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海、吴屹帆新书推荐：《经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经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黄先海 吴屹帆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4年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数字化已经渗透到全球经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由新一轮技术革命驱动的经济转型，经济数字化不仅创造了许多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也深刻地改变了部分原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运作方式，进而影响它们在经济环境中的分布状况和活跃程度，创新活动便是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主体更广的姿态持续地拓展人类知识和技术的边界。借助打破时空藩篱的数字技术，数量庞大、距离遥远的思想和观点得以汇聚、整合并相互碰撞，进而孕育出更多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的创新成果。对于伴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而来的创新模式改变和创新更加活跃的观察，让我们意识到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经济数字化与创新的关系，尤其是经济数字化借由技术进步与市场竞争间的相互作用对作为社会创新主要来源的企业创新施加影响的一般模式和经济逻辑。
本书从技术特性视角重新定义并测度了经济数字化，运用数理模型在理论上系统分析了经济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一般模式和作用机制；基于两大最新的微观数据库——中国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企业基础信息数据库和中国企业网络招聘数据库，利用多种回归分析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对中国情境下经济数字化的企业创新效应进行了细致的实证研究。本书的工作为科学评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并编制相关监测指数提供了优化方案，为合理制定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框架以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进而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政策建议。
中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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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COMMENTS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3月24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论坛中方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昊主持开幕式；论坛外方主席，安达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致辞。 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来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和中外知名学者，围绕“持续发展的中国”这一论坛主题展开交流与研讨。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研讨会。
叶建亮：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先行探路作用
推进区域一体化，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强劲动力的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内外双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央赋予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就是要求长三角三省一市不断打破行政壁垒，深化跨区域合作，加快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探路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促进跨区域经济交流和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上一直努力探索。从允许跨区域商品流通到“星期天工程师”制度，从建立城市经济协调会到探索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长三角三省一市在跨区域协同发展和治理上超前谋划，大胆探索，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仅推动了区域内商品资源和要素更加便捷的流通，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而且不少探索经验已在全国推广，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围绕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着力突破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和机制，形成了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发和集成性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内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极大地推动了高质量统一大市场建设。 长三角区域构建了“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常态化跨区域合作机制。三省一市每年轮值举办主要领导人座谈会，谋划跨区域协同发展重大问题。在国家规划引领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围绕规划衔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等重大问题，编制区域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并设立专题合作组，发挥对接国家战略的服务平台功能和推动协调长三角各地贯彻落实的枢纽作用。三省一市相关党政机关分别建立了职能领域的跨区域横向沟通机制，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跨区域合作联盟。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区域合作机制突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促进了区域内发展的协同和市场制度的衔接。 长三角跨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框架基本形成。构建了统一登记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统一信息共享、统一创新步调的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推动了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和市场信用一体化建设，有力地支撑了统一大市场建设。长三角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升级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成为全国跨区域生态文明治理的样板。推进多规合一，制定实施跨省域地方性国土空间规划，协同推进区域生态廊道建设，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极大提升了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建设成效。以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基础，实现了跨区域数据的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跨省通办、医保社保异地结转等，这些措施便利了企业人员交流，促进了公共服务和资源的互惠共享，提升了企业和公众的一体化获得感。 长三角区域在一体化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示范案例。例如，建立了跨省域规划联编联审制度，统一了规划技术标准并对控制性详规进行联编联审，为探索跨区域规划编制管理实施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示范。形成了项目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建立了省际毗邻地区重大项目和跨区域企业投资项目的联合监管制度。推动了跨区域要素资源市场化统筹使用制度，建立了跨区域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机制、污染排放权、碳汇交易制度和环评制度改革集成等一系列制度。 以制度创新推进区域一体化走深走实 站在新起点，长三角区域要在打破区域分割，推动形成更高质量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改革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为全国跨行政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有效的经验做法，通过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引领其他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走在前列。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积极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有效制度。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的区域分割、部门分割和机构分割仍然存在，创新资源的分配、使用、监管、绩效考核仍然依赖于行政管理体系，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共享还面临诸多制约。长三角区域应充分利用创新基础优势和市场机制优势，在创新资源的获取投入、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和创新激励体系、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创新平台的运营管理、创新人才的引育等各节点上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构建科技资源全方位流通融合、各类资源充分参与、各创新主体协作共赢的新型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要立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扩大制度型开放。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的开放高地，也是内外双循环的枢纽，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竞争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扩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就是要打破各种壁垒，为资本、货物、服务、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和产品跨境流动提供制度型基础设施。特别是要着眼于增强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在对外商投资、国际人才居留、跨国经贸合作便利化等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和国际化接轨力度。要加快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投融资环境，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行业管制制度，稳步推进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构建与长三角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与此同时，要围绕自由贸易港（区）试验示范，完善进出口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提高对外贸易便捷度，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 完善区域市场制度体系衔接，加快区域间市场深度融合。要着眼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体系，加大力度推动土地制度、劳动人事制度、金融和资本监管制度的改革创新。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技术、环境和数据等新兴要素市场，在产权确立和保护、交易规则和平台建立、安全与监管制度完善、包容性体系打造等方面，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兴要素市场发展壮大和提高配置效率的体制机制。要重点完善政府市场干预行为的规范，尤其是进一步破除地方政府不规范介入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歧视性的地方政策法规等。要清理废除各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对内外有别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 要着眼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深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共享。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持续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跨区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继续优化城乡人口流动管理政策，特别是着眼长三角城市体系和城乡格局，积极探索更加自由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人口流动更加畅通便利。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核心民生领域大胆突破，在共享与均等化上先行先试，促进长三角区域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医共体”“教共体”等平台，拓宽民生资源跨区域流通渠道，建立有效机制激励民生资源丰富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要着力推动长三角社会保障标准一体化，积极探索长三角社会保障收支协同一体的有效运作模式，切实推进核心民生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 要着眼更高质量的一体化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趋势，打破常规，积极探索跨区域治理新模式。围绕产业协同、创新协同、区域功能分工、民生共享等区域一体化实施举措，积极探索区域内权责利分担共享、对等且有区别的税收体制和财政转移制度。总结提炼和优化各类“飞地”制度创新， 着力探索省际边界区域的共同治理模式。围绕低碳和绿色转型，继续探索和优化跨区域河流湖泊的综合整治和生态补偿体制，进一步完善碳汇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等生态资源市场体系，拓宽和便利生态价值的实现。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在市场准入、标准认定、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实现区域内融合贯通，“一张清单”管理。继续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新模式，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交通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提升综合运输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原载于《时事报告》2024年第二期，25-27页。《时事报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时政月刊，是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宣传、教育工作者认识、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必备学习资料
黄先海：“数实融合”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天地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信息发布会、思想分享会和工作推进会。”先后五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黄先海教授表示，浙江大学既是乌镇峰会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一方面，浙大为峰会持续提供了人才支撑、思想支撑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浙大的创新技术也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得到了展示与鼓励，技术成果转化得以更进一步地推广，成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总量达到10.83万亿元，占长三角GDP总量的44.26%。黄先海表示，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大，数字核心产业比重高；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完备，覆盖率高；数据产出规模与综合算力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因此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现实支撑，数字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经成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黄先海介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长三角正在形成新的产业组织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龙头企业或平台为引领、支撑，与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共同合作的一种产业生态体系。”在平台带动的之下，长三角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数实融合”正在为这些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出新天地。 新的产业模式下，平台与中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工机制一直是黄先海关注的问题。他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平台对中小微企业的赋能，助力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同时协调好利益分配机制，探索构建新的平台治理模式。黄先海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而乌镇峰会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更多可能。 原文摘自：“世界互联网大会”公众号
叶建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五年结硕果 阔步再向前
编者按：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充分受益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的重要指示精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参加东方卫视《今晚》节目点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关热点问题。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年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明确在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响应中央号召，一起推动园区跨省合作，科创走廊共建、科技资源共享；一起防控大气污染、治理湖泊河道，建设美丽大花园；长三角基础设施加速实现互动互联，一起打造半小时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24小时包邮圈，不断提升“长三角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下好同一盘棋 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沪苏浙皖“大合唱”让1+3＞4，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增加到8个，数量约占全国1/3。据预测，2023年长三角经济总量有可能会接近31万亿元，5年净增量达10万亿元。 此外，2022年长三角外贸规模创下新高，进出口额达15.1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高达35.8%。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体化的战略引领，更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一个直观的体验是，5年间长三角夜间灯光指数增长了57.24%，连接城市的灯光带越来越密集。“国家赋予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即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及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应该说，这五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如此点评。在叶建亮看来，亮眼“成绩单”的背后，一是得益于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一张蓝图绘到底，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二则因为三省一市建立起“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即以三省一市领导人座谈会为代表的“决策层”，以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协调层、以“长三办”以及重点专项合作组为代表的“执行层”，三个层级各司其职，协调推进，把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当然，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原本基础就比较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产业互补”。从创新链到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一体化还有哪些发力点？ 上海是开放前沿、创新高地，江苏实体经济强劲，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拥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厚积薄发的科技资源……如何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创新处于核心地位。对此，叶建亮指出，长三角区域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等诸多优势，伴随着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各地对接需求，聚拢要素，联合攻关，聚集了一批领先的创新链和创新平台。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聚合战略科技力量，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串起创新链……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速达到9.47%，23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万余台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高水平科技供给有效支撑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创新链到产业链，近5年来，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携手打造起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形成产业协作一体化新格局。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长三角地区约占四成。今年5月28日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的国产大飞机C919，擦亮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名牌。事实上，在中国商飞带动下，仅G60科创走廊沿线的九城（区），就有千家企业被纳入大飞机产业链，共同发展。在合肥，比亚迪建设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并在蚌埠、滁州、阜阳等地设立了动力电池、电池材料、高压电器、线束等关键零部件配套基地，基本形成了全产业链布局。而叶建亮认为，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经济、科技及安全等领域都在深刻调整，面对外部挑战新要求，长三角要在集成电路、量子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夯实基础、潜心发力，取得更大成绩来引领国家创新，稳定供产业链，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使命的题中之义。 共建民生“幸福圈”共享一体化发展成果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显著标志。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的人流往来。今年9月28日，南京到上海的第二条城际高速铁路——沪宁沿江高铁正式投入运营。这条高铁将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7个“百强县（市、区）”如珠玉般串起，将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县域融入沪宁“1小时交通圈”。 6月24日，苏州市轨道交通11号线正式开通，并与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实现无感换乘，跨省市轨道交通系统深度互联互通，在国内尚属首次。从此，早餐在苏州吃奥灶面，中午品阳澄湖大闸蟹，晚上在上海迪士尼赏烟花，只需一张地铁票就能无缝连接“双城生活”。近5年来，高铁轨道不断延伸、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公众跨省一卡通行、交通管理跨区域联通……让长三角区域的互联互通，更为便捷，很多此前的“断头路”，“堵塞点”被一一打通 在叶建亮看来，近年来长三角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也给予“长三角居民”最多贴身感受，同城效应日益显现。而他认为，下一步一方面要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上持续发力，突出不同交通方式间的优化、衔接、融合与协调，“整合港口、铁路、航空乃至公路等，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分工和产业链条的嵌入，比如和‘一带一路’衔接等”。另一方面，基于交通互联互通的都市圈，要强化产业链优势互补，构建良好的产业协同分工的生态体系，“比如嘉兴正在建的第二个机场，它是‘客货并举、以货为主’，就是助力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的物流节点、枢纽”。除了交通“同城化”，对2.37亿“长三角居民”来说，一体化发展的最直观感受，还来自是生活“品质化”，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跨省申领身份证、跨省户口迁移、跨省就医、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在医疗、教育、政务服务等诸多领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创新举措，一个接一个不断涌现。其中，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启动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41座城市的1.5万余家医疗机构，均可跨省直接结算，累计惠及1300万人次。叶建亮认为，未来人才流通将愈发频繁，人才流通本身意味着非常重要的资源优化配置，将极大地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而为了促进人才流通、人尽其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区域紧密结合的公共服务，作为相应的配套，“比如随迁小孩的就学问题，比如纳税地和享用公共服务地错位产生的收支矛盾如何来解决，等等”，在叶建亮看来，这些都是未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在机制提升上进行创新的“必答题”。 （原文摘自：看看新闻Knews客户端）
黄先海教授：发挥“一带一路”上的高校作用
编者按：今年5月，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主办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隆重举办。中国外文局旗下人民画报社主办的《丝路瞭望》在2023年第6期“聚焦”栏目重磅推出专家观点和分论坛观点精粹。本期分享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教授专家观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浙江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努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添砖加瓦，发挥了高校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浙大国际联合学院与200多个学校携手打造教育国际合作品牌，成立“一带一路”学院，实行人才培养归口管理，建设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带一路”留学生教育基地。推进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联通，设立中国学、临床医学、海洋学、农学等一批特色人才项目。实施了“致远海外行动计划”“亚洲领袖项目”等一批短期交流项目，组织学校师生赴“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合作国家交流访问。 二是构建“一带一路”研究高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2014年7月，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2014年12月，以西部院为主要依托，整合校内相关研究力量，成立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3月，区域中心正式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心成立以来，通过浙江经验提升促进东西互动，通过沿边开发开放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内外联动；围绕区域协调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依托浙大多学科综合优势，将区域经济合作、社会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三大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和数据资源库作为两大支撑平台。 为加强国别与区域研究，还先后成立了浙江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德国研究中心、亚洲文明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等。以区域中心、西部院为代表的浙大智库集群聚焦“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及落地路径谋划贡献智慧。 三是依托文理工农医多学科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科技创新成果。如联合共建“中国一印度尼西亚海洋科学与技术中心”“中国一印度尼西亚生物技术联合实验室”“浙江一马来西亚传统药物联合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参与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修复工程、以色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等政府重大项目，共同应对生态能源、人口健康、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重大挑战和机遇；推进国际医疗合作，加入中东欧国家医院合作联盟等组织，将先进医疗技术和优秀人才辐射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四是打造“一带一路”高端论坛、精品书系等品牌，提升多元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从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凝练全球议题，成功举办包括G20杭州峰会重要配套会议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 “两山”理念与实践国际会议、国际展望大会等在内的重大活动，并定期举办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海上丝绸之路高端国际论坛等一系列品牌论坛。 以图书为文化交流载体，牵头承编国内首部权威“一带一路”建设知识普及型读物《“一带一路”读本》《“一带一路”一百问》,并输出15个语种版权。组织“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的专家整理、翻译和编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精要》《“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与青年机遇》等书系。加强“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了《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专辑。 原文摘自：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公众号
中心观点 ｜ 叶建亮教授：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从规模体量看，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5000万户，近十年来翻了两番多，占企业总量的92%以上;从经济表现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从增长贡献看，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十年来始终高于55%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比达6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意义重大。 民营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 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既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显示器”，同时也是将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但仍然面临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不少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巨大挑战。民营经济在投资和外贸领域前景广阔，需加大力度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尤其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市场预期不稳使民营企业更加谨慎保守,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月度增速下滑乃至负增长，民营企业外贸顺差增速慢于全国水平目贡献率低于之前三年。为促进经济稳步迈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急需扫清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破除对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束缚，以政策干预的持续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潜能。 扎实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重点。 此次《意见》的发布，直击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围绕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力、扩大民营经济生产经营规模、推动民营企业提质增效等目标，在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要素支撑力度、优化政策投放效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真招实策，可谓给民营经济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有利于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稳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预期。在主体多元、对象广泛、内容深刻的改革进程中，要保证中央政策意图不折不扣地得以落实，避免政策执行走偏、走样，关键是要强化制度刚性，以制度硬约束铆合名级政府和全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局面。 释放体制活力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宝。应当看到，即使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甚至时不时需要吃“定心丸”。制度优势难以恰逢其时地得到有效发挥，这不仅在结果上阻碍民营企业消解经济波动与下行压力引起的负面情绪，行政于预市场失灵事倍功半:还可能从源头上加重民营企业在转型期阶段性所有制区别待遇下的悲观情绪，进一步摧毁发展信心。制度刚性，简单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制度和政策的模糊空间，明晰制度规范主体的红绿灯”，降低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强化制度和政策的闭环监督与违规惩戒。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是为指导、扶持政策的落实落细提供具体且可供操作的行动指南，也是对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互动关系的深度长期调整。 发挥制度优势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预期 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才能保障民营企业对政策落实形成确定预期，从而在根本上支撑民营企业提振信心、发展壮大。 统一全社会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共识。经济改革初期，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旧体制始终未能得到定论。参照当时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验，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早期探索，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很快调整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更确切的表述，但有关市场经济的争议仍然长期存在。直至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改革目的和决心，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主线才被牢固树立，随后几十年市场主体的活跃、经济社会的繁荣才得以出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官方对其表述几经变化，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制度顶层设计对民营经济的认可与重视程度逐步加深，角色定位随时代变化愈发具象。1978-1986年期间，我们党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我国个体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空间。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又作了重大突破性调整，明确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在继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意见》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新时代赋予民营经济新的特定角色，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维护，明确将沿着既定路线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发展共识的形成是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审慎思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天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繁荣发展不仅体现了开放经济市场主体构成的多样性，同时也共同拓展了国内国际市场规模。当前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更加强调使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着力推动功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将政府作用严格约束在为市场机制扫清障碍的范围内，其目的就是要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转变以往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活动的思路，使其在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刚性方面下更大功夫，从而缓和与改革进程不相符的政府市场错位情况。 多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政策闭环，维持基层改革良性循环。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落实及反馈，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会经历长链条的传导，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各执行节点不仅要对上级指示精神领悟到位，保证政策落实不走偏、不走样.还要切实防止政策落实“中梗阻”和打滑空转现象。在中央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顶层部署后，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进一步列举重点工作，明确落实细节，压实主体责任，为贯彻中央指示作出配套安排。随即，部分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结合自身情况率先做出回应。例如，江苏省推进涉企行政合规指导工作机制探索，广州市从扶持政策、服务体系、法治环境、社会氛围等方面制定20条具体措施。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展示了衔接及时、针对性强的政策执行模范样板，这离不开长期以来深耕市场经济而形成的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的精准判断能力和明确自身改革任务的迅速反应队伍。受益于此，民营经济改革更容易迈上新台阶。 以制度刚性支撑 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 以制度刚性支撑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重点是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全面落实法治保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法治是最可靠、最根本的保障。要不断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立安全感。要依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各类宏观政策在民营企业中的实践效果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健全的法制和制度体系保障，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要加强普法，指导民营企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努力营造更加稳定公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是合理设置产业管制“红绿灯”。尽管在制度上明确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和做法在逐渐减少，但在实践中还是存在不少隐形障碍。要明确负面清单并稳步缩减清单事项，让企业知道哪些事项违法违规，明确规则底线。同时，要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的体系建设和配套措施设置，彻底清理与负面清单制度不符的传统习惯做法，合理有序放开定点生产经营、准入资质限制等特殊的禁入形式。推动事前审批向全链条监管转变，解决好民营企业进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隐形门槛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税收优惠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此同时，也要明确正面清单，对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挥创新动力足等积极作用的行业领域加以列明，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安全和发展命脉的行业，探索剥离其中的竞争性业务并向民营企业放开。 三是大力维护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在资源获取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使资源配置向民营企业适度倾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破除间接融资中的所有制歧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拓宽公司、企业债券融资渠道，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优化民营企业用地供给，做到有保有压，持续完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平台建设，探索发展工业用地分割转让，试点解决用地需求。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向民营部门，用好住房保障、教育落户等政策增强民营企业吸引力，支持探索校企合作柔性引才方式。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数据开放共享，加快数据资立确权登记、数据价值评估、数据交易收益分配等数据流通交易体系建设，赋能数字化转型。 四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既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交往，又要明确纪律底线。既要清除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土壤，让民营企业回归钻研市场经营的主业，又要厚植实干实效、开放包容的风气，让企业家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得到有效回应。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例，从以正面清单为主到以负面清单为主，明显放宽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领域的政策限制，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在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硬性要求下，破除各类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促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过去40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以体制改革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提振企业家信心、推动民营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挫折、化解重大风险的法宝。以制度改革为遵循，新时代民营经济也将进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懈努力。 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卓。 原文转自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15日A4版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体制机制改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2024年12月17日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二十四季《敢为天下先》第一集《有效之策》。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与浙江省社科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周盛、省委党校治理现代化与浙江现象研究中心主任胡重明等专家学者一道，就如何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更好推动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叶建亮教授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牛鼻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是改革蓝图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以点带面，推动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可以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 以浙江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推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制度建设，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始终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改革既要“开窗”，也要“开门”。开窗是改革政策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图景，而开门则是让人们找到了实施的路径。从改革目标到具体实施还要经过艰难的探索，这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具体体现。打通政策落地实施的每一个堵点，找出政策实施的具体门路，有效打破玻璃门、旋转门的问题，对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 同时，改革是有窗口期的，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启动改革的信号灯。各级政府不仅要识别企业的市场需求，还要及时的予以回应和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要更加积极的看待市场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们推动体制机制变革的契机。不论是这次的先查验后装运，还是最早义乌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老百姓沿街摆摊等，都是政府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及时的响应，促成了相关制度改革，并引领经济社社会的大踏步发展。另外，改革是基层创新+顶层设计互动的结果。之所以需要顶层设计，是改革要兼顾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基层的需求可能是局部的，短期的，但是改革的制度设计则必须是长远的，整体的，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出的提前制度谋划。改革的本质就是改变生产关系，以更好的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聚焦高质量发展，有效提供制度供给，构筑新型生产关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在新的领域，必须注重在基本生产关系层面加强制度供给，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重点关注新领域的产权制度安排。特别是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创新成果的产权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了相关主体的创新动力。必须根据创新的特点，在合理平衡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利益关系上加强制度供给。二是要重点关注分配关系。新领域往往意味着新的分配关系。比如，前几年热议的“困在算法里的小哥”，算法作为新的技术，如果只是帮助企业更便利的榨取员工的剩余劳动，那么这样的技术是不可能转变为新质生产力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新领域及时有效的提供制度安排，确保良好的分配关系，实现包容式增长，新技术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三是市场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走在生产关系之前，制度供给既要为当下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规范，也要为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试验的空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要及时革除，新制度的创设要有前瞻性、动态性和兼容性。 如何更加积极的发挥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叶建亮教授认为，能否兼顾各方的利益，实现共赢，是判断一项制度优劣的标准，也是各级政府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则。改革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很多人觉得要改革就是要不断的创设新的制度，出台新的政策文件，改革的绩效就体现在这一系列制度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政策不断的增加，底层市场和企业的行动空间则不断的被压缩，制度运行成本不断上升，市场主体的活力自然也难以激发。改革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做加法的同时，多做做减法。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去伪存真，真正建立起“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首届全国高校数字经济教育发展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12月14日，由全国数字经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高校数字经济教育发展论坛”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怀士堂举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会议，与来自10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18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以“数字中国建设与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为主题的开幕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启。主旨演讲环节，黄先海教授发表《数字贸易平台与中国创新变革”的演讲，强调数字技术在推动中国创新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他指出数字贸易平台促进了中小企业创新，推动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带来了组织、方法和规则的三重变革，尤其是在组织创新方面，数字平台如同无边界的“类孵化器”，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全球不确定时代的中欧关系”主题研讨活动并致辞
2024年11月初，全球化智库（CCG）联合欧洲政策中心（EPC）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中西书屋举办“全球不确定时代的中欧关系”主题研讨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欧洲政策中心、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意大利欧洲国际事务研究院、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宁波工程学院、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中欧各大智库和学术机构的30余位代表出席，参会人员围绕当前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趋势、合作潜力以及面临的挑战展开了深入探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危机为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全球经济正逐步从相互依存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安全，这一趋势为双边贸易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随着欧盟和美国在选举后迎来政治变动，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及其对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已引发各方广泛关注。首轮中欧关系闭门圆桌会议聚焦地缘政治话题，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Fabian Zuleeg先后发表欢迎致辞。三位致辞嘉宾高度肯定了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强调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加强对话与合作不仅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途径，也是促进双方关系稳步发展的必然选择。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求是讲席教授赵志荣主持致辞环节，并对与会嘉宾和会议议程作了简要介绍。欧洲政策中心欧洲与全球事务主任兼“世界中的欧洲”项目负责人Almut Möller，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金玲，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高级分析师、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Mario Esteban，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依次发表开场演讲。各位嘉宾围绕中欧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对欧洲政策的影响等议题展开了深入阐述，并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展示了丰富的学术视角与实践洞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讲席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沈伟主持演讲环节。次轮中欧关系闭门圆桌会议关注地缘经济话题，会上，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Fabian Zuleeg，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欧洲研究所主任贺之杲，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lvire Fabry，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兼职教授李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中心副研究员严少华，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世界项目研究员Victor De Decker结合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中欧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等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探讨。嘉宾发言内容充实，视角多元，引发了现场专家的广泛讨论和积极回应。与会嘉宾纷纷发表见解，为深化理解和推动中欧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承办的上半场研讨活动于当日上午顺利结束。会后，全体与会嘉宾在浙江大学共进午餐，期间就会议议题继续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理解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