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以“智能+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学家发展论坛（2025）在杭州举行。论坛由浙江财经大学和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60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参会，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会并作主旨演讲。黄先海围绕“创新范式变革与第三大宏观政策建构”，以杭州“六小龙”为例，提出数字时代创新范式“一范式三机制”。一范式是数字时代创新范式以人的智力和数据为核心，区别于工业时代的资本和机器。三机制是青年主角机制、双赋能仓机制、双前沿机制。他还指出现有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局限，并提出构建创新增长导向的第三宏观政策体系，该体系具有生产要素跃迁和经济迭代升级功能，以应对新创新范式下的经济发展需求。当日，还举行七场分论坛，围绕“‘智能+绿色’赋能产业发展”“‘智能+绿色’赋能财政体制改革”“‘智能+绿色’赋能金融强国”“‘智能+绿色’赋能会计科学发展”“‘智能+绿色’赋能生产消费与创新创业”“‘智能+绿色’赋能治理现代化”“‘智能+绿色’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等主题探索“智能+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据悉，分论坛八“‘智能+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与监测与评价”将于5月24日在下沙校区举行。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趋势下，推动企业出海，优化生产力全球布局，对冲贸易不确定性风险，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面对“对等关税”等冲击挑战，如何逆风扬帆、突围而出，是中国企业出海不可回避的课题。企业迈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产业链，既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重要桥梁之一，也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出海既面临新的挑战，也构成新的机遇，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和未来发展动向。第一，供应链重构的“去中国化”战略和国内市场的“内卷式”竞争形成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挑战。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不断对华升级保护主义措施，比如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造“中国+1”供应链网络，构建“小院高墙”技术封锁体系，欧盟国家设置碳边境调节机制，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冲击等，对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在出口受阻、国内消费不振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陷入同质化和低价格竞争，引发的创新阻滞效应也将降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将部分产业链环节转移至海外，既可以部分化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更有助于避免“内卷式”竞争，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多的空间。第二，新技术变革和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中国企业出海的新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颠覆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取代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成为国家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在光伏新能源、电动汽车、跨境电商、人工智能等领域占据领先优势或形成赶超态势，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正在加速“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关键驱动力。此外，面对美西方国家系统性围堵的升级态势，中国企业积极开拓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新市场，尤其是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近年来均高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全球份额提升，有助于逐步消解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分工体系的局面，为中国企业出海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创造有利条件。2024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5%，覆盖151个国家和地区的9400家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电动汽车、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实现13.1%、32.8%、45.2%的增长。除欧美发达国家以外，非洲、拉美、中东、东盟等新兴市场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目的国。由此，长期来看，中国企业有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第三，中国企业出海正从“资金引进来、产品走出去”向“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转型。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强调的“引进来、走出去”主要是指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加快培育本土企业，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带动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多国家的资金链出现断裂，中国企业逐渐以各种方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深度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中。而随着中国企业更多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型，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能力和发展需求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方面通过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着力提升产业链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主动推动要素、资源、技术汇聚回流反哺国内本土产业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企业勇立潮头，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出海，探索出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径，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浙江的“地瓜经济”就是代表。所谓“地瓜经济”，即“块茎深扎国内，藤蔓向全球延伸”，简单来说，就是本土企业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限制；而企业在获得更好发展的同时，通过带动技术资金回流和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浙江“地瓜经济”以本土根基支撑全球拓展，以全球资源反哺本土升级，不仅是中国企业拥抱全球化破浪出海的生动样本，也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有益启迪。首先，要创新全球要素配置模式，构建“双向赋能”开放体系。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必须突破传统单向开放路径，建立“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要素对流机制。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关键技术（如吉利收购沃尔沃突破技术壁垒）、设立境外园区整合资源（如华友钴业布局刚果钴矿保障供应链安全），同时引导海外利润、专利、人才回流本土。这种“本土根茎+全球藤蔓”的要素配置模式，破解了开放型经济中的产业流失与技术依赖的双重风险。其次，重塑产业链治理能力，打造“内外协同”产业生态。以产业链为纽带，实现“本土中枢”与“海外节点”的功能互补。比如，海康威视在海外市场设立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人才，其杭州总部主导的智能物联标准已输出至100多个国家；正泰集团在越南、泰国等地布局光伏组件产能，反向带动浙江智慧能源产业集群发展。这种“本土总部经济—国际创新飞地—海外生产基地”的产业链治理模式，能够避免中国企业被动嵌入全球分工，通过掌控价值链关键环节提升开放主导权。再次，探索制度型开放路径，完善“规则适配”制度环境。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迈向更加全面、更高水平的新阶段，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规则，实现制度层面的开放创新。一方面，对标RCEP、CPTPP和DEPA等，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为构建公正平等竞争、世界开放共赢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集成改革，促进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海外并购的自由化与便利化。（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 文章来源：大众日报-07-理论周刊-论丛2025年5月13日
2025年5月11日，嘉兴市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嘉善西塘开幕。科普周以“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市”为主题，嘉兴市县联动，各类社科普及基地、研究机构集中展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最新成果。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领衔的研究成果《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受邀在科普周上推介展示。《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是2023年度嘉兴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叶建亮教授领衔的团队，经过2年多的深入系统研究，详细梳理了嘉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进行的具有区域独特性的探索，归纳提炼的区域现代化实践的内涵特征和演变路径，对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该书近期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数字知识存量、数实技术融合与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作者：黄先海 高亚兴摘要：实体经济产业技术创新突破是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是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因素。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发明专利信息测度并研究了数字知识存量对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的数字知识存量水平对拓展企业的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实技术融合是数字知识存量拓展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重要渠道，数字知识存量能够促进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等其他主体之间的数实技术融合创新合作，推动企业在数实技术融合过程中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从而拓展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异质性分析表明，合作企业的实体技术边界、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偏好、企业既有实体技术边界对数字知识存量拓展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企业不同领域的数字知识对拓展实体技术创新边界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拓展分析表明，数字知识存量对企业既有实体技术领域的创新深化、行业层面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持续深化数实技术融合、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撑与政策启示。关键词：数字知识；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技术融合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 . 2025 (03) 文章链接：https://jjxdt.ajcass.com/?jumpnotice=201903080001#/issue?id=118438&year=2025&issue=3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纳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强调“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凸显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1.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创新体制机制，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更强调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次重大技术变革中，生产关系的变革均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每一次的生产力跃迁都呼唤着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当前我们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同时也对我国的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科技体制存在的改革任务落实不平衡不到位、一些重大改革推进步伐不够快、相关领域改革协同不足、一些深层次制度障碍还没有根本破除等问题，亟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加以破解。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催生，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注重推动经济增长由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根据经济增长理论，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主要体现为要素优质化（各类生产要素提质升级）和配置高效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利于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当前我国在要素流动上仍存在市场发育相对滞后等问题，亟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破除制约优质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在实践中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产业体系是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核心载体，完善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为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获取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利于以创新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当前我国在产业发展方面仍存在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亟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激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充分发挥我国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利用并发挥好这些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离不开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能够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并通过改革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能够保障生产关系向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持续变革。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稳定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不断涌现，对市场需求的依赖度更高。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在人口规模上，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市场联通上，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网、高速网、快递网，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要素在国内高效快速流转。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超大规模市场有利于抵御和化解外部冲击，为新质生产力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撑。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上，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迭代周期短，对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工业产能和配套服务体系。一旦技术取得突破，完备高效的产业体系配套不仅具备促使新技术迅速产业化的能力，还能提供足以供给全球的产能，规模效应促使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从而可以高效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支撑。劳动者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只有与劳动者的创造活动结合起来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24年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已达2.5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供给奠定了扎实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这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我国人才优势的要素支撑作用也更为显著。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构建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必须聚焦创新性、深层次、系统性改革，落实落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聚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一体发力。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高质量协同共赢发展，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合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生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更好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营商环境数字化，持续深化涉企服务智能化改革，引导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破除体制机制性要素流动障碍，有效降低要素流通成本，在收入分配中更好地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的市场价值。聚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适应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科技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调动高层次人才在创新政策制定中的积极性，加快制定新一轮科技革命关键技术领域的综合规划，加大对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创新的支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政策的赋能作用，赋予各类企业主体平等的发展机会、发展条件及政策激励，同时注重稀缺要素的引育，不断增强创新驱动能力和产业竞争能力。充分发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产业创新功能以及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作用，利用政府引导基金的风险分散与创新杠杆功能激发社会资本投资与产业创新活力。聚焦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稳步扩大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加快推动高质量国内标准走出去，推动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走出去，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进程，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广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等领域的中国标准，促进设施联通与标准互认。加快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全力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实施与国际自贸港接轨的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快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与高质量自贸试验区网络体系建设。聚焦创新主体变革，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高效协同的多层次创新主体格局。建立健全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企业在先进科学技术创新与转化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内生动力，发挥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的策源地作用，完善以成果转化为导向的科研项目立项与科研任务管理体系。引导龙头企业聚焦关键领域科技自立自强，在全面梳理“卡脖子”技术及替代技术清单、未来关键技术清单的基础上，支持龙头企业围绕清单建设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研发与创新机构，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引导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聚焦主业，加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加强与龙头企业的协作配套。《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8日 06版）
近日，中心副主任宋学印对话浙大共富赋能仓，主题“公共服务普惠视角的共同富裕理论、评估与监测研究”，关键词：授人以渔的数智赋能新形态，构建可持续能力体系。 提 问在数字化转型中，如何基于“授人以渔”理念构建可持续能力体系，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能力有何差异？如何通过数据要素配置和产业链网络对接提升个人与企业能力？浙江在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采取了哪些新型赋能模式？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如虚拟实训、无人机配送、数字医疗系统）解决基层医疗资源不足与服务质量差异？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化需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协作，对浙大共富赋能仓未来的期待？宋 学 印 老 师数字时代“授人以渔”的核心能力在于数据要素的配置与挖掘能力（个人）和产业链网络的信息捕捉与对接能力（企业）。浙江通过“15分钟优质公共服务圈”和数字化手段（远程教育平台、无人机应急配送、数字医疗辅助系统）推动公共服务普惠，打破城乡资源壁垒。基层医疗通过医联体辐射优质资源，结合数字系统提升诊断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政府主导（标准化建设）与市场补充（半公益服务嵌入）协同，依托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优势。浙大共富赋能仓致力于整合碎片化资源，构建一站式虚实融合服务综合体，实现民生资源集约化与高品质覆盖，成为“美好生活一站式接口”。
5月17日，以“智能+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学家发展论坛（2025）在杭州举行。论坛由浙江财经大学和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60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参会，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会并作主旨演讲。黄先海围绕“创新范式变革与第三大宏观政策建构”，以杭州“六小龙”为例，提出数字时代创新范式“一范式三机制”。一范式是数字时代创新范式以人的智力和数据为核心，区别于工业时代的资本和机器。三机制是青年主角机制、双赋能仓机制、双前沿机制。他还指出现有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局限，并提出构建创新增长导向的第三宏观政策体系，该体系具有生产要素跃迁和经济迭代升级功能，以应对新创新范式下的经济发展需求。当日，还举行七场分论坛，围绕“‘智能+绿色’赋能产业发展”“‘智能+绿色’赋能财政体制改革”“‘智能+绿色’赋能金融强国”“‘智能+绿色’赋能会计科学发展”“‘智能+绿色’赋能生产消费与创新创业”“‘智能+绿色’赋能治理现代化”“‘智能+绿色’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等主题探索“智能+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据悉，分论坛八“‘智能+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与监测与评价”将于5月24日在下沙校区举行。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趋势下，推动企业出海，优化生产力全球布局，对冲贸易不确定性风险，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面对“对等关税”等冲击挑战，如何逆风扬帆、突围而出，是中国企业出海不可回避的课题。企业迈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产业链，既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重要桥梁之一，也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出海既面临新的挑战，也构成新的机遇，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和未来发展动向。第一，供应链重构的“去中国化”战略和国内市场的“内卷式”竞争形成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挑战。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不断对华升级保护主义措施，比如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造“中国+1”供应链网络，构建“小院高墙”技术封锁体系，欧盟国家设置碳边境调节机制，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冲击等，对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在出口受阻、国内消费不振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陷入同质化和低价格竞争，引发的创新阻滞效应也将降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将部分产业链环节转移至海外，既可以部分化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更有助于避免“内卷式”竞争，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多的空间。第二，新技术变革和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中国企业出海的新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颠覆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取代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成为国家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在光伏新能源、电动汽车、跨境电商、人工智能等领域占据领先优势或形成赶超态势，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正在加速“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关键驱动力。此外，面对美西方国家系统性围堵的升级态势，中国企业积极开拓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新市场，尤其是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近年来均高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全球份额提升，有助于逐步消解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分工体系的局面，为中国企业出海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创造有利条件。2024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5%，覆盖151个国家和地区的9400家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电动汽车、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实现13.1%、32.8%、45.2%的增长。除欧美发达国家以外，非洲、拉美、中东、东盟等新兴市场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目的国。由此，长期来看，中国企业有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第三，中国企业出海正从“资金引进来、产品走出去”向“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转型。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强调的“引进来、走出去”主要是指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加快培育本土企业，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带动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多国家的资金链出现断裂，中国企业逐渐以各种方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深度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中。而随着中国企业更多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型，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能力和发展需求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方面通过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着力提升产业链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主动推动要素、资源、技术汇聚回流反哺国内本土产业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企业勇立潮头，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出海，探索出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径，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浙江的“地瓜经济”就是代表。所谓“地瓜经济”，即“块茎深扎国内，藤蔓向全球延伸”，简单来说，就是本土企业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限制；而企业在获得更好发展的同时，通过带动技术资金回流和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浙江“地瓜经济”以本土根基支撑全球拓展，以全球资源反哺本土升级，不仅是中国企业拥抱全球化破浪出海的生动样本，也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有益启迪。首先，要创新全球要素配置模式，构建“双向赋能”开放体系。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必须突破传统单向开放路径，建立“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要素对流机制。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关键技术（如吉利收购沃尔沃突破技术壁垒）、设立境外园区整合资源（如华友钴业布局刚果钴矿保障供应链安全），同时引导海外利润、专利、人才回流本土。这种“本土根茎+全球藤蔓”的要素配置模式，破解了开放型经济中的产业流失与技术依赖的双重风险。其次，重塑产业链治理能力，打造“内外协同”产业生态。以产业链为纽带，实现“本土中枢”与“海外节点”的功能互补。比如，海康威视在海外市场设立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人才，其杭州总部主导的智能物联标准已输出至100多个国家；正泰集团在越南、泰国等地布局光伏组件产能，反向带动浙江智慧能源产业集群发展。这种“本土总部经济—国际创新飞地—海外生产基地”的产业链治理模式，能够避免中国企业被动嵌入全球分工，通过掌控价值链关键环节提升开放主导权。再次，探索制度型开放路径，完善“规则适配”制度环境。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迈向更加全面、更高水平的新阶段，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规则，实现制度层面的开放创新。一方面，对标RCEP、CPTPP和DEPA等，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为构建公正平等竞争、世界开放共赢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集成改革，促进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海外并购的自由化与便利化。（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 文章来源：大众日报-07-理论周刊-论丛2025年5月13日
2025年5月11日，嘉兴市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嘉善西塘开幕。科普周以“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市”为主题，嘉兴市县联动，各类社科普及基地、研究机构集中展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最新成果。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领衔的研究成果《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受邀在科普周上推介展示。《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是2023年度嘉兴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叶建亮教授领衔的团队，经过2年多的深入系统研究，详细梳理了嘉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进行的具有区域独特性的探索，归纳提炼的区域现代化实践的内涵特征和演变路径，对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该书近期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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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COMMENTS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3月24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论坛中方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昊主持开幕式；论坛外方主席，安达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致辞。 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来自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和中外知名学者，围绕“持续发展的中国”这一论坛主题展开交流与研讨。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本次研讨会。
叶建亮：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先行探路作用
推进区域一体化，破除市场分割，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形成更具竞争力和强劲动力的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内外双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央赋予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就是要求长三角三省一市不断打破行政壁垒，深化跨区域合作，加快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探路作用。 体制机制创新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促进跨区域经济交流和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上一直努力探索。从允许跨区域商品流通到“星期天工程师”制度，从建立城市经济协调会到探索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长三角三省一市在跨区域协同发展和治理上超前谋划，大胆探索，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仅推动了区域内商品资源和要素更加便捷的流通，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而且不少探索经验已在全国推广，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步伐。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根本动力，围绕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着力突破跨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发展模式和机制，形成了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发和集成性制度创新，促进了区域内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极大地推动了高质量统一大市场建设。 长三角区域构建了“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常态化跨区域合作机制。三省一市每年轮值举办主要领导人座谈会，谋划跨区域协同发展重大问题。在国家规划引领下，长三角三省一市围绕规划衔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等重大问题，编制区域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并设立专题合作组，发挥对接国家战略的服务平台功能和推动协调长三角各地贯彻落实的枢纽作用。三省一市相关党政机关分别建立了职能领域的跨区域横向沟通机制，企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跨区域合作联盟。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区域合作机制突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促进了区域内发展的协同和市场制度的衔接。 长三角跨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框架基本形成。构建了统一登记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统一信息共享、统一创新步调的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推动了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和市场信用一体化建设，有力地支撑了统一大市场建设。长三角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升级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成为全国跨区域生态文明治理的样板。推进多规合一，制定实施跨省域地方性国土空间规划，协同推进区域生态廊道建设，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极大提升了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建设成效。以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基础，实现了跨区域数据的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跨省通办、医保社保异地结转等，这些措施便利了企业人员交流，促进了公共服务和资源的互惠共享，提升了企业和公众的一体化获得感。 长三角区域在一体化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示范案例。例如，建立了跨省域规划联编联审制度，统一了规划技术标准并对控制性详规进行联编联审，为探索跨区域规划编制管理实施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示范。形成了项目跨区域一体化管理服务机制，建立了省际毗邻地区重大项目和跨区域企业投资项目的联合监管制度。推动了跨区域要素资源市场化统筹使用制度，建立了跨区域建设用地机动指标统筹使用机制、污染排放权、碳汇交易制度和环评制度改革集成等一系列制度。 以制度创新推进区域一体化走深走实 站在新起点，长三角区域要在打破区域分割，推动形成更高质量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改革上，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为全国跨行政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有效的经验做法，通过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引领其他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走在前列。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积极探索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有效制度。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的区域分割、部门分割和机构分割仍然存在，创新资源的分配、使用、监管、绩效考核仍然依赖于行政管理体系，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共享还面临诸多制约。长三角区域应充分利用创新基础优势和市场机制优势，在创新资源的获取投入、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和创新激励体系、创新成果转化，以及创新平台的运营管理、创新人才的引育等各节点上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构建科技资源全方位流通融合、各类资源充分参与、各创新主体协作共赢的新型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要立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力度扩大制度型开放。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的开放高地，也是内外双循环的枢纽，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竞争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扩大制度型开放力度，就是要打破各种壁垒，为资本、货物、服务、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和产品跨境流动提供制度型基础设施。特别是要着眼于增强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在对外商投资、国际人才居留、跨国经贸合作便利化等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和国际化接轨力度。要加快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投融资环境，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行业管制制度，稳步推进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构建与长三角国际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与此同时，要围绕自由贸易港（区）试验示范，完善进出口管理体制和税费制度，提高对外贸易便捷度，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 完善区域市场制度体系衔接，加快区域间市场深度融合。要着眼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要素市场体系，加大力度推动土地制度、劳动人事制度、金融和资本监管制度的改革创新。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技术、环境和数据等新兴要素市场，在产权确立和保护、交易规则和平台建立、安全与监管制度完善、包容性体系打造等方面，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兴要素市场发展壮大和提高配置效率的体制机制。要重点完善政府市场干预行为的规范，尤其是进一步破除地方政府不规范介入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歧视性的地方政策法规等。要清理废除各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对内外有别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公平竞争审查。 要着眼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深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实现更高水平的民生共享。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持续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跨区域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继续优化城乡人口流动管理政策，特别是着眼长三角城市体系和城乡格局，积极探索更加自由的户籍管理制度，促进人口流动更加畅通便利。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核心民生领域大胆突破，在共享与均等化上先行先试，促进长三角区域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医共体”“教共体”等平台，拓宽民生资源跨区域流通渠道，建立有效机制激励民生资源丰富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要着力推动长三角社会保障标准一体化，积极探索长三角社会保障收支协同一体的有效运作模式，切实推进核心民生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 要着眼更高质量的一体化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趋势，打破常规，积极探索跨区域治理新模式。围绕产业协同、创新协同、区域功能分工、民生共享等区域一体化实施举措，积极探索区域内权责利分担共享、对等且有区别的税收体制和财政转移制度。总结提炼和优化各类“飞地”制度创新， 着力探索省际边界区域的共同治理模式。围绕低碳和绿色转型，继续探索和优化跨区域河流湖泊的综合整治和生态补偿体制，进一步完善碳汇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等生态资源市场体系，拓宽和便利生态价值的实现。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在市场准入、标准认定、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信息、社会信用等方面实现区域内融合贯通，“一张清单”管理。继续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新模式，积极探索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交通基础设施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 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提升综合运输效率，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原载于《时事报告》2024年第二期，25-27页。《时事报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时政月刊，是广大党员干部以及宣传、教育工作者认识、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必备学习资料
黄先海：“数实融合”为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新天地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信息发布会、思想分享会和工作推进会。”先后五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黄先海教授表示，浙江大学既是乌镇峰会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一方面，浙大为峰会持续提供了人才支撑、思想支撑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浙大的创新技术也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得到了展示与鼓励，技术成果转化得以更进一步地推广，成为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2020年，长三角数字经济总量达到10.83万亿元，占长三角GDP总量的44.26%。黄先海表示，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大，数字核心产业比重高；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完备，覆盖率高；数据产出规模与综合算力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因此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现实支撑，数字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经成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黄先海介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长三角正在形成新的产业组织模式，“这个模式是以龙头企业或平台为引领、支撑，与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共同合作的一种产业生态体系。”在平台带动的之下，长三角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数实融合”正在为这些企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出新天地。 新的产业模式下，平台与中小微企业之间的分工机制一直是黄先海关注的问题。他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平台对中小微企业的赋能，助力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同时协调好利益分配机制，探索构建新的平台治理模式。黄先海表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正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而乌镇峰会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更多可能。 原文摘自：“世界互联网大会”公众号
叶建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五年结硕果 阔步再向前
编者按：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充分受益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的重要指示精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参加东方卫视《今晚》节目点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关热点问题。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年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明确在科创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基本实现一体化发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五年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响应中央号召，一起推动园区跨省合作，科创走廊共建、科技资源共享；一起防控大气污染、治理湖泊河道，建设美丽大花园；长三角基础设施加速实现互动互联，一起打造半小时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24小时包邮圈，不断提升“长三角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下好同一盘棋 推进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沪苏浙皖“大合唱”让1+3＞4，以4%的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增加到8个，数量约占全国1/3。据预测，2023年长三角经济总量有可能会接近31万亿元，5年净增量达10万亿元。 此外，2022年长三角外贸规模创下新高，进出口额达15.1万亿元，同比增长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比重高达35.8%。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体化的战略引领，更为这一区域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动力。一个直观的体验是，5年间长三角夜间灯光指数增长了57.24%，连接城市的灯光带越来越密集。“国家赋予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战略定位，即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及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应该说，这五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如此点评。在叶建亮看来，亮眼“成绩单”的背后，一是得益于来自党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一张蓝图绘到底，高标准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二则因为三省一市建立起“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工作机制。即以三省一市领导人座谈会为代表的“决策层”，以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为代表的协调层、以“长三办”以及重点专项合作组为代表的“执行层”，三个层级各司其职，协调推进，把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当然，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原本基础就比较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产业互补”。从创新链到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一体化还有哪些发力点？ 上海是开放前沿、创新高地，江苏实体经济强劲，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安徽拥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厚积薄发的科技资源……如何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创新处于核心地位。对此，叶建亮指出，长三角区域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等诸多优势，伴随着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各地对接需求，聚拢要素，联合攻关，聚集了一批领先的创新链和创新平台。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聚合战略科技力量，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串起创新链……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速达到9.47%，23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万余台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高水平科技供给有效支撑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创新链到产业链，近5年来，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携手打造起世界级产业集群，共同形成产业协作一体化新格局。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长三角地区约占四成。今年5月28日圆满完成首个商业航班飞行的国产大飞机C919，擦亮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名牌。事实上，在中国商飞带动下，仅G60科创走廊沿线的九城（区），就有千家企业被纳入大飞机产业链，共同发展。在合肥，比亚迪建设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并在蚌埠、滁州、阜阳等地设立了动力电池、电池材料、高压电器、线束等关键零部件配套基地，基本形成了全产业链布局。而叶建亮认为，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经济、科技及安全等领域都在深刻调整，面对外部挑战新要求，长三角要在集成电路、量子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夯实基础、潜心发力，取得更大成绩来引领国家创新，稳定供产业链，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使命的题中之义。 共建民生“幸福圈”共享一体化发展成果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显著标志。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的人流往来。今年9月28日，南京到上海的第二条城际高速铁路——沪宁沿江高铁正式投入运营。这条高铁将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7个“百强县（市、区）”如珠玉般串起，将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县域融入沪宁“1小时交通圈”。 6月24日，苏州市轨道交通11号线正式开通，并与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实现无感换乘，跨省市轨道交通系统深度互联互通，在国内尚属首次。从此，早餐在苏州吃奥灶面，中午品阳澄湖大闸蟹，晚上在上海迪士尼赏烟花，只需一张地铁票就能无缝连接“双城生活”。近5年来，高铁轨道不断延伸、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公众跨省一卡通行、交通管理跨区域联通……让长三角区域的互联互通，更为便捷，很多此前的“断头路”，“堵塞点”被一一打通 在叶建亮看来，近年来长三角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也给予“长三角居民”最多贴身感受，同城效应日益显现。而他认为，下一步一方面要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上持续发力，突出不同交通方式间的优化、衔接、融合与协调，“整合港口、铁路、航空乃至公路等，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分工和产业链条的嵌入，比如和‘一带一路’衔接等”。另一方面，基于交通互联互通的都市圈，要强化产业链优势互补，构建良好的产业协同分工的生态体系，“比如嘉兴正在建的第二个机场，它是‘客货并举、以货为主’，就是助力加快打造长三角重要的物流节点、枢纽”。除了交通“同城化”，对2.37亿“长三角居民”来说，一体化发展的最直观感受，还来自是生活“品质化”，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跨省申领身份证、跨省户口迁移、跨省就医、异地购房提取公积金……在医疗、教育、政务服务等诸多领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的创新举措，一个接一个不断涌现。其中，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启动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41座城市的1.5万余家医疗机构，均可跨省直接结算，累计惠及1300万人次。叶建亮认为，未来人才流通将愈发频繁，人才流通本身意味着非常重要的资源优化配置，将极大地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而为了促进人才流通、人尽其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区域紧密结合的公共服务，作为相应的配套，“比如随迁小孩的就学问题，比如纳税地和享用公共服务地错位产生的收支矛盾如何来解决，等等”，在叶建亮看来，这些都是未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在机制提升上进行创新的“必答题”。 （原文摘自：看看新闻Knews客户端）
黄先海教授：发挥“一带一路”上的高校作用
编者按：今年5月，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主办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十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浙江杭州隆重举办。中国外文局旗下人民画报社主办的《丝路瞭望》在2023年第6期“聚焦”栏目重磅推出专家观点和分论坛观点精粹。本期分享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教授专家观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浙江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努力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添砖加瓦，发挥了高校在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通过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浙大国际联合学院与200多个学校携手打造教育国际合作品牌，成立“一带一路”学院，实行人才培养归口管理，建设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带一路”留学生教育基地。推进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联通，设立中国学、临床医学、海洋学、农学等一批特色人才项目。实施了“致远海外行动计划”“亚洲领袖项目”等一批短期交流项目，组织学校师生赴“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合作国家交流访问。 二是构建“一带一路”研究高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2014年7月，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2014年12月，以西部院为主要依托，整合校内相关研究力量，成立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3月，区域中心正式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心成立以来，通过浙江经验提升促进东西互动，通过沿边开发开放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内外联动；围绕区域协调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依托浙大多学科综合优势，将区域经济合作、社会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三大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和数据资源库作为两大支撑平台。 为加强国别与区域研究，还先后成立了浙江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中心、德国研究中心、亚洲文明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等。以区域中心、西部院为代表的浙大智库集群聚焦“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及落地路径谋划贡献智慧。 三是依托文理工农医多学科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科技创新成果。如联合共建“中国一印度尼西亚海洋科学与技术中心”“中国一印度尼西亚生物技术联合实验室”“浙江一马来西亚传统药物联合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参与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修复工程、以色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等政府重大项目，共同应对生态能源、人口健康、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重大挑战和机遇；推进国际医疗合作，加入中东欧国家医院合作联盟等组织，将先进医疗技术和优秀人才辐射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国。 四是打造“一带一路”高端论坛、精品书系等品牌，提升多元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从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中凝练全球议题，成功举办包括G20杭州峰会重要配套会议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 “两山”理念与实践国际会议、国际展望大会等在内的重大活动，并定期举办中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论坛、海上丝绸之路高端国际论坛等一系列品牌论坛。 以图书为文化交流载体，牵头承编国内首部权威“一带一路”建设知识普及型读物《“一带一路”读本》《“一带一路”一百问》,并输出15个语种版权。组织“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的专家整理、翻译和编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精要》《“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与青年机遇》等书系。加强“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了《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专辑。 原文摘自：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公众号
中心观点 ｜ 叶建亮教授：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从规模体量看，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5000万户，近十年来翻了两番多，占企业总量的92%以上;从经济表现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从增长贡献看，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十年来始终高于55%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比达6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意义重大。 民营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 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既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显示器”，同时也是将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但仍然面临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不少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巨大挑战。民营经济在投资和外贸领域前景广阔，需加大力度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尤其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受疫情影响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市场预期不稳使民营企业更加谨慎保守,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月度增速下滑乃至负增长，民营企业外贸顺差增速慢于全国水平目贡献率低于之前三年。为促进经济稳步迈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急需扫清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破除对民营企业的所有制束缚，以政策干预的持续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和增长潜能。 扎实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重点。 此次《意见》的发布，直击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围绕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力、扩大民营经济生产经营规模、推动民营企业提质增效等目标，在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要素支撑力度、优化政策投放效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真招实策，可谓给民营经济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有利于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稳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预期。在主体多元、对象广泛、内容深刻的改革进程中，要保证中央政策意图不折不扣地得以落实，避免政策执行走偏、走样，关键是要强化制度刚性，以制度硬约束铆合名级政府和全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的局面。 释放体制活力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二法宝。应当看到，即使党中央不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甚至时不时需要吃“定心丸”。制度优势难以恰逢其时地得到有效发挥，这不仅在结果上阻碍民营企业消解经济波动与下行压力引起的负面情绪，行政于预市场失灵事倍功半:还可能从源头上加重民营企业在转型期阶段性所有制区别待遇下的悲观情绪，进一步摧毁发展信心。制度刚性，简单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制度和政策的模糊空间，明晰制度规范主体的红绿灯”，降低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强化制度和政策的闭环监督与违规惩戒。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是为指导、扶持政策的落实落细提供具体且可供操作的行动指南，也是对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互动关系的深度长期调整。 发挥制度优势 提振民营企业发展预期 发挥制度优势，强化制度刚性，才能保障民营企业对政策落实形成确定预期，从而在根本上支撑民营企业提振信心、发展壮大。 统一全社会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共识。经济改革初期，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旧体制始终未能得到定论。参照当时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验，这是市场化改革的早期探索，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很快调整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更确切的表述，但有关市场经济的争议仍然长期存在。直至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改革目的和决心，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主线才被牢固树立，随后几十年市场主体的活跃、经济社会的繁荣才得以出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官方对其表述几经变化，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制度顶层设计对民营经济的认可与重视程度逐步加深，角色定位随时代变化愈发具象。1978-1986年期间，我们党明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我国个体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拓宽了空间。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又作了重大突破性调整，明确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七大在继续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意见》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新时代赋予民营经济新的特定角色，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坚定维护，明确将沿着既定路线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发展共识的形成是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审慎思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天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繁荣发展不仅体现了开放经济市场主体构成的多样性，同时也共同拓展了国内国际市场规模。当前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更加强调使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着力推动功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将政府作用严格约束在为市场机制扫清障碍的范围内，其目的就是要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转变以往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活动的思路，使其在加强行政管理制度刚性方面下更大功夫，从而缓和与改革进程不相符的政府市场错位情况。 多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政策闭环，维持基层改革良性循环。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再到政策落实及反馈，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会经历长链条的传导，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在这个过程中，各执行节点不仅要对上级指示精神领悟到位，保证政策落实不走偏、不走样.还要切实防止政策落实“中梗阻”和打滑空转现象。在中央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出顶层部署后，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进一步列举重点工作，明确落实细节，压实主体责任，为贯彻中央指示作出配套安排。随即，部分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结合自身情况率先做出回应。例如，江苏省推进涉企行政合规指导工作机制探索，广州市从扶持政策、服务体系、法治环境、社会氛围等方面制定20条具体措施。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展示了衔接及时、针对性强的政策执行模范样板，这离不开长期以来深耕市场经济而形成的对下一步改革方向的精准判断能力和明确自身改革任务的迅速反应队伍。受益于此，民营经济改革更容易迈上新台阶。 以制度刚性支撑 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 以制度刚性支撑民营企业稳预期提信心，重点是强化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全面落实法治保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法治是最可靠、最根本的保障。要不断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保障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和财立安全感。要依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各类宏观政策在民营企业中的实践效果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健全的法制和制度体系保障，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要加强普法，指导民营企业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努力营造更加稳定公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是合理设置产业管制“红绿灯”。尽管在制度上明确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和做法在逐渐减少，但在实践中还是存在不少隐形障碍。要明确负面清单并稳步缩减清单事项，让企业知道哪些事项违法违规，明确规则底线。同时，要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的体系建设和配套措施设置，彻底清理与负面清单制度不符的传统习惯做法，合理有序放开定点生产经营、准入资质限制等特殊的禁入形式。推动事前审批向全链条监管转变，解决好民营企业进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隐形门槛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税收优惠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此同时，也要明确正面清单，对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挥创新动力足等积极作用的行业领域加以列明，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安全和发展命脉的行业，探索剥离其中的竞争性业务并向民营企业放开。 三是大力维护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在资源获取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使资源配置向民营企业适度倾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破除间接融资中的所有制歧视，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拓宽公司、企业债券融资渠道，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优化民营企业用地供给，做到有保有压，持续完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平台建设，探索发展工业用地分割转让，试点解决用地需求。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向民营部门，用好住房保障、教育落户等政策增强民营企业吸引力，支持探索校企合作柔性引才方式。推动民营企业参与数据开放共享，加快数据资立确权登记、数据价值评估、数据交易收益分配等数据流通交易体系建设，赋能数字化转型。 四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既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交往，又要明确纪律底线。既要清除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土壤，让民营企业回归钻研市场经营的主业，又要厚植实干实效、开放包容的风气，让企业家的所思所想、所困所惑得到有效回应。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例，从以正面清单为主到以负面清单为主，明显放宽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领域的政策限制，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在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的硬性要求下，破除各类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促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过去40余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以体制改革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提振企业家信心、推动民营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挫折、化解重大风险的法宝。以制度改革为遵循，新时代民营经济也将进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懈努力。 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卓。 原文转自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15日A4版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经济学家发展论坛（2025）并作主旨演讲
5月17日，以“智能+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学家发展论坛（2025）在杭州举行。论坛由浙江财经大学和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60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参会，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会并作主旨演讲。黄先海围绕“创新范式变革与第三大宏观政策建构”，以杭州“六小龙”为例，提出数字时代创新范式“一范式三机制”。一范式是数字时代创新范式以人的智力和数据为核心，区别于工业时代的资本和机器。三机制是青年主角机制、双赋能仓机制、双前沿机制。他还指出现有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局限，并提出构建创新增长导向的第三宏观政策体系，该体系具有生产要素跃迁和经济迭代升级功能，以应对新创新范式下的经济发展需求。当日，还举行七场分论坛，围绕“‘智能+绿色’赋能产业发展”“‘智能+绿色’赋能财政体制改革”“‘智能+绿色’赋能金融强国”“‘智能+绿色’赋能会计科学发展”“‘智能+绿色’赋能生产消费与创新创业”“‘智能+绿色’赋能治理现代化”“‘智能+绿色’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等主题探索“智能+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据悉，分论坛八“‘智能+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与监测与评价”将于5月24日在下沙校区举行。
叶建亮、郑朝鹏：中企出海，如何逆风扬帆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趋势下，推动企业出海，优化生产力全球布局，对冲贸易不确定性风险，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面对“对等关税”等冲击挑战，如何逆风扬帆、突围而出，是中国企业出海不可回避的课题。企业迈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产业链，既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重要桥梁之一，也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出海既面临新的挑战，也构成新的机遇，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和未来发展动向。第一，供应链重构的“去中国化”战略和国内市场的“内卷式”竞争形成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挑战。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不断对华升级保护主义措施，比如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造“中国+1”供应链网络，构建“小院高墙”技术封锁体系，欧盟国家设置碳边境调节机制，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冲击等，对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在出口受阻、国内消费不振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陷入同质化和低价格竞争，引发的创新阻滞效应也将降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将部分产业链环节转移至海外，既可以部分化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更有助于避免“内卷式”竞争，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多的空间。第二，新技术变革和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中国企业出海的新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颠覆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取代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成为国家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在光伏新能源、电动汽车、跨境电商、人工智能等领域占据领先优势或形成赶超态势，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正在加速“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关键驱动力。此外，面对美西方国家系统性围堵的升级态势，中国企业积极开拓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新市场，尤其是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近年来均高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全球份额提升，有助于逐步消解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分工体系的局面，为中国企业出海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创造有利条件。2024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5%，覆盖151个国家和地区的9400家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电动汽车、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实现13.1%、32.8%、45.2%的增长。除欧美发达国家以外，非洲、拉美、中东、东盟等新兴市场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目的国。由此，长期来看，中国企业有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第三，中国企业出海正从“资金引进来、产品走出去”向“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转型。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强调的“引进来、走出去”主要是指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加快培育本土企业，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带动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多国家的资金链出现断裂，中国企业逐渐以各种方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深度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中。而随着中国企业更多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型，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能力和发展需求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方面通过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着力提升产业链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主动推动要素、资源、技术汇聚回流反哺国内本土产业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企业勇立潮头，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出海，探索出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径，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浙江的“地瓜经济”就是代表。所谓“地瓜经济”，即“块茎深扎国内，藤蔓向全球延伸”，简单来说，就是本土企业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限制；而企业在获得更好发展的同时，通过带动技术资金回流和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浙江“地瓜经济”以本土根基支撑全球拓展，以全球资源反哺本土升级，不仅是中国企业拥抱全球化破浪出海的生动样本，也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有益启迪。首先，要创新全球要素配置模式，构建“双向赋能”开放体系。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必须突破传统单向开放路径，建立“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要素对流机制。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关键技术（如吉利收购沃尔沃突破技术壁垒）、设立境外园区整合资源（如华友钴业布局刚果钴矿保障供应链安全），同时引导海外利润、专利、人才回流本土。这种“本土根茎+全球藤蔓”的要素配置模式，破解了开放型经济中的产业流失与技术依赖的双重风险。其次，重塑产业链治理能力，打造“内外协同”产业生态。以产业链为纽带，实现“本土中枢”与“海外节点”的功能互补。比如，海康威视在海外市场设立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人才，其杭州总部主导的智能物联标准已输出至100多个国家；正泰集团在越南、泰国等地布局光伏组件产能，反向带动浙江智慧能源产业集群发展。这种“本土总部经济—国际创新飞地—海外生产基地”的产业链治理模式，能够避免中国企业被动嵌入全球分工，通过掌控价值链关键环节提升开放主导权。再次，探索制度型开放路径，完善“规则适配”制度环境。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迈向更加全面、更高水平的新阶段，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规则，实现制度层面的开放创新。一方面，对标RCEP、CPTPP和DEPA等，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为构建公正平等竞争、世界开放共赢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集成改革，促进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海外并购的自由化与便利化。（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 文章来源：大众日报-07-理论周刊-论丛2025年5月13日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在科普周上推介展示研究成果《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
2025年5月11日，嘉兴市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嘉善西塘开幕。科普周以“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市”为主题，嘉兴市县联动，各类社科普及基地、研究机构集中展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最新成果。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领衔的研究成果《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受邀在科普周上推介展示。《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是2023年度嘉兴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叶建亮教授领衔的团队，经过2年多的深入系统研究，详细梳理了嘉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进行的具有区域独特性的探索，归纳提炼的区域现代化实践的内涵特征和演变路径，对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该书近期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