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趋势下，推动企业出海，优化生产力全球布局，对冲贸易不确定性风险，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面对“对等关税”等冲击挑战，如何逆风扬帆、突围而出，是中国企业出海不可回避的课题。

企业迈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布局产业链，既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重要桥梁之一，也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企业出海既面临新的挑战，也构成新的机遇，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和未来发展动向。

第一，供应链重构的“去中国化”战略和国内市场的“内卷式”竞争形成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挑战。近年来，美西方国家不断对华升级保护主义措施，比如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造“中国+1”供应链网络，构建“小院高墙”技术封锁体系，欧盟国家设置碳边境调节机制，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冲击等，对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在出口受阻、国内消费不振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陷入同质化和低价格竞争，引发的创新阻滞效应也将降低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将部分产业链环节转移至海外，既可以部分化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更有助于避免“内卷式”竞争，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多的空间。

第二，新技术变革和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中国企业出海的新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颠覆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取代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成为国家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在光伏新能源、电动汽车、跨境电商、人工智能等领域占据领先优势或形成赶超态势，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形成，正在加速“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关键驱动力。此外，面对美西方国家系统性围堵的升级态势，中国企业积极开拓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新市场，尤其是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近年来均高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和全球份额提升，有助于逐步消解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分工体系的局面，为中国企业出海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创造有利条件。2024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8.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5%，覆盖151个国家和地区的9400家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电动汽车、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实现13.1%、32.8%、45.2%的增长。除欧美发达国家以外，非洲、拉美、中东、东盟等新兴市场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目的国。由此，长期来看，中国企业有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

第三，中国企业出海正从“资金引进来、产品走出去”向“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转型。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强调的“引进来、走出去”主要是指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加快培育本土企业，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带动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多国家的资金链出现断裂，中国企业逐渐以各种方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深度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中。而随着中国企业更多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型，中国企业出海的现实能力和发展需求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方面通过高端要素获取与全球生产布局着力提升产业链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主动推动要素、资源、技术汇聚回流反哺国内本土产业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企业勇立潮头，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出海，探索出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径，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浙江的“地瓜经济”就是代表。所谓“地瓜经济”，即“块茎深扎国内，藤蔓向全球延伸”，简单来说，就是本土企业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和空间限制；而企业在获得更好发展的同时，通过带动技术资金回流和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浙江“地瓜经济”以本土根基支撑全球拓展，以全球资源反哺本土升级，不仅是中国企业拥抱全球化破浪出海的生动样本，也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有益启迪。

首先，要创新全球要素配置模式，构建“双向赋能”开放体系。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必须突破传统单向开放路径，建立“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要素对流机制。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关键技术（如吉利收购沃尔沃突破技术壁垒）、设立境外园区整合资源（如华友钴业布局刚果钴矿保障供应链安全），同时引导海外利润、专利、人才回流本土。这种“本土根茎+全球藤蔓”的要素配置模式，破解了开放型经济中的产业流失与技术依赖的双重风险。

其次，重塑产业链治理能力，打造“内外协同”产业生态。以产业链为纽带，实现“本土中枢”与“海外节点”的功能互补。比如，海康威视在海外市场设立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人才，其杭州总部主导的智能物联标准已输出至100多个国家；正泰集团在越南、泰国等地布局光伏组件产能，反向带动浙江智慧能源产业集群发展。这种“本土总部经济—国际创新飞地—海外生产基地”的产业链治理模式，能够避免中国企业被动嵌入全球分工，通过掌控价值链关键环节提升开放主导权。

再次，探索制度型开放路径，完善“规则适配”制度环境。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迈向更加全面、更高水平的新阶段，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规则，实现制度层面的开放创新。一方面，对标RCEP、CPTPP和DEPA等，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为构建公正平等竞争、世界开放共赢的全球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集成改革，促进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海外并购的自由化与便利化。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　

文章来源：大众日报-07-理论周刊-论丛2025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