失灵事倍功半:还可能从源头上加重民营企业在转型期阶段性所有制区别待遇下的悲观情绪，进一步摧毁发展信心。制度刚性，简单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制度和政策的模糊空间，明晰制度规范主体的红绿灯”，降低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强化制度和政策的闭环监督与违规惩戒。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是为指导、扶持政策的落实落细提供具体且可供操作的行动指南，也是对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互动关系的深度长期调整。 发挥制度优势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预期 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才能保障民营企业对政策落实形成确定预期，从而在根本上支撑民营企业提振信心、发展壮大。 统一全社会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共识。经济改革初期，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旧体制始终未能得到定论。参照当时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验，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早期探索，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很快调整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更确切的表述，但有关市场经济的争议仍然长期存在。直至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改革目的和决心，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主线才被牢固树立，随后几十年市场主体的活跃、经济社会的繁荣才得以出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官方对其表述几经变化，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制度顶层设计对民营经济的认可与重视程度逐步加深，角色定位随时代变化愈发具象。1978-1986年期间，我们党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我国个体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空间。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又作了重大突破性调整，明确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在继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意见》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新时代赋予民营经济新的特定角色，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维护，明确将沿着既定路线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发展共识的形成是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审慎思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天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繁荣发展不仅体现了开放经济市场主体构成的多样性，同时也共同拓展了国内国际市场规模。当前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更加强调使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着力推动功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将政府作用严格约束在为市场机制扫清障碍的范围内，其目的就是要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转变以往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活动的思路，使其在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刚性方面下更大功夫，从而缓和与改革进程不相符的政府市场错位情况。 多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政策闭环，维持基层改革良性循环。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落实及反馈，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会经历长链条的传导，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各执行节点不仅要对上级指示精神领悟到位，保证政策落实不走偏、不走样.还要切实防止政策落实“中梗阻”和打滑空转现象。在中央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顶层部署后，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进一步列举重点工作，明确落实细节，压实主体责任，为贯彻中央指示作出配套安排。随即，部分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结合自身情况率先做出回应。例如，江苏省推进涉企行政合规指导工作机制探索，广州市从扶持政策、服务体系、法治环境、社会氛围等方面制定20条具体措施。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展示了衔接及时、针对性强的政策执行模范样板，这离不开长期以来深耕市场经济而形成的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的精准判断能力和明确自身改革任务的迅速反应队伍。受益于此，民营经济改革更容易迈上新台阶。 以制度刚性支撑 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 以制度刚性支撑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重点是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全面落实法治保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法治是最可靠、最根本的保障。要不断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立安全感。要依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各类宏观政策在民营企业中的实践效果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健全的法制和制度体系保障，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要加强普法，指导民营企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努力营造更加稳定公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是合理设置产业管制“红绿灯”。尽管在制度上明确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和做法在逐渐减少，但在实践中还是存在不少隐形障碍。要明确负面清单并稳步缩减清单事项，让企业知道哪些事项违法违规，明确规则底线。同时，要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的体系建设和配套措施设置，彻底清理与负面清单制度不符的传统习惯做法，合理有序放开定点生产经营、准入资质限制等特殊的禁入形式。推动事前审批向全链条监管转变，解决好民营企业进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隐形门槛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税收优惠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此同时，也要明确正面清单，对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挥创新动力足等积极作用的行业领域加以列明，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安全和发展命脉的行业，探索剥离其中的竞争性业务并向民营企业放开。 三是大力维护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在资源获取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使资源配置向民营企业适度倾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破除间接融资中的所有制歧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拓宽公司、企业债券融资渠道，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优化民营企业用地供给，做到有保有压，持续完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平台建设，探索发展工业用地分割转让，试点解决用地需求。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向民营部门，用好住房保障、教育落户等政策增强民营企业吸引力，支持探索校企合作柔性引才方式。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数据开放共享，加快数据资立确权登记、数据价值评估、数据交易收益分配等数据流通交易体系建设，赋能数字化转型。 四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既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交往，又要明确纪律底线。既要清除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土壤，让民营企业回归钻研市场经营的主业，又要厚植实干实效、开放包容的风气，让企业家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得到有效回应。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例，从以正面清单为主到以负面清单为主，明显放宽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领域的政策限制，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在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硬性要求下，破除各类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促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过去40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以体制改革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提振企业家信心、推动民营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挫折、化解重大风险的法宝。以制度改革为遵循，新时代民营经济也将进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懈努力。 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卓。 原文转自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15日A4版
叶建亮：以预期管理破局消费“焦虑”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对外公布了《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计划，力争2025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以上。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在接受浙江卫视3月26日《今日评说》栏目访谈时，对如何以预期管理破局消费“焦虑”进行了点评。 预期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所谓预期管理，就是通过政策干预、信息沟通和舆论引导等手段，向市场传递明确一致的信息，对经营主体等的预期进行引导和调整，从而提振信心，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决策。浙江省的提振消费方案中的“七大行动”里明确写到，大力实施就业支持计划，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就是给了居民一个明确的信号，就业、增收这件事情，政府是把它当成重中之重在抓的，相关的就业支持计划是一定会落实在位的，这就为居民稳定消费预期吃下了定心丸。浙江此次将生育补贴、农民工子女教育等民生领域，纳入消费提振政策的核心，本质上是通过“结构性减负”重塑消费市场的底层逻辑。这一转向背后有三个深层次考量：首先是破解“攒钱焦虑”的消费心理困局。普通家庭不敢消费，60%的顾虑是“未来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自己养老。通过农民工子女100%公办学位保障，单这一项每年可为外来务工家庭节省约2.4万元/孩的民办教育支出，这相当于直接释放出百亿级消费潜能。其次是构建“人力资本-消费升级”的螺旋增长通道。获得生育补贴的家庭婴幼儿早期教育投入增加，可以催生出托育机构、益智玩具等新消费场景。这种政策设计暗含经济学人力资本投资乘数效应——今天的教育投入将转化为未来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进而支撑消费升级。最后是打通“城乡消费平权”的制度梗阻。方案通过教育公平+充电桩下乡的组合拳，既降低现实支出（公办教育替代民办），又创造消费场景（新能源车下乡激活乡村旅游）。这种政策转型也印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的研究结论：消除“防御性储蓄”焦虑对消费的刺激效果，是简单发放现金的3-5倍。可以说浙江正在用制度创新把“不敢消费”的痛点转化为放心消费的增长点。通过预期管理提振消费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并非替代民众做消费决策，而是通过制度创新为钱包“扩容”：首先是拆除“消费路障”而非指定“消费路径”，就像政府修建高速公路时不会规定司机必须去哪个服务区消费，浙江的教育、医疗保障是在拆除阻碍消费的“收费站”。其次是“加固消费地基”而非“设计消费图纸”，在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明确：当家庭基本安全网筑牢后，民众会更敢于把“生存账户”里的钱转移到“发展账户”和“享受账户”。最后是“扩大消费半径”而非“划定消费禁区”，真正的“管钱包”是指限制消费选择，而浙江实践恰恰相反，它通过填平民生鸿沟，让每个钱包都能在更广阔的消费平原上自由奔跑。那么浙江的消费提振政策既注重“当下纾困”，也重视“长期蓄能”。去年浙江针对消费寒冬推出家电换新补贴，但同时布局未来：比如要求补贴商品必须是一级能效，倒逼产业链升级；而且结合年轻人消费方式的改变，一些家电产品的更新迭代已经不单单局限于传统的技术升级，更加注重消费场景的多元化与情绪价值的有效触达。又比如技能培训锁定数字经济、养老服务等朝阳行业，为下个周期储备人力资源。浙江将政策工具转化为生产要素——短期消费刺激不再是简单的资金消耗，而是通过规则设计转化为人力资本、数字资产、绿色技术等长期生产要素的积累。这种“把止痛药变成维生素”的治理思维，正是破解周期魔咒的密钥。
黄先海等：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创新
摘要：本文分析了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网络下，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研究发现：(1)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土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土企业创新有抑制作用。(2)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增加进口中间品总量、种类和质量促进企业创新；国外知识产权保护虽会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但会降低进口中间品种类和总量，进而抑制企业创新。(3)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密集型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较大；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较大，但对外资企业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建设更有利于实现“以开放促创新”。关键词：双向知识产权保护;进口中间品;中间品质量;企业创新;文章来源：世界经济文汇,2025,(01):1-21.
中心主任黄先海获立2025年度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三报一刊”后期资助课题
近日，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2025年度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三报一刊”后期资助课题立项名单公示结束，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价值》获立重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