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4门课程入选，其中，本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负责的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入选。 课程简介《中级微观经济学》自2020年9月24日在中国大学MOOC网上线以来，已经开展了五轮，有近2万名学生参与了该课程的选读，全网评价满分（5分）。并被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推荐为继续教育培训线上学习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聚焦于将经济学初学者从形象直觉思维转向抽象形式思维的课程定位，围绕微观经济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通过形式和方法的创新，以适合线上视频的方式加以呈现。首先，本课程将知识图谱网格化分割和模块化梳理，使得课程知识体系紧凑，知识点之间逻辑性强。有别于许多中级微观经济学拼盘式的教学方式，本课程在网格化知识点分割上更为成体系，各个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讲解更为透彻，更加有助于学生加强对微观经济学的整体性把握和系统性理解。其次，本课程层次递进明显，学习挑战性强。需要学生掌握较强的抽象思维和形式化分析工具。学生学习有一定的难度，技术训练也保持较高的强度。近三年每年平均有5%左右的学生无法通过该课程。同时课后习题的训练，推动学生经济建模和分析能力提高，更为便捷的开启经济学其他更高阶的专业课学习。再次，结合案例讲解理论模型，理论与现实结合程度高。把枯燥的理论模型与具体的案例紧密结合，既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活跃度，也让学生充分理解了经济学的逻辑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精妙之处。最后，本课程充分利用多元手段，助力自主学习和探讨式学习。我们通过线上慕课、课程群讨论、助教习题课、直播讲解等多种方式和多版本的参考资料、题库、案例库的提供，助力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学生探讨式学习。开课平台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课程链接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460725165课程负责人简介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委员，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研究》《新华文摘》Journal of Economics、China Economics Review，Energy Economic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项目、浙江省“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入选“之江青年”学者（首批）、“求是青年”学者。并获得浙江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浙江大学“三育人”标兵、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和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等荣誉称号。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郑朝鹏的文章《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于2025年12月在《浙江经济》2025年第01期增刊正式发刑。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规划的主线，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打破行政壁垒、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体系升级的前提条件，而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则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构建以“市场化驱动、全链条融合”为特征，涵盖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再到成果落地的一体化创新生态，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下一步长三角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01科创共同体已成为长三角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建设的关键支撑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2018年12月，三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服务国家战略联手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共同推进区域内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并试行科技创新券在长三角范围内通用通兑。2023年4月，三省一市联合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以“科创+产业”为引领，面向国家和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带动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2025年8月，三省一市共同发布《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多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2024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2011年的100分增长至2023年的267.57分，特别是201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幅达9.26%，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加速推进。从人才共享来看，长三角区域推行“人才双聘制”“职称互评互认”以及“人才流动贡献度积分”兑换跨区域购房补贴等创新举措，使高端人才跨区域流动率从2019年的12%提升至2025年的28%。从成果共用来看，截至2024年底，三省一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1年增长145%，专利转移从2011年的以上海输出至三省为主到2023年江苏、浙江成为长三角技术转移的重要“贡献者”。从科研合作来看，截至2024年底，长三角区域跨省域国内发明专利合作申请量达到9545件，2021-2024年，长三角区域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94项、占全国45.8%，其中，长三角合作45项、占获奖总数23.2%。02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仍然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区域科技创新的标杆企业与经济实力不匹配。2025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中，三省一市共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浙江6家、上海4家、江苏4家，仅与位居第一的广东（14家）相当。从城市来看，深圳共有10家企业上榜、北京共有8家企业上榜，杭州、上海分别位居全国第三（6家）、第四（4家）。其中，杭州的亮眼表现主要得益于“杭州六小龙”中的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入选榜单。智慧芽发布的“2025中国科创领袖TOP100”中，长三角区域共有26家企业上榜，与粤港澳大湾区（24家）相近，但远低于京津冀（37家）。整体来看，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创新标杆企业数量不够多，与广东、北京等地还有差距，科技创新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专业化分工格局仍待提升。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各地出于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利益考虑，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状况仍普遍存在，特别是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存在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新资源的错配和创新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区域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均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列为重点，造成了地方科技投入重复与不足并存，各地产业同质化严重，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的错位发展，无法将有限的财力、科技、人才等资源聚焦于支持本地优势产业创新，难以跨区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还不健全。科技创新协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各方建立共担共享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现实中各地之间R&D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重复建设科技园区，造成了人力、物力、智力的浪费。由于缺乏健全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各地都希望发展高端产业和高价值环节，不愿意发展传统配套产业和生产性环节，导致区域间的分工和协作陷入困境。科技创新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使拥有稀缺科技资源的地方不具备开放共享的激励，特别是缺乏健全的联合研发风险分担机制，使联合攻关项目的出资比例协调困难，研发失败情形的应对举措不成熟，导致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进展缓慢，各地之间科学数据库、科技专家库等高端创新要素的开放共享程度较低。03以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在“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开局的关键年份，需要深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不断强化战略协同和制度保障，完善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与共享体系，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同创新格局。强化执法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法治化。立法保障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基石。《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是长三角首部以协同立法的形式针对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制定的法律性问题决定，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同执法机关对法律规定的差异化阐释会消解区域协同立法的成果。为确保《决定》的有效实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方在创新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衔接，以立法凝聚共识，以法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保障长三角科技创新从“点”的合作转向“面”的协同。强化协同促进长三角内部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长三角区域汇聚了上海的综合服务与基础研究、江苏的先进制造与外资企业、浙江的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以及安徽的科创潜力与产业腹地等多元优势。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倍增效应，关键在于强化协同，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让三省一市都能在科技创新合作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在操作层面，既要大力支持建立“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也要持续推广“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合作模式，打造更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合作载体；同时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通过共同梳理产业链图谱，开展联合招商和靶向补链，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强化共享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产生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实现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要健全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着力构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分散、封闭使用和重复建设的弊端，特别是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等开放共享。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动机制，协同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等，支持长三角区域高校间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推进人才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职称认定等跨区域互通，促进科技人才有序流动。
12月5日，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2025年第二期内部交流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贺铨出席会议，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副组长余晓晖主持会议。会议围绕“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目标与指标设计、重大工程建议、培育为优质数据付费的市场共识、以及国家数据局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与会委员系统梳理总结前期相关研究与实践，深入分析研判“十五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总体目标设计，围绕数据要素、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重大工程布局建议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方向。会上，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立足自身研究领域发言。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的文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于2025年9月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正式发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摘 要] 回顾1978年以来的史实，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经历了超长期跨越式的规模增长，而且经历了贸易结构快速升级、主导新产品贸易快速迭代，乃至局部突破引领世界贸易前沿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变革，这一典型化事实对以比较优势为内核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为内核的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此，应建立一种可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绩效给予逻辑一致的解释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理论，与之相匹配的是以中立赋能贸易机会、增进贸易竞争和贸易创新为特征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高度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的基本经济性质及其内涵抽象。[关键词] 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引言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2004年、2007年、2011年货物进出口规模分别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8%提升至11.0%，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此后，除个别年份外，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全球第一，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比例进一步提升至12.4%。与贸易规模跨越式发展相伴随的，还包括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出口技术含量向世界前沿快速赶超、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快速攀升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内嵌着诸多创新性的理念与发展经验，如渐进式开放、区际国际二重开放、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具有转轨特征的“制度型开放”以及近期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开放型发展战略和实践，为构建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土壤。张二震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从国际经济学理论史来看，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和演化主线。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为什么会发生，但其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对如下两大中国命题的解释上，而这两大命题对存量的欧美国际经济学理论解释力形成了重大挑战。第一，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全球经济比较视野下的核心差异化特征，即在贸易超长期大规模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为何能持续快速升级、主导贸易产品为何能创新迭代直接逼近乃至局部跨越世界贸易前沿？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内核的比较优势理论，仅能给予部分解释。新近文献表明，如果低收入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家分工，贸易条件与处于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相比可能不断恶化，进而存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风险。新贸易理论虽然从规模报酬递增视角，提出了部分国家可以通过偶然因素或外部干预获得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但这一结论严重依赖对方国家不反制的假定。显然，上述两大主流理论在中国贸易典型特征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局限性。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已基本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且面临较多针对性的贸易反制。最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更多是从微观视角解读高生产率企业方可参与贸易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解释力同样不足。第二，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在顺应贸易自由化导向和不违背WTO国际规则环境下促进贸易发展并有益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脱离这个性质的政策，很难解释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中，为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经济体可以取得超纪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创新，与中国长期倡导的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息息相关。需要承认，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体系的贸易政策，并非如新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以邻为壑”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自由贸易政策。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有偏地认为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市场经济、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正当竞争政策，损害了他国的利益，这在总体上不符合中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抽象提炼中国贸易政策的整体特征，并在国际理论界发出中国声音，有助于改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空前复杂多变的不利贸易摩擦背景下，极具时代价值。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丰富实践，精确回答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术语创新，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价值所在。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练总结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第四部分提出匹配核心理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第五部分为总结和研究展望。二、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一）超40年的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纪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至新冠疫情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3%，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出口奇迹”。为什么国内外学者会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称为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同时期世界对外贸易增速。图1展示了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的差值。可以发现，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对外贸易增速。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历史上，虽然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出现过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增长期，但其贸易高速增长期均未超过20年，然而中国却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图1 1978—2024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差额（二）跨越“比较优势陷阱”，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和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劳动力、环境等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动能，但从长期和比较视野来看，相当多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认为中低收入国家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能获得利益，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进入门槛低，国际竞争激烈导致增加值率和加成率不佳，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可能不断恶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郭熙保和张薇通过采用1987—2015年161个国家的SITC-2位数世界贸易数据，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多维动态分析方法，证明了“比较优势陷阱”确实存在，但中国对外贸易并没有陷入通常的“比较优势陷阱”。陆文聪和许为采用Lafay指数、PRODY指数和引入条件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中国已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其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强流动性，从宏观出口结构上看，表现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多样化和产业链高端优化升级。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出口结构平均10年发生一次重大结构性跃迁，总体历经四大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出口主要以矿物燃料和自然资源等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第二阶段（1985—1995年），中国出口切换到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成品为主，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等主导产品的出口贸易比重达到20%以上。第三阶段（1995—2010年），中国出口开始切换到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加工贸易比例也开始迅速下降。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大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和新兴前沿贸易产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2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0%，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23.7%，全球排名第一，其中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电动载人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在全球市场遥遥领先。（三）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技术含量快速逼近世界技术前沿并实现局部跨越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从发达国家获得非对称的学习溢出效应，进而取得快速技术收敛的后发优势。“贸易中学”是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黄先海和宋学印的研究发现，在远离前沿技术阶段，后发国家固然可以通过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获得高速的技术差距收敛；但在准技术前沿阶段，如果不向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切换，则容易陷入“技术追赶陷阱”。这一陷阱实际上也是“比较优势陷阱”存在的深层原因。但从目前数据上看，中国似乎已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持续提升（见图2），出口价值链不断升级，其中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代表世界技术前沿的新一代产品也进入国际贸易领跑行列。图2 2002—2022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三、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演化主线。李嘉图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由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两国两商品世界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即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是解释国际分工的唯一因素。当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与外国生产的相对成本存在差异时，两国各自专注于生产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及贸易由此形成。H-O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质是比较优势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再是劳动生产率导致的成本差异，而是两国要素禀赋丰裕度不同决定的要素价格型成本差异。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假设环境下对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收入分配、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具有有效性和解释力。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虽然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经济主流浪潮，但如下两个典型化事实使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陷入解释困境。第一，同处全球化世界中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收入差距并未弥合，甚至越来越大；第二，少数经济体通过选择“逆比较优势”产业进入国际贸易，在一个时期后反而实现“比较优势的逆转”。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为解释上述两大困境带来了新的理论机制。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以外生的技术水平差异或天生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石，是一种静态观点；一旦引入时间动态，进而纳入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的动力来源，即形成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扩充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来源与机制。第一，要素禀赋丰裕度及其结构的动态化。经济学家将劳动力L、资本K的积累，看成居户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受到文化、政策等外部变量的调节。当各国面临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或企业达到某种因产业特性或政府引导（如给予激励）而产生的不同资本积累率条件时，各国K、L的增长率及K/L结构变化率就会产生差异，最终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及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贸易要素密集度逆转就是该情景下的一个案例。第二，技术水平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驱动下的动态化。依循这一思想的动态比较优势是李嘉图模型的扩展版。经济学家发现，技术水平或生产率并非外生不变，而是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或者多重效应综合交织驱动下，呈现线性或非线性的增长。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激励本国企业率先进入一个在强“干中学”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下，生产率有较快线性或非线性增长的产业领域时，本国企业将在该产业领域获得技术水平的领先，从而扭转“一朝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上述两大内涵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学说上构成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成果；在实践中，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了强大理论基础。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大量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思想指导下的政策实践。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内核机制上的局限，使其面临越来越清晰且深刻的挑战。在理论内核上，动态比较优势所依赖的两大效应，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干中学”，均面临“稻田条件”约束，边干边学效应会随着时间动态消耗殆尽，而由分工和规模经济驱动的生产率提升或生产成本下降存在边界，跨过一定门槛即进入规模不经济，最终在远期使动态比较优势趋于固化。如今，出口导向型增长驱动的“东亚奇迹”逐渐模糊。新近20年来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模式并没有严格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路线，而是展现出一种贸易结构快速迭代、产品集合快速扩张、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快速涌现的新的典型化特征。其中，个别新兴经济体不仅在存量贸易产品集合内快速获得技术竞争力并向发达国家反向出口，还借助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窗口，率先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贸易产品，形成了新的贸易分工，拓展了贸易的前沿边界。这并非依据要素禀赋的累积、“干中学”或规模经济驱动的动态比较优势所能解释的，而是源于一种动态竞争优势，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二）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内核与动能机制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是指一种不断开拓创新产品并在新产品贸易上取得国际竞争力的贸易理论，其具有三大理论内核，分别是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与差异性创新。1. 获得性要素H-O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环境不仅忽略了禀赋性要素会动态变化的事实，还摒除了后天可获得的新生产要素及其引入后带来的新效应。获得性要素主要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后天可发展的生产要素，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不仅可投入可贸易产品的生产活动，还可投入知识创新活动，对禀赋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方式具有赋能和重塑能力。获得性要素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如将其纳入知识生产函数，并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其效应时，一旦不同的国家在获得性要素上存在异质性的积累率，将对其技术动态、贸易分工以及贸易利得产生重大影响。可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产品创新的南北国家贸易模型中，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率差异对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在新兴产品和传统产品上的分工模式变迁的影响。人力资本即获得性要素，分工模式变化即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假定世界是一个“2×2×3”模型：一个北方国家N，另一个南方国家S；两种生产要素，分别为劳动力l与人力资本h，即获得性要素，要素无法自由流动；经济中存在三种经济活动，分别为生产传统产品Z，生产具有技术含量的新技术产品X和进行研发（R&D）活动。假定i为新技术产品集合，N拥有［0，i］之间所有产品的技术，S仅拥有［0，v］之间的技术，v<i，表明南方国家处于北方国家领导的技术前沿边界和产品集合之内。消费者效用函数采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形式：不失一般性，𝜌为消费者主观贴现率，x、z分别为消费者在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上的消费数量，s、1 - s分别代表相应产品的消费者支出。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其中，bj为生产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式（2）表明人力资本不仅可作为要素投入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其水平还影响新技术产品的生产系数。产品创新发生在新技术产品部门。假定企业成功研发一件新产品的研发成本与人力资本水平ha有如下关系：上式的分母表明，人力资本这一获得性要素具有的外部性的性质不仅体现在式（2）中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效率上，还影响式（3）中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效率即研发费用。为简单起见，模型中不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路径或内生投资决策，而是直接将人力资本的动态方程设定为，其中u表示经济体中用于投资和生产下一期的存量人力资本比例，𝜂则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系数。根据上述设定，可容易解得封闭均衡时的获得性要素人力资本累积率。随后可推导两国开放经济一体化模型，即可得到开放条件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自的新技术产品集合分工。据此，可提出如下获得性要素效应：在新技术产品集合上南北方国家产业分工的临界点为v，是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率比值的函数。当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高于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并达到一定条件后，v将不断增加，推动南方国家持续获得更多新产品贸易竞争力。（证明略）从经济学原理直觉上，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之所以产生上述效应，在于人力资本、知识等获得性要素普遍具有外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大激励功能。当社会获得性要素的供给曲线右移时，可降低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成本，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现实中，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率取决于教育基础设施、教育回报率、知识尊重等因素，当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通过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支出、提高教育质量、引进海外人才等方式，提高获得性要素积累率时，就可以促进本国不断拓展新技术产品的升级边界，进而改变贸易分工模式。2. 复合性后发优势对于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如何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向世界前沿收敛甚至实现跨越赶超，一直是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议题，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领域。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1952年首次指出，落后本身是一种劣势，但也存在一种优势即后发优势。这一观察极为富有创见。大量南方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正是通过贸易和外资等渠道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获得快速技术进步，解决了比“资本缺口”更为重要的“技术缺口”问题。后发优势可由下式表达：N、S仍分别为北方国家、南方国家，𝜆N和𝜆s分别表示基于上一期技术水平自主创新效率，𝜙s表示溢出吸收效率。从式（4）可知，北方国家因处于技术前沿，只能以高风险的自主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而南方国家不仅可自主创新，还可通过𝜙s从发达国家获得学习溢出效应。通常而言，在人力资本匹配条件处于准技术前沿之前阶段时，即𝜙s > 𝜆s成立，这意味着后发国家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获得更快的技术收敛速度。式（4）充分刻画了格申克龙定义的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Brezis等、黄先海等发展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进步“蛙跳模型”。这一支文献指出，在面临新技术选择或技术革命窗口期时，领先国虽在存量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下一代新技术的初期生产率通常低于成熟的存量技术，因此领先国未必会选择新技术。相反，只要新技术生产率高于后发国的当前技术（这一条件通常成立），那么后发国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率先选择新技术的激励。当新技术具有更大的长期升级特性时，后发国便有潜力在新技术、新产品上跃升至世界领先地位。基于早期的后发学习优势、近期的蛙跳模型，可提出一个统一的后发优势——复合性后发优势。它是指在一个多产品生产的发展中经济体，因不同产品存在技术前沿距离的异质性，而产生可并行发挥后发学习优势与后发蛙跳优势的综合后发效应（见图3、图4）。图4 复合性后发优势：大型经济体复合性后发优势对格申克龙的后发学习优势和Brezis、黄先海等的后发蛙跳优势进行了两个层面的重要拓展。第一，以技术距离动态对后发学习效应和后发蛙跳效应进行了统一解释。当一个经济体远离技术前沿时，后发学习发挥主导效应；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后发蛙跳发挥更大效应功能。第二，以多产品生产稀释阿罗替代效应，以解释后发新兴大国的贸易集约边际快速增长与扩展边际快速创新的双重增长事实。据此，本文提出复合性后发优势的动能机制：在一个市场容量大、可容纳多产品生产的大型后发经济体中，潜在出口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在当前产品上迭代在位出口企业，也可选择新的更接近前沿技术的产业出口，当进入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实施出口蛙跳。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小型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中存在差异。在一个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企业即使有后发优势，一旦选择进入某个产品生产，同时将产生阿罗替代效应，延缓出口创新。同时，由于小型经济体缺乏更多的资源支撑足够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在位企业将倾向集约边际出口，出口扩展边际受到约束。大型经济体则不同，其允许多个企业在多个产品线上同时发挥后发优势，大量新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可以选择既有出口行业进行出口竞争，也可进入新的出口行业。多个企业的微观竞争与拓展过程，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贸易出口规模快速扩张（集约边际）、出口产品快速扩展迭代（扩展边际）的独特格局。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的分工深化条件下将会进一步放大。根据分工理论，人口规模决定分工深化程度。人口少和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分工细化之后就面临市场规模偏小的限制。在大国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规模，为潜在的分工合作深化提供了基础，让细化后的每个分工节点都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需求与收益，有利于形成“分工促进分工”的正向反馈。3. 差异性创新复合性后发优势主要刻画发展中经济体从远离世界贸易技术前沿到准技术前沿并可通过后发蛙跳实现贸易优势逆转的机制，但是，后发蛙跳的实现，有赖于世界已经存在新的技术集合并且发达国家未选择新技术，进而为后发国家留下窗口等多重假设条件。在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具有足够信息且足够远视的条件下，即允许较低的贴现率，那么将削弱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蛙跳机会。根据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创新是驱动技术进步的持久源泉，创新竞争是提升创新到达率的加速器。对于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不仅可选择发达经济体在新技术集合内未选择的技术实现蛙跳型创新，也可选择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实现换道超车。据此，本文提出差异性创新的效应机制：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可通过创新试错，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新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获取下一代贸易竞争力。差异性创新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独有的创新分工条件下将进一步放大。大型经济体内部具有的超大市场规模和多维市场结构，可蕴含并容纳更高的创新试错密度与溢出反馈程度。尤其对于已接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而言，自主创新将逐渐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对未来技术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维的市场结构可允许多个不同技术创新方向上的新兴企业、新兴技术、新兴产品均能获得一定的市场回报激励，从而提升不同类型的新兴技术和产品在市场竞争和需求筛选中的试错创新密度、互相溢出程度、技术迭代速率，最终使本国在未来新技术新产业贸易上获得领先地位。（三）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拓展迭代动态竞争优势是经典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一次重要理论迭代。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可在一个“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差异性创新”框架内，以技术距离时间动态为线索，对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事实给予逻辑一致的系统解释。第一，动态竞争优势是H-O要素禀赋理论在要素集合和要素性质上的扩展。在经典比较优势理论中，贸易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国家间诸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禀赋性要素的丰裕度与价格存在差异；动态竞争优势则侧重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获得性要素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第二，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或处于可能性边界上时，可转向蛙跳赶超或差异化竞争创新，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拓展新的贸易边界与贸易领域。当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时，可以后发学习效应为主导，快速提升技术水平，使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供给（数量/质量）得到快速累积，从而在世界贸易集合内持续提高竞争力。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发展中经济体可在已知的新技术集合内选择发达经济体未选择的技术，并通过后发蛙跳效应获取贸易竞争力，也可在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差异性创新，在下一代产业贸易上获取差异化竞争力。整个贸易竞争力动态转换过程，伴随获得性要素供给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动态转换成本（见图5）。图5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发展与创新：一致解释四、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国际经济理论与发展史中的贸易政策不同的贸易政策主张与其依赖的贸易理论洞察密切相关。伴随斯密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国际贸易政策基本上也沿着“自由—干预”“合作—竞争”两个具有矛盾张力的维度发展。国际贸易政策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显著，且时有迭代，但大体上是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的交替运行或有选择的组合设计。根据不同的倾向及其影响力，可将现有的国际贸易政策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1.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环境中，比较优势是解释两国贸易动因和贸易结构的核心，基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及外生性的技术差距或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假设，一国专门生产其相对优势最大的产品，另一国生产相对劣势较小的产品，国际分工与贸易由此形成，两国均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环境下，政府介入贸易的政策空间极小，国家对进出口贸易活动一般不进行干预，减免关税和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促使企业在国内外市场自由竞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问题在于，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何按照比较优势实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有悖于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政策现实。这意味着建立在诸多严格假定之上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势必丢弃了现实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规律性因素。2. 基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超保护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需求不足理论、就业理论和乘数理论，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由此形成超保护贸易政策，是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冲击。凯恩斯在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充分就业”前提条件、进出口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平衡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需求不足背景下，应重新实施重商主义的“奖入限出”政策，而且不仅是防御性地保护本国市场，实行进口限额和外汇管制以限制进口，更重要的是进攻性地争夺全球市场，对出口商品给予补贴和关税减免等优惠，以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刺激本国有效需求，扩大国内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3. 基于新贸易理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果说超保护贸易政策只是需求不足特定条件下的短期贸易政策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则是新贸易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环境中的长期占优政策。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重大突破，也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理论上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条件合理性。新贸易理论认为，通过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出口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快速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竞争能力，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和实现利润转移。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但无损于其经济福利，反而有可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从历史视角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也是对李斯特提出、穆勒等人不断发展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政策的延伸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广受国际关注，然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严重依赖于他国“不还手”，但现实中，对战略性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和出口抢占可能是一种占优策略，由此导致国际贸易陷入“以邻为壑”“囚徒困境”的局面。（二）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及其效应机制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卓越绩效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贸易战略及其政策范式密不可分。中国开放型经济展现的存量贸易产品优势快速迁移、前沿贸易产品优势快速创新的典型化特征，对传统贸易政策解释力形成两大挑战。第一，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优势变迁体现了利用比较优势的部分动力特征，但经典的单纯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难以解释中国不仅跨越了“比较优势陷阱”，而且不断有新的贸易前沿产品优势涌现迭代；第二，虽然中国对贸易部门存在体系化的政策干预，但并非如战略性贸易政策所主张的实施进口保护和对特定企业实施出口补贴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实现“国际利润转移”，这与WTO规则存在严重冲突。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比较视野，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上实施的是一种可称为赋能性的贸易政策，即一种中立赋能企业贸易机会、要素和能力，以促进贸易创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导向型贸易政策。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介入特征，是在贸易部门内部提供充分的贸易机会、获得性要素和创新条件的中立赋能，在政策工具类型上除了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更重要地体现为培育和供给有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关键共性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海外高能级技术和人才引进等获得性要素。上述政策具有显著的贸易相关高能级要素供给和创新补偿的公共品特征。在政策效应机制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中立赋能的性质，在静态上具有弱价格扭曲、规避贸易资源误配效应特征，降低后发大国的企业贸易门槛，使中国基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在贸易竞争机制引导下，促使后发大国企业沿着技术差距快速收敛，在贸易产品上体现为在国际贸易存量产品集合内的快速升级。赋能性贸易政策总体具有市场友好、竞争兼容的特征。除了短期的资源配置效应，更重要的是，赋能性贸易政策具有促进与贸易有关的学习效应扩散（贸易中学）、贸易前沿创新的动态效应。人力资本、数据等高能级获得性要素的培育和供给，贸易创新性基础设施平台的建立，降低了准技术前沿企业的出口蛙跳成本，也激励企业向下一代国际产品进行差异性创新。在超大规模市场条件叠加下，多个企业的后发蛙跳、差异化创新同步进行，贸易创新到达率显著提升，由此驱动形成中国贸易结构持续快速升级、产品持续快速迭代的特征规律。在国际贸易利得及国别分配上，不同于幼稚产业保护的“市场封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性质，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效应侧重于获得性要素的创造和前沿增量产品贸易的创新，将有效规避存量的“国际利润转移”效应，且其并不以外国竞争对手损失为前提条件，不排斥国外企业对本土市场、国内贸易公共品的配置。特别是，在国际产业链工序分工新条件下，赋能性贸易政策形成的本国企业贸易创新成果将通过产业链工序向国外扩散，有助于形成多边友好型国际贸易分工与利得分享效应。（三）赋能性贸易政策的超越性赋能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不违背既定WTO规则体系下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囚徒困境”，以一种国内市场竞争友好、国际多边竞争友好的方法促进贸易优势快速升级和跨越发展。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忽略了自由贸易的竞争效应，潜在的资源误配风险显著。超保护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明显违背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且其效应严重依赖对方“不反制”这一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从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史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整合幼稚产业保护、出口导向战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后发蛙跳、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等前沿成果，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战略与政策选择形成新的拓展（详见表1）。宏观上的贸易结构升级有赖微观上企业出口产品集合的边际扩展能力。从根源性、实质性因素看，无论是企业出口产品的横向扩展，还是出口质量与价值链升级，其支柱性动力均可由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水平及其动态竞争能力所解释。综合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不同程度吸收和整合自由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对贸易创新驱动和竞争能力的增进作出新的定位与边界拓展，在贸易政策工具方面则通过中立赋能贸易机会、要素和条件，形成多边友好、市场友好的低扭曲型政策形态，是对现有国际贸易战略的一次拓展迭代，构成发挥中国特色优势、兼容国际规则共性的新一代贸易战略。五、结论与未来研究议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绩效以及在新阶段新格局下的全球化新诉求，在对当前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本文提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体现出两大拓展意义。第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这一基本国情特质、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典型化特征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依赖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所体现的结构快速升级、新的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乃至引领下一代世界贸易前沿的典型化事实，而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基本国情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实际上，本文提出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三大关键词体现的概念息息相关。由后发优势驱动的新技术蛙跳，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大国市场则保证了在面向下一代贸易产品实施差异性创新时，具有足够充分的市场进入、出口竞争及创新试错密度，提升差异性贸易创新到达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保障有足够的政策资源，但以中立赋能、增进竞争的方式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第二，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兼容吸收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并具有一般性质和广泛解释力的开放型经济学新理论。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并不排斥比较优势理论从劳动力等禀赋性要素优势驱动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发展的逻辑机制，而是强调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对禀赋性要素的有效配置、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以及跨越“比较优势陷阱”的重要功能。克鲁格曼等人开创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等机制上的动态比较优势，相当程度上可认为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例。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存量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可转向蛙跳或采取差异性创新机制，这种转变可引领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前沿，获取增量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赋能性贸易政策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但超越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无所作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以在本地培育贸易高级要素、中性贸易平台等方式激励贸易竞争、补偿贸易（技术和产品）创新，而大国市场进一步倍增释放了赋能性贸易政策效应。面向未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在理论深化与体系化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南方国家在南北产品贸易模型中优势逆转的理论关系；其次，在政策工具上，中国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条件比如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模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最小可行设计”；最后，数字贸易条件下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新的实现机制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形态需要进一步探索。当前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如何将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数据流通规则纳入动态竞争优势是一个关键课题，包括数字赋能性贸易政策。
2025年12月11日，杭州市咨询委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管智库原则，始终把牢正确工作方向，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贴决策、注重实效、体现特色的工作要求，建设高质量智库，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宣读第四届市咨询委组成人员名单，共有109位专家受聘为市咨询委委员。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聘为本届杭州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的文章《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于2025年12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理论版正式刊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间。来源：中国青年报理论版2025年12月7日 03版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并重”转型，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产业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持续巩固，制造业规模与创新双领先。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断巩固。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 新兴产业强劲增长，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光伏发电设备、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和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快速崛起，极大提振了中国制造的前景势能。 产业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增长新引擎。建成了全球最大新能源产业链，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新能源充电桩数量等指标均居世界首位，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对全球能源转型形成有力支撑。 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产业融合迈向纵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发展，5G基站和千兆宽带覆盖率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工业大类。“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智能工厂建成数量、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均位居全球前列。产业跨界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协同。 产业链安全韧性显著增强，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取得突破。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卡脖子”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等产业形成全链条自主能力，高铁、特高压等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3家，突破近700项关键共性技术，“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 基础设施网络支撑有力，促进产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建成全球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十五五”时期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五大举措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统筹“扬长板”与“补短板”，筑牢产业链韧性根基。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和产业链薄弱环节，持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与“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双轮驱动。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和产业化落地，实行产业链“一链一策”精准突破。 另一方面，聚焦优势产业，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从“规模领先”向“技术主导”转型。通过技术输出、标准输出、产能合作，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从“被嵌入者”转型为“规则塑造者”。 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联动升级双引擎。传统产业升级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而推动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模式。强化质量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的认可度，巩固传统优势行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布局，完善从创新设施、技术研发到产品迭代、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与可行商业模式。通过“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形成新老产业互促共生的产业生态。 统筹制造业与服务业，提升产业体系协同效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形成“制造+服务”双轮驱动的产业形态。聚焦“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能。积极推动研发设计、物流仓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建立与先进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体系。推广服务型制造模式，鼓励制造业企业从“产品提供者”向“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搭建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融合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加强服务标准与质量品牌建设，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推动两业融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演进，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统筹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畅通资本赋能产业良性循环。大力发挥资本的产业导向功能，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构建“资本引导-产业创新-价值回报”的良性循环。强化“精准赋能、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体制机制，推进产融深度融合。持续壮大耐心资本，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基础研究领域。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大力创新和发展直接融资工具，推广“投贷联动”“债转股”等模式，满足产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优化上市标准与退出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加大产业投资机构培育，提升资本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让资本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非“投机器”，抑制金融脱实向虚。 统筹对外开放与产业安全，构建开放包容的产业体系。通过“开放中求安全、安全中促开放”，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高端环节的份额，提升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竞争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对外产业合作，构建“多元互补、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优化外资利用格局，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提升自贸区自贸港开放平台功能，打造产业开放合作新高地。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重要物资供应等领域建立“备份系统”。构建重点资源多元供应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战略储备等方式，保障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安全。坚持“对等开放”原则，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防范外部技术封锁与产业遏制。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4门课程入选，其中，本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负责的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入选。 课程简介《中级微观经济学》自2020年9月24日在中国大学MOOC网上线以来，已经开展了五轮，有近2万名学生参与了该课程的选读，全网评价满分（5分）。并被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推荐为继续教育培训线上学习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聚焦于将经济学初学者从形象直觉思维转向抽象形式思维的课程定位，围绕微观经济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通过形式和方法的创新，以适合线上视频的方式加以呈现。首先，本课程将知识图谱网格化分割和模块化梳理，使得课程知识体系紧凑，知识点之间逻辑性强。有别于许多中级微观经济学拼盘式的教学方式，本课程在网格化知识点分割上更为成体系，各个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讲解更为透彻，更加有助于学生加强对微观经济学的整体性把握和系统性理解。其次，本课程层次递进明显，学习挑战性强。需要学生掌握较强的抽象思维和形式化分析工具。学生学习有一定的难度，技术训练也保持较高的强度。近三年每年平均有5%左右的学生无法通过该课程。同时课后习题的训练，推动学生经济建模和分析能力提高，更为便捷的开启经济学其他更高阶的专业课学习。再次，结合案例讲解理论模型，理论与现实结合程度高。把枯燥的理论模型与具体的案例紧密结合，既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活跃度，也让学生充分理解了经济学的逻辑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精妙之处。最后，本课程充分利用多元手段，助力自主学习和探讨式学习。我们通过线上慕课、课程群讨论、助教习题课、直播讲解等多种方式和多版本的参考资料、题库、案例库的提供，助力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学生探讨式学习。开课平台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课程链接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460725165课程负责人简介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委员，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研究》《新华文摘》Journal of Economics、China Economics Review，Energy Economic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项目、浙江省“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入选“之江青年”学者（首批）、“求是青年”学者。并获得浙江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浙江大学“三育人”标兵、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和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等荣誉称号。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郑朝鹏的文章《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于2025年12月在《浙江经济》2025年第01期增刊正式发刑。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规划的主线，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打破行政壁垒、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体系升级的前提条件，而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则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构建以“市场化驱动、全链条融合”为特征，涵盖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再到成果落地的一体化创新生态，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下一步长三角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01科创共同体已成为长三角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建设的关键支撑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2018年12月，三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服务国家战略联手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共同推进区域内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并试行科技创新券在长三角范围内通用通兑。2023年4月，三省一市联合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以“科创+产业”为引领，面向国家和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带动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2025年8月，三省一市共同发布《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多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2024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2011年的100分增长至2023年的267.57分，特别是201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幅达9.26%，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加速推进。从人才共享来看，长三角区域推行“人才双聘制”“职称互评互认”以及“人才流动贡献度积分”兑换跨区域购房补贴等创新举措，使高端人才跨区域流动率从2019年的12%提升至2025年的28%。从成果共用来看，截至2024年底，三省一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1年增长145%，专利转移从2011年的以上海输出至三省为主到2023年江苏、浙江成为长三角技术转移的重要“贡献者”。从科研合作来看，截至2024年底，长三角区域跨省域国内发明专利合作申请量达到9545件，2021-2024年，长三角区域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94项、占全国45.8%，其中，长三角合作45项、占获奖总数23.2%。02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仍然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区域科技创新的标杆企业与经济实力不匹配。2025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中，三省一市共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浙江6家、上海4家、江苏4家，仅与位居第一的广东（14家）相当。从城市来看，深圳共有10家企业上榜、北京共有8家企业上榜，杭州、上海分别位居全国第三（6家）、第四（4家）。其中，杭州的亮眼表现主要得益于“杭州六小龙”中的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入选榜单。智慧芽发布的“2025中国科创领袖TOP100”中，长三角区域共有26家企业上榜，与粤港澳大湾区（24家）相近，但远低于京津冀（37家）。整体来看，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创新标杆企业数量不够多，与广东、北京等地还有差距，科技创新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专业化分工格局仍待提升。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各地出于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利益考虑，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状况仍普遍存在，特别是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存在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新资源的错配和创新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区域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均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列为重点，造成了地方科技投入重复与不足并存，各地产业同质化严重，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的错位发展，无法将有限的财力、科技、人才等资源聚焦于支持本地优势产业创新，难以跨区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还不健全。科技创新协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各方建立共担共享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现实中各地之间R&D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重复建设科技园区，造成了人力、物力、智力的浪费。由于缺乏健全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各地都希望发展高端产业和高价值环节，不愿意发展传统配套产业和生产性环节，导致区域间的分工和协作陷入困境。科技创新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使拥有稀缺科技资源的地方不具备开放共享的激励，特别是缺乏健全的联合研发风险分担机制，使联合攻关项目的出资比例协调困难，研发失败情形的应对举措不成熟，导致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进展缓慢，各地之间科学数据库、科技专家库等高端创新要素的开放共享程度较低。03以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在“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开局的关键年份，需要深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不断强化战略协同和制度保障，完善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与共享体系，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同创新格局。强化执法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法治化。立法保障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基石。《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是长三角首部以协同立法的形式针对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制定的法律性问题决定，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同执法机关对法律规定的差异化阐释会消解区域协同立法的成果。为确保《决定》的有效实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方在创新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衔接，以立法凝聚共识，以法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保障长三角科技创新从“点”的合作转向“面”的协同。强化协同促进长三角内部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长三角区域汇聚了上海的综合服务与基础研究、江苏的先进制造与外资企业、浙江的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以及安徽的科创潜力与产业腹地等多元优势。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倍增效应，关键在于强化协同，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让三省一市都能在科技创新合作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在操作层面，既要大力支持建立“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也要持续推广“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合作模式，打造更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合作载体；同时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通过共同梳理产业链图谱，开展联合招商和靶向补链，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强化共享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产生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实现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要健全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着力构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分散、封闭使用和重复建设的弊端，特别是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等开放共享。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动机制，协同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等，支持长三角区域高校间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推进人才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职称认定等跨区域互通，促进科技人才有序流动。
12月5日，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2025年第二期内部交流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贺铨出席会议，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副组长余晓晖主持会议。会议围绕“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目标与指标设计、重大工程建议、培育为优质数据付费的市场共识、以及国家数据局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与会委员系统梳理总结前期相关研究与实践，深入分析研判“十五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总体目标设计，围绕数据要素、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重大工程布局建议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方向。会上，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立足自身研究领域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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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COMMENTS叶建亮、吕阳：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新阶段，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数实融合进程，是重塑经济结构、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实现效率变革的有效路径，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内生动力。图源：央视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挑战数据要素流动不通畅。从数据要素的发展实践看，数据要素在赋能实体经济过程中，由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数据结构、数据标准、系统设备类型和功能参数各有侧重且并不统一，直接束缚了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互联互通，进而抑制了数据要素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从数据要素的交易过程看，数据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具有非排他性、可编辑性、可复制性，而面临数据失真、篡改、泄露、数字资产暴露等风险，同时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不完善、政策文件未落地也降低了数据要素的自身价值和市场化配置效率。从数据要素的流通载体看，数据基础设施是数据流通交易的必要条件，是数据汇集管理的核心环节，也是建设数据中心集群、深化数据要素市场改革的基石。然而，当前数据基础设施的单位GDP存储容量不高、供应链中断风险较高等问题，影响异构、异地、异组的数据采集、汇聚、传输和存储功能及数据互操作功能。从数据要素的规律探索看，以往社会经济活动中将生产要素聚焦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将数据列入生产要素范畴，并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是，把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及对其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中的价值发挥规律的认识，在具体劳动实践中还无成功模式可参考，需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均衡。首先，产业主体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应用的程度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前提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抽样调查显示，当前我国8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处于深度应用阶段的企业仅占3%。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未来持续盈利、应对商业模式冲击、采集整合数据、信息技术应用等能力欠缺。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缺乏资金保障、人才储备等，试错风险高，仅依靠自身“造血”难以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数字技术的支撑能力。同时，随着数字化转型步入深水区，由于缺乏关键标准规范和转型价值评估体系，数字化基础薄弱的企业在生存压力下对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型路径不清晰，进而导致企业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力不从心”。其次，产业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度不均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反映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质量。第一、二产业数字化融合进程以及发展质量明显滞后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转型升级中数字化融合度最低。数字经济依托信息网络技术为第二产业发展赋予生产工艺流程的协调性和新引擎，提升了智能制造创新水平，但是，第二产业的数字化渗透率仅为第三产业的一半，成为制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深度融合的短板。最后，区域发展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程度不均衡。不同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非均衡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向一线城市、省会城市集聚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的情况客观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外部性等特性。经济发达地区围绕数字经济赋能主线，凭借资金、人才要素储备、数字经济政策相对完备以及良好的产业基础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了有利的支撑条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战略性新的产业投入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显著差异，竞争新优势尚未激活，其带来的“数字鸿沟”成为阻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短板。技术支撑要素储备不充足。首先，核心基础技术面临壁垒。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从全国视域看，核心技术仍然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短板所在。先进制造业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发挥大国优势的先导力量，“卡脖子”技术清单中的智能设计与仿真、工业平台软件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较弱，高端芯片、精密机床等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国产化替代率还较弱，对外依赖风险升高。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和无法突破，难以激发产业未来潜在的高附加值，严重遏制了我国在数字化技术领域的崛起以及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推进。此外，集成电路产业制约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集成电路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是支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我国作为半导体芯片需求大国，而所需芯片高度依赖进口。据海关总署进出口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总额4796亿块，出口数量总额2678亿块，贸易逆差2117亿块；近五年（2019—2023年）进口数量总额26421亿块，出口数量13404块，贸易逆差13016亿块。这大大削弱了我国软件核心技术的储备能力。其次，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不完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化、体系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也是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提速升级的有力支撑。一是在数字信息基建方面，算力枢纽集群亟待解决数据存储难题。新加坡、捷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单位GDP存储容量分别为46.7GB、33.4GB、33.3GB，而中国为23.5GB，相对偏弱，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有待提升。同时，通信基站、光纤传输等数据传输问题尚未解决，还存在数据要素交易、流通的开放共享壁垒。二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在区域之间的布局差距较大。江苏省、河北省、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位于算力规模建设第一梯队，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大数据中心、高速宽带等核心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脚步缓慢，算力规模、算力利用率有待提升，不能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和满足地区发展需求。最后，数字化人才短缺现象凸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高科技人才赋能。一方面，当前人才培养体系难以紧跟数字化时代的现实需求，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兼具数字化技术、实体产业知识技能的复合人才缺口较大。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面对数字化嵌入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经营、转型路径的思维理念还未形成，尤其是传统企业对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需求不高，在新的技术细分垂直领域的人才方面，缺乏深度分析、先进制造流程、数字化挖掘管理人才。当前数字化人才多集中于产品研发和运营环节，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需求。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不健全。首先，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滞后。健全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可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伴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加速推进，已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前瞻性与灵活性，难以为技术、市场的高速迭代建立有效协同的治理机制。既有的标准体系、监管体系等管理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创新。因而，多元化监管措施应涵盖包容性与效率之间的权衡，以弥补数字经济治理机制的供给不足。其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安全问题严峻。数据是新的且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源，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切实保障国家、企业、公民等经济参与主体的数据安全和合法权益成为衡量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是否完善、经济是否高质量运行的标准之一。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实体经济的进程中，涉及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数据泄露、数据侵权、网络攻击、主体责任界定不清晰等问题也与之相伴而生，这种新的安全威胁不仅会对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也会制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进度，对数字生态系统形成掣肘。由此，加强数据保护、保障合法权益成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径选择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以及释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经济价值的推动者，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抢抓”新科技革命和数字化变革的“机会窗口期”：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筑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普及率和应用水平，直接影响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对于关键核心的数字基建薄弱环节，应着力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布局绿色智能数据与计算设施建设，向敏捷部署、弹性配置、跨域调度、均衡提升阶段迈进，集聚力量攻克“算力、存力、运力”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实体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二是促进数据要素流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数据是数字经济的“血液”和核心引擎，应提高数据供给质量，探索公共数据的开发、运营，盘活公共数据要素，聚焦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消费、数字医疗、智能制造，通过数据赋能的实际应用场景需求以及建立数据交易平台、场内场外数据交易并行发展、确立数据产权模式等方式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共享，进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三是推动数智并趋产业联动，引领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和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释放数字化技术的叠加、倍增赋能作用。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工业化进程和信息化结合，加快工业软件攻关突破，发挥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抓手效能。同时，注重“工赋链主”梯度培育，为企业“搭脉问诊”，助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产业基础。四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扩大数字化领域人才规模。数字经济有效运行的底层逻辑是对关键核心的数字化技术的掌握。这就要求更多数字化人才从事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工作，对掌握前沿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提出更高要求，包括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软件开发人员等。重构数字化人才供给体系、打破专业壁垒、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深度开展产教融合，形成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效益共同体”，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以适应高速更迭的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五是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手抓，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注重数据安全、构筑安全防护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和应有之义。聚焦数据要素开发、安全、产权保护领域，需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出台相关政策，建立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同时加强监管，保障数据安全和市场公平竞争。此外，还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促进数字空间治理机制变革，保障数字强国建设基础牢固。
中心主任黄先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8月17日，由科技新浙商促进会、浙江视觉智能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集‘视’广议，共‘商’新局”科技新浙商走进“中国视谷”学习交流会在视谷创新中心举行。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大会，发表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演讲，深度解读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要义、战略意义、学理化阐释与路径选择。“新质生产力的原创性提出，是对先进生产力在认识论层面的又一次飞跃。”黄先海教授说，“可以重点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并于传统产业中加速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他表示，杭州在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可能突破的方向之一是视觉智能产业，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要把“书架”成果转化为“货架”臻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应用。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机理，他提出，当前学界四大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均面临局限，以“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蛙跳×差异性先发创新”为理论内核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新建构。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他提出，可考虑将赋能型经济政策称为我国的第三大宏观政策，其本质特征是推动生产力进入下一代生产函数的政策。同时，他提出了要“相机介入”短、长专利生命周期领域行业，加快实现换道超车，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产业创新功能，要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探索“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等发展建议。原文摘自：中国视谷公众号
黄先海、董雪兵等：从“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到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擘画了作为省域发展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八八战略”，指引浙江大地实现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引领浙江开启了伟大变革之路。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浙江新的历史使命。根据浙江省委部署要求，省委宣传部启动了“习近平在浙江关于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重大课题研究。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形成了10个篇章近18万字的研究成果。6月21日，《浙江日报》专版刊登课题重要成果。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撰写的“区域协调篇”，全文共1万7千多字，刊载于第15、第16两个整版，现分享如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紧密结合浙江各地区发展实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整体推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与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着力形成先富带后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等重要论述，因地制宜地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高标准参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等重大举措，使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最为协调的地区之一，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扎实基础，为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素材。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索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战略家的眼光辩证看待浙江的资源禀赋，针对浙江山海地区发展不平衡难题，围绕发挥浙江山海资源优势，审时度势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一）提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推动“山”“海”协调发展 “七山一水二分田”是浙江的基本地貌。长期以来，浙江山区发展速度远慢于沿海地区。为解决浙江“山”“海”协调发展的难题，习近平同志站在统筹区域发展的高度推进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在他看来，“山海协作”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高浙江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2002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将沿海的发达地区与山区的欠发达地区“结对捆绑”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把“山海协作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2年到2006年间，习近平同志每年参加“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在2003年“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就是要通过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劳务等全方位的协作，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也是在这一年，浙江成立了“山海协作工程”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了“山海协作”的政策指导体系。在2004年“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把合作重点放在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放在推动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放在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上，放在资源集约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经过几年的实践，各地不断探索和丰富活动内容，使得“山海协作工程”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得到发展。 随着“山海协作工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日益增强，全省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构建起宽领域、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合作格局，区域经济布局不断优化改善。可见，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实施的“山海协作工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而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全省生产力和人口的空间布局优化，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携手共进式协调发展。 （二）提出“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着力补齐欠发达地区短板 促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之初，欠发达地区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发达地区，在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更大，即便是杭州、宁波、温州及绍兴、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也都有自己的欠发达地区，有“灯下黑”问题。习近平同志曾特意用“木桶理论”作了类比，深刻指出“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这好比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实现思想观念的跨越式转变。浙江欠发达地区由于增长动能不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但习近平同志敏锐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条件也大有改观，生态优势比较明显，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发展的空间很大。” 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衢州市调研时突出强调了加快发展的重要性，“欠发达地区要加快发展困难固然很多，但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更困难。发展快，问题就解决得快，发展慢，问题就积累得多。所以必须加快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为此，他提出，“要根据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基础条件和发展要求，综合运用‘加减乘除法’——加法，即加快经济发展，扩大经济总量；减法，即减少资源消耗、生态破坏和污染排放；乘法，即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除法，即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对外转移”。 通过充分发掘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符合欠发达地区特点的一、二、三产业，浙江深度培育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动能，推动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经济，走人口内聚外迁、自我积累和借力发展相结合的道路，逐步形成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提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根本途径还是要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优化经济布局以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发展引领作用 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可以更好地发挥带动和引领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初期，浙江省发达地区仍然存在产业链条不够高端、对周边城市辐射强度不足等问题。根据这一实际，他立足浙江区块发展特征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有力发挥了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和引领作用。“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目标是好中求快，又快又好。这样既可以更好地发挥带动和引领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又可以更好地支持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环杭州湾地区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产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是浙江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2003年12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上明确提出，“这一地区的核心任务是积极发挥先导作用，着力构建环杭州湾产业带，打造长三角‘金南翼’。”2004年3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详细描述了环杭州湾产业带和城市群的建设目标：“一条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生产力布局合理、科教支撑有力、生态环境优良，产业区、城市群、物流网有机融合的‘黄金产业带’；一个汇聚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和文明因子的城市群；一块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区。”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习近平同志还提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构想，即以杭州都市经济圈、宁波都市经济圈、温州都市经济圈、金华包括义乌等城市在内的浙中城市群作为浙江省城镇体系建设重点，为浙江省构筑若干个具有高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同时依托四大都市区优化浙江国土空间格局。经过多年培育，环杭州湾城市充分发挥了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的优势，辐射带动了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如杭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继续在全省经济发展“第一方阵”领跑；宁波把港口、开放的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发挥到极致；温州、金华、义乌等城市成为省内发展的创新高地和活力之源。 （四）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推动海洋经济强省建设 长期以来，浙江具有明显优势的海洋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海洋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于陆域经济，特别是舟山市经济发展在省内处于相对落后位置。习近平同志前瞻性地看到海洋资源优势，在浙江工作期间就13次到舟山，就发展海洋经济作出一系列科学论断和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作出精准判断，提出应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他曾就浙江发展海洋经济作出“三个有利于”的重要判断：“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我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发展后劲；有利于我省抓住机遇，进一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拓宽经济领域，增强综合实力；有利于我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舟山调研时进一步指出，“以更大的气魄、更宽的视野、更高的标准，推进海洋开发，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2003年8月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我省实施海陆联动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客观要求”，“是加强长三角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是推进我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大举措”，“是拓展发展空间，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下，发展海洋经济被摆上了省委工作的重要议程。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布局推动以宁波—舟山深水港为枢纽，温州、嘉兴、台州港为骨干，各类中小港口为基础的港口体系建设，依托港口加快了浙江对内、对外开放步伐。 实践证明，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符合浙江实际，符合浙江未来发展要求。浙江省大力发展海洋产业，采取宜港则港、宜渔则渔、宜养则养、宜工则工、宜贸则贸、宜游则游的原则，有效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有力提高了沿海地区人民生活水平。 （五）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加强对内开放带动各地区共同发展 浙江陆域面积小、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要有效解决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必须走开放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之前，浙江省与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其他省市合作交流还不够密切。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作出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等决策部署，极大地加速了浙江对内开放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州调研时强调，“无论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进，还是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来看，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都显得十分紧迫。另一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独特的区位条件、良好的发展势头和不断扩大的合作成果，也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前沿，习近平同志提出，“主动接轨上海，进一步明确我们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位置，积极发挥在该地区经济整合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建立沪苏浙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和定期举办“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论坛”，强调要共同制定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行动计划。此后，浙江省与长三角区域合作逐渐密切，与西部、东北等其他省份的合作也不断加强。2005年5月，在皖浙两省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鼓励企业“走出去”，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展。 浙江“着眼于‘主动接轨、全面融入、发挥优势、实现共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浙江省深化对内开放进程大大提速。可以说，长三角一体化为浙江突破资源限制、打开市场空间迈出了关键一步，为缩小浙江省地区差距打下了坚实根基。 （六）强调“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本土经济的竞争力”，以国际化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带动协调发展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市场豁然洞开，广阔蓝海高远莫测，战略机遇失不再来。而刚刚迈入21世纪的浙江，对外开放仍处于初级阶段，“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开放格局尚未形成。习近平同志将国际化与浙江各地区资源禀赋结合起来，以开放促发展，推动浙江形成梯次合理、优势互补的国际化产业集群，形成了促进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一个地区经济长久的活力和竞争力总是来自于同外部经济的互动，来自于同国际经济的融合。我们的产业、产品层次要向上走，必须借助于外力。”2003年，在全省工业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省各地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不一，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区位条件也各有优劣”，“必须率先在若干发展基础厚实、区位条件优越的区域获得突破，并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2004年3月，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则提出，“要进一步增强战略意识，提高全面实施对外开放的责任感。开放战略意识强不强，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快不快。”一个月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大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拓对外贸易市场、积极培育有效出口主体，加快建设公平贸易体系。在国际化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地区差异，强调充分发挥区域特色要素禀赋，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在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第二次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鼓励企业在省外投资创业，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带动产品走出去、资源引进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 浙江各地区充分释放特色比较优势，推动了产业的国际承接和梯度转移，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例如，杭州成为世界数字经济高地、宁波成为国际港口名城、义乌成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国际化重要举措大幅提升了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在缩小地区差距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在习近平同志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将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目标。2023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杭州市与最低的丽水市的数据比值为1.56，浙江成为全国地区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一）坚持深化“山海协作工程”，缩小地区差距取得新成就 从2002年启动“山海协作工程”开始，浙江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升级“山”与“海”的牵手合作，奏响了“山海共富”的幸福曲，山海协作之路越走越宽，山海之间越融越紧，山海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内涵外延不断拓展。在坚持生态富民、强调充分挖掘山区潜力的基础上，2019年全省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进一步指出，“围绕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创新发展、社会事业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山海协作标志性重大工程”。2020年，为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浙江推动“山海协作工程”迭代升级，更加聚焦产业合作、平台共建、项目引领、人才支撑、资金扶持、动员社会力量帮扶等六大领域。政策力度持续加大。2021年，省委召开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暨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鲜明指出“以更大的决心、齐心协力、采取超常规举措推动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的发展新格局，开启山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制度机制不断创新。2021年以来，浙江省实施“打造一批高质量飞地”“一县一策”“实施公共服务提质扩面行动，突出均等化、标准化、优质化”等创新举措，形成了“山海协作+飞地经济”“新型帮扶共同体”等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帮扶力度和效果，更好地满足了山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经过20多年的接力耕耘，“山海协作工程”的效果不断显现，山区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2023年，浙江城乡收入比1.86，比上年缩小0.04。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1440元，其中山区26县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9730元，增长13.9%，增速比全省低收入农户平均水平高0.5个百分点。 （二）坚持内力和外力相结合，共同迈上全面小康新台阶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把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的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百亿帮扶致富”等举措，在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帮扶力度的同时，注重培育欠发达地区内生动力。 在加强对口帮扶机制方面，浙江省实施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机制，为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外部支撑。在基础设施方面，浙江省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出，要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大力提升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在农业科技方面，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发展由点及面，架起了多元帮扶桥梁，形成了“科技特派员+企业+农户”“科技特派员+协会+农户”“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农户”等多种服务模式，有效推动了全省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人力资本方面，浙江实施了“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有力提升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新发展格局下，浙江省提出要抓住四个关键发力点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即更加注重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更加注重强化数字变革引领、更加注重融入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系统性增强内生动力。 如今，浙江区域发展方式已从“经济追赶型”向“功能互补型”转变。2023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1440元，同比增长13.4%，首次突破2万元，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有了实质性缩小。 （三）坚持强化中心城市辐射，释放区域协调发展新活力 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有利于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发挥城市群的网络效应，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发达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战略构想。多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强化中心城市功能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方面，以中心城市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出台系列举措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优化全省空间开发格局和城镇空间布局，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积极探索促进居民财产增值保值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改善低收入群众生活，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最终实现物质上共同富裕。”在提升城市功能方面，浙江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调，“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城市集聚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新发展格局下，浙江省更加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浙江省委“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中心城市是创新发展的大平台，是高端要素集聚的主阵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深入实施大都市区建设行动，全面提升中心城市能级。 当前，浙江省城市化质量不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出成效：2023年末，全省城镇化率74.2%，比2002年提高26.7个百分点，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等四市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84.2%、79.9%、74.7%和70.4%，四大都市区主体地位和辐射能力不断增强，有力地带动了全省各地区高质量协调发展。 （四）坚持推动海洋强省建设，打造海陆联动发展新机制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把经略海洋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习近平同志绘就的海洋经济发展蓝图，坚持向海发展，向海洋要资源、要空间、要潜力、要增长点，推动实现海洋经济的蓝色崛起。 在深化发展海洋经济认识、凸显发展海洋经济地位方面，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是我省的优势所在，海洋经济是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把发展海洋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各方推动下，建设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等上升为国家战略，海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积极实施‘5211’海洋强省行动，深入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统筹抓好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文化培育”。2017年11月，浙江省印发《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国际强港的若干意见》，要求着力推动“一核两带三海”的海陆空间格局形成。新发展格局下，浙江把海洋经济摆在国家“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位置，努力打造浙江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加快海洋强省建设，把宁波舟山海域海岛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构建“一岛一功能”海岛特色发展体系和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 经过不懈努力，浙江走出一条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形成了以建设全球一流海洋港口为引领、以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动力、以加强海洋科教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支撑的海洋经济发展良好格局。2023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3.24亿吨，同比增长4.94%，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530.1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85%，稳居全球第三。 （五）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深化合作提升共富新高度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重要理念。浙江顺应时代潮流，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遨游，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轮子一起转，将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真正做到了“内”和“外”“两条腿走路”，练就了一身善泳的真本领。 2007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区域合作与交流的体制机制，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规划的实施”。在此阶段，浙江推动沪苏浙交通互联、能源协作、要素共享和环境共保等多项重点工程，多维度、多层次地深入协作。在良好的合作基础之上，浙江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发展。2015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更加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加强长三角区域合作交流”。在政策大力推动下，浙江省加速融入长三角地区合作。 例如，浙江省以嘉兴为桥头堡打造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实现了人才、科技、信息、金融等多领域对接，地区间企业的交流、要素流动和公共服务共享更加顺畅。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省深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落实落细，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2021年，浙江省出台《“十四五”时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计划》，围绕建设长三角创新发展增长极、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金南翼”、长三角幸福美丽大花园、长三角改革开放引领区的目标定位，提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六大行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释放出来的空间红利、制度红利、市场红利，为浙江注入了澎湃的新动能，长三角区域合作良性互动体系的形成，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六）坚持用好国际国内市场，拓展区域协调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注重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增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仅是加快浙江与世界经济融合、迅速提升浙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也是充分发挥地区特色比较优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持续提升地区收入水平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来，浙江不断深化对内对外开放窗口建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增强。 “引进来”方面，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加快构筑开放新格局。要进一步确立新的开放理念，实施新的开放战略，扩大开放领域，全面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此时，浙江省以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为重要窗口，以改善投资环境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为重点，加快海外企业“引进来”。2011年，浙江开始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借用800万名省外、海外浙商力量，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再一次飞跃。“走出去”方面，浙江企业“借船出海”，海外并购涌起“浙江潮”，构建了全球营销网络、开拓了国际市场、吸收了其他地区的先进管理模式等，提高了浙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2023年，浙江省实际使用外资202.3亿美元，外资规模实现了进位，居全国第四。此后，随着“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的实施，浙江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攀向新高度。 浙江省坚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合作新局面。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对浙江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强调浙江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浙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大大拓展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将浙江省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不竭动能。 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探索与实践的经验启示和理论价值 缩小地区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大主攻方向之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将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大历史任务，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注重用“两手”、抓“两头”，成功把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和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全省各个地区的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统筹区域发展路子。 （一）将确保居民享有基本同等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多个维度缩小地区差距 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反映在社会文化、公共事业、民主法治等多个方面。缩小地区差距，不能简单看作缩小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的差距。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原来我们过于强调GDP，过于强调缩小区域之间人均GDP的差距，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有片面性的”，“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定要把着力点放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放在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上，放在人口素质的提升上”。围绕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发展目标，浙江从多个维度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公共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工程建设，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在全国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作为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强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必须把着力点放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不仅要注重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也要关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及时更新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以标准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作为缩小地区差距的长效机制，坚持“输血”帮扶和“造血”发展相统一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要求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然而，欠发达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实现自我发展的难度大，必须在初期予以一定强度的“输血”帮扶。但这种帮扶并非简单的财政转移，而是注重培育长效机制，促进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在“输血”帮扶的基础之上，还需要欠发达地区自身转变观念、创新体制、改善环境和不懈努力，这样才能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最终形成“造血”发展的良性循环。得益于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述与决策部署，浙江省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特点，各有侧重地选择了发展重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不断做长。 “输血+造血”才能更“活血”。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必不可少，但长期来看，欠发达地区必须立足自身，加快培育内生机制，形成“造血”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培育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与力量，取得了“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欠发达地区与贫困人口的统筹发展达到新高度，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并继续提升。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把握好自主发展与外部支持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就要求从根本上释放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使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牢牢掌握“致富经”，最终形成缩小地区差距长效机制，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注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两头”，发挥“加快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中的作用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两头”，“两头”推进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关键路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并非逾越发展阶段的发展，也不是说更快速度、更大总量的发展，而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吸取其他地区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降低加快发展的实践成本和经济成本，用较短时间走完发达地区用较长时间走过的路。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和鼓励下，浙江通过各种方式、各类途径把欠发达地区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和发达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把各自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两头”推进、互促共进的工作思路，在实现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同时有效发挥了其引领作用，推动了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缩小地区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不断深化、长三角一体化持续升级、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中西部将发展“差距”变追赶“势能”，优势互补、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尊重客观规律、抓住重点区域、促进互动合作。新形势下，只有把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和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才能切实发挥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推动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优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协同作用 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市场机制较为完善，在资源配置中具有效率优势，政府需要尽量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强制性干预，而重在防范市场失灵，更多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对于欠发达地区，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因此需要更多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职能，来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作用，一方面引导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投资，另一方面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合理流动，从而实现了欠发达地区从“输血成长”向“造血生长”、从“对口帮扶”向“自我发展”的转变和提升。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两只手”的作用，浙江省发达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实现了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受益于政府的转移支付、产业帮扶等措施，较快完成了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地区增长动力积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二者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等政策措施的大力推行，不仅充分释放了各地区经济活力，而且更好地发挥了政府资源调配功能，有力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必须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合力，不仅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对欠发达地区加强政策支持，而且要通过有效市场来培育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应当看到，缩小地区差距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协同和统筹好政府功能和市场机制，促进市场和政府各就其位、各展其长，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五）发展深化统筹兼顾的系统观念，综合运用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等缩小地区差距的辩证方法 系统观念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整体性、结构性、协同性等特征。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坚持系统观念，注重通过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和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的方法来缩小地区差距。从战略上看，着眼于全省经济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抓“两头”，注重分类精准施策，针对主体功能区定位制定了差异化政策，有效推动了发达地区等重点区域加快发展，并以此形成动力源，带动了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从战术上看，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各地区的发展优势和劣势，要求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条件合理分工，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基于这些科学观念和方法，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了缩小地区差距进程中的主要矛盾，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因题施策，使许多区域协调发展难题迎刃而解。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我国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23年6月公开的《国务院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从近年来区域经济运行看，区域板块发展平衡性显著增强，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总体好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也呈现好转复苏迹象。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统筹发展的系统观念，以系统的眼光和全局的思维来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作出战略部署。适应新形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联动性、整体性，为区域协调发展这盘大棋打通经络。 四、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着力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浙江要以更系统的举措、更严格的要求、更精准的政策着力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发挥浙江引领、示范、标杆和带动作用，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经验、作出浙江贡献。 （一）加快形成高质量全域一体全民富裕的发展图景，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征程中书写浙江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富裕的均衡图景，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浙江要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作为价值取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着力塑造引领未来的新增长极。城市群、都市圈是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平台、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对推进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起着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要加快建设世界级大湾区，全面提升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市能级，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二是大力推进山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按照“一县一策”思路，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构建起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发展相融合的生态经济体系。三是深入实施空间规划一体化。优化省域新基建布局，推动资源要素在全省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在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制度、财税政策体系、强村富民集成改革等方面深化机制创新和改革探索。四是加快区域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全省“一盘棋”，打破地区壁垒和行业垄断，整合内外部资源，以体系化、清单化的上下联动和高效协同为重点，持续推进省际交界合作，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二）以“一县一策”“山海协作”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在更加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引领区建设 浙江要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重点在山区26县，难点也在山区26县，突破点还在山区26县。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浙江应延续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区域分工合作思路，全面升级“山海协作工程”，为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建设注入内生动力。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一县一策”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推进科创飞地、产业飞地精准落地，推进万企进万村行动，构建新型帮共体。一是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枢纽功能。统筹推进海洋强省和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全面构筑衔接沿海港口、畅通义甬舟、联动长三角的内联外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整体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二是建立“山海协作”新机制，推动陆海之间产业互动、布局互联，以创新合作为重点，推动协作内容从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向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转变。推动先富带后富政策制度集成、数字化系统集成、帮促力量集成，打造一批产业链协作、公共服务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三是“宜水则水、宜山则山”，认清资源禀赋差异特征事实，注重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更加凸显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开发潜力。充分发挥山区绿水青山这个最大生态优势，坚定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信念，加快打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以旅游国际化为突破口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充分挖掘山区开放的潜力，进一步打开山区开放发展的空间。四是健全“一县一策”推动山区共富机制。推进万企进万村行动，构建“新型帮共体”。加大技术、人才协作力度，提升山区医疗、教育质量，坚决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实施做大产业扩大税源行动和提升居民收入富民行动，补齐交通基础设施、优质公共服务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短板，完善责任落实、监测分析、政策迭代、争先创优等工作机制，全面激发山区26县发展活力、创新力、竞争力。 （三）以“四大建设”能级整体提升为牵引，以“一湾引领、四极辐射、山海互济、全域美丽”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是浙江深化“八八战略”和优化浙江经济布局的主抓手，已成为浙江省打造竞争新优势的发力场和主阵地。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指出，以“四大建设”能级整体提升为牵引，以重大项目重大平台为支撑，构建“一湾引领、四极辐射、山海互济、全域美丽”空间格局。“四大建设”事关全局、事关未来，新时期浙江应突出问题导向，注重系统推进，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四大建设”。一是将大湾区打造为新的增长极。突出“一湾”引领，优化提升“一环一带一通道”总体架构，集中布局高能级战略平台、高端产业、引领性项目，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迭代建设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金衢丽三大现代产业带。二是擦亮大花园“金名片”。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浙西南生态旅游带为重点，推进生态功能区保护发展，建成省域大花园。三是以大通道促进大开放。构建以义甬舟为主轴的开放通道、支撑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湾区通道、引领大花园建设的美丽通道，促进省域联动发展。四是以大都市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培育国家中心城市，推动宁波、舟山共建海洋中心城市，支持绍兴融杭联甬打造网络大城市。支持温州提升“全省第三极”功能，支持台州创建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全面落实人才新政，推动人才向大都市区集聚，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金南翼”，在高质量协调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更加开放、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引领区建设 2023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六大行动”，大力建设科技创新共同体和数字长三角、绿色美丽长三角，全面深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合作，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期浙江要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推动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一是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加快构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重点打造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产业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二是促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鼓励浙江人才、技术和资本“走出去”，同时将长三角优质资本、先进技术、优秀人才等创新资源“引进来”，推动要素在长三角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三是注重“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结合。把浙江企业家作为资源配置最核心力量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更好地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构建内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四是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升群众获得感。推进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化，协同提升一体化治理水平和异地居民同城待遇水平，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医疗卫生协作、文化旅游共建、社会保障和信用体系建设合作，让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 （五）以数字化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共享“数字红利”在更具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引领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浙江省把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将“着力推进数字化改革引领系统性变革”作为“10个着力”主要任务之一。新时期浙江要以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主线，借助数字技术最大范围整合资源、最有效配置资源。一是以推动“三区三中心”建设为基础，奋力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以数字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领域体系重构、制度重塑、能力提升，以新体系、新制度、新模式走向未来、引领未来。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快建设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着力抓好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法治五大综合应用建设，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方位数字化改革引领数字经济大发展、以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提升产业竞争力。深化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推进规模以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加快建成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系统，加强数字经济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内国际规则制定，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全力建设科创高地。以数字化改革为总抓手，重塑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深入开展制造业新一轮“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支持之江实验室等主体参与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深化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加快培育“链主型”企业，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若干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浙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发达地区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发展动力，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加快发展乃至弯道超车的新机遇，为浙江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与活力。（课题组负责人：黄先海、董雪兵、薛天航。）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接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
近段时间，多地年轻人共同开启了“夜生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上夜校，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波夜校潮，现在的夜校课程更丰富多元，从非遗技艺到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到生活美学，夜校已经成为年轻人舒缓压力、陶冶情操的一片净土。五花八门的“潮课”、高性价比的学费、颇有水准的教师，让夜校这个原本自带年代感的概念频频爆火出圈。针对“夜校热”现象的出现，众多媒体争相探索夜校在消费方面产生的诸多影响。2024年4月26日，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建亮受邀接受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采访，就“夜校热带来消费新增量”主题发表观点。叶教授认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挖掘、创造和满足人们的需求，本身就是消费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谈如何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突破14万亿元 长三角创造全国近1/4的GDP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系统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推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如何认识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成效？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陈广汉。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扎实推进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部署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这些区域重大战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董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可以统称为“区域重大战略”，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每一个区域重大战略对其所在区域来说，都是发展的指引性战略，都有实施规划和具体政策。在推动区域重大战略落地的过程中，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十年来，京津冀探索了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大城市病”有所缓解。雄安新区建设顺利推进，首批疏解的4家央企总部、4所高校加快建设，累计设立央企分支机构200多家。通过协同做好“减法”和“加法”，实现了首都圈功能布局的优化。打造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京津冀经济总量迈上10万亿元台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优势不断发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升，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走在了全国前列。构建了更加合理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更加互补，连接更加通畅，互联互通的框架初步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的推进，拓展了区域经济布局的回旋空间，为下一步谋划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创造了短周期内大幅改善生态环境的奇迹。十年时间，京津冀PM2.5年均浓度降幅达六成。减轻中心城市负荷、加大绿色发展力度、调整3地产业结构等举措，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华北地区冬日的蓝天明显增多。京津冀在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从顶层的衔接协调机制，到各地主动打造的对接平台，从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各领域都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能更好推动共性问题的解决，这为其他地区的跨行政区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叶建亮：2018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经过5年多的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蹄疾步稳，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长三角地区以不到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GDP，站上30万亿元新台阶。形成了三级运作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有效协调一体化工作；制定出台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制定一体化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重点区域总体方案，以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宁杭生态经济带等跨区域建设方案。加强数字政务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内的跨域数据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优化再造，基本实现了企业和居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动建立了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太湖协调治理、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机制等为代表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机制、环境治理协调机制、共享发展协调机制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经验得到复制推广。陈广汉：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五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开放水平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形成了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城市空间格局。包括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核心城市，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3大发展极，珠江口东岸、西岸两大产业带以及由高铁、城轨、高速公路形成的多条发展轴。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等“国之重器”相继布局。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珠江口西岸与东岸科技创新带、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加快推进，大湾区已经拥有超过7.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加速互联互通，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广东高铁运营里程达2838公里，大湾区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大湾区机场群旅客年吞吐能力超过2.8亿人次，港口群集装箱年通过能力超8500万标箱；航线网络覆盖全球主要城市和世界主要贸易港口。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横琴今年3月1日正式封关运行。前海出台全国首部区域性投资者保护条例，积极推进与香港开展金融和法律等现代服务业合作；南沙已落地期货、航运、数据3大交易所，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揭牌运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记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董煜：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内涵，决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的人口、经济、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差异较大，决定了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坚持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让一个人掉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同样不能让一个人掉队；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生态系统重要性或脆弱性比较高的地区，往往位于中西部相对欠发达的区域，需要统筹推进特色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修复。叶建亮：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这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协调发展正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缩小区域差距的主要途径，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在地理空间上协同，不同区域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功能，实行错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生态保护主体功能的区域与以产业发展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必须建立包括跨区域生态补偿在内的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从空间面貌的呈现角度来说，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须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底色。记者：如何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董煜：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除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3大地区外，其他重要城市群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也不断增强，如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都已经成长为对中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增长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发动机”，也需要“助推器”，要共同构成推动发展的动力源系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局”。城市群地区要继续发挥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也要更多着眼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要鼓励和支持这些地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比较优势，积极创造“小而优”“小而美”的发展经验。叶建亮：区域发展有其内在规律，首先服从于自然地理条件，可以称之为第一自然地理。其次服从于主体间的相对位置，比如是否靠近大城市，是否有重大的生产力在附近布局，是否有便利交通基础设施连接等，称之为第二自然地理，它是由人类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因素。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引领，能引导经济主体改变相对空间位置，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通过重大战略和重大项目的引领性布局，改善相对后发展地区的发展基础，创造更加优良的第二自然地理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力量而非强制手段吸引全社会相关要素资源流入后发展地区，形成发展合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说，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记者：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董煜：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传统产业转型面临困难，部分城市群内部过度依赖中心城市，部分区域发展后劲不足等。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这三大战略更加紧密衔接协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强区域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宏观上，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各地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谋发展，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系统；微观上，要精细化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有针对性地加强欠发达地区的“造血”能力，正确处理好基于行政单元的政策与基于自然单元的微观管制手段的关系，减少对地方发展不必要的约束。记者：区域重大战略在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方面有何优势？叶建亮：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长三角地区具有四大优势：创新资源优势。长三角地区科教资源丰富，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一大批“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区域创新能力强，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到全国1/3以上。创新型产业基础雄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集成电路、软件信息服务、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多链融合优势。三省一市通过合作创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建立开放创新平台、提供创新券等措施，推动中心城市创新、资金与人才资源向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扩散。以及通过支持企业在中心城市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促进其主动跨区域融合，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等多链融合与跨区域合作的有效运行体系。开放合作优势。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开放门户和内外循环的枢纽，与国际领先的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跨国公司有密切的交流合作。依托自身的科创能力和创新型产业基础，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增强对国际一流创新要素和资源的吸引力，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地的国际影响力。体制机制优势。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和民营经济发达，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制度创新活跃，在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政府职能转变、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形成了有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环境。陈广汉：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依托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有利于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有利于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要推动大湾区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科技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端产业策源地。要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3月24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论坛中方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昊主持开幕式；论坛外方主席，安达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致辞。 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来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和中外知名学者，围绕“持续发展的中国”这一论坛主题展开交流与研讨。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研讨会。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负责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入选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4门课程入选，其中，本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负责的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入选。 课程简介《中级微观经济学》自2020年9月24日在中国大学MOOC网上线以来，已经开展了五轮，有近2万名学生参与了该课程的选读，全网评价满分（5分）。并被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推荐为继续教育培训线上学习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聚焦于将经济学初学者从形象直觉思维转向抽象形式思维的课程定位，围绕微观经济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通过形式和方法的创新，以适合线上视频的方式加以呈现。首先，本课程将知识图谱网格化分割和模块化梳理，使得课程知识体系紧凑，知识点之间逻辑性强。有别于许多中级微观经济学拼盘式的教学方式，本课程在网格化知识点分割上更为成体系，各个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讲解更为透彻，更加有助于学生加强对微观经济学的整体性把握和系统性理解。其次，本课程层次递进明显，学习挑战性强。需要学生掌握较强的抽象思维和形式化分析工具。学生学习有一定的难度，技术训练也保持较高的强度。近三年每年平均有5%左右的学生无法通过该课程。同时课后习题的训练，推动学生经济建模和分析能力提高，更为便捷的开启经济学其他更高阶的专业课学习。再次，结合案例讲解理论模型，理论与现实结合程度高。把枯燥的理论模型与具体的案例紧密结合，既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活跃度，也让学生充分理解了经济学的逻辑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精妙之处。最后，本课程充分利用多元手段，助力自主学习和探讨式学习。我们通过线上慕课、课程群讨论、助教习题课、直播讲解等多种方式和多版本的参考资料、题库、案例库的提供，助力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学生探讨式学习。开课平台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课程链接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460725165课程负责人简介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委员，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研究》《新华文摘》Journal of Economics、China Economics Review，Energy Economic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项目、浙江省“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入选“之江青年”学者（首批）、“求是青年”学者。并获得浙江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浙江大学“三育人”标兵、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和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等荣誉称号。
叶建亮、郑朝鹏：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郑朝鹏的文章《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于2025年12月在《浙江经济》2025年第01期增刊正式发刑。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规划的主线，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打破行政壁垒、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体系升级的前提条件，而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则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构建以“市场化驱动、全链条融合”为特征，涵盖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再到成果落地的一体化创新生态，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下一步长三角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01科创共同体已成为长三角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建设的关键支撑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2018年12月，三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服务国家战略联手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共同推进区域内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并试行科技创新券在长三角范围内通用通兑。2023年4月，三省一市联合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以“科创+产业”为引领，面向国家和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带动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2025年8月，三省一市共同发布《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多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2024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2011年的100分增长至2023年的267.57分，特别是201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幅达9.26%，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加速推进。从人才共享来看，长三角区域推行“人才双聘制”“职称互评互认”以及“人才流动贡献度积分”兑换跨区域购房补贴等创新举措，使高端人才跨区域流动率从2019年的12%提升至2025年的28%。从成果共用来看，截至2024年底，三省一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1年增长145%，专利转移从2011年的以上海输出至三省为主到2023年江苏、浙江成为长三角技术转移的重要“贡献者”。从科研合作来看，截至2024年底，长三角区域跨省域国内发明专利合作申请量达到9545件，2021-2024年，长三角区域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94项、占全国45.8%，其中，长三角合作45项、占获奖总数23.2%。02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仍然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区域科技创新的标杆企业与经济实力不匹配。2025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中，三省一市共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浙江6家、上海4家、江苏4家，仅与位居第一的广东（14家）相当。从城市来看，深圳共有10家企业上榜、北京共有8家企业上榜，杭州、上海分别位居全国第三（6家）、第四（4家）。其中，杭州的亮眼表现主要得益于“杭州六小龙”中的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入选榜单。智慧芽发布的“2025中国科创领袖TOP100”中，长三角区域共有26家企业上榜，与粤港澳大湾区（24家）相近，但远低于京津冀（37家）。整体来看，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创新标杆企业数量不够多，与广东、北京等地还有差距，科技创新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专业化分工格局仍待提升。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各地出于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利益考虑，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状况仍普遍存在，特别是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存在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新资源的错配和创新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区域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均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列为重点，造成了地方科技投入重复与不足并存，各地产业同质化严重，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的错位发展，无法将有限的财力、科技、人才等资源聚焦于支持本地优势产业创新，难以跨区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还不健全。科技创新协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各方建立共担共享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现实中各地之间R&D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重复建设科技园区，造成了人力、物力、智力的浪费。由于缺乏健全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各地都希望发展高端产业和高价值环节，不愿意发展传统配套产业和生产性环节，导致区域间的分工和协作陷入困境。科技创新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使拥有稀缺科技资源的地方不具备开放共享的激励，特别是缺乏健全的联合研发风险分担机制，使联合攻关项目的出资比例协调困难，研发失败情形的应对举措不成熟，导致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进展缓慢，各地之间科学数据库、科技专家库等高端创新要素的开放共享程度较低。03以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在“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开局的关键年份，需要深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不断强化战略协同和制度保障，完善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与共享体系，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同创新格局。强化执法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法治化。立法保障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基石。《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是长三角首部以协同立法的形式针对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制定的法律性问题决定，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同执法机关对法律规定的差异化阐释会消解区域协同立法的成果。为确保《决定》的有效实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方在创新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衔接，以立法凝聚共识，以法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保障长三角科技创新从“点”的合作转向“面”的协同。强化协同促进长三角内部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长三角区域汇聚了上海的综合服务与基础研究、江苏的先进制造与外资企业、浙江的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以及安徽的科创潜力与产业腹地等多元优势。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倍增效应，关键在于强化协同，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让三省一市都能在科技创新合作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在操作层面，既要大力支持建立“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也要持续推广“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合作模式，打造更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合作载体；同时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通过共同梳理产业链图谱，开展联合招商和靶向补链，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强化共享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产生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实现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要健全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着力构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分散、封闭使用和重复建设的弊端，特别是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等开放共享。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动机制，协同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等，支持长三角区域高校间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推进人才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职称认定等跨区域互通，促进科技人才有序流动。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参加国家数据咨询委员会2025年第二期内部交流研讨会
12月5日，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2025年第二期内部交流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贺铨出席会议，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副组长余晓晖主持会议。会议围绕“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目标与指标设计、重大工程建议、培育为优质数据付费的市场共识、以及国家数据局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与会委员系统梳理总结前期相关研究与实践，深入分析研判“十五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总体目标设计，围绕数据要素、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重大工程布局建议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方向。会上，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立足自身研究领域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