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务实，既展现了中国经济顶压前行、韧性十足、向新向优、彰显活力的图景，也深刻剖析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稳”是发展的底线，“进”是发展的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一区间化设定充分体现了“稳”的审慎与理性。结合“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这种稳增长目标既衔接短期发展实际，又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奠定了基础。 “进”的方面，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为经济发展破局赋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与“十五五”规划中的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创新发展主动权方面的超前谋划。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 协同短与长，其核心是统筹年度目标与“十五五”长远目标，既要破解当下短期困难，又要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让短期举措服务于长远发展，实现阶段性突破与长远性布局的有机统一。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短期举措，彰显了直面当前各种挑战的务实态度。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举措聚焦当下痛点难点，将为“十五五”开局扫清障碍、筑牢基础。 短期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都始终围绕着“十五五”规划的长远目标而展开，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不动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核心目标，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部署均与之同频共振。“短”“长”协同，立足当下发展的困难和现实需求，又着眼长远，使得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得以扎实推进。激活内需增长新动能 消费与投资是内需增长的“双引擎”，协同消费与投资，既是政府工作报告扩大内需的核心举措，也是“十五五”规划“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抓手。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安排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释放消费需求；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既扩大高质量投资，又带动相关消费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持续压降实体融资成本，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匹配消费与投资领域需求，为“消（费）”“投（资）”协同营造适宜环境。 同时，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消费升级，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支撑消费”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内需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协同国内市场与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要求，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谋划发展的重要维度。 在做强国内市场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国内市场的不断完善，将形成“国内市场越强大，开放吸引力越强”的良性循环。在高水平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要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同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扩大双向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让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为“十五五”发展注入强劲外部动力。践行共同富裕理念 协同物与人，其核心是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推动产业升级、物质财富增长，又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聚焦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十五五”规划“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也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价值导向。 在“物”的发展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人”的发展方面，报告突出“投资于人”的理念，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举措，与“十五五”规划民生福祉7项指标精准衔接。例如，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同时，报告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这些举措既能推动产业发展、物质财富积累，又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协同。本文转载《中国青年报》2026年3月23日
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2月4日在《人民论坛》撰文，解读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摘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从壮大耐心资本、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畅通人才流通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等方面入手，为民营经济发展和创新构建良好环境。【关键词】民营经济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肩负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①更好地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先进质态，是传统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跃升产物——这种跃升以社会共同活动方式变革为前提，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共同活动方式迭代。民营经济凭借创新能力强、市场反应快、机制灵活等优势，成为推动生产力向新质跃升的强劲动力。民营经济众多的经营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孕育的“重要场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经营主体是生产力的关键承载者，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营主体的竞争力。生产力进步必然伴随经营主体数量增长、生产经营效率提升，以及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与便利化。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5月底，全国民营经济组织达1.85亿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总量的96.76%。②如此庞大的经营主体规模，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直接体现，更为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试验与应用提供了多样化场景和广阔市场空间。一方面，创新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要求，庞大体量可有效摊薄高额创新成本；另一方面，大体量的市场规模能提升创新盈利预期，激励更多主体与资源投身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萌发、孕育与成长提供土壤。例如，深圳能在短期内建成“热带雨林”式汽车综合产业生态圈，引领新能源汽车创新，不仅依托大体量的需求市场支撑，而且依赖于产业链各个节点上民营企业的大量参与、高度协同。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重要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力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持续凸显。根据全国工商联《2025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4年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1.43万亿元，平均研发强度为3.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在创新产出层面，全国约65%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底，民营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6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79.5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52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2.81%；高新技术企业384612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0.87%。此外，2024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48.5%，首次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进出口主体。④民营企业灵活机制优势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匹配激励有效、运行灵活的体制机制，而民营企业在激励机制与运行体制上具备重要优势。其一，民营企业拥有灵活决策机制与敏锐市场感知能力，能快速响应技术迭代节奏与消费需求变化，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成为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来源。例如，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就是民营企业利用体制机制优势在前沿领域持续创新的结果。其二，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领域，民营企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产业运行模式与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革，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现实载体。其三，市场化高强度激励手段，有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者、智能化劳动工具与数字化劳动对象，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四，民营企业的灵活体制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润滑剂”，能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快速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驱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而创新是生产力跃升的根本动力。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创造性破坏”，体现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超前预判，以及对传统发展范式与路径的革命性突破。正是这种革新冲动与持续尝试，才能推动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与模式重构，实现生产力跃升。⑤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需依托超前意识、创新精神与坚定信念跨越鸿沟。新质生产力要求打破传统要素配置方式，而企业家的“组合式创新”能力能突破要素配置界限，实现跨界整合与重组，推动要素配置效率革命性提升。例如，比亚迪将电池技术、汽车工程与电子制造能力跨界重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构建“三电系统”集成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华为围绕鸿蒙操作系统构建跨界生态系统，形成产业整体生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例子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资源跨界组合、催生新质生产力具有引领支撑作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民营经济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部分民营企业战略目标短期化，长期创新动力不足。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需长期战略引领，而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科技创新中存在较明显短期化倾向。一方面，民营企业往往存续周期较短，且对宏观环境和政策的把握和判断可能不够全面准确，不少企业缺乏长远发展战略与规划，创新实践中存在“炒概念”“蹭热点”“抢风口”现象。近年来，部分企业强行将业务与数字化、双碳、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热门领域挂钩，以套取短期资本或政策红利，导致区域间重复布局、低水平竞争，削弱了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资本短期回报倾向较明显，金融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意愿相对不强，部分股权基金存在“摘熟果”现象；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错率相对不高，对长期性、原创性、高风险创新的支撑力度不够足。此外，创新行为功利化特征较明显，存在“重应用、轻基础”的问题，偏向“从1到N”的应用转化，却忽视“从0到1”的基础研究，导致原创性成果相对匮乏；部分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仅为争取政府项目资金，合作多停留在临时性、项目制层面，缺乏围绕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长期战略布局。中小企业创新动力相对较弱，创新生态出现失衡。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是新质生产力孕育壮大的重要土壤。大企业资金与资源雄厚、产业关联性强，对长期高风险创新的支撑能力较强，但存在技术路径依赖高、创新决策效率低的问题；中小企业机制灵活、机会成本低，可开展多样化创新探索。两者分工协作，才能形成健康创新生态。当前，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与能力相对不足。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领域，出现“头部企业垄断创新资源”的情况。部分明星民营企业依托深厚积累与资本追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产生强大虹吸效应，同时占据大部分政策资源；中小企业则面临人才、资金、政策的三重约束，难以参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体系。此外，大中小型企业在形成创新协作链条上存在不足，进一步制约持续创新动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创新形成阻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创新多为国际分工协作的产物，需从研发、试验到产业化应用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受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影响，少数国家在产业领域设置贸易壁垒、在高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导致依托全球分工构建的创新网络遭受较大冲击。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要求企业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全面重构，大幅抬高了创新难度与成本。企业需加大投入、凝聚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同时面临国际化制裁与“脱钩”风险。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全球化布局”与“自主创新”的两难抉择，既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又影响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壮大。新型生产关系适配不足，包容性增长面临考验。新质生产力需与新型生产关系相匹配，民营经济在参与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生产关系调整的挑战，关键是如何确保新质生产力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基石，而非企业实施技术霸权的工具。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妥善处理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的关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同时，也引发劳动岗位替代、员工工作强度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例如，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快递骑手，导致生产力提升与劳动者福利改善出现一定背离。另一方面，创新与传统产业的兼容性不足，制约新质生产力扩散，无论是线上线下竞争，还是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的争议，本质是技术与模式创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与“替代”之争。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企业需谨慎应对这类矛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源于发展阶段特性，又与市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调整好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适配性。⑥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壮大耐心资本，筑牢长期创新支撑。耐心资本是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大创新，更需资本持续投入作为支撑，短期盈利导向的资本难以引导民营企业坚持长期创新目标。壮大耐心资本需从政策引导、金融创新、生态构建等多维度系统推进，构建“长期资金供给—风险共担—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首先，以政策引导锚定长期价值。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锚定长期价值导向，培育市场化运作的耐心资本主体，构建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专项政策体系。优化政府引导基金与投资平台的考核机制、容错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激活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潜力。其次，以金融创新拓宽供给渠道。大力创新金融工具，拓宽长期资本供给渠道。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健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联动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流向长周期创新领域。扩大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创票据等金融产品。再次，以生态构建强化协同效应。强化投后赋能与资源整合，加大“创融协作”“产融协作”探索力度。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平台纽带作用，联动创新与产业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打通技术转化全链条，构建从研发源头到产业化应用全链条的资金接力机制，为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制度供给，打造“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创新生态，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首先，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将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重大创新战略体系，引导其对标国家战略，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力度。逐步加大国家重大关键科技资源向民营经济配置的力度，提高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创新战略实施中的参与度。其次，优化创新政策支持，持续提升创新政策的精准性与灵活性，针对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探索“创新券”“财政补贴”等灵活支持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精准担保服务。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平等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入开展市场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再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快速维权通道，切实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机制，提升侵权违法成本，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稳定预期。畅通人才流通机制，夯实民营企业创新基础。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要素，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需打破传统人才壁垒，畅通人才流通体制机制，推动人才资源更高效合理配置。首先，构建人才集聚平台，加大力度构建民营企业人才集聚平台，提升科创企业人才吸引力。以开发区、产业园为载体，构建区域性校企合作平台，推动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前沿科技开展广泛合作，助力产业技术革新与能级提升。其次，破除人才流动障碍，进一步清理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障碍，深化人事管理、档案保管、社保缴纳等政策制度改革。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允许专业人才储备充足、管理规范、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自主开展人才评价与认定。再次，创新引才用才模式，鼓励民营企业构建柔性引才机制，通过兼职聘用、短期技术咨询、项目合作、联合研发等形式，吸引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及外部高层次人才为企业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创新成果评定标准，明晰人才创新成果权益归属，加快科技成果从理论研究向实际产品的转化进程。深化产学研协同，打造创新共同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需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支撑、多方联动等举措，构建“需求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创新链—产业链”衔接。一方面，组建协同创新载体，以重大项目为纽带，支持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大力支持在民营企业中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企业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能力。积极探索创新联合体模式，在资金投入、成果分配等环节赋予企业更多主导权。另一方面，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鼓励各类创新平台向中小微企业开放仪器设备，通过“创新券”补贴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建立产业链协同与跨区域联动机制，以“链长+链主”制为纽带，推动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促进技术、数据、资金等要素流通，形成多模态创新共同体。坚持开放合作，着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需在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走开放创新发展之路。这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高水平创新，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创新链与价值链跃升的务实路径。首先，构建跨国创新网络。强化战略对接，在深化多层次国际创新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协同，打造跨边界创新共同体。大力支持企业主导跨国创新合作，鼓励龙头企业“走出去”联合共建跨国研发中心。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跨境创新孵化平台”等载体，助力中小企业对接海外技术、资本与市场，参与跨国产业链协同创新。其次，完善国际化支撑机制。健全国际化技术转移与转化机制，鼓励骨干科技型企业在创新资源密集地区设立海外技术转移节点，对接全球前沿技术成果，并推动其在国内转化落地。进一步规范技术跨境交易规则，明确技术进出口审查标准、定价机制与权益分配模式，防范核心技术流失与技术引进低效的风险。再次，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与第三方机构的“桥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与国际组织对接，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评估、知识产权布局、法律合规等“一站式”专业服务，切实降低跨国合作成本。【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营部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JJD790005）阶段性成果】【注释】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国人大网，2025年4月30日。②《全国实有民营经济组织1.85亿户》，《光明日报》，2025年6月28日。③《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稳中有升》，新华网，2025年9月26日。④《2024年民营企业在我国外贸领域创造“三个首次”》，新华社，2025年2月24日。⑤高波：《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弘扬企业家精神》，《国家治理》，2025年第10期。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
2025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大关，跻身“万亿之城”行列。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温州如何更好的再出发，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记者为此对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进行了专访。原文如下： 中经记者 方超 张家振 上海报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召开“新年第一会”，为2026年发展和“十五五”开局规划蓝图。1月3日，温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暨创新温州建设推进大会召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图景的重要之年，也是温州市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上述会议关于跻身“万亿之城”的表述，也意味着温州市在2025年或已成功晋级“万亿GDP俱乐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温州市GDP便首次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718.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3%。事实上，在2025年年底，温州市多次释放出晋级“万亿之城”的信息。例如，据《温州日报》报道，2025年12月8日，温州市统计局发布“十四五”时期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数据。“这座民营经济标杆城市将历史性叩开万亿大门，在复杂发展环境中交出了一份彰显韧性与活力的亮眼答卷。”有“民营经济第一城”之称的温州市成功晋级“万亿之城”，离不开深厚的民营经济发展底蕴。《202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规模以上工业领域，民营企业增加值比2023年增长10.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90.8%，凸显出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截至2024年年底，温州全市拥有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突破15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41.4万户和106.2万户。温州市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有哪些核心驱动因素和发展“秘诀”？对浙江省、长三角区域城市发展格局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中国经营报》：2026年1月3日，温州市在“新年第一会”上提出，2026年是“温州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这也意味着当地在2025年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温州市实现GDP能级跃升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核心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巩固服装、鞋业、电气、汽配和泵阀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温州市着重打造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和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现代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在朝GDP突破万亿元目标迈进的同时，温州市还提出了人口达到千万的目标。温州市通过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加大新产业发展，不断增强人口集聚能力，特别是人才吸引力，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持续优化内外交通条件。温州市增强城市产业集聚能力，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和都市圈能级、协同发展水平。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温州市持续激活“温州人的力量”，推动“地瓜经济”（编者注：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提能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在温州市打造产业集群，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民营经济发挥着怎样的关键支撑作用？叶建亮：民营经济一直是温州市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产业创新中承担着主体角色。温州市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目前，在温州市绝大多数新兴产业中，都是在民营企业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其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成为创新的主体。民营企业发达的市场网络，既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信息，也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渠道。此外，民营经济活跃也反向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和营商环境优化，进一步增强了温州市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助力浙江“三足鼎立”协调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浙江省构建“全省第三极”及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而言分别有何意义？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优化浙江区域发展格局具有标志性意义。杭甬温（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分别位于浙北、浙东和浙南，“三足鼎立”对于浙江全省空间布局具有框架性支撑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温州市的发展和杭州市、宁波市相比有所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南地区的整体发展。因此，不断提升温州市的城市发展层级，对于带动浙南发展，促进浙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温州市是长三角的南部门户，又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相呼应。温州市经济不断发展，将在增强长三角地区对外辐射能力，促进大区域板块间的融合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经营报》：目前，温州市在城市和产业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应如何进一步“拉长板补短板”？叶建亮：温州市的短板也很明显。一是对外交通仍然存在短板；二是创新资源不足，尤其是缺乏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和科研机构，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三是缺乏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主体，尤其是链主型企业不足，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核心要素的集聚。下一步，建议温州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的灵活优势，通过制度创新，集聚创新资源，破解新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另一方面，要实现错位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依托民营经济主导的产业模式晋级“万亿之城”，和徐州市、大连市、唐山市等城市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竞争格局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逻辑的哪些新趋势？叶建亮：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发展逻辑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也与我国区域差距从中东西差距向南北差距转变的趋势一致。这背后折射出的逻辑是，在新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断趋于弱化；相反，体制机制、商业文化、营商环境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性，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主导因素。本文原载《中国经营报（中经实时报）》 2026年1月12日。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4门课程入选，其中，本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负责的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入选。 课程简介《中级微观经济学》自2020年9月24日在中国大学MOOC网上线以来，已经开展了五轮，有近2万名学生参与了该课程的选读，全网评价满分（5分）。并被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推荐为继续教育培训线上学习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聚焦于将经济学初学者从形象直觉思维转向抽象形式思维的课程定位，围绕微观经济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通过形式和方法的创新，以适合线上视频的方式加以呈现。首先，本课程将知识图谱网格化分割和模块化梳理，使得课程知识体系紧凑，知识点之间逻辑性强。有别于许多中级微观经济学拼盘式的教学方式，本课程在网格化知识点分割上更为成体系，各个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讲解更为透彻，更加有助于学生加强对微观经济学的整体性把握和系统性理解。其次，本课程层次递进明显，学习挑战性强。需要学生掌握较强的抽象思维和形式化分析工具。学生学习有一定的难度，技术训练也保持较高的强度。近三年每年平均有5%左右的学生无法通过该课程。同时课后习题的训练，推动学生经济建模和分析能力提高，更为便捷的开启经济学其他更高阶的专业课学习。再次，结合案例讲解理论模型，理论与现实结合程度高。把枯燥的理论模型与具体的案例紧密结合，既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活跃度，也让学生充分理解了经济学的逻辑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精妙之处。最后，本课程充分利用多元手段，助力自主学习和探讨式学习。我们通过线上慕课、课程群讨论、助教习题课、直播讲解等多种方式和多版本的参考资料、题库、案例库的提供，助力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学生探讨式学习。开课平台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课程链接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460725165课程负责人简介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委员，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研究》《新华文摘》Journal of Economics、China Economics Review，Energy Economic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项目、浙江省“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入选“之江青年”学者（首批）、“求是青年”学者。并获得浙江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浙江大学“三育人”标兵、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和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等荣誉称号。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郑朝鹏的文章《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于2025年12月在《浙江经济》2025年第01期增刊正式发刑。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规划的主线，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打破行政壁垒、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体系升级的前提条件，而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则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构建以“市场化驱动、全链条融合”为特征，涵盖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再到成果落地的一体化创新生态，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下一步长三角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01科创共同体已成为长三角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建设的关键支撑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2018年12月，三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服务国家战略联手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共同推进区域内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并试行科技创新券在长三角范围内通用通兑。2023年4月，三省一市联合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以“科创+产业”为引领，面向国家和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带动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2025年8月，三省一市共同发布《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多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2024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2011年的100分增长至2023年的267.57分，特别是201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幅达9.26%，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加速推进。从人才共享来看，长三角区域推行“人才双聘制”“职称互评互认”以及“人才流动贡献度积分”兑换跨区域购房补贴等创新举措，使高端人才跨区域流动率从2019年的12%提升至2025年的28%。从成果共用来看，截至2024年底，三省一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1年增长145%，专利转移从2011年的以上海输出至三省为主到2023年江苏、浙江成为长三角技术转移的重要“贡献者”。从科研合作来看，截至2024年底，长三角区域跨省域国内发明专利合作申请量达到9545件，2021-2024年，长三角区域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94项、占全国45.8%，其中，长三角合作45项、占获奖总数23.2%。02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仍然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区域科技创新的标杆企业与经济实力不匹配。2025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中，三省一市共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浙江6家、上海4家、江苏4家，仅与位居第一的广东（14家）相当。从城市来看，深圳共有10家企业上榜、北京共有8家企业上榜，杭州、上海分别位居全国第三（6家）、第四（4家）。其中，杭州的亮眼表现主要得益于“杭州六小龙”中的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入选榜单。智慧芽发布的“2025中国科创领袖TOP100”中，长三角区域共有26家企业上榜，与粤港澳大湾区（24家）相近，但远低于京津冀（37家）。整体来看，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创新标杆企业数量不够多，与广东、北京等地还有差距，科技创新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专业化分工格局仍待提升。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各地出于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利益考虑，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状况仍普遍存在，特别是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存在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新资源的错配和创新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区域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均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列为重点，造成了地方科技投入重复与不足并存，各地产业同质化严重，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的错位发展，无法将有限的财力、科技、人才等资源聚焦于支持本地优势产业创新，难以跨区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还不健全。科技创新协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各方建立共担共享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现实中各地之间R&D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重复建设科技园区，造成了人力、物力、智力的浪费。由于缺乏健全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各地都希望发展高端产业和高价值环节，不愿意发展传统配套产业和生产性环节，导致区域间的分工和协作陷入困境。科技创新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使拥有稀缺科技资源的地方不具备开放共享的激励，特别是缺乏健全的联合研发风险分担机制，使联合攻关项目的出资比例协调困难，研发失败情形的应对举措不成熟，导致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进展缓慢，各地之间科学数据库、科技专家库等高端创新要素的开放共享程度较低。03以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在“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开局的关键年份，需要深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不断强化战略协同和制度保障，完善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与共享体系，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同创新格局。强化执法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法治化。立法保障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基石。《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是长三角首部以协同立法的形式针对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制定的法律性问题决定，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同执法机关对法律规定的差异化阐释会消解区域协同立法的成果。为确保《决定》的有效实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方在创新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衔接，以立法凝聚共识，以法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保障长三角科技创新从“点”的合作转向“面”的协同。强化协同促进长三角内部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长三角区域汇聚了上海的综合服务与基础研究、江苏的先进制造与外资企业、浙江的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以及安徽的科创潜力与产业腹地等多元优势。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倍增效应，关键在于强化协同，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让三省一市都能在科技创新合作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在操作层面，既要大力支持建立“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也要持续推广“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合作模式，打造更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合作载体；同时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通过共同梳理产业链图谱，开展联合招商和靶向补链，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强化共享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产生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实现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要健全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着力构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分散、封闭使用和重复建设的弊端，特别是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等开放共享。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动机制，协同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等，支持长三角区域高校间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推进人才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职称认定等跨区域互通，促进科技人才有序流动。
12月5日，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2025年第二期内部交流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贺铨出席会议，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副组长余晓晖主持会议。会议围绕“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目标与指标设计、重大工程建议、培育为优质数据付费的市场共识、以及国家数据局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与会委员系统梳理总结前期相关研究与实践，深入分析研判“十五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总体目标设计，围绕数据要素、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重大工程布局建议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方向。会上，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立足自身研究领域发言。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务实，既展现了中国经济顶压前行、韧性十足、向新向优、彰显活力的图景，也深刻剖析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稳”是发展的底线，“进”是发展的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一区间化设定充分体现了“稳”的审慎与理性。结合“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这种稳增长目标既衔接短期发展实际，又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奠定了基础。 “进”的方面，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为经济发展破局赋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与“十五五”规划中的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创新发展主动权方面的超前谋划。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 协同短与长，其核心是统筹年度目标与“十五五”长远目标，既要破解当下短期困难，又要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让短期举措服务于长远发展，实现阶段性突破与长远性布局的有机统一。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短期举措，彰显了直面当前各种挑战的务实态度。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举措聚焦当下痛点难点，将为“十五五”开局扫清障碍、筑牢基础。 短期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都始终围绕着“十五五”规划的长远目标而展开，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不动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核心目标，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部署均与之同频共振。“短”“长”协同，立足当下发展的困难和现实需求，又着眼长远，使得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得以扎实推进。激活内需增长新动能 消费与投资是内需增长的“双引擎”，协同消费与投资，既是政府工作报告扩大内需的核心举措，也是“十五五”规划“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抓手。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安排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释放消费需求；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既扩大高质量投资，又带动相关消费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持续压降实体融资成本，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匹配消费与投资领域需求，为“消（费）”“投（资）”协同营造适宜环境。 同时，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消费升级，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支撑消费”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内需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协同国内市场与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要求，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谋划发展的重要维度。 在做强国内市场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国内市场的不断完善，将形成“国内市场越强大，开放吸引力越强”的良性循环。在高水平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要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同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扩大双向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让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为“十五五”发展注入强劲外部动力。践行共同富裕理念 协同物与人，其核心是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推动产业升级、物质财富增长，又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聚焦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十五五”规划“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也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价值导向。 在“物”的发展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人”的发展方面，报告突出“投资于人”的理念，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举措，与“十五五”规划民生福祉7项指标精准衔接。例如，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同时，报告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这些举措既能推动产业发展、物质财富积累，又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协同。本文转载《中国青年报》2026年3月23日
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2月4日在《人民论坛》撰文，解读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摘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从壮大耐心资本、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畅通人才流通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等方面入手，为民营经济发展和创新构建良好环境。【关键词】民营经济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肩负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①更好地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先进质态，是传统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跃升产物——这种跃升以社会共同活动方式变革为前提，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共同活动方式迭代。民营经济凭借创新能力强、市场反应快、机制灵活等优势，成为推动生产力向新质跃升的强劲动力。民营经济众多的经营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孕育的“重要场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经营主体是生产力的关键承载者，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营主体的竞争力。生产力进步必然伴随经营主体数量增长、生产经营效率提升，以及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与便利化。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5月底，全国民营经济组织达1.85亿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总量的96.76%。②如此庞大的经营主体规模，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直接体现，更为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试验与应用提供了多样化场景和广阔市场空间。一方面，创新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要求，庞大体量可有效摊薄高额创新成本；另一方面，大体量的市场规模能提升创新盈利预期，激励更多主体与资源投身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萌发、孕育与成长提供土壤。例如，深圳能在短期内建成“热带雨林”式汽车综合产业生态圈，引领新能源汽车创新，不仅依托大体量的需求市场支撑，而且依赖于产业链各个节点上民营企业的大量参与、高度协同。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重要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力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持续凸显。根据全国工商联《2025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4年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1.43万亿元，平均研发强度为3.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在创新产出层面，全国约65%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底，民营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6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79.5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52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2.81%；高新技术企业384612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0.87%。此外，2024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48.5%，首次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进出口主体。④民营企业灵活机制优势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匹配激励有效、运行灵活的体制机制，而民营企业在激励机制与运行体制上具备重要优势。其一，民营企业拥有灵活决策机制与敏锐市场感知能力，能快速响应技术迭代节奏与消费需求变化，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成为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来源。例如，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就是民营企业利用体制机制优势在前沿领域持续创新的结果。其二，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领域，民营企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产业运行模式与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革，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现实载体。其三，市场化高强度激励手段，有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者、智能化劳动工具与数字化劳动对象，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四，民营企业的灵活体制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润滑剂”，能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快速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驱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而创新是生产力跃升的根本动力。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创造性破坏”，体现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超前预判，以及对传统发展范式与路径的革命性突破。正是这种革新冲动与持续尝试，才能推动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与模式重构，实现生产力跃升。⑤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需依托超前意识、创新精神与坚定信念跨越鸿沟。新质生产力要求打破传统要素配置方式，而企业家的“组合式创新”能力能突破要素配置界限，实现跨界整合与重组，推动要素配置效率革命性提升。例如，比亚迪将电池技术、汽车工程与电子制造能力跨界重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构建“三电系统”集成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华为围绕鸿蒙操作系统构建跨界生态系统，形成产业整体生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例子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资源跨界组合、催生新质生产力具有引领支撑作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民营经济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部分民营企业战略目标短期化，长期创新动力不足。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需长期战略引领，而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科技创新中存在较明显短期化倾向。一方面，民营企业往往存续周期较短，且对宏观环境和政策的把握和判断可能不够全面准确，不少企业缺乏长远发展战略与规划，创新实践中存在“炒概念”“蹭热点”“抢风口”现象。近年来，部分企业强行将业务与数字化、双碳、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热门领域挂钩，以套取短期资本或政策红利，导致区域间重复布局、低水平竞争，削弱了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资本短期回报倾向较明显，金融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意愿相对不强，部分股权基金存在“摘熟果”现象；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错率相对不高，对长期性、原创性、高风险创新的支撑力度不够足。此外，创新行为功利化特征较明显，存在“重应用、轻基础”的问题，偏向“从1到N”的应用转化，却忽视“从0到1”的基础研究，导致原创性成果相对匮乏；部分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仅为争取政府项目资金，合作多停留在临时性、项目制层面，缺乏围绕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长期战略布局。中小企业创新动力相对较弱，创新生态出现失衡。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是新质生产力孕育壮大的重要土壤。大企业资金与资源雄厚、产业关联性强，对长期高风险创新的支撑能力较强，但存在技术路径依赖高、创新决策效率低的问题；中小企业机制灵活、机会成本低，可开展多样化创新探索。两者分工协作，才能形成健康创新生态。当前，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与能力相对不足。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领域，出现“头部企业垄断创新资源”的情况。部分明星民营企业依托深厚积累与资本追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产生强大虹吸效应，同时占据大部分政策资源；中小企业则面临人才、资金、政策的三重约束，难以参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体系。此外，大中小型企业在形成创新协作链条上存在不足，进一步制约持续创新动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创新形成阻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创新多为国际分工协作的产物，需从研发、试验到产业化应用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受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影响，少数国家在产业领域设置贸易壁垒、在高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导致依托全球分工构建的创新网络遭受较大冲击。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要求企业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全面重构，大幅抬高了创新难度与成本。企业需加大投入、凝聚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同时面临国际化制裁与“脱钩”风险。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全球化布局”与“自主创新”的两难抉择，既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又影响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壮大。新型生产关系适配不足，包容性增长面临考验。新质生产力需与新型生产关系相匹配，民营经济在参与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生产关系调整的挑战，关键是如何确保新质生产力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基石，而非企业实施技术霸权的工具。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妥善处理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的关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同时，也引发劳动岗位替代、员工工作强度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例如，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快递骑手，导致生产力提升与劳动者福利改善出现一定背离。另一方面，创新与传统产业的兼容性不足，制约新质生产力扩散，无论是线上线下竞争，还是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的争议，本质是技术与模式创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与“替代”之争。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企业需谨慎应对这类矛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源于发展阶段特性，又与市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调整好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适配性。⑥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壮大耐心资本，筑牢长期创新支撑。耐心资本是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大创新，更需资本持续投入作为支撑，短期盈利导向的资本难以引导民营企业坚持长期创新目标。壮大耐心资本需从政策引导、金融创新、生态构建等多维度系统推进，构建“长期资金供给—风险共担—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首先，以政策引导锚定长期价值。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锚定长期价值导向，培育市场化运作的耐心资本主体，构建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专项政策体系。优化政府引导基金与投资平台的考核机制、容错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激活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潜力。其次，以金融创新拓宽供给渠道。大力创新金融工具，拓宽长期资本供给渠道。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健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联动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流向长周期创新领域。扩大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创票据等金融产品。再次，以生态构建强化协同效应。强化投后赋能与资源整合，加大“创融协作”“产融协作”探索力度。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平台纽带作用，联动创新与产业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打通技术转化全链条，构建从研发源头到产业化应用全链条的资金接力机制，为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制度供给，打造“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创新生态，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首先，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将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重大创新战略体系，引导其对标国家战略，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力度。逐步加大国家重大关键科技资源向民营经济配置的力度，提高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创新战略实施中的参与度。其次，优化创新政策支持，持续提升创新政策的精准性与灵活性，针对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探索“创新券”“财政补贴”等灵活支持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精准担保服务。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平等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入开展市场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再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快速维权通道，切实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机制，提升侵权违法成本，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稳定预期。畅通人才流通机制，夯实民营企业创新基础。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要素，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需打破传统人才壁垒，畅通人才流通体制机制，推动人才资源更高效合理配置。首先，构建人才集聚平台，加大力度构建民营企业人才集聚平台，提升科创企业人才吸引力。以开发区、产业园为载体，构建区域性校企合作平台，推动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前沿科技开展广泛合作，助力产业技术革新与能级提升。其次，破除人才流动障碍，进一步清理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障碍，深化人事管理、档案保管、社保缴纳等政策制度改革。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允许专业人才储备充足、管理规范、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自主开展人才评价与认定。再次，创新引才用才模式，鼓励民营企业构建柔性引才机制，通过兼职聘用、短期技术咨询、项目合作、联合研发等形式，吸引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及外部高层次人才为企业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创新成果评定标准，明晰人才创新成果权益归属，加快科技成果从理论研究向实际产品的转化进程。深化产学研协同，打造创新共同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需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支撑、多方联动等举措，构建“需求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创新链—产业链”衔接。一方面，组建协同创新载体，以重大项目为纽带，支持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大力支持在民营企业中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企业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能力。积极探索创新联合体模式，在资金投入、成果分配等环节赋予企业更多主导权。另一方面，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鼓励各类创新平台向中小微企业开放仪器设备，通过“创新券”补贴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建立产业链协同与跨区域联动机制，以“链长+链主”制为纽带，推动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促进技术、数据、资金等要素流通，形成多模态创新共同体。坚持开放合作，着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需在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走开放创新发展之路。这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高水平创新，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创新链与价值链跃升的务实路径。首先，构建跨国创新网络。强化战略对接，在深化多层次国际创新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协同，打造跨边界创新共同体。大力支持企业主导跨国创新合作，鼓励龙头企业“走出去”联合共建跨国研发中心。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跨境创新孵化平台”等载体，助力中小企业对接海外技术、资本与市场，参与跨国产业链协同创新。其次，完善国际化支撑机制。健全国际化技术转移与转化机制，鼓励骨干科技型企业在创新资源密集地区设立海外技术转移节点，对接全球前沿技术成果，并推动其在国内转化落地。进一步规范技术跨境交易规则，明确技术进出口审查标准、定价机制与权益分配模式，防范核心技术流失与技术引进低效的风险。再次，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与第三方机构的“桥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与国际组织对接，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评估、知识产权布局、法律合规等“一站式”专业服务，切实降低跨国合作成本。【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营部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JJD790005）阶段性成果】【注释】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国人大网，2025年4月30日。②《全国实有民营经济组织1.85亿户》，《光明日报》，2025年6月28日。③《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稳中有升》，新华网，2025年9月26日。④《2024年民营企业在我国外贸领域创造“三个首次”》，新华社，2025年2月24日。⑤高波：《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弘扬企业家精神》，《国家治理》，2025年第10期。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
2025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大关，跻身“万亿之城”行列。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温州如何更好的再出发，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记者为此对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进行了专访。原文如下： 中经记者 方超 张家振 上海报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召开“新年第一会”，为2026年发展和“十五五”开局规划蓝图。1月3日，温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暨创新温州建设推进大会召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图景的重要之年，也是温州市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上述会议关于跻身“万亿之城”的表述，也意味着温州市在2025年或已成功晋级“万亿GDP俱乐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温州市GDP便首次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718.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3%。事实上，在2025年年底，温州市多次释放出晋级“万亿之城”的信息。例如，据《温州日报》报道，2025年12月8日，温州市统计局发布“十四五”时期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数据。“这座民营经济标杆城市将历史性叩开万亿大门，在复杂发展环境中交出了一份彰显韧性与活力的亮眼答卷。”有“民营经济第一城”之称的温州市成功晋级“万亿之城”，离不开深厚的民营经济发展底蕴。《202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规模以上工业领域，民营企业增加值比2023年增长10.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90.8%，凸显出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截至2024年年底，温州全市拥有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突破15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41.4万户和106.2万户。温州市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有哪些核心驱动因素和发展“秘诀”？对浙江省、长三角区域城市发展格局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中国经营报》：2026年1月3日，温州市在“新年第一会”上提出，2026年是“温州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这也意味着当地在2025年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温州市实现GDP能级跃升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核心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巩固服装、鞋业、电气、汽配和泵阀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温州市着重打造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和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现代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在朝GDP突破万亿元目标迈进的同时，温州市还提出了人口达到千万的目标。温州市通过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加大新产业发展，不断增强人口集聚能力，特别是人才吸引力，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持续优化内外交通条件。温州市增强城市产业集聚能力，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和都市圈能级、协同发展水平。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温州市持续激活“温州人的力量”，推动“地瓜经济”（编者注：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提能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在温州市打造产业集群，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民营经济发挥着怎样的关键支撑作用？叶建亮：民营经济一直是温州市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产业创新中承担着主体角色。温州市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目前，在温州市绝大多数新兴产业中，都是在民营企业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其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成为创新的主体。民营企业发达的市场网络，既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信息，也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渠道。此外，民营经济活跃也反向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和营商环境优化，进一步增强了温州市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助力浙江“三足鼎立”协调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浙江省构建“全省第三极”及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而言分别有何意义？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优化浙江区域发展格局具有标志性意义。杭甬温（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分别位于浙北、浙东和浙南，“三足鼎立”对于浙江全省空间布局具有框架性支撑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温州市的发展和杭州市、宁波市相比有所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南地区的整体发展。因此，不断提升温州市的城市发展层级，对于带动浙南发展，促进浙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温州市是长三角的南部门户，又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相呼应。温州市经济不断发展，将在增强长三角地区对外辐射能力，促进大区域板块间的融合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经营报》：目前，温州市在城市和产业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应如何进一步“拉长板补短板”？叶建亮：温州市的短板也很明显。一是对外交通仍然存在短板；二是创新资源不足，尤其是缺乏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和科研机构，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三是缺乏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主体，尤其是链主型企业不足，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核心要素的集聚。下一步，建议温州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的灵活优势，通过制度创新，集聚创新资源，破解新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另一方面，要实现错位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依托民营经济主导的产业模式晋级“万亿之城”，和徐州市、大连市、唐山市等城市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竞争格局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逻辑的哪些新趋势？叶建亮：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发展逻辑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也与我国区域差距从中东西差距向南北差距转变的趋势一致。这背后折射出的逻辑是，在新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断趋于弱化；相反，体制机制、商业文化、营商环境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性，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主导因素。本文原载《中国经营报（中经实时报）》 202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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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COMMENTS叶建亮：协同发力 下好“十五五”开局棋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务实，既展现了中国经济顶压前行、韧性十足、向新向优、彰显活力的图景，也深刻剖析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稳”是发展的底线，“进”是发展的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一区间化设定充分体现了“稳”的审慎与理性。结合“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这种稳增长目标既衔接短期发展实际，又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奠定了基础。 “进”的方面，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为经济发展破局赋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与“十五五”规划中的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创新发展主动权方面的超前谋划。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 协同短与长，其核心是统筹年度目标与“十五五”长远目标，既要破解当下短期困难，又要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让短期举措服务于长远发展，实现阶段性突破与长远性布局的有机统一。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短期举措，彰显了直面当前各种挑战的务实态度。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举措聚焦当下痛点难点，将为“十五五”开局扫清障碍、筑牢基础。 短期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都始终围绕着“十五五”规划的长远目标而展开，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不动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核心目标，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部署均与之同频共振。“短”“长”协同，立足当下发展的困难和现实需求，又着眼长远，使得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得以扎实推进。激活内需增长新动能 消费与投资是内需增长的“双引擎”，协同消费与投资，既是政府工作报告扩大内需的核心举措，也是“十五五”规划“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抓手。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安排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释放消费需求；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既扩大高质量投资，又带动相关消费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持续压降实体融资成本，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匹配消费与投资领域需求，为“消（费）”“投（资）”协同营造适宜环境。 同时，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消费升级，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支撑消费”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内需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协同国内市场与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要求，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谋划发展的重要维度。 在做强国内市场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国内市场的不断完善，将形成“国内市场越强大，开放吸引力越强”的良性循环。在高水平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要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同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扩大双向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让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为“十五五”发展注入强劲外部动力。践行共同富裕理念 协同物与人，其核心是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推动产业升级、物质财富增长，又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聚焦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十五五”规划“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也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价值导向。 在“物”的发展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人”的发展方面，报告突出“投资于人”的理念，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举措，与“十五五”规划民生福祉7项指标精准衔接。例如，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同时，报告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这些举措既能推动产业发展、物质财富积累，又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协同。本文转载《中国青年报》2026年3月23日
叶建亮：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2月4日在《人民论坛》撰文，解读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摘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从壮大耐心资本、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畅通人才流通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等方面入手，为民营经济发展和创新构建良好环境。【关键词】民营经济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肩负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①更好地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先进质态，是传统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跃升产物——这种跃升以社会共同活动方式变革为前提，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共同活动方式迭代。民营经济凭借创新能力强、市场反应快、机制灵活等优势，成为推动生产力向新质跃升的强劲动力。民营经济众多的经营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孕育的“重要场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经营主体是生产力的关键承载者，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营主体的竞争力。生产力进步必然伴随经营主体数量增长、生产经营效率提升，以及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与便利化。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5月底，全国民营经济组织达1.85亿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总量的96.76%。②如此庞大的经营主体规模，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直接体现，更为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试验与应用提供了多样化场景和广阔市场空间。一方面，创新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要求，庞大体量可有效摊薄高额创新成本；另一方面，大体量的市场规模能提升创新盈利预期，激励更多主体与资源投身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萌发、孕育与成长提供土壤。例如，深圳能在短期内建成“热带雨林”式汽车综合产业生态圈，引领新能源汽车创新，不仅依托大体量的需求市场支撑，而且依赖于产业链各个节点上民营企业的大量参与、高度协同。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重要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力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持续凸显。根据全国工商联《2025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4年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1.43万亿元，平均研发强度为3.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在创新产出层面，全国约65%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底，民营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6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79.5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52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2.81%；高新技术企业384612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0.87%。此外，2024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48.5%，首次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进出口主体。④民营企业灵活机制优势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匹配激励有效、运行灵活的体制机制，而民营企业在激励机制与运行体制上具备重要优势。其一，民营企业拥有灵活决策机制与敏锐市场感知能力，能快速响应技术迭代节奏与消费需求变化，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成为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来源。例如，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就是民营企业利用体制机制优势在前沿领域持续创新的结果。其二，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领域，民营企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产业运行模式与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革，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现实载体。其三，市场化高强度激励手段，有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者、智能化劳动工具与数字化劳动对象，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四，民营企业的灵活体制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润滑剂”，能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快速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驱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而创新是生产力跃升的根本动力。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创造性破坏”，体现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超前预判，以及对传统发展范式与路径的革命性突破。正是这种革新冲动与持续尝试，才能推动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与模式重构，实现生产力跃升。⑤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需依托超前意识、创新精神与坚定信念跨越鸿沟。新质生产力要求打破传统要素配置方式，而企业家的“组合式创新”能力能突破要素配置界限，实现跨界整合与重组，推动要素配置效率革命性提升。例如，比亚迪将电池技术、汽车工程与电子制造能力跨界重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构建“三电系统”集成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华为围绕鸿蒙操作系统构建跨界生态系统，形成产业整体生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例子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资源跨界组合、催生新质生产力具有引领支撑作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民营经济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部分民营企业战略目标短期化，长期创新动力不足。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需长期战略引领，而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科技创新中存在较明显短期化倾向。一方面，民营企业往往存续周期较短，且对宏观环境和政策的把握和判断可能不够全面准确，不少企业缺乏长远发展战略与规划，创新实践中存在“炒概念”“蹭热点”“抢风口”现象。近年来，部分企业强行将业务与数字化、双碳、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热门领域挂钩，以套取短期资本或政策红利，导致区域间重复布局、低水平竞争，削弱了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资本短期回报倾向较明显，金融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意愿相对不强，部分股权基金存在“摘熟果”现象；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错率相对不高，对长期性、原创性、高风险创新的支撑力度不够足。此外，创新行为功利化特征较明显，存在“重应用、轻基础”的问题，偏向“从1到N”的应用转化，却忽视“从0到1”的基础研究，导致原创性成果相对匮乏；部分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仅为争取政府项目资金，合作多停留在临时性、项目制层面，缺乏围绕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长期战略布局。中小企业创新动力相对较弱，创新生态出现失衡。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是新质生产力孕育壮大的重要土壤。大企业资金与资源雄厚、产业关联性强，对长期高风险创新的支撑能力较强，但存在技术路径依赖高、创新决策效率低的问题；中小企业机制灵活、机会成本低，可开展多样化创新探索。两者分工协作，才能形成健康创新生态。当前，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与能力相对不足。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领域，出现“头部企业垄断创新资源”的情况。部分明星民营企业依托深厚积累与资本追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产生强大虹吸效应，同时占据大部分政策资源；中小企业则面临人才、资金、政策的三重约束，难以参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体系。此外，大中小型企业在形成创新协作链条上存在不足，进一步制约持续创新动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创新形成阻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创新多为国际分工协作的产物，需从研发、试验到产业化应用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受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影响，少数国家在产业领域设置贸易壁垒、在高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导致依托全球分工构建的创新网络遭受较大冲击。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要求企业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全面重构，大幅抬高了创新难度与成本。企业需加大投入、凝聚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同时面临国际化制裁与“脱钩”风险。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全球化布局”与“自主创新”的两难抉择，既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又影响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壮大。新型生产关系适配不足，包容性增长面临考验。新质生产力需与新型生产关系相匹配，民营经济在参与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生产关系调整的挑战，关键是如何确保新质生产力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基石，而非企业实施技术霸权的工具。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妥善处理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的关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同时，也引发劳动岗位替代、员工工作强度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例如，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快递骑手，导致生产力提升与劳动者福利改善出现一定背离。另一方面，创新与传统产业的兼容性不足，制约新质生产力扩散，无论是线上线下竞争，还是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的争议，本质是技术与模式创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与“替代”之争。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企业需谨慎应对这类矛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源于发展阶段特性，又与市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调整好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适配性。⑥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壮大耐心资本，筑牢长期创新支撑。耐心资本是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大创新，更需资本持续投入作为支撑，短期盈利导向的资本难以引导民营企业坚持长期创新目标。壮大耐心资本需从政策引导、金融创新、生态构建等多维度系统推进，构建“长期资金供给—风险共担—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首先，以政策引导锚定长期价值。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锚定长期价值导向，培育市场化运作的耐心资本主体，构建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专项政策体系。优化政府引导基金与投资平台的考核机制、容错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激活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潜力。其次，以金融创新拓宽供给渠道。大力创新金融工具，拓宽长期资本供给渠道。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健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联动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流向长周期创新领域。扩大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创票据等金融产品。再次，以生态构建强化协同效应。强化投后赋能与资源整合，加大“创融协作”“产融协作”探索力度。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平台纽带作用，联动创新与产业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打通技术转化全链条，构建从研发源头到产业化应用全链条的资金接力机制，为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制度供给，打造“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创新生态，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首先，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将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重大创新战略体系，引导其对标国家战略，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力度。逐步加大国家重大关键科技资源向民营经济配置的力度，提高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创新战略实施中的参与度。其次，优化创新政策支持，持续提升创新政策的精准性与灵活性，针对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探索“创新券”“财政补贴”等灵活支持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精准担保服务。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平等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入开展市场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再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快速维权通道，切实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机制，提升侵权违法成本，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稳定预期。畅通人才流通机制，夯实民营企业创新基础。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要素，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需打破传统人才壁垒，畅通人才流通体制机制，推动人才资源更高效合理配置。首先，构建人才集聚平台，加大力度构建民营企业人才集聚平台，提升科创企业人才吸引力。以开发区、产业园为载体，构建区域性校企合作平台，推动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前沿科技开展广泛合作，助力产业技术革新与能级提升。其次，破除人才流动障碍，进一步清理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障碍，深化人事管理、档案保管、社保缴纳等政策制度改革。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允许专业人才储备充足、管理规范、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自主开展人才评价与认定。再次，创新引才用才模式，鼓励民营企业构建柔性引才机制，通过兼职聘用、短期技术咨询、项目合作、联合研发等形式，吸引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及外部高层次人才为企业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创新成果评定标准，明晰人才创新成果权益归属，加快科技成果从理论研究向实际产品的转化进程。深化产学研协同，打造创新共同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需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支撑、多方联动等举措，构建“需求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创新链—产业链”衔接。一方面，组建协同创新载体，以重大项目为纽带，支持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大力支持在民营企业中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企业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能力。积极探索创新联合体模式，在资金投入、成果分配等环节赋予企业更多主导权。另一方面，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鼓励各类创新平台向中小微企业开放仪器设备，通过“创新券”补贴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建立产业链协同与跨区域联动机制，以“链长+链主”制为纽带，推动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促进技术、数据、资金等要素流通，形成多模态创新共同体。坚持开放合作，着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需在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走开放创新发展之路。这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高水平创新，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创新链与价值链跃升的务实路径。首先，构建跨国创新网络。强化战略对接，在深化多层次国际创新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协同，打造跨边界创新共同体。大力支持企业主导跨国创新合作，鼓励龙头企业“走出去”联合共建跨国研发中心。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跨境创新孵化平台”等载体，助力中小企业对接海外技术、资本与市场，参与跨国产业链协同创新。其次，完善国际化支撑机制。健全国际化技术转移与转化机制，鼓励骨干科技型企业在创新资源密集地区设立海外技术转移节点，对接全球前沿技术成果，并推动其在国内转化落地。进一步规范技术跨境交易规则，明确技术进出口审查标准、定价机制与权益分配模式，防范核心技术流失与技术引进低效的风险。再次，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与第三方机构的“桥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与国际组织对接，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评估、知识产权布局、法律合规等“一站式”专业服务，切实降低跨国合作成本。【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营部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JJD790005）阶段性成果】【注释】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国人大网，2025年4月30日。②《全国实有民营经济组织1.85亿户》，《光明日报》，2025年6月28日。③《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稳中有升》，新华网，2025年9月26日。④《2024年民营企业在我国外贸领域创造“三个首次”》，新华社，2025年2月24日。⑤高波：《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弘扬企业家精神》，《国家治理》，2025年第10期。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
中国经营报专访叶建亮教授：温州跻身“万亿之城” 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
2025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大关，跻身“万亿之城”行列。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温州如何更好的再出发，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记者为此对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进行了专访。原文如下： 中经记者 方超 张家振 上海报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召开“新年第一会”，为2026年发展和“十五五”开局规划蓝图。1月3日，温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暨创新温州建设推进大会召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图景的重要之年，也是温州市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上述会议关于跻身“万亿之城”的表述，也意味着温州市在2025年或已成功晋级“万亿GDP俱乐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温州市GDP便首次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718.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3%。事实上，在2025年年底，温州市多次释放出晋级“万亿之城”的信息。例如，据《温州日报》报道，2025年12月8日，温州市统计局发布“十四五”时期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数据。“这座民营经济标杆城市将历史性叩开万亿大门，在复杂发展环境中交出了一份彰显韧性与活力的亮眼答卷。”有“民营经济第一城”之称的温州市成功晋级“万亿之城”，离不开深厚的民营经济发展底蕴。《202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规模以上工业领域，民营企业增加值比2023年增长10.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90.8%，凸显出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截至2024年年底，温州全市拥有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突破15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41.4万户和106.2万户。温州市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有哪些核心驱动因素和发展“秘诀”？对浙江省、长三角区域城市发展格局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中国经营报》：2026年1月3日，温州市在“新年第一会”上提出，2026年是“温州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这也意味着当地在2025年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温州市实现GDP能级跃升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核心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巩固服装、鞋业、电气、汽配和泵阀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温州市着重打造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和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现代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在朝GDP突破万亿元目标迈进的同时，温州市还提出了人口达到千万的目标。温州市通过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加大新产业发展，不断增强人口集聚能力，特别是人才吸引力，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持续优化内外交通条件。温州市增强城市产业集聚能力，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和都市圈能级、协同发展水平。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温州市持续激活“温州人的力量”，推动“地瓜经济”（编者注：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提能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在温州市打造产业集群，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民营经济发挥着怎样的关键支撑作用？叶建亮：民营经济一直是温州市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产业创新中承担着主体角色。温州市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目前，在温州市绝大多数新兴产业中，都是在民营企业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其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成为创新的主体。民营企业发达的市场网络，既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信息，也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渠道。此外，民营经济活跃也反向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和营商环境优化，进一步增强了温州市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助力浙江“三足鼎立”协调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浙江省构建“全省第三极”及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而言分别有何意义？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优化浙江区域发展格局具有标志性意义。杭甬温（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分别位于浙北、浙东和浙南，“三足鼎立”对于浙江全省空间布局具有框架性支撑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温州市的发展和杭州市、宁波市相比有所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南地区的整体发展。因此，不断提升温州市的城市发展层级，对于带动浙南发展，促进浙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温州市是长三角的南部门户，又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相呼应。温州市经济不断发展，将在增强长三角地区对外辐射能力，促进大区域板块间的融合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经营报》：目前，温州市在城市和产业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应如何进一步“拉长板补短板”？叶建亮：温州市的短板也很明显。一是对外交通仍然存在短板；二是创新资源不足，尤其是缺乏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和科研机构，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三是缺乏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主体，尤其是链主型企业不足，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核心要素的集聚。下一步，建议温州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的灵活优势，通过制度创新，集聚创新资源，破解新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另一方面，要实现错位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依托民营经济主导的产业模式晋级“万亿之城”，和徐州市、大连市、唐山市等城市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竞争格局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逻辑的哪些新趋势？叶建亮：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发展逻辑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也与我国区域差距从中东西差距向南北差距转变的趋势一致。这背后折射出的逻辑是，在新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断趋于弱化；相反，体制机制、商业文化、营商环境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性，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主导因素。本文原载《中国经营报（中经实时报）》 2026年1月12日。
叶建亮、郑朝鹏：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郑朝鹏的文章《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于2025年12月在《浙江经济》2025年第01期增刊正式发刑。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规划的主线，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打破行政壁垒、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体系升级的前提条件，而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则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构建以“市场化驱动、全链条融合”为特征，涵盖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再到成果落地的一体化创新生态，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下一步长三角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01科创共同体已成为长三角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建设的关键支撑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2018年12月，三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服务国家战略联手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共同推进区域内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并试行科技创新券在长三角范围内通用通兑。2023年4月，三省一市联合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以“科创+产业”为引领，面向国家和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带动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2025年8月，三省一市共同发布《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多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2024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2011年的100分增长至2023年的267.57分，特别是201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幅达9.26%，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加速推进。从人才共享来看，长三角区域推行“人才双聘制”“职称互评互认”以及“人才流动贡献度积分”兑换跨区域购房补贴等创新举措，使高端人才跨区域流动率从2019年的12%提升至2025年的28%。从成果共用来看，截至2024年底，三省一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1年增长145%，专利转移从2011年的以上海输出至三省为主到2023年江苏、浙江成为长三角技术转移的重要“贡献者”。从科研合作来看，截至2024年底，长三角区域跨省域国内发明专利合作申请量达到9545件，2021-2024年，长三角区域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94项、占全国45.8%，其中，长三角合作45项、占获奖总数23.2%。02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仍然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区域科技创新的标杆企业与经济实力不匹配。2025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中，三省一市共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浙江6家、上海4家、江苏4家，仅与位居第一的广东（14家）相当。从城市来看，深圳共有10家企业上榜、北京共有8家企业上榜，杭州、上海分别位居全国第三（6家）、第四（4家）。其中，杭州的亮眼表现主要得益于“杭州六小龙”中的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入选榜单。智慧芽发布的“2025中国科创领袖TOP100”中，长三角区域共有26家企业上榜，与粤港澳大湾区（24家）相近，但远低于京津冀（37家）。整体来看，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创新标杆企业数量不够多，与广东、北京等地还有差距，科技创新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专业化分工格局仍待提升。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各地出于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利益考虑，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状况仍普遍存在，特别是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存在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新资源的错配和创新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区域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均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列为重点，造成了地方科技投入重复与不足并存，各地产业同质化严重，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的错位发展，无法将有限的财力、科技、人才等资源聚焦于支持本地优势产业创新，难以跨区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还不健全。科技创新协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各方建立共担共享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现实中各地之间R&D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重复建设科技园区，造成了人力、物力、智力的浪费。由于缺乏健全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各地都希望发展高端产业和高价值环节，不愿意发展传统配套产业和生产性环节，导致区域间的分工和协作陷入困境。科技创新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使拥有稀缺科技资源的地方不具备开放共享的激励，特别是缺乏健全的联合研发风险分担机制，使联合攻关项目的出资比例协调困难，研发失败情形的应对举措不成熟，导致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进展缓慢，各地之间科学数据库、科技专家库等高端创新要素的开放共享程度较低。03以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在“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开局的关键年份，需要深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不断强化战略协同和制度保障，完善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与共享体系，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同创新格局。强化执法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法治化。立法保障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基石。《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是长三角首部以协同立法的形式针对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制定的法律性问题决定，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同执法机关对法律规定的差异化阐释会消解区域协同立法的成果。为确保《决定》的有效实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方在创新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衔接，以立法凝聚共识，以法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保障长三角科技创新从“点”的合作转向“面”的协同。强化协同促进长三角内部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长三角区域汇聚了上海的综合服务与基础研究、江苏的先进制造与外资企业、浙江的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以及安徽的科创潜力与产业腹地等多元优势。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倍增效应，关键在于强化协同，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让三省一市都能在科技创新合作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在操作层面，既要大力支持建立“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也要持续推广“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合作模式，打造更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合作载体；同时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通过共同梳理产业链图谱，开展联合招商和靶向补链，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强化共享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产生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实现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要健全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着力构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分散、封闭使用和重复建设的弊端，特别是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等开放共享。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动机制，协同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等，支持长三角区域高校间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推进人才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职称认定等跨区域互通，促进科技人才有序流动。
叶建亮、吕阳：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新阶段，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数实融合进程，是重塑经济结构、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实现效率变革的有效路径，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内生动力。图源：央视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挑战数据要素流动不通畅。从数据要素的发展实践看，数据要素在赋能实体经济过程中，由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数据结构、数据标准、系统设备类型和功能参数各有侧重且并不统一，直接束缚了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互联互通，进而抑制了数据要素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从数据要素的交易过程看，数据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具有非排他性、可编辑性、可复制性，而面临数据失真、篡改、泄露、数字资产暴露等风险，同时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不完善、政策文件未落地也降低了数据要素的自身价值和市场化配置效率。从数据要素的流通载体看，数据基础设施是数据流通交易的必要条件，是数据汇集管理的核心环节，也是建设数据中心集群、深化数据要素市场改革的基石。然而，当前数据基础设施的单位GDP存储容量不高、供应链中断风险较高等问题，影响异构、异地、异组的数据采集、汇聚、传输和存储功能及数据互操作功能。从数据要素的规律探索看，以往社会经济活动中将生产要素聚焦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将数据列入生产要素范畴，并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是，把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及对其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中的价值发挥规律的认识，在具体劳动实践中还无成功模式可参考，需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均衡。首先，产业主体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应用的程度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前提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抽样调查显示，当前我国8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处于深度应用阶段的企业仅占3%。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未来持续盈利、应对商业模式冲击、采集整合数据、信息技术应用等能力欠缺。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缺乏资金保障、人才储备等，试错风险高，仅依靠自身“造血”难以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数字技术的支撑能力。同时，随着数字化转型步入深水区，由于缺乏关键标准规范和转型价值评估体系，数字化基础薄弱的企业在生存压力下对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型路径不清晰，进而导致企业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力不从心”。其次，产业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度不均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反映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质量。第一、二产业数字化融合进程以及发展质量明显滞后于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转型升级中数字化融合度最低。数字经济依托信息网络技术为第二产业发展赋予生产工艺流程的协调性和新引擎，提升了智能制造创新水平，但是，第二产业的数字化渗透率仅为第三产业的一半，成为制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深度融合的短板。最后，区域发展视角下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程度不均衡。不同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非均衡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向一线城市、省会城市集聚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的情况客观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外部性等特性。经济发达地区围绕数字经济赋能主线，凭借资金、人才要素储备、数字经济政策相对完备以及良好的产业基础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了有利的支撑条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战略性新的产业投入与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显著差异，竞争新优势尚未激活，其带来的“数字鸿沟”成为阻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短板。技术支撑要素储备不充足。首先，核心基础技术面临壁垒。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从全国视域看，核心技术仍然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短板所在。先进制造业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发挥大国优势的先导力量，“卡脖子”技术清单中的智能设计与仿真、工业平台软件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较弱，高端芯片、精密机床等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国产化替代率还较弱，对外依赖风险升高。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和无法突破，难以激发产业未来潜在的高附加值，严重遏制了我国在数字化技术领域的崛起以及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推进。此外，集成电路产业制约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集成电路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是支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我国作为半导体芯片需求大国，而所需芯片高度依赖进口。据海关总署进出口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数量总额4796亿块，出口数量总额2678亿块，贸易逆差2117亿块；近五年（2019—2023年）进口数量总额26421亿块，出口数量13404块，贸易逆差13016亿块。这大大削弱了我国软件核心技术的储备能力。其次，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不完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化、体系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也是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提速升级的有力支撑。一是在数字信息基建方面，算力枢纽集群亟待解决数据存储难题。新加坡、捷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单位GDP存储容量分别为46.7GB、33.4GB、33.3GB，而中国为23.5GB，相对偏弱，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有待提升。同时，通信基站、光纤传输等数据传输问题尚未解决，还存在数据要素交易、流通的开放共享壁垒。二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在区域之间的布局差距较大。江苏省、河北省、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位于算力规模建设第一梯队，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大数据中心、高速宽带等核心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脚步缓慢，算力规模、算力利用率有待提升，不能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和满足地区发展需求。最后，数字化人才短缺现象凸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需要高科技人才赋能。一方面，当前人才培养体系难以紧跟数字化时代的现实需求，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兼具数字化技术、实体产业知识技能的复合人才缺口较大。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面对数字化嵌入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经营、转型路径的思维理念还未形成，尤其是传统企业对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需求不高，在新的技术细分垂直领域的人才方面，缺乏深度分析、先进制造流程、数字化挖掘管理人才。当前数字化人才多集中于产品研发和运营环节，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需求。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不健全。首先，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滞后。健全的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可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伴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加速推进，已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前瞻性与灵活性，难以为技术、市场的高速迭代建立有效协同的治理机制。既有的标准体系、监管体系等管理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创新。因而，多元化监管措施应涵盖包容性与效率之间的权衡，以弥补数字经济治理机制的供给不足。其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安全问题严峻。数据是新的且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源，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切实保障国家、企业、公民等经济参与主体的数据安全和合法权益成为衡量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是否完善、经济是否高质量运行的标准之一。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实体经济的进程中，涉及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数据泄露、数据侵权、网络攻击、主体责任界定不清晰等问题也与之相伴而生，这种新的安全威胁不仅会对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也会制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进度，对数字生态系统形成掣肘。由此，加强数据保护、保障合法权益成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径选择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以及释放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经济价值的推动者，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抢抓”新科技革命和数字化变革的“机会窗口期”：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筑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普及率和应用水平，直接影响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对于关键核心的数字基建薄弱环节，应着力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布局绿色智能数据与计算设施建设，向敏捷部署、弹性配置、跨域调度、均衡提升阶段迈进，集聚力量攻克“算力、存力、运力”等“卡脖子”技术，提升实体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二是促进数据要素流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数据是数字经济的“血液”和核心引擎，应提高数据供给质量，探索公共数据的开发、运营，盘活公共数据要素，聚焦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消费、数字医疗、智能制造，通过数据赋能的实际应用场景需求以及建立数据交易平台、场内场外数据交易并行发展、确立数据产权模式等方式促进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共享，进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三是推动数智并趋产业联动，引领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和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释放数字化技术的叠加、倍增赋能作用。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工业化进程和信息化结合，加快工业软件攻关突破，发挥工业互联网的关键抓手效能。同时，注重“工赋链主”梯度培育，为企业“搭脉问诊”，助推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产业基础。四是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扩大数字化领域人才规模。数字经济有效运行的底层逻辑是对关键核心的数字化技术的掌握。这就要求更多数字化人才从事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工作，对掌握前沿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提出更高要求，包括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软件开发人员等。重构数字化人才供给体系、打破专业壁垒、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深度开展产教融合，形成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效益共同体”，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以适应高速更迭的产业组织和商业模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五是坚持发展与安全两手抓，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注重数据安全、构筑安全防护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和应有之义。聚焦数据要素开发、安全、产权保护领域，需不断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出台相关政策，建立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同时加强监管，保障数据安全和市场公平竞争。此外，还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促进数字空间治理机制变革，保障数字强国建设基础牢固。
中心主任黄先海：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8月17日，由科技新浙商促进会、浙江视觉智能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集‘视’广议，共‘商’新局”科技新浙商走进“中国视谷”学习交流会在视谷创新中心举行。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大会，发表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演讲，深度解读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要义、战略意义、学理化阐释与路径选择。“新质生产力的原创性提出，是对先进生产力在认识论层面的又一次飞跃。”黄先海教授说，“可以重点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并于传统产业中加速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他表示，杭州在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可能突破的方向之一是视觉智能产业，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要把“书架”成果转化为“货架”臻品，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应用。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机理，他提出，当前学界四大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均面临局限，以“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蛙跳×差异性先发创新”为理论内核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新建构。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他提出，可考虑将赋能型经济政策称为我国的第三大宏观政策，其本质特征是推动生产力进入下一代生产函数的政策。同时，他提出了要“相机介入”短、长专利生命周期领域行业，加快实现换道超车，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产业创新功能，要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探索“赋权-转让-约定收益”新模式等发展建议。原文摘自：中国视谷公众号
叶建亮：协同发力 下好“十五五”开局棋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务实，既展现了中国经济顶压前行、韧性十足、向新向优、彰显活力的图景，也深刻剖析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稳”是发展的底线，“进”是发展的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一区间化设定充分体现了“稳”的审慎与理性。结合“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这种稳增长目标既衔接短期发展实际，又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奠定了基础。 “进”的方面，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为经济发展破局赋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与“十五五”规划中的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创新发展主动权方面的超前谋划。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 协同短与长，其核心是统筹年度目标与“十五五”长远目标，既要破解当下短期困难，又要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让短期举措服务于长远发展，实现阶段性突破与长远性布局的有机统一。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短期举措，彰显了直面当前各种挑战的务实态度。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举措聚焦当下痛点难点，将为“十五五”开局扫清障碍、筑牢基础。 短期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都始终围绕着“十五五”规划的长远目标而展开，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不动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核心目标，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部署均与之同频共振。“短”“长”协同，立足当下发展的困难和现实需求，又着眼长远，使得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得以扎实推进。激活内需增长新动能 消费与投资是内需增长的“双引擎”，协同消费与投资，既是政府工作报告扩大内需的核心举措，也是“十五五”规划“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抓手。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安排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释放消费需求；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既扩大高质量投资，又带动相关消费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持续压降实体融资成本，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匹配消费与投资领域需求，为“消（费）”“投（资）”协同营造适宜环境。 同时，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消费升级，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支撑消费”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内需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协同国内市场与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要求，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谋划发展的重要维度。 在做强国内市场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国内市场的不断完善，将形成“国内市场越强大，开放吸引力越强”的良性循环。在高水平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要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同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扩大双向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让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为“十五五”发展注入强劲外部动力。践行共同富裕理念 协同物与人，其核心是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推动产业升级、物质财富增长，又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聚焦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十五五”规划“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也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价值导向。 在“物”的发展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人”的发展方面，报告突出“投资于人”的理念，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举措，与“十五五”规划民生福祉7项指标精准衔接。例如，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同时，报告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这些举措既能推动产业发展、物质财富积累，又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协同。本文转载《中国青年报》2026年3月23日
叶建亮：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2月4日在《人民论坛》撰文，解读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摘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从壮大耐心资本、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畅通人才流通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等方面入手，为民营经济发展和创新构建良好环境。【关键词】民营经济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肩负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①更好地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先进质态，是传统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跃升产物——这种跃升以社会共同活动方式变革为前提，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共同活动方式迭代。民营经济凭借创新能力强、市场反应快、机制灵活等优势，成为推动生产力向新质跃升的强劲动力。民营经济众多的经营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孕育的“重要场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经营主体是生产力的关键承载者，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营主体的竞争力。生产力进步必然伴随经营主体数量增长、生产经营效率提升，以及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与便利化。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5月底，全国民营经济组织达1.85亿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总量的96.76%。②如此庞大的经营主体规模，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直接体现，更为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试验与应用提供了多样化场景和广阔市场空间。一方面，创新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要求，庞大体量可有效摊薄高额创新成本；另一方面，大体量的市场规模能提升创新盈利预期，激励更多主体与资源投身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萌发、孕育与成长提供土壤。例如，深圳能在短期内建成“热带雨林”式汽车综合产业生态圈，引领新能源汽车创新，不仅依托大体量的需求市场支撑，而且依赖于产业链各个节点上民营企业的大量参与、高度协同。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重要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力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持续凸显。根据全国工商联《2025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4年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1.43万亿元，平均研发强度为3.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在创新产出层面，全国约65%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底，民营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6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79.5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52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2.81%；高新技术企业384612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0.87%。此外，2024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48.5%，首次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进出口主体。④民营企业灵活机制优势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匹配激励有效、运行灵活的体制机制，而民营企业在激励机制与运行体制上具备重要优势。其一，民营企业拥有灵活决策机制与敏锐市场感知能力，能快速响应技术迭代节奏与消费需求变化，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成为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来源。例如，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就是民营企业利用体制机制优势在前沿领域持续创新的结果。其二，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领域，民营企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产业运行模式与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革，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现实载体。其三，市场化高强度激励手段，有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者、智能化劳动工具与数字化劳动对象，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四，民营企业的灵活体制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润滑剂”，能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快速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驱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而创新是生产力跃升的根本动力。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创造性破坏”，体现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超前预判，以及对传统发展范式与路径的革命性突破。正是这种革新冲动与持续尝试，才能推动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与模式重构，实现生产力跃升。⑤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需依托超前意识、创新精神与坚定信念跨越鸿沟。新质生产力要求打破传统要素配置方式，而企业家的“组合式创新”能力能突破要素配置界限，实现跨界整合与重组，推动要素配置效率革命性提升。例如，比亚迪将电池技术、汽车工程与电子制造能力跨界重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构建“三电系统”集成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华为围绕鸿蒙操作系统构建跨界生态系统，形成产业整体生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例子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资源跨界组合、催生新质生产力具有引领支撑作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民营经济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部分民营企业战略目标短期化，长期创新动力不足。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需长期战略引领，而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科技创新中存在较明显短期化倾向。一方面，民营企业往往存续周期较短，且对宏观环境和政策的把握和判断可能不够全面准确，不少企业缺乏长远发展战略与规划，创新实践中存在“炒概念”“蹭热点”“抢风口”现象。近年来，部分企业强行将业务与数字化、双碳、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热门领域挂钩，以套取短期资本或政策红利，导致区域间重复布局、低水平竞争，削弱了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资本短期回报倾向较明显，金融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意愿相对不强，部分股权基金存在“摘熟果”现象；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错率相对不高，对长期性、原创性、高风险创新的支撑力度不够足。此外，创新行为功利化特征较明显，存在“重应用、轻基础”的问题，偏向“从1到N”的应用转化，却忽视“从0到1”的基础研究，导致原创性成果相对匮乏；部分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仅为争取政府项目资金，合作多停留在临时性、项目制层面，缺乏围绕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长期战略布局。中小企业创新动力相对较弱，创新生态出现失衡。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是新质生产力孕育壮大的重要土壤。大企业资金与资源雄厚、产业关联性强，对长期高风险创新的支撑能力较强，但存在技术路径依赖高、创新决策效率低的问题；中小企业机制灵活、机会成本低，可开展多样化创新探索。两者分工协作，才能形成健康创新生态。当前，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与能力相对不足。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领域，出现“头部企业垄断创新资源”的情况。部分明星民营企业依托深厚积累与资本追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产生强大虹吸效应，同时占据大部分政策资源；中小企业则面临人才、资金、政策的三重约束，难以参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体系。此外，大中小型企业在形成创新协作链条上存在不足，进一步制约持续创新动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创新形成阻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创新多为国际分工协作的产物，需从研发、试验到产业化应用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受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影响，少数国家在产业领域设置贸易壁垒、在高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导致依托全球分工构建的创新网络遭受较大冲击。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要求企业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全面重构，大幅抬高了创新难度与成本。企业需加大投入、凝聚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同时面临国际化制裁与“脱钩”风险。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全球化布局”与“自主创新”的两难抉择，既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又影响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壮大。新型生产关系适配不足，包容性增长面临考验。新质生产力需与新型生产关系相匹配，民营经济在参与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生产关系调整的挑战，关键是如何确保新质生产力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基石，而非企业实施技术霸权的工具。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妥善处理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的关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同时，也引发劳动岗位替代、员工工作强度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例如，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快递骑手，导致生产力提升与劳动者福利改善出现一定背离。另一方面，创新与传统产业的兼容性不足，制约新质生产力扩散，无论是线上线下竞争，还是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的争议，本质是技术与模式创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与“替代”之争。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企业需谨慎应对这类矛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源于发展阶段特性，又与市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调整好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适配性。⑥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壮大耐心资本，筑牢长期创新支撑。耐心资本是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大创新，更需资本持续投入作为支撑，短期盈利导向的资本难以引导民营企业坚持长期创新目标。壮大耐心资本需从政策引导、金融创新、生态构建等多维度系统推进，构建“长期资金供给—风险共担—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首先，以政策引导锚定长期价值。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锚定长期价值导向，培育市场化运作的耐心资本主体，构建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专项政策体系。优化政府引导基金与投资平台的考核机制、容错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激活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潜力。其次，以金融创新拓宽供给渠道。大力创新金融工具，拓宽长期资本供给渠道。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健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联动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流向长周期创新领域。扩大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创票据等金融产品。再次，以生态构建强化协同效应。强化投后赋能与资源整合，加大“创融协作”“产融协作”探索力度。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平台纽带作用，联动创新与产业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打通技术转化全链条，构建从研发源头到产业化应用全链条的资金接力机制，为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制度供给，打造“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创新生态，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首先，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将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重大创新战略体系，引导其对标国家战略，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力度。逐步加大国家重大关键科技资源向民营经济配置的力度，提高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创新战略实施中的参与度。其次，优化创新政策支持，持续提升创新政策的精准性与灵活性，针对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探索“创新券”“财政补贴”等灵活支持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精准担保服务。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平等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入开展市场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再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快速维权通道，切实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机制，提升侵权违法成本，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稳定预期。畅通人才流通机制，夯实民营企业创新基础。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要素，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需打破传统人才壁垒，畅通人才流通体制机制，推动人才资源更高效合理配置。首先，构建人才集聚平台，加大力度构建民营企业人才集聚平台，提升科创企业人才吸引力。以开发区、产业园为载体，构建区域性校企合作平台，推动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前沿科技开展广泛合作，助力产业技术革新与能级提升。其次，破除人才流动障碍，进一步清理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障碍，深化人事管理、档案保管、社保缴纳等政策制度改革。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允许专业人才储备充足、管理规范、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自主开展人才评价与认定。再次，创新引才用才模式，鼓励民营企业构建柔性引才机制，通过兼职聘用、短期技术咨询、项目合作、联合研发等形式，吸引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及外部高层次人才为企业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创新成果评定标准，明晰人才创新成果权益归属，加快科技成果从理论研究向实际产品的转化进程。深化产学研协同，打造创新共同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需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支撑、多方联动等举措，构建“需求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创新链—产业链”衔接。一方面，组建协同创新载体，以重大项目为纽带，支持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大力支持在民营企业中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企业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能力。积极探索创新联合体模式，在资金投入、成果分配等环节赋予企业更多主导权。另一方面，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鼓励各类创新平台向中小微企业开放仪器设备，通过“创新券”补贴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建立产业链协同与跨区域联动机制，以“链长+链主”制为纽带，推动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促进技术、数据、资金等要素流通，形成多模态创新共同体。坚持开放合作，着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需在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走开放创新发展之路。这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高水平创新，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创新链与价值链跃升的务实路径。首先，构建跨国创新网络。强化战略对接，在深化多层次国际创新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协同，打造跨边界创新共同体。大力支持企业主导跨国创新合作，鼓励龙头企业“走出去”联合共建跨国研发中心。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跨境创新孵化平台”等载体，助力中小企业对接海外技术、资本与市场，参与跨国产业链协同创新。其次，完善国际化支撑机制。健全国际化技术转移与转化机制，鼓励骨干科技型企业在创新资源密集地区设立海外技术转移节点，对接全球前沿技术成果，并推动其在国内转化落地。进一步规范技术跨境交易规则，明确技术进出口审查标准、定价机制与权益分配模式，防范核心技术流失与技术引进低效的风险。再次，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与第三方机构的“桥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与国际组织对接，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评估、知识产权布局、法律合规等“一站式”专业服务，切实降低跨国合作成本。【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营部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JJD790005）阶段性成果】【注释】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国人大网，2025年4月30日。②《全国实有民营经济组织1.85亿户》，《光明日报》，2025年6月28日。③《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稳中有升》，新华网，2025年9月26日。④《2024年民营企业在我国外贸领域创造“三个首次”》，新华社，2025年2月24日。⑤高波：《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弘扬企业家精神》，《国家治理》，2025年第10期。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
中国经营报专访叶建亮教授：温州跻身“万亿之城” 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
2025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大关，跻身“万亿之城”行列。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温州如何更好的再出发，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记者为此对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进行了专访。原文如下： 中经记者 方超 张家振 上海报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召开“新年第一会”，为2026年发展和“十五五”开局规划蓝图。1月3日，温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暨创新温州建设推进大会召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图景的重要之年，也是温州市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上述会议关于跻身“万亿之城”的表述，也意味着温州市在2025年或已成功晋级“万亿GDP俱乐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温州市GDP便首次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718.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3%。事实上，在2025年年底，温州市多次释放出晋级“万亿之城”的信息。例如，据《温州日报》报道，2025年12月8日，温州市统计局发布“十四五”时期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数据。“这座民营经济标杆城市将历史性叩开万亿大门，在复杂发展环境中交出了一份彰显韧性与活力的亮眼答卷。”有“民营经济第一城”之称的温州市成功晋级“万亿之城”，离不开深厚的民营经济发展底蕴。《202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规模以上工业领域，民营企业增加值比2023年增长10.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90.8%，凸显出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截至2024年年底，温州全市拥有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突破15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41.4万户和106.2万户。温州市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有哪些核心驱动因素和发展“秘诀”？对浙江省、长三角区域城市发展格局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中国经营报》：2026年1月3日，温州市在“新年第一会”上提出，2026年是“温州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这也意味着当地在2025年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温州市实现GDP能级跃升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核心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巩固服装、鞋业、电气、汽配和泵阀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温州市着重打造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和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现代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在朝GDP突破万亿元目标迈进的同时，温州市还提出了人口达到千万的目标。温州市通过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加大新产业发展，不断增强人口集聚能力，特别是人才吸引力，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持续优化内外交通条件。温州市增强城市产业集聚能力，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和都市圈能级、协同发展水平。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温州市持续激活“温州人的力量”，推动“地瓜经济”（编者注：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提能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在温州市打造产业集群，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民营经济发挥着怎样的关键支撑作用？叶建亮：民营经济一直是温州市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产业创新中承担着主体角色。温州市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目前，在温州市绝大多数新兴产业中，都是在民营企业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其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成为创新的主体。民营企业发达的市场网络，既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信息，也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渠道。此外，民营经济活跃也反向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和营商环境优化，进一步增强了温州市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助力浙江“三足鼎立”协调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浙江省构建“全省第三极”及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而言分别有何意义？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优化浙江区域发展格局具有标志性意义。杭甬温（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分别位于浙北、浙东和浙南，“三足鼎立”对于浙江全省空间布局具有框架性支撑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温州市的发展和杭州市、宁波市相比有所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南地区的整体发展。因此，不断提升温州市的城市发展层级，对于带动浙南发展，促进浙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温州市是长三角的南部门户，又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相呼应。温州市经济不断发展，将在增强长三角地区对外辐射能力，促进大区域板块间的融合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经营报》：目前，温州市在城市和产业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应如何进一步“拉长板补短板”？叶建亮：温州市的短板也很明显。一是对外交通仍然存在短板；二是创新资源不足，尤其是缺乏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和科研机构，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三是缺乏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主体，尤其是链主型企业不足，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核心要素的集聚。下一步，建议温州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的灵活优势，通过制度创新，集聚创新资源，破解新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另一方面，要实现错位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依托民营经济主导的产业模式晋级“万亿之城”，和徐州市、大连市、唐山市等城市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竞争格局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逻辑的哪些新趋势？叶建亮：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发展逻辑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也与我国区域差距从中东西差距向南北差距转变的趋势一致。这背后折射出的逻辑是，在新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断趋于弱化；相反，体制机制、商业文化、营商环境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性，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主导因素。本文原载《中国经营报（中经实时报）》 2026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