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观点｜叶建亮：嘉兴“起飞”，长三角“补链”

2025年12月26日，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浙江嘉兴南湖机场正式投运。截至今年6月30日，嘉兴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3570架次，已累计开通客运运营航线18条，覆盖20个通航航点，通达国内城市18个，基本构建起全国干线航空网络框架。嘉兴机场的运营，补齐了长三角货运体系中专业航空货运枢纽这一关键环节。2026年7月28日，中心主任叶建亮教授接受中国发展改革报社专访，对嘉兴机场的功能定位和运营模式创新进行了解读。叶建亮教授指出，长三角虽大型综合机场密集，但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此前是空白。嘉兴采用“专业化枢纽+航空货运航司”的组织模式，与圆通集团深度合作。圆通“东方天地港”项目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约122亿元，拥有110万平方米航空物流设施，构建覆盖货物存储、中转、运输、监管的全链条功能体系。货站距离停机坪仅100米，实现“卸机即入库”，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建设和运营，是一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混合模式——政府负责机场基础设施和口岸资质，企业负责运营网络和货源组织。嘉兴市政府负责机场投资建设，建成后委托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2024年12月17日，省机场集团与嘉兴市政府正式签署《嘉兴南湖机场委托运营管理协议》。浙江省机场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嘉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注册成立，具体负责日常运营管理。这一安排使嘉兴机场快速接入浙江全省机场协同运营体系，成为继杭州、宁波、温州、舟山、衢州、台州、义乌、丽水之后，省机场集团管理运营的第九家运输机场。在货运业务层面，治理架构更进一步。浙江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圆通航空货站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实业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合资成立了嘉兴空港物流枢纽管理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机场航空货运业务——形成“省级国资+圆通速递+地方国资”的混合所有制平台。这一模式的意义在于：机场本体归入省级专业化运营体系，确保安全与服务标准；货运物流引入市场化合资平台，激发效率与创新。它不是简单的“谁管谁”，而是一种功能分层、权责分置的制度安排——公共属性的机场运营与市场属性的物流服务，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了分离与协同。这一模式顺利落地实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的协同：一是硬件协同。依托嘉兴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区位优势，机场北侧的专用货运公路让货物10分钟可上乍嘉苏高速；附近西港作业区可通过杭申线航道直达嘉兴港，实现海河联运；机场出发30分钟可达嘉兴南站高铁枢纽，60分钟通达上海虹桥、杭州萧山、上海浦东三大机场。这套“公铁水空”立体网络，可打造90分钟覆盖长三角主要货源地的快速集散网络。二是软件协同。通过海关“一站式”通关、“联动接卸”等制度创新，消除跨行政区物流堵点。嘉兴南湖机场创新采用了“多合一”布局，将跨境电商、快件和普通货物集中到同一场地作业，实现人力资源的集约化管理。2026年6月，“海空联运”业务落地，实现了空、陆、海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三是产业协同。以圆通东方天地港为核心，集聚仓储、分拨、供应链金融等业态，从单一物流通道向综合供应链服务平台转型。嘉兴省级临空经济区已于日前正式获批，规划面积147.3平方公里，定位“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临空智造汇聚高地”。目前已签约GAMECO机务维修、御空跨境电商等4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40亿元。叶建亮认为，嘉兴机场的成功与否，不能只看货运量数据——尽管首年目标8万吨、设计能力110万吨的数字足够亮眼。更关键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在海关、检验检疫、航线审批等事权协调中探索出可复制的制度产出。嘉兴具备独特的制度创新条件：浙江省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势、浙江省机场集团全省统筹的运营经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政策窗口。  本文根据2026年7月28日中国发展改革网站报道整理

叶建亮教授：“地瓜经济”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引

《学术前沿》2026年7月2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地瓜经济”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引》，深度解析了“地瓜经济”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与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关键阶段，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国家发展与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其所蕴含的“藤蔓延伸、块茎扎根”的理念，为中国企业实现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在推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在实践层面，应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多措并举，着力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关键词】“地瓜经济” 企业全球化布局 经济全球化 新发展格局【中图分类号】F125/F114.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2.001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指出，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根本遵循。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走出去”融入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如何既实现企业成长的跃迁，迈向更高质量发展，又持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地瓜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着力谋划和推动的一种兼具开放性与根植性的发展模式。所谓“地瓜经济”，简单来说，就是本土企业为了突破区域发展的资源要素限制，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向外拓展，获取外部资源和发展空间，实现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外发展良好的企业，通过市场拓展、技术资金回流、资源要素汇聚等方式反哺本土产业。[2]部分浙江企业突破各种限制和壁垒，积极“走出去”，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汲取营养，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正如地瓜通过藤蔓扩张汲取更多养分来滋养块茎，形成内外互动的局面。经过20多年的迭代升级，“地瓜经济”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主动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指引，引领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正当其时经济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内外并举，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不断融入全球发展格局。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构筑不可替代的“硬实力”与“软环境”，使其具备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与能力。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日益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完整、配套齐全，覆盖从基础制造到高端装备、新能源、电子信息等广泛领域，能快速响应全球客户需求，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产业集群生态持续优化，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高效协同，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与交付周期，为海外扩张提供稳定供应链保障。不少行业形成全球领先的规模与成本优势，行业增加值和出口贸易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具备全球定价权与竞争力。此外，我国科技创新不断取得突破，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加快发展，开始跻身全球领先行列，成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杀手锏”。在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突破的基础上，一系列顶层制度设计为企业全球化布局架设畅通的桥梁。从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签署自贸协定到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为企业“走出去”实现全球化布局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整体上看，当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韧性。2025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达到631.8万件，科技和创新型企业超60万家，这些成就的取得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684.2亿美元，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6261亿美元。2024年末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28132.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9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持续加快。国内竞争加剧与国际市场拓展推动企业全球化。当前，我国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利润空间压缩等问题，企业生存与发展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全球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为中国企业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全球化布局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从国内市场来看，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面临较为激烈的竞争。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钢铁、水泥、家电等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其中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5.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为62.2%，食品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69.8%，汽车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为72.2%，均低于国际合理水平。个别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促销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持续下滑，一些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新兴产业领域发展潜力巨大，但由于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大量企业纷纷涌入，引发激烈竞争。例如，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企业进入，截至2024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数量突破119.48万家，而2020年这一数字在33.83万家左右。无论传统车企转型还是新兴车企崛起，都在争夺市场份额，技术竞争与价格比拼持续升温。2024年，新能源汽车降价车型的平均降价幅度达9.2%，有84.4%的汽车经销商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倒挂，即进车价高于售出价，超四成经销商亏损；汽车行业利润率跌至4.3%，这一数据在2017年时为7.8%，不及下游工业企业6%的利润率。部分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面临经营压力。此外，我国国内市场的资源约束日益凸显，无论是工业用地出让均价，还是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铁矿石、铜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均在持续上升，不断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此背景下，企业要实现持续发展，必须突破国内市场的局限，向全球市场拓展。从国际市场来看，全球经济虽然面临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等挑战，但整体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达24.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8.85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为中国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机遇。2024年，我国对东盟国家进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增长5.5%；对拉美、非洲、中亚五国、中东欧等地区进出口分别增长7.2%、6.1%、7.2%、7.5%。[13]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人口总量超过3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8%，这些地区经济增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增长率和消费市场规模增长率都处在较高水平，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八成流向亚洲，比上年增长8.5%，其中对东盟投资343.6亿美元，增长36.8%。对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投资分别增长15.4%、25.3%和113.7%。同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直接投资509.9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5%。同时，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企业可通过全球化布局，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质资源，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驱动中国企业抢抓出海机遇。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新一轮调整期，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企业推进全球化布局的重要窗口期。经济全球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受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变，企业更加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多元化，这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供机遇。其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全球贸易规则、投资规则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企业可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为自身全球化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其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数字全球化”新阶段。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新路径、新机遇。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格局调整的窗口期不会太长。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逐步完成，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可能会出台更多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投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度将会随之加大。此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在积极抢抓经济全球化调整的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中国企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例如，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各国都在加大布局力度、争夺产业主导权。中国企业应加快全球化布局，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不断巩固和提升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在数字经济领域，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各国纷纷加快布局。中国企业应抓住数字全球化的机遇，主动融入全球数字贸易体系，力争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当前经济全球化调整的窗口期，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主动抢抓机遇，加快全球化布局，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为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撑。“地瓜经济”模式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有效路径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这一经典比喻，深刻揭示企业“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的辩证关系，为“地瓜经济”模式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在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获取资源要素和市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母国的产业空心化，如何更好地提升母国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安全，是绕不开的现实命题。为此，必须建立起内外联动、协同共进的企业全球化发展新模式，“地瓜经济”模式则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地瓜经济”模式实现企业发展空间拓展与本地产业升级的协同。“地瓜经济”模式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浙江省在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和空间不足的发展局限时，如何“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于全国发展浙江”，在更广阔的范围和空间内配置资源的路径。浙江地形呈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资源匮乏，若局限于内部资源与空间的发展路径，难以改变落后与发展迟缓的局面。因此，浙江的老百姓依靠商业文化传统优势，以及“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构筑庞大的浙商网络，这成为“地瓜经济”模式的最初形态。随着时代发展，“地瓜经济”模式不断演变，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受资金、技术、市场等多重因素制约，浙江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市场、采购原材料，形成“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生产在内”的发展格局，开创最初的“地瓜经济”模式。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藤蔓初伸”，企业主要以产品输出、资源输入为主，企业全球化布局尚未起步，主要聚焦国内市场的拓展，目的是突破浙江本地资源与空间的限制，为企业积累发展资金和经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浙江企业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同时，在外发展的浙商通过资金回流、回乡办厂、扩大企业规模等方式反哺浙江本土产业，形成“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内外联动格局。这一阶段的关键特征是“藤蔓延伸”，企业开始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形成“地瓜经济”模式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浙江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布局，通过海外并购、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研发中心等方式，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掌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同时将全球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藤蔓成网、块茎粗壮”，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展，“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显著提升，“扎根本土”的基础愈发牢固。从“地瓜经济”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始终坚持“走出去”与“扎根本土”相结合，既强调企业主动拓展外部空间、整合全球资源，又注重夯实本土基础、反哺本土发展，这种辩证统一的发展理念，与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中心需求高度契合，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理想路径。      企业全球化践行“地瓜经济”模式的可行路径。“地瓜经济”的要义是“藤蔓延伸、块茎扎根”，其中，“块茎扎根”是前提和基础，“藤蔓延伸”是手段和路径，最终目的是实现“块茎粗壮”。对应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就是企业在“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同时，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把根留在中国，意味着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必须扎根中国。核心技术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核心业务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核心资源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支撑。如果企业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转移到国外，就相当于“地瓜”的块茎被挖走，藤蔓再茂盛也难以持续生长，进而将会走向枯萎。中国企业全球化，不是“脱根出海”，而是“扎根中国、辐射全球”，通过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核心资源留在中国，夯实本土发展基础，再通过“藤蔓延伸”拓展全球市场，实现“根壮藤茂”的良性发展。例如，华为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标杆，始终将核心研发、核心技术留在中国，在深圳设立全球总部和核心研发中心，2025年研发投入达1923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21.8%。掌握5G、芯片设计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数量达16.5万件。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2025年全球销售收入8809亿元，其中海外市场销售收入约2647亿元，占比约30.04%，[16]实现全球化发展与本土扎根的有机统一。华为的实践证明，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持续发展。相反，一些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盲目转移核心技术和核心业务，反而会落入丧失核心竞争力的陷阱。把根留在中国，要求企业立足中国市场，服务中国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提升的消费能力，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坚实后盾。企业在全球化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立足中国市场，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依托国内市场的支撑，拓展全球市场。此外，企业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等，将企业全球化布局与国家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在服务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把根留在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企业群体，而强大的企业群体，必须扎根本土、服务本土。中国企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只有把根留在中国，才能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增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如果大量企业“脱根出海”，将核心资源和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则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国家经济实力下降，现代化进程受阻。因此，企业全球化布局必须把根留在中国，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原则，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要求。推动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需避免“封闭保守”与“盲目出海”思维。第一种错误思维是“封闭保守”思维，认为企业“走出去”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从而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企业出海，让企业局限于国内市场，这可能使其在拥挤的赛道上陷入“内卷式”竞争。这种思维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会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国内产业发展停滞。当前，我国国内一些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卷式”竞争，如家电、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等行业，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采取降价、同质化竞争等手段，导致行业利润下滑，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原因，不是企业“走出去”太少，而是企业“走出去”的层次和水平亟须提升，未能有效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导致国内市场过度拥挤。倘若固守“封闭保守”思维，限制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只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让企业陷入互相“内卷”的恶性循环，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企业“走出去”不仅不会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就业减少，反而会带动国内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就业增收。企业通过全球化布局，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能够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同时，企业海外市场的拓展，能够带动国内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例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企业，通过“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带动国内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推动义乌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必须摒弃“封闭保守”思维，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通过全球化布局拓展发展空间，缓解国内竞争压力，推动产业升级。第二种错误思维是“盲目出海”思维，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缺乏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一味追求海外市场的扩张，忽视与国内发展的互动，甚至将核心资源、核心业务转移到国外，导致本土发展空心化。这种思维同样违背“地瓜经济”的发展理念，“地瓜”的藤蔓延伸是为了滋养块茎，而不是脱离块茎，企业“走出去”的目的是提升自身竞争力，反哺本土发展，而不是“一走了之”。近年来，一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盲目出海、缺乏规划的问题，有的企业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收购海外企业，导致资金链断裂；有的企业将核心研发、核心生产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有的企业忽视国内市场，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一旦海外市场出现波动，企业就陷入经营困境。例如，有的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扩张过程中，忽视国内市场的深耕，过度投入海外市场，导致国内业务萎缩，同时海外市场拓展也未能达到预期，最终陷入发展困境。规避“盲目出海”思维，要求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坚持“扎根中国、辐射全球”的原则，做好科学规划和战略布局，注重与国内发展的互动。企业要立足自身核心竞争力，结合全球市场需求和国内发展战略，制定合理的全球化发展规划，明确“走出去”的目标和路径；注重将海外发展与国内产业升级相结合，通过海外并购、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反哺国内产业发展；保持国内市场与海外市场的协同发展，不能忽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着力实现“国内市场支撑海外发展、海外发展反哺国内市场”的良性互动。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实践路径。践行“地瓜经济”模式，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需要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协同发力，立足“扎根本土、辐射全球”的要求，有针对性解决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政策支持不足、风险防控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多措并举，为企业全球化保驾护航，推动实现企业海外发展与本土发展的良性循环。强化政策引导与支持，优化企业全球化发展环境。政府层面要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各项举措，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对企业海外研发投入、海外市场拓展给予税收减免和资金补贴，有效降低企业出海成本。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对接，推动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税收协定，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法律保障。此外，搭建企业全球化服务平台，提供跨境物流、法律咨询、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服务，帮助企业规避海外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全球化发展基础。企业要立足本土优势，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推动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此外，企业要加强跨文化管理能力建设，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法律法规，本土化招聘、本土化运营，降低文化冲突风险。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保障企业全球化稳健发展。当前，企业出海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汇率波动等多重风险，需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政府层面要加强海外风险监测预警，及时发布海外市场风险信息，帮助企业提前规避风险；企业层面要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在出海前对目标市场的政策环境、市场需求、风险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同时运用汇率对冲、保险等金融工具，降低汇率波动和经营风险。此外，行业协会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共享资源、共抗风险。推动产学研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保障。企业全球化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需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合作，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企业要加强海外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培养，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全球优质人才加入，提升企业国际化运营能力。此外，政府要出台国际化人才扶持政策，为人才出入境、落户、子女教育等提供便利，为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深化“地瓜经济”实践，推动海外发展反哺本土。引导企业坚持“根留中国”，将海外获取的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回流本土，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同时，推动企业在本土建立研发总部、结算中心，带动本土就业和税收增长，实现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本土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原载《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

黄先海教授等：《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与外贸战略转型》

《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与外贸战略转型》是由黄先海、王煌等学者于2020年7月在中国出版的学术专著，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该书基于全球要素分工深化背景下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探讨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转型框架。全书聚焦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跨国流动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提出中国外贸需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等四个维度实施结构性转型。通过分析要素流动机制，构建了以优化配置效率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发展路径，以高端要素引入为目标的开放吸引型路径，以及以国际话语权提升为导向的治理型路径，为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策略 。成  果  简  介   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基于本土要素和生产力结构的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已不再完全适合指导全球要素分工合作下的外贸发展战略，要素国际转移重组的自然演进可以通过创造竞争优势促进中国外贸生产过程升级、垂直差异化升级、盈利能力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升级。本书从由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的发展导向、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的竞争策略、由低加成率陷阱转向优质优价的盈利模式、由混合收益转向产权收益的收益结构四个维度出发，结合对资本、劳动力、金融、技术等要素跨国流动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提出中国外贸战略需遵从开放边界、要素流通、政策创新和风险防控四重转型逻辑，通过以优化配置效率和培育稀缺要素为核心的内源驱动型路径、以改善规则环境和引进高端要素为内涵的开放吸引型路径、以培育价值链主体和提升国际定价权为目标的国际治理型路径重构中国外贸战略，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绍兴第六届国际友城大会并做主旨演讲

5月29日，绍兴第六届国际友城大会“友城聚力同心 发展赋能未来”主旨大会隆重举行。来自全球21个国家（地区）28个城市的友城代表、高校学者、驻华使节及国内各界嘉宾约270人齐聚一堂。浙江大学全球发展学院院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以“中国新旧动能转换”为切口，用生动的数据说明：中国第一大产业正从房地产转向新能源汽车，而绍兴恰好站在了风口。“去年绍兴GDP增长6.5%、居浙江第二，靠的就是传统产业焕新和新兴产业崛起。”他特别提到，绍兴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已形成集群效应，“未来要抓住‘获得性要素’——人力资本、技术、数据，让创新成为城市核心驱动力”。来源：越牛新闻

中心成果｜黄先海教授等：《全球生产网络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竞争力提升》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竞争力提升》是由黄先海、余骁等学者合著的学术专著，2024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与贸易竞争模式转型的背景，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贸易竞争力演变的影响。全书围绕全球生产网络中贸易竞争力的驱动机制，分析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资本流动三大路径的作用，提出“双循环”分工体系重构、“蛙跳型”技术创新及“阶梯型”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等政策框架。通过理论建模与动态仿真，探讨获得型要素禀赋对传统禀赋的替代趋势，并构建全球化效率与安全冲突化解等原创模型。书中结合中国实践，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兼具理论与现实参考的研究体系。成果简介当今全球生产网络下贸易竞争力的决定机制与支撑体系正发生重大变革，获得型要素禀赋因呈现出与天然要素禀赋完全不同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而逐渐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下支撑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新动能与核心驱动力。在这一国际分工演化的大势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正日益成为激发经济体内企业积累获得型要素禀赋的关键支撑力。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本书研究指出，技术引进、自主创新与资本流动是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一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对外贸易竞争力的三大路径。在此基础上，本书从生产链布局视角，提出促进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双循环”分工网络重构与产业链布局战略；从技术创新视角，提出增进贸易竞争力提升的“蛙跳型”技术创新道路选择；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提出推进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阶梯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设计与策略组合。本书所得到的一些观点与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分析知识产权保护重塑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研究边界，也为从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孕育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前沿的理论成果提供了研究支撑和有益尝试。

叶建亮教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6月15日《浙江日报》刊发了叶建亮教授的文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反“内卷”的治本之道》，系统剖析了“内卷式”竞争的成因机理，并从规则统一、要素配置、监管协同、产业升级、政务治理五个维度，提出了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内卷”的实践路径。近年来，企业“内卷式”竞争在多个领域蔓延，严重侵蚀企业利润、抑制创新活力、阻碍产业升级，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症结是市场开放不充分、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不畅，是不健全不完善的市场生态所导致。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公平竞争、创新驱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生态，从根源上遏制低水平内卷、激发高质量竞争活力。　　多重因素导致企业“内卷式”竞争　　企业“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市场分割下低水平同质化过度竞争，其成因在于市场碎片化、规则不统一引发的制度套利、资源错配，进而引发“逐底”竞争。　　市场分割是企业“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在分割市场中，企业难以突破地域限制拓展更大规模市场，只能在狭小市场空间内争夺有限存量，导致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而地方保护则引发制度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部分地方通过违规补贴、税收返还、降低环保安全标准等方式，为本地企业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企业为生存，被迫放弃创新投入和质量提升，转而投身政策套利和低价竞争。　　规则不统一是“内卷式”竞争的诱因。部分地区降低环保、安全、质量标准，允许企业以更低成本生产，导致合规企业成本高、违规企业成本低，合规企业被迫降低标准参与低价竞争。同时，产品标准、质量标准、认证标准不统一，企业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只能在本地市场重复建设、同质化布局，加剧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此外，监管不统一助长不正当竞争行为，创新企业权益得不到公平保护，被迫放弃创新、参与内卷。　　要素流动不畅助长了“内卷式”竞争。要素流动受限、要素错配和价格扭曲导致资源流向低端产能、低效企业，创新要素难以向优质企业、创新领域集聚，造成结构性失衡。土地要素地方垄断，低价供给本地企业，抬高外地企业用地成本；劳动力要素和人才自由流动不充分；资本要素存在信贷歧视、地域倾斜，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技术要素转化不畅、保护不足，创新成果难以产业化；数据要素分割封闭、流通受限，价值难以释放。这些都加剧了企业不当竞争：一方面，低端要素过剩、高端要素不足，迫使企业扎堆低端赛道“内卷”。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低价供给，导致大量资本涌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的低端领域，引发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技术、人才、数据等高端要素稀缺且流动不畅，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无法突破低端锁定，只能同质化竞争。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系统整治企业“内卷式”竞争，需要多维发力。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和市场经济先发省，在产业创新、政府治理等方面有独特优势，须在破除地方保护、维护统一市场、引导企业良性竞争方面积极探路，率先示范。　　一是强化规则统一，筑牢公平竞争制度根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清理废除地方保护政策。建立智能审查平台、跨部门联动审查机制、常态化抽查机制，对全省政策措施进行全面审查，重点清理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所有制歧视、违规补贴、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等政策。持续开展破除地方保护专项行动，严禁在招投标、政府采购、资质审批、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各类限制，确保不同地域、所有制和规模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统一市场准入标准，统一产品质量、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推行全国统一的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体系。强化质量监管、价格执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以次充好、仿冒抄袭、虚假宣传等行为。　　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要素流动，激活创新驱动竞争动能。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高端要素向创新领域集聚、低端要素有序出清，引导企业从“内卷”转向创新。进一步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歧视与壁垒，畅通人才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渠道，促进人才有序流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创新企业的融资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完善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体系，健全技术要素市场，搭建技术交易、产学研对接和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流通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合规流通、高效利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赛道、创造新需求。　　三是加强监管协同，规范竞争秩序，遏制不当竞争行为。立足数字化治理、高效政务服务的优势，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严格查处低价倾销、价格欺诈、仿冒混淆、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机制、案件移送机制、联合执法机制。推行数字化监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智能识别和实时监测。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评价体系、信用奖惩机制，将低价竞争、恶意内卷等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赛道新动能。大力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提升产品质量、打造自主品牌，推动传统产业从低端制造低价竞争转向高端制造和品牌竞争、质量竞争。抢抓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打开产业发展新空间。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协同集聚，避免同质化布局。着力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产业生态，避免重复建设。　　五是完善政务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持续减少不当干预，坚决退出竞争性领域和企业微观经营，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市场竞争、创新决策。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和高效透明、公平公正、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引导企业专注主业、创新发展、良性竞争。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从根源上遏制地方保护与招商内卷。本文原载《浙江日报》（2026年6月15日第8版）。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参加第二届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并做主旨报告

2026年6月13日-14日，第二届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论坛在浙江大学召开，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做了题为“从促销费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双循环的视角”的主旨报告。叶建亮教授从如何培育消费的内生动力出发，立足国民经济循环的视角，分析了收入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的深层次因素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阐述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在改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并进而激发消费动能的作用机理，并给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消费新动能的政策建议。本届长三角体育产业论坛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主办，来自浙江省体育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阿里巴巴集团等政产学界相关人士近15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以“向新而行、以人为本”为主题，旨在探讨体育产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集中展示广大专家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进一步促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叶建亮教授：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6年6月10日出版的《学习时报》刊发了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的署名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了解读。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受区位空间、资源要素等条件的制约，一些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有的固守传统资源产业，有的盲目照搬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产业同质化、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如何立足自身禀赋走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义乌从过去一个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小县，通过商贸引领、工贸联动、产城融合，逐步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名城，为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经典范本。义乌因地制宜发展的渐进式实践义乌人多地少，工业基础薄弱，区位优势不突出，远离核心交通干线与中心城市，无对外开放天然优势，先天发展禀赋短板明显。对此，义乌没有被动等、靠、要，也没有盲目跟风工业强县、农业大县的发展潮流，而是立足本地民间经商传统这一禀赋资源，并遵循以制度先发优势获得突破，迅速形成地方动态比较优势，而后又全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的政策脉络，逐步发展成为市场发达、产业匹配、城乡协调的国际商贸名城。首先，大胆突破，取得制度先发优势，“无中生有”打造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所在的浙中地区历史上商贸和手工业发达，“鸡毛换糖”更是刻在义乌老百姓骨子里的经商文化。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根植于历史文化的民间商贸传统开始迅速恢复，对传统计划商贸流通体制造成不小的冲击。面对民间自发无序的商贸活动是“疏”还是“堵”，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抉择。义乌地方政府正视地方实际，尊重群众诉求，大胆冲破思想藩篱与体制障碍，于1982年主动开放了稠城小百货市场供商户集中交易，诞生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奠定了义乌兴商建市（县）的基石，形成了商品市场的制度先发优势。通过建立小商品市场将无序分散的小商品交易集中起来，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商贸活动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规范健康成长，而起初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举办的市场也为参与市场交易的商户开展的商贸活动提供了支持。这种商贸流通的“制度洼地”效应，吸引了县域内外的商户纷纷落户，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其次，审时度势，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县域经济持续跃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纯依靠制度先发优势难以持续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义乌通过三方面举措，着力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一是不断扩大小商品市场规模，持续推动市场迭代升级。第一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马路市场”，场地狭小，环境简陋。随着商户入驻需求的持续增长，地方政府果断扩大市场规模。1984年，义乌正式确立了“兴商建县（市）”发展战略，并着手推进小商品市场的扩建和升级。从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到如今的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历了多次比较明显的迭代更新。市场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义乌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市场自增强机制，也就是规模越大，市场交易的商品品类越多，市场则越有竞争优势，保证了义乌市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二是不断扩大市场网络，稳步塑造内外循环的枢纽节点功能。市场的核心在于网络，通过市场网络的链接，可以突破有形市场的空间局限，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早在市场建立之初，义乌小商品市场就不满足于义乌县域市场的功能定位，而是大力吸引了浙江各地尤其是浙南的商户前来落户经营。外地商户的落户，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经营体量的增加，更是货源、客源、信息源的几何级数式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义乌市场又将目光瞄准了全国，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格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规模不一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我国加入WTO后，义乌又将目光瞄准了全球市场，不仅吸引全球客商前来采购，还专门建立进口商品专区，吸引外商入驻。进入新时代，又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业务，极大拓展了全球市场网络，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买全球、卖全球”的格局。三是以贸促工，工贸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与产业共生性强，产业发展为市场提供货源支撑，市场发展则为产业提供需求信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场快速发展，但是多数货源在外地，本地货源支撑不足客观上也影响了市场的持续发展。1993年义乌就提出了“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鼓励引导市场经营户办工厂，把摊位订单转化为本地产能。随着义乌市场的扩大，这种本地产能转化极大促进了本地制造业的兴起，形成了贸工闭环的集群优势，市场订单提供稳定销路，提高了本地制造企业存活率。而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大量创业和就业，成为县域共富的“助推器”。最后，前瞻谋划，着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构筑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塑造区域竞争优势根本是构建一套能够持续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体系。在政策制定上，义乌摒弃“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立足群众创业需求优化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保护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了“全民创业、户户经商”的创新创业氛围。率先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市场规范治理，主动争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跨境电商试点、通关便利化等政策创新。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义乌率先推进传统市场数字化转型，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贸生态。同时，义乌还积极推动产城融合，以市场和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金融、会展等功能。整个过程，不照搬政策模板，而是聚焦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开展针对性和前瞻性改革，以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可以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有为，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典范。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应立足县域禀赋差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走特色化、差异化、动态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立足禀赋定赛道，构建差异化特色发展体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找准自身定位，必须摒弃跟风思维、同质化思维，依托本土资源、产业、人文、区位禀赋，确立核心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长期深耕细作。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挖掘、培育和转化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发扬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塑造，构筑县域发展路径的独特性。激活基层内生动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创业者，基层群众的创造力是县域发展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各地县域要摒弃“重大轻小、重外轻内”的发展思维，把激活本土创业活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作为重要任务。需要在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重点扶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本土初创企业。通过全民创业、全域创新，构建内生驱动、自我迭代的县域经济生态，让群众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坚持改革破局赋能，推进本土化精准创新。县域发展面临的约束多、权限小、资源少，只有立足本地实际推进改革创新，才能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借鉴义乌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改革精神，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有效弥补县域市场资源不足、布局零散、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发展。秉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对县域新兴业态和基层探索，杜绝“一刀切”禁止、简单化管控。走“产城人”融合发展道路，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立足特色主导产业，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扩大产业就业容量，吸引人口、人才集聚。依托人口集聚优势，完善城镇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商业等民生配套，提升城镇承载能力与宜居度。通过城镇功能提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吸引资源要素集聚，实现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提质的双向赋能。坚决杜绝盲目扩张城镇规模、无序建设产业园区，立足县域人口、产业、资源承载能力，避免出现空城、闲置园区、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县域经济、城镇建设、民生改善协同可持续发展。打破空间局限，立足双向开放借力发展。县域经济体量小、资源有限、市场规模不大，仅靠本土资源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跳出县域边界，立足自身禀赋主动对接外部市场、整合外部资源，以开放赋能发展。通过搭建流通平台、拓展内外贸渠道，对接中心城市科创资源、龙头企业，积极融入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渠道赋能产业和市场双向循环，实现小县域、大开放、大发展。本文转载《学习时报》（2026年6月10日第2版）

黄先海教授领衔编写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正式出版发行

近日，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10本中国经济学教材作为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中国系列”教材的重要成果出版发行。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领衔编写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内容简介《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浙江大学编写组）教材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历史方位，坚持“两个结合”，聚焦“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建设开放型经济过程中的基础理论、运行规律、发展路径与政策选择”，坚持植根中国国情与中国开放的伟大实践，着力于把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奇迹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总结好。教材坚持问题导向与史论结合，沿着“特征凝练→理论脉络→具体领域→政策体系”的逻辑主线展开，全景式涵盖了对外贸易、投资、金融、数字贸易及全球治理等核心板块，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开放的新经验与新问题，深刻提炼中国开放型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本书特色一是注重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旨在系统提炼后发转型社会主义大国开放型经济理论。本教材在总结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实践、新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并对其效应机制、政策应用进行了系统揭示与深入分析。进而从最新实践出发，对数字贸易、国内国际双循环、转轨型开放、互利共赢开放观等进行理论阐发，构建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下的开放型经济学理论框架。二是注重凝练标识性原创概念，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学话语体系。本教材将中国独具特色的渐进式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总结为“后发转型社会主义大国”特征，并针对这一特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总结凝练了赋能型贸易政策、以开放促改革、区际国际双重开放等系列标识性概念。通过对这些特有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深入阐释，形成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特有的话语体系。三是注重紧扣“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旨在深度厘清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实质。本教材紧紧围绕如何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以及激发大国市场双循环联动效应等核心战略路径展开。教材不仅深入分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效应，更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明晰了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内深化改革的实践逻辑。四是注重内容定位的高阶性与前沿性，旨在开展科研驱动型的创新人才培养教学。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着重体现以研究为导向的特点，按照“导入背景→总结事实→分析理论困境→提出拓展方向”的逻辑顺序展开。方便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按照章节专题的形式，开展科研驱动型教学，增进学生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与理解。

叶建亮：协同发力 下好“十五五”开局棋

“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务实，既展现了中国经济顶压前行、韧性十足、向新向优、彰显活力的图景，也深刻剖析了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稳”是发展的底线，“进”是发展的动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这一区间化设定充分体现了“稳”的审慎与理性。结合“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这种稳增长目标既衔接短期发展实际，又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奠定了基础。　　“进”的方面，则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为经济发展破局赋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与“十五五”规划中的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创新发展主动权方面的超前谋划。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　　协同短与长，其核心是统筹年度目标与“十五五”长远目标，既要破解当下短期困难，又要坚守高质量发展主线，让短期举措服务于长远发展，实现阶段性突破与长远性布局的有机统一。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短期举措，彰显了直面当前各种挑战的务实态度。报告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定经济运行，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举措聚焦当下痛点难点，将为“十五五”开局扫清障碍、筑牢基础。　　短期目标的设定与实施，都始终围绕着“十五五”规划的长远目标而展开，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不动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等核心目标，政府工作报告的各项部署均与之同频共振。“短”“长”协同，立足当下发展的困难和现实需求，又着眼长远，使得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得以扎实推进。激活内需增长新动能　　消费与投资是内需增长的“双引擎”，协同消费与投资，既是政府工作报告扩大内需的核心举措，也是“十五五”规划“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抓手。　　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将首次达到30万亿元，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其中安排25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释放消费需求；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7550亿元、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两重”建设，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领域，既扩大高质量投资，又带动相关消费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持续压降实体融资成本，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匹配消费与投资领域需求，为“消（费）”“投（资）”协同营造适宜环境。　　同时，报告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消费升级，形成“消费牵引投资、投资支撑消费”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内需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　　协同国内市场与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规划“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核心要求，也是政府工作报告谋划发展的重要维度。　　在做强国内市场方面，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高水平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国内市场的不断完善，将形成“国内市场越强大，开放吸引力越强”的良性循环。在高水平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压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要推动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同时，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培育壮大贸易发展新动能，扩大双向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让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为“十五五”发展注入强劲外部动力。践行共同富裕理念　　协同物与人，其核心是统筹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推动产业升级、物质财富增长，又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聚焦共同富裕目标，这是“十五五”规划“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也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价值导向。　　在“物”的发展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将为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人”的发展方面，报告突出“投资于人”的理念，部署了一系列民生举措，与“十五五”规划民生福祉7项指标精准衔接。例如，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实现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7年；强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7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同时，报告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别，这些举措既能推动产业发展、物质财富积累，又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将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协同。本文转载《中国青年报》2026年3月23日

黄先海教授获得第二十三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多项优秀成果奖

近日，第二十三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正式公布，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获得3项“应用对策研究与科普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类成果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本届评选范围涵盖2023—2024年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第二十三届优秀成果奖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应用对策研究与社科普及优秀成果奖”和“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三大类。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优秀成果；“应用对策研究与科普优秀成果奖”奖励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应用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服务和社科普及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优秀成果；“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奖励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影响的优秀成果。

叶建亮：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2月4日在《人民论坛》撰文，解读民营经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摘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从壮大耐心资本、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畅通人才流通机制、深化产学研协同、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等方面入手，为民营经济发展和创新构建良好环境。【关键词】民营经济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高质量发展【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民营经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肩负重要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指出：“国家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在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发挥作用。”①更好地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加强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既是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先进质态，是传统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跃升产物——这种跃升以社会共同活动方式变革为前提，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共同活动方式迭代。民营经济凭借创新能力强、市场反应快、机制灵活等优势，成为推动生产力向新质跃升的强劲动力。民营经济众多的经营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孕育的“重要场域”。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经营主体是生产力的关键承载者，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营主体的竞争力。生产力进步必然伴随经营主体数量增长、生产经营效率提升，以及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与便利化。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5年5月底，全国民营经济组织达1.85亿户，占全部经营主体总量的96.76%。②如此庞大的经营主体规模，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直接体现，更为新技术、新模式的研发、试验与应用提供了多样化场景和广阔市场空间。一方面，创新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要求，庞大体量可有效摊薄高额创新成本；另一方面，大体量的市场规模能提升创新盈利预期，激励更多主体与资源投身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萌发、孕育与成长提供土壤。例如，深圳能在短期内建成“热带雨林”式汽车综合产业生态圈，引领新能源汽车创新，不仅依托大体量的需求市场支撑，而且依赖于产业链各个节点上民营企业的大量参与、高度协同。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重要主体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力军”。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近年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持续凸显。根据全国工商联《2025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4年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达1.43万亿元，平均研发强度为3.5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在创新产出层面，全国约65%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截至2024年底，民营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16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79.5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5238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2.81%；高新技术企业384612家，占全国同类企业比重90.87%。此外，2024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48.5%，首次成为我国高技术产品最大进出口主体。④民营企业灵活机制优势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催化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匹配激励有效、运行灵活的体制机制，而民营企业在激励机制与运行体制上具备重要优势。其一，民营企业拥有灵活决策机制与敏锐市场感知能力，能快速响应技术迭代节奏与消费需求变化，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成为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来源。例如，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就是民营企业利用体制机制优势在前沿领域持续创新的结果。其二，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兴领域，民营企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产业运行模式与消费习惯发生深刻变革，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现实载体。其三，市场化高强度激励手段，有助于吸引高素质劳动者、智能化劳动工具与数字化劳动对象，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四，民营企业的灵活体制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润滑剂”，能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快速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民营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驱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泉，而创新是生产力跃升的根本动力。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创造性破坏”，体现为对未来发展趋势的超前预判，以及对传统发展范式与路径的革命性突破。正是这种革新冲动与持续尝试，才能推动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与模式重构，实现生产力跃升。⑤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需依托超前意识、创新精神与坚定信念跨越鸿沟。新质生产力要求打破传统要素配置方式，而企业家的“组合式创新”能力能突破要素配置界限，实现跨界整合与重组，推动要素配置效率革命性提升。例如，比亚迪将电池技术、汽车工程与电子制造能力跨界重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构建“三电系统”集成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华为围绕鸿蒙操作系统构建跨界生态系统，形成产业整体生态，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例子表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资源跨界组合、催生新质生产力具有引领支撑作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民营经济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部分民营企业战略目标短期化，长期创新动力不足。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需长期战略引领，而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科技创新中存在较明显短期化倾向。一方面，民营企业往往存续周期较短，且对宏观环境和政策的把握和判断可能不够全面准确，不少企业缺乏长远发展战略与规划，创新实践中存在“炒概念”“蹭热点”“抢风口”现象。近年来，部分企业强行将业务与数字化、双碳、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热门领域挂钩，以套取短期资本或政策红利，导致区域间重复布局、低水平竞争，削弱了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资本短期回报倾向较明显，金融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意愿相对不强，部分股权基金存在“摘熟果”现象；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容错率相对不高，对长期性、原创性、高风险创新的支撑力度不够足。此外，创新行为功利化特征较明显，存在“重应用、轻基础”的问题，偏向“从1到N”的应用转化，却忽视“从0到1”的基础研究，导致原创性成果相对匮乏；部分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仅为争取政府项目资金，合作多停留在临时性、项目制层面，缺乏围绕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长期战略布局。中小企业创新动力相对较弱，创新生态出现失衡。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是新质生产力孕育壮大的重要土壤。大企业资金与资源雄厚、产业关联性强，对长期高风险创新的支撑能力较强，但存在技术路径依赖高、创新决策效率低的问题；中小企业机制灵活、机会成本低，可开展多样化创新探索。两者分工协作，才能形成健康创新生态。当前，我国中小型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与能力相对不足。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领域，出现“头部企业垄断创新资源”的情况。部分明星民营企业依托深厚积累与资本追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产生强大虹吸效应，同时占据大部分政策资源；中小企业则面临人才、资金、政策的三重约束，难以参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体系。此外，大中小型企业在形成创新协作链条上存在不足，进一步制约持续创新动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创新形成阻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创新多为国际分工协作的产物，需从研发、试验到产业化应用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受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影响，少数国家在产业领域设置贸易壁垒、在高科技领域实施技术封锁，导致依托全球分工构建的创新网络遭受较大冲击。尤其是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要求企业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全面重构，大幅抬高了创新难度与成本。企业需加大投入、凝聚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同时面临国际化制裁与“脱钩”风险。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全球化布局”与“自主创新”的两难抉择，既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又影响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壮大。新型生产关系适配不足，包容性增长面临考验。新质生产力需与新型生产关系相匹配，民营经济在参与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生产关系调整的挑战，关键是如何确保新质生产力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基石，而非企业实施技术霸权的工具。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妥善处理与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的关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创新在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同时，也引发劳动岗位替代、员工工作强度加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例如，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快递骑手，导致生产力提升与劳动者福利改善出现一定背离。另一方面，创新与传统产业的兼容性不足，制约新质生产力扩散，无论是线上线下竞争，还是燃油车与新能源汽车的争议，本质是技术与模式创新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与“替代”之争。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企业需谨慎应对这类矛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源于发展阶段特性，又与市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调整好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适配性。⑥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需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壮大耐心资本，筑牢长期创新支撑。耐心资本是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大创新，更需资本持续投入作为支撑，短期盈利导向的资本难以引导民营企业坚持长期创新目标。壮大耐心资本需从政策引导、金融创新、生态构建等多维度系统推进，构建“长期资金供给—风险共担—价值创造”的良性循环。首先，以政策引导锚定长期价值。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锚定长期价值导向，培育市场化运作的耐心资本主体，构建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专项政策体系。优化政府引导基金与投资平台的考核机制、容错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作用，激活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潜力。其次，以金融创新拓宽供给渠道。大力创新金融工具，拓宽长期资本供给渠道。加大科技金融创新力度，健全政府资金与社会资本联动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流向长周期创新领域。扩大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创票据等金融产品。再次，以生态构建强化协同效应。强化投后赋能与资源整合，加大“创融协作”“产融协作”探索力度。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平台纽带作用，联动创新与产业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打通技术转化全链条，构建从研发源头到产业化应用全链条的资金接力机制，为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制度供给，打造“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创新生态，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首先，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将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纳入国家重大创新战略体系，引导其对标国家战略，加大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力度。逐步加大国家重大关键科技资源向民营经济配置的力度，提高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创新战略实施中的参与度。其次，优化创新政策支持，持续提升创新政策的精准性与灵活性，针对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探索“创新券”“财政补贴”等灵活支持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精准担保服务。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平等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入开展市场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再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快速维权通道，切实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机制，提升侵权违法成本，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稳定预期。畅通人才流通机制，夯实民营企业创新基础。人才是创新的关键要素，民营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需打破传统人才壁垒，畅通人才流通体制机制，推动人才资源更高效合理配置。首先，构建人才集聚平台，加大力度构建民营企业人才集聚平台，提升科创企业人才吸引力。以开发区、产业园为载体，构建区域性校企合作平台，推动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前沿科技开展广泛合作，助力产业技术革新与能级提升。其次，破除人才流动障碍，进一步清理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类障碍，深化人事管理、档案保管、社保缴纳等政策制度改革。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允许专业人才储备充足、管理规范、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自主开展人才评价与认定。再次，创新引才用才模式，鼓励民营企业构建柔性引才机制，通过兼职聘用、短期技术咨询、项目合作、联合研发等形式，吸引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及外部高层次人才为企业服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创新成果评定标准，明晰人才创新成果权益归属，加快科技成果从理论研究向实际产品的转化进程。深化产学研协同，打造创新共同体。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民营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能力，日益走在创新前沿，成为创新发展的探索者与践行者。需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支撑、多方联动等举措，构建“需求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创新链—产业链”衔接。一方面，组建协同创新载体，以重大项目为纽带，支持民营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大力支持在民营企业中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企业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能力。积极探索创新联合体模式，在资金投入、成果分配等环节赋予企业更多主导权。另一方面，降低中小企业创新成本，鼓励各类创新平台向中小微企业开放仪器设备，通过“创新券”补贴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建立产业链协同与跨区域联动机制，以“链长+链主”制为纽带，推动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促进技术、数据、资金等要素流通，形成多模态创新共同体。坚持开放合作，着力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需在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走开放创新发展之路。这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高水平创新，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创新链与价值链跃升的务实路径。首先，构建跨国创新网络。强化战略对接，在深化多层次国际创新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激活主体协同，打造跨边界创新共同体。大力支持企业主导跨国创新合作，鼓励龙头企业“走出去”联合共建跨国研发中心。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嵌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跨境创新孵化平台”等载体，助力中小企业对接海外技术、资本与市场，参与跨国产业链协同创新。其次，完善国际化支撑机制。健全国际化技术转移与转化机制，鼓励骨干科技型企业在创新资源密集地区设立海外技术转移节点，对接全球前沿技术成果，并推动其在国内转化落地。进一步规范技术跨境交易规则，明确技术进出口审查标准、定价机制与权益分配模式，防范核心技术流失与技术引进低效的风险。再次，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行业组织与第三方机构的“桥梁作用”，支持行业协会与国际组织对接，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工作。引入专业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评估、知识产权布局、法律合规等“一站式”专业服务，切实降低跨国合作成本。【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营部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JJD790005）阶段性成果】【注释】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国人大网，2025年4月30日。②《全国实有民营经济组织1.85亿户》，《光明日报》，2025年6月28日。③《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稳中有升》，新华网，2025年9月26日。④《2024年民营企业在我国外贸领域创造“三个首次”》，新华社，2025年2月24日。⑤高波：《在民营企业发展中弘扬企业家精神》，《国家治理》，2025年第10期。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结构变迁、效率变革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经济研究》，2024年第4期。本文原载《人民论坛网》理论2026年2月4日。

中国经营报专访叶建亮教授：温州跻身“万亿之城” 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金名片”

2025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大关，跻身“万亿之城”行列。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温州如何更好的再出发，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记者为此对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进行了专访。原文如下：       中经记者 方超 张家振 上海报道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召开“新年第一会”，为2026年发展和“十五五”开局规划蓝图。1月3日，温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暨创新温州建设推进大会召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市域样板取得决定性进展，生动展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域图景的重要之年，也是温州市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上述会议关于跻身“万亿之城”的表述，也意味着温州市在2025年或已成功晋级“万亿GDP俱乐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温州市GDP便首次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718.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3%。事实上，在2025年年底，温州市多次释放出晋级“万亿之城”的信息。例如，据《温州日报》报道，2025年12月8日，温州市统计局发布“十四五”时期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数据。“这座民营经济标杆城市将历史性叩开万亿大门，在复杂发展环境中交出了一份彰显韧性与活力的亮眼答卷。”有“民营经济第一城”之称的温州市成功晋级“万亿之城”，离不开深厚的民营经济发展底蕴。《2024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规模以上工业领域，民营企业增加值‌比2023年增长10.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90.8%‌，凸显出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截至2024年年底，温州全市拥有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突破150万户。其中，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41.4万户和106.2万户。温州市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有哪些核心驱动因素和发展“秘诀”？对浙江省、长三角区域城市发展格局将带来哪些影响？《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就此专访了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中国经营报》：2026年1月3日，温州市在“新年第一会”上提出，2026年是“温州跻身‘万亿之城’再出发的起步之年”，这也意味着当地在2025年顺利晋级“万亿之城”。温州市实现GDP能级跃升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核心驱动因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巩固服装、鞋业、电气、汽配和泵阀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温州市着重打造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和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现代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在朝GDP突破万亿元目标迈进的同时，温州市还提出了人口达到千万的目标。温州市通过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和创业环境，加大新产业发展，不断增强人口集聚能力，特别是人才吸引力，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持续优化内外交通条件。温州市增强城市产业集聚能力，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和都市圈能级、协同发展水平。四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温州市持续激活“温州人的力量”，推动“地瓜经济”（编者注：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提能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经营报》：在温州市打造产业集群，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民营经济发挥着怎样的关键支撑作用？叶建亮：民营经济一直是温州市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产业创新中承担着主体角色。温州市经济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离不开持续擦亮民营经济的“金名片”。目前，在温州市绝大多数新兴产业中，都是在民营企业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其创新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成为创新的主体。民营企业发达的市场网络，既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信息，也为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渠道。此外，民营经济活跃也反向促进政府职能转换和营商环境优化，进一步增强了温州市对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助力浙江“三足鼎立”协调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浙江省构建“全省第三极”及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而言分别有何意义？叶建亮：温州市晋级“万亿之城”，对优化浙江区域发展格局具有标志性意义。杭甬温（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分别位于浙北、浙东和浙南，“三足鼎立”对于浙江全省空间布局具有框架性支撑作用。一段时间以来，温州市的发展和杭州市、宁波市相比有所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南地区的整体发展。因此，不断提升温州市的城市发展层级，对于带动浙南发展，促进浙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温州市是长三角的南部门户，又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相呼应。温州市经济不断发展，将在增强长三角地区对外辐射能力，促进大区域板块间的融合互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经营报》：目前，温州市在城市和产业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应如何进一步“拉长板补短板”？叶建亮：温州市的短板也很明显。一是对外交通仍然存在短板；二是创新资源不足，尤其是缺乏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和科研机构，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三是缺乏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主体，尤其是链主型企业不足，影响产业的竞争力和核心要素的集聚。下一步，建议温州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体制机制的灵活优势，通过制度创新，集聚创新资源，破解新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另一方面，要实现错位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中国经营报》：温州市依托民营经济主导的产业模式晋级“万亿之城”，和徐州市、大连市、唐山市等城市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竞争格局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城市发展逻辑的哪些新趋势？叶建亮：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发展逻辑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这也与我国区域差距从中东西差距向南北差距转变的趋势一致。这背后折射出的逻辑是，在新技术不断发展背景下，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不断趋于弱化；相反，体制机制、商业文化、营商环境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精准性，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主导因素。本文原载《中国经营报（中经实时报）》 2026年1月12日。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负责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入选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4门课程入选，其中，本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负责的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入选。 课程简介《中级微观经济学》自2020年9月24日在中国大学MOOC网上线以来，已经开展了五轮，有近2万名学生参与了该课程的选读，全网评价满分（5分）。并被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推荐为继续教育培训线上学习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聚焦于将经济学初学者从形象直觉思维转向抽象形式思维的课程定位，围绕微观经济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通过形式和方法的创新，以适合线上视频的方式加以呈现。首先，本课程将知识图谱网格化分割和模块化梳理，使得课程知识体系紧凑，知识点之间逻辑性强。有别于许多中级微观经济学拼盘式的教学方式，本课程在网格化知识点分割上更为成体系，各个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讲解更为透彻，更加有助于学生加强对微观经济学的整体性把握和系统性理解。其次，本课程层次递进明显，学习挑战性强。需要学生掌握较强的抽象思维和形式化分析工具。学生学习有一定的难度，技术训练也保持较高的强度。近三年每年平均有5%左右的学生无法通过该课程。同时课后习题的训练，推动学生经济建模和分析能力提高，更为便捷的开启经济学其他更高阶的专业课学习。再次，结合案例讲解理论模型，理论与现实结合程度高。把枯燥的理论模型与具体的案例紧密结合，既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活跃度，也让学生充分理解了经济学的逻辑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精妙之处。最后，本课程充分利用多元手段，助力自主学习和探讨式学习。我们通过线上慕课、课程群讨论、助教习题课、直播讲解等多种方式和多版本的参考资料、题库、案例库的提供，助力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学生探讨式学习。开课平台爱课程（中国大学MOOC）课程链接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1460725165课程负责人简介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委员，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研究》《新华文摘》Journal of Economics、China Economics Review，Energy Economics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项目、浙江省“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入选“之江青年”学者（首批）、“求是青年”学者。并获得浙江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浙江大学“三育人”标兵、浙江大学先进工作者和浙江大学优质教学奖等荣誉称号。

叶建亮、郑朝鹏：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郑朝鹏的文章《加快完善长三角科创共同体 打造新质生产力高地》于2025年12月在《浙江经济》2025年第01期增刊正式发刑。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规划的主线，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要率先构筑新质生产力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打破行政壁垒、整合创新资源、促进要素流动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体系升级的前提条件，而打造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则是其中的关键驱动力。构建以“市场化驱动、全链条融合”为特征，涵盖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再到成果落地的一体化创新生态，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下一步长三角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中之重。01科创共同体已成为长三角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建设的关键支撑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三角区域要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制度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快速推进。2018年12月，三省一市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聚力服务国家战略联手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共同推进区域内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并试行科技创新券在长三角范围内通用通兑。2023年4月，三省一市联合印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以“科创+产业”为引领，面向国家和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带动项目、人才、基地、资金一体化配置。2025年8月，三省一市共同发布《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首次以协同立法的形式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多年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2024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2011年的100分增长至2023年的267.57分，特别是201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幅达9.26%，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加速推进。从人才共享来看，长三角区域推行“人才双聘制”“职称互评互认”以及“人才流动贡献度积分”兑换跨区域购房补贴等创新举措，使高端人才跨区域流动率从2019年的12%提升至2025年的28%。从成果共用来看，截至2024年底，三省一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1年增长145%，专利转移从2011年的以上海输出至三省为主到2023年江苏、浙江成为长三角技术转移的重要“贡献者”。从科研合作来看，截至2024年底，长三角区域跨省域国内发明专利合作申请量达到9545件，2021-2024年，长三角区域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94项、占全国45.8%，其中，长三角合作45项、占获奖总数23.2%。02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仍然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区域科技创新的标杆企业与经济实力不匹配。2025年《财富》中国科技50强中，三省一市共有14家企业上榜，其中浙江6家、上海4家、江苏4家，仅与位居第一的广东（14家）相当。从城市来看，深圳共有10家企业上榜、北京共有8家企业上榜，杭州、上海分别位居全国第三（6家）、第四（4家）。其中，杭州的亮眼表现主要得益于“杭州六小龙”中的DeepSeek、宇树科技、云深处入选榜单。智慧芽发布的“2025中国科创领袖TOP100”中，长三角区域共有26家企业上榜，与粤港澳大湾区（24家）相近，但远低于京津冀（37家）。整体来看，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创新标杆企业数量不够多，与广东、北京等地还有差距，科技创新实力与经济实力不匹配。区域竞争与合作的专业化分工格局仍待提升。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各地出于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利益考虑，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状况仍普遍存在，特别是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存在的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新资源的错配和创新成本的上升，降低了区域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十四五”规划中均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列为重点，造成了地方科技投入重复与不足并存，各地产业同质化严重，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的错位发展，无法将有限的财力、科技、人才等资源聚焦于支持本地优势产业创新，难以跨区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还不健全。科技创新协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各方建立共担共享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现实中各地之间R&D投入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有限，重复建设科技园区，造成了人力、物力、智力的浪费。由于缺乏健全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各地都希望发展高端产业和高价值环节，不愿意发展传统配套产业和生产性环节，导致区域间的分工和协作陷入困境。科技创新的高风险和高回报特征，使拥有稀缺科技资源的地方不具备开放共享的激励，特别是缺乏健全的联合研发风险分担机制，使联合攻关项目的出资比例协调困难，研发失败情形的应对举措不成熟，导致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进展缓慢，各地之间科学数据库、科技专家库等高端创新要素的开放共享程度较低。03以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在“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开局的关键年份，需要深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不断强化战略协同和制度保障，完善科技创新要素流动与共享体系，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的协同创新格局。强化执法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法治化。立法保障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基石。《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是长三角首部以协同立法的形式针对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制定的法律性问题决定，标志着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法治化新阶段。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同执法机关对法律规定的差异化阐释会消解区域协同立法的成果。为确保《决定》的有效实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各方在创新规划与政策层面的衔接，以立法凝聚共识，以法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保障长三角科技创新从“点”的合作转向“面”的协同。强化协同促进长三角内部优势互补和分工协作。长三角区域汇聚了上海的综合服务与基础研究、江苏的先进制造与外资企业、浙江的数字经济与民营经济以及安徽的科创潜力与产业腹地等多元优势。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倍增效应，关键在于强化协同，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格局，让三省一市都能在科技创新合作中实现更好的发展。在操作层面，既要大力支持建立“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也要持续推广“园区共建”“飞地经济”等合作模式，打造更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合作载体；同时完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通过共同梳理产业链图谱，开展联合招商和靶向补链，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强化共享促进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流动，产生聚合效应和倍增效应，实现区域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要健全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着力构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打破资源分散、封闭使用和重复建设的弊端，特别是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等开放共享。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与人才流动机制，协同引进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等，支持长三角区域高校间加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合作，推进人才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职称认定等跨区域互通，促进科技人才有序流动。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参加国家数据咨询委员会2025年第二期内部交流研讨会

12月5日，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2025年第二期内部交流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邬贺铨出席会议，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应用组副组长余晓晖主持会议。会议围绕“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目标与指标设计、重大工程建议、培育为优质数据付费的市场共识、以及国家数据局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与会委员系统梳理总结前期相关研究与实践，深入分析研判“十五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总体目标设计，围绕数据要素、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重大工程布局建议以及2026年重点工作建议方向。会上，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立足自身研究领域发言。

黄先海、宋学印：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的文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于2025年9月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正式发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摘 要] 回顾1978年以来的史实，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经历了超长期跨越式的规模增长，而且经历了贸易结构快速升级、主导新产品贸易快速迭代，乃至局部突破引领世界贸易前沿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变革，这一典型化事实对以比较优势为内核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为内核的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此，应建立一种可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绩效给予逻辑一致的解释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理论，与之相匹配的是以中立赋能贸易机会、增进贸易竞争和贸易创新为特征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高度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的基本经济性质及其内涵抽象。[关键词]  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引言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2004年、2007年、2011年货物进出口规模分别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8%提升至11.0%，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此后，除个别年份外，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全球第一，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比例进一步提升至12.4%。与贸易规模跨越式发展相伴随的，还包括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出口技术含量向世界前沿快速赶超、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快速攀升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内嵌着诸多创新性的理念与发展经验，如渐进式开放、区际国际二重开放、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具有转轨特征的“制度型开放”以及近期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开放型发展战略和实践，为构建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土壤。张二震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从国际经济学理论史来看，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和演化主线。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为什么会发生，但其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对如下两大中国命题的解释上，而这两大命题对存量的欧美国际经济学理论解释力形成了重大挑战。第一，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全球经济比较视野下的核心差异化特征，即在贸易超长期大规模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为何能持续快速升级、主导贸易产品为何能创新迭代直接逼近乃至局部跨越世界贸易前沿？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内核的比较优势理论，仅能给予部分解释。新近文献表明，如果低收入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家分工，贸易条件与处于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相比可能不断恶化，进而存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风险。新贸易理论虽然从规模报酬递增视角，提出了部分国家可以通过偶然因素或外部干预获得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但这一结论严重依赖对方国家不反制的假定。显然，上述两大主流理论在中国贸易典型特征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局限性。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已基本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且面临较多针对性的贸易反制。最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更多是从微观视角解读高生产率企业方可参与贸易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解释力同样不足。第二，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在顺应贸易自由化导向和不违背WTO国际规则环境下促进贸易发展并有益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脱离这个性质的政策，很难解释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中，为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经济体可以取得超纪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创新，与中国长期倡导的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息息相关。需要承认，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体系的贸易政策，并非如新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以邻为壑”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自由贸易政策。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有偏地认为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市场经济、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正当竞争政策，损害了他国的利益，这在总体上不符合中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抽象提炼中国贸易政策的整体特征，并在国际理论界发出中国声音，有助于改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空前复杂多变的不利贸易摩擦背景下，极具时代价值。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丰富实践，精确回答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术语创新，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价值所在。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练总结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第四部分提出匹配核心理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第五部分为总结和研究展望。二、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一）超40年的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纪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至新冠疫情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3%，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出口奇迹”。为什么国内外学者会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称为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同时期世界对外贸易增速。图1展示了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的差值。可以发现，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对外贸易增速。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历史上，虽然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出现过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增长期，但其贸易高速增长期均未超过20年，然而中国却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图1 1978—2024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差额（二）跨越“比较优势陷阱”，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和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劳动力、环境等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动能，但从长期和比较视野来看，相当多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认为中低收入国家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能获得利益，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进入门槛低，国际竞争激烈导致增加值率和加成率不佳，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可能不断恶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郭熙保和张薇通过采用1987—2015年161个国家的SITC-2位数世界贸易数据，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多维动态分析方法，证明了“比较优势陷阱”确实存在，但中国对外贸易并没有陷入通常的“比较优势陷阱”。陆文聪和许为采用Lafay指数、PRODY指数和引入条件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中国已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其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强流动性，从宏观出口结构上看，表现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多样化和产业链高端优化升级。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出口结构平均10年发生一次重大结构性跃迁，总体历经四大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出口主要以矿物燃料和自然资源等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第二阶段（1985—1995年），中国出口切换到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成品为主，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等主导产品的出口贸易比重达到20%以上。第三阶段（1995—2010年），中国出口开始切换到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加工贸易比例也开始迅速下降。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大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和新兴前沿贸易产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2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0%，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23.7%，全球排名第一，其中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电动载人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在全球市场遥遥领先。（三）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技术含量快速逼近世界技术前沿并实现局部跨越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从发达国家获得非对称的学习溢出效应，进而取得快速技术收敛的后发优势。“贸易中学”是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黄先海和宋学印的研究发现，在远离前沿技术阶段，后发国家固然可以通过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获得高速的技术差距收敛；但在准技术前沿阶段，如果不向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切换，则容易陷入“技术追赶陷阱”。这一陷阱实际上也是“比较优势陷阱”存在的深层原因。但从目前数据上看，中国似乎已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持续提升（见图2），出口价值链不断升级，其中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代表世界技术前沿的新一代产品也进入国际贸易领跑行列。图2 2002—2022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三、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演化主线。李嘉图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由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两国两商品世界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即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是解释国际分工的唯一因素。当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与外国生产的相对成本存在差异时，两国各自专注于生产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及贸易由此形成。H-O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质是比较优势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再是劳动生产率导致的成本差异，而是两国要素禀赋丰裕度不同决定的要素价格型成本差异。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假设环境下对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收入分配、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具有有效性和解释力。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虽然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经济主流浪潮，但如下两个典型化事实使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陷入解释困境。第一，同处全球化世界中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收入差距并未弥合，甚至越来越大；第二，少数经济体通过选择“逆比较优势”产业进入国际贸易，在一个时期后反而实现“比较优势的逆转”。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为解释上述两大困境带来了新的理论机制。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以外生的技术水平差异或天生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石，是一种静态观点；一旦引入时间动态，进而纳入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的动力来源，即形成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扩充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来源与机制。第一，要素禀赋丰裕度及其结构的动态化。经济学家将劳动力L、资本K的积累，看成居户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受到文化、政策等外部变量的调节。当各国面临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或企业达到某种因产业特性或政府引导（如给予激励）而产生的不同资本积累率条件时，各国K、L的增长率及K/L结构变化率就会产生差异，最终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及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贸易要素密集度逆转就是该情景下的一个案例。第二，技术水平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驱动下的动态化。依循这一思想的动态比较优势是李嘉图模型的扩展版。经济学家发现，技术水平或生产率并非外生不变，而是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或者多重效应综合交织驱动下，呈现线性或非线性的增长。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激励本国企业率先进入一个在强“干中学”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下，生产率有较快线性或非线性增长的产业领域时，本国企业将在该产业领域获得技术水平的领先，从而扭转“一朝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上述两大内涵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学说上构成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成果；在实践中，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了强大理论基础。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大量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思想指导下的政策实践。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内核机制上的局限，使其面临越来越清晰且深刻的挑战。在理论内核上，动态比较优势所依赖的两大效应，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干中学”，均面临“稻田条件”约束，边干边学效应会随着时间动态消耗殆尽，而由分工和规模经济驱动的生产率提升或生产成本下降存在边界，跨过一定门槛即进入规模不经济，最终在远期使动态比较优势趋于固化。如今，出口导向型增长驱动的“东亚奇迹”逐渐模糊。新近20年来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模式并没有严格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路线，而是展现出一种贸易结构快速迭代、产品集合快速扩张、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快速涌现的新的典型化特征。其中，个别新兴经济体不仅在存量贸易产品集合内快速获得技术竞争力并向发达国家反向出口，还借助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窗口，率先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贸易产品，形成了新的贸易分工，拓展了贸易的前沿边界。这并非依据要素禀赋的累积、“干中学”或规模经济驱动的动态比较优势所能解释的，而是源于一种动态竞争优势，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二）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内核与动能机制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是指一种不断开拓创新产品并在新产品贸易上取得国际竞争力的贸易理论，其具有三大理论内核，分别是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与差异性创新。1. 获得性要素H-O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环境不仅忽略了禀赋性要素会动态变化的事实，还摒除了后天可获得的新生产要素及其引入后带来的新效应。获得性要素主要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后天可发展的生产要素，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不仅可投入可贸易产品的生产活动，还可投入知识创新活动，对禀赋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方式具有赋能和重塑能力。获得性要素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如将其纳入知识生产函数，并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其效应时，一旦不同的国家在获得性要素上存在异质性的积累率，将对其技术动态、贸易分工以及贸易利得产生重大影响。可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产品创新的南北国家贸易模型中，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率差异对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在新兴产品和传统产品上的分工模式变迁的影响。人力资本即获得性要素，分工模式变化即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假定世界是一个“2×2×3”模型：一个北方国家N，另一个南方国家S；两种生产要素，分别为劳动力l与人力资本h，即获得性要素，要素无法自由流动；经济中存在三种经济活动，分别为生产传统产品Z，生产具有技术含量的新技术产品X和进行研发（R&D）活动。假定i为新技术产品集合，N拥有［0，i］之间所有产品的技术，S仅拥有［0，v］之间的技术，v<i，表明南方国家处于北方国家领导的技术前沿边界和产品集合之内。消费者效用函数采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形式：不失一般性，𝜌为消费者主观贴现率，x、z分别为消费者在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上的消费数量，s、1 - s分别代表相应产品的消费者支出。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其中，bj为生产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式（2）表明人力资本不仅可作为要素投入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其水平还影响新技术产品的生产系数。产品创新发生在新技术产品部门。假定企业成功研发一件新产品的研发成本与人力资本水平ha有如下关系：上式的分母表明，人力资本这一获得性要素具有的外部性的性质不仅体现在式（2）中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效率上，还影响式（3）中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效率即研发费用。为简单起见，模型中不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路径或内生投资决策，而是直接将人力资本的动态方程设定为，其中u表示经济体中用于投资和生产下一期的存量人力资本比例，𝜂则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系数。根据上述设定，可容易解得封闭均衡时的获得性要素人力资本累积率。随后可推导两国开放经济一体化模型，即可得到开放条件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自的新技术产品集合分工。据此，可提出如下获得性要素效应：在新技术产品集合上南北方国家产业分工的临界点为v，是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率比值的函数。当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高于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并达到一定条件后，v将不断增加，推动南方国家持续获得更多新产品贸易竞争力。（证明略）从经济学原理直觉上，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之所以产生上述效应，在于人力资本、知识等获得性要素普遍具有外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大激励功能。当社会获得性要素的供给曲线右移时，可降低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成本，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现实中，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率取决于教育基础设施、教育回报率、知识尊重等因素，当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通过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支出、提高教育质量、引进海外人才等方式，提高获得性要素积累率时，就可以促进本国不断拓展新技术产品的升级边界，进而改变贸易分工模式。2. 复合性后发优势对于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如何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向世界前沿收敛甚至实现跨越赶超，一直是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议题，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领域。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1952年首次指出，落后本身是一种劣势，但也存在一种优势即后发优势。这一观察极为富有创见。大量南方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正是通过贸易和外资等渠道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获得快速技术进步，解决了比“资本缺口”更为重要的“技术缺口”问题。后发优势可由下式表达：N、S仍分别为北方国家、南方国家，𝜆N和𝜆s分别表示基于上一期技术水平自主创新效率，𝜙s表示溢出吸收效率。从式（4）可知，北方国家因处于技术前沿，只能以高风险的自主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而南方国家不仅可自主创新，还可通过𝜙s从发达国家获得学习溢出效应。通常而言，在人力资本匹配条件处于准技术前沿之前阶段时，即𝜙s > 𝜆s成立，这意味着后发国家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获得更快的技术收敛速度。式（4）充分刻画了格申克龙定义的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Brezis等、黄先海等发展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进步“蛙跳模型”。这一支文献指出，在面临新技术选择或技术革命窗口期时，领先国虽在存量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下一代新技术的初期生产率通常低于成熟的存量技术，因此领先国未必会选择新技术。相反，只要新技术生产率高于后发国的当前技术（这一条件通常成立），那么后发国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率先选择新技术的激励。当新技术具有更大的长期升级特性时，后发国便有潜力在新技术、新产品上跃升至世界领先地位。基于早期的后发学习优势、近期的蛙跳模型，可提出一个统一的后发优势——复合性后发优势。它是指在一个多产品生产的发展中经济体，因不同产品存在技术前沿距离的异质性，而产生可并行发挥后发学习优势与后发蛙跳优势的综合后发效应（见图3、图4）。图4 复合性后发优势：大型经济体复合性后发优势对格申克龙的后发学习优势和Brezis、黄先海等的后发蛙跳优势进行了两个层面的重要拓展。第一，以技术距离动态对后发学习效应和后发蛙跳效应进行了统一解释。当一个经济体远离技术前沿时，后发学习发挥主导效应；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后发蛙跳发挥更大效应功能。第二，以多产品生产稀释阿罗替代效应，以解释后发新兴大国的贸易集约边际快速增长与扩展边际快速创新的双重增长事实。据此，本文提出复合性后发优势的动能机制：在一个市场容量大、可容纳多产品生产的大型后发经济体中，潜在出口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在当前产品上迭代在位出口企业，也可选择新的更接近前沿技术的产业出口，当进入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实施出口蛙跳。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小型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中存在差异。在一个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企业即使有后发优势，一旦选择进入某个产品生产，同时将产生阿罗替代效应，延缓出口创新。同时，由于小型经济体缺乏更多的资源支撑足够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在位企业将倾向集约边际出口，出口扩展边际受到约束。大型经济体则不同，其允许多个企业在多个产品线上同时发挥后发优势，大量新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可以选择既有出口行业进行出口竞争，也可进入新的出口行业。多个企业的微观竞争与拓展过程，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贸易出口规模快速扩张（集约边际）、出口产品快速扩展迭代（扩展边际）的独特格局。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的分工深化条件下将会进一步放大。根据分工理论，人口规模决定分工深化程度。人口少和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分工细化之后就面临市场规模偏小的限制。在大国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规模，为潜在的分工合作深化提供了基础，让细化后的每个分工节点都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需求与收益，有利于形成“分工促进分工”的正向反馈。3. 差异性创新复合性后发优势主要刻画发展中经济体从远离世界贸易技术前沿到准技术前沿并可通过后发蛙跳实现贸易优势逆转的机制，但是，后发蛙跳的实现，有赖于世界已经存在新的技术集合并且发达国家未选择新技术，进而为后发国家留下窗口等多重假设条件。在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具有足够信息且足够远视的条件下，即允许较低的贴现率，那么将削弱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蛙跳机会。根据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创新是驱动技术进步的持久源泉，创新竞争是提升创新到达率的加速器。对于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不仅可选择发达经济体在新技术集合内未选择的技术实现蛙跳型创新，也可选择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实现换道超车。据此，本文提出差异性创新的效应机制：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可通过创新试错，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新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获取下一代贸易竞争力。差异性创新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独有的创新分工条件下将进一步放大。大型经济体内部具有的超大市场规模和多维市场结构，可蕴含并容纳更高的创新试错密度与溢出反馈程度。尤其对于已接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而言，自主创新将逐渐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对未来技术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维的市场结构可允许多个不同技术创新方向上的新兴企业、新兴技术、新兴产品均能获得一定的市场回报激励，从而提升不同类型的新兴技术和产品在市场竞争和需求筛选中的试错创新密度、互相溢出程度、技术迭代速率，最终使本国在未来新技术新产业贸易上获得领先地位。（三）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拓展迭代动态竞争优势是经典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一次重要理论迭代。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可在一个“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差异性创新”框架内，以技术距离时间动态为线索，对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事实给予逻辑一致的系统解释。第一，动态竞争优势是H-O要素禀赋理论在要素集合和要素性质上的扩展。在经典比较优势理论中，贸易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国家间诸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禀赋性要素的丰裕度与价格存在差异；动态竞争优势则侧重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获得性要素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第二，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或处于可能性边界上时，可转向蛙跳赶超或差异化竞争创新，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拓展新的贸易边界与贸易领域。当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时，可以后发学习效应为主导，快速提升技术水平，使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供给（数量/质量）得到快速累积，从而在世界贸易集合内持续提高竞争力。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发展中经济体可在已知的新技术集合内选择发达经济体未选择的技术，并通过后发蛙跳效应获取贸易竞争力，也可在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差异性创新，在下一代产业贸易上获取差异化竞争力。整个贸易竞争力动态转换过程，伴随获得性要素供给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动态转换成本（见图5）。图5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发展与创新：一致解释四、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国际经济理论与发展史中的贸易政策不同的贸易政策主张与其依赖的贸易理论洞察密切相关。伴随斯密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国际贸易政策基本上也沿着“自由—干预”“合作—竞争”两个具有矛盾张力的维度发展。国际贸易政策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显著，且时有迭代，但大体上是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的交替运行或有选择的组合设计。根据不同的倾向及其影响力，可将现有的国际贸易政策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1.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环境中，比较优势是解释两国贸易动因和贸易结构的核心，基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及外生性的技术差距或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假设，一国专门生产其相对优势最大的产品，另一国生产相对劣势较小的产品，国际分工与贸易由此形成，两国均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环境下，政府介入贸易的政策空间极小，国家对进出口贸易活动一般不进行干预，减免关税和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促使企业在国内外市场自由竞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问题在于，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何按照比较优势实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有悖于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政策现实。这意味着建立在诸多严格假定之上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势必丢弃了现实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规律性因素。2. 基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超保护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需求不足理论、就业理论和乘数理论，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由此形成超保护贸易政策，是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冲击。凯恩斯在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充分就业”前提条件、进出口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平衡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需求不足背景下，应重新实施重商主义的“奖入限出”政策，而且不仅是防御性地保护本国市场，实行进口限额和外汇管制以限制进口，更重要的是进攻性地争夺全球市场，对出口商品给予补贴和关税减免等优惠，以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刺激本国有效需求，扩大国内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3. 基于新贸易理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果说超保护贸易政策只是需求不足特定条件下的短期贸易政策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则是新贸易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环境中的长期占优政策。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重大突破，也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理论上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条件合理性。新贸易理论认为，通过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出口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快速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竞争能力，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和实现利润转移。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但无损于其经济福利，反而有可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从历史视角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也是对李斯特提出、穆勒等人不断发展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政策的延伸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广受国际关注，然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严重依赖于他国“不还手”，但现实中，对战略性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和出口抢占可能是一种占优策略，由此导致国际贸易陷入“以邻为壑”“囚徒困境”的局面。（二）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及其效应机制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卓越绩效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贸易战略及其政策范式密不可分。中国开放型经济展现的存量贸易产品优势快速迁移、前沿贸易产品优势快速创新的典型化特征，对传统贸易政策解释力形成两大挑战。第一，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优势变迁体现了利用比较优势的部分动力特征，但经典的单纯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难以解释中国不仅跨越了“比较优势陷阱”，而且不断有新的贸易前沿产品优势涌现迭代；第二，虽然中国对贸易部门存在体系化的政策干预，但并非如战略性贸易政策所主张的实施进口保护和对特定企业实施出口补贴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实现“国际利润转移”，这与WTO规则存在严重冲突。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比较视野，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上实施的是一种可称为赋能性的贸易政策，即一种中立赋能企业贸易机会、要素和能力，以促进贸易创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导向型贸易政策。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介入特征，是在贸易部门内部提供充分的贸易机会、获得性要素和创新条件的中立赋能，在政策工具类型上除了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更重要地体现为培育和供给有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关键共性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海外高能级技术和人才引进等获得性要素。上述政策具有显著的贸易相关高能级要素供给和创新补偿的公共品特征。在政策效应机制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中立赋能的性质，在静态上具有弱价格扭曲、规避贸易资源误配效应特征，降低后发大国的企业贸易门槛，使中国基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在贸易竞争机制引导下，促使后发大国企业沿着技术差距快速收敛，在贸易产品上体现为在国际贸易存量产品集合内的快速升级。赋能性贸易政策总体具有市场友好、竞争兼容的特征。除了短期的资源配置效应，更重要的是，赋能性贸易政策具有促进与贸易有关的学习效应扩散（贸易中学）、贸易前沿创新的动态效应。人力资本、数据等高能级获得性要素的培育和供给，贸易创新性基础设施平台的建立，降低了准技术前沿企业的出口蛙跳成本，也激励企业向下一代国际产品进行差异性创新。在超大规模市场条件叠加下，多个企业的后发蛙跳、差异化创新同步进行，贸易创新到达率显著提升，由此驱动形成中国贸易结构持续快速升级、产品持续快速迭代的特征规律。在国际贸易利得及国别分配上，不同于幼稚产业保护的“市场封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性质，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效应侧重于获得性要素的创造和前沿增量产品贸易的创新，将有效规避存量的“国际利润转移”效应，且其并不以外国竞争对手损失为前提条件，不排斥国外企业对本土市场、国内贸易公共品的配置。特别是，在国际产业链工序分工新条件下，赋能性贸易政策形成的本国企业贸易创新成果将通过产业链工序向国外扩散，有助于形成多边友好型国际贸易分工与利得分享效应。（三）赋能性贸易政策的超越性赋能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不违背既定WTO规则体系下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囚徒困境”，以一种国内市场竞争友好、国际多边竞争友好的方法促进贸易优势快速升级和跨越发展。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忽略了自由贸易的竞争效应，潜在的资源误配风险显著。超保护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明显违背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且其效应严重依赖对方“不反制”这一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从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史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整合幼稚产业保护、出口导向战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后发蛙跳、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等前沿成果，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战略与政策选择形成新的拓展（详见表1）。宏观上的贸易结构升级有赖微观上企业出口产品集合的边际扩展能力。从根源性、实质性因素看，无论是企业出口产品的横向扩展，还是出口质量与价值链升级，其支柱性动力均可由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水平及其动态竞争能力所解释。综合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不同程度吸收和整合自由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对贸易创新驱动和竞争能力的增进作出新的定位与边界拓展，在贸易政策工具方面则通过中立赋能贸易机会、要素和条件，形成多边友好、市场友好的低扭曲型政策形态，是对现有国际贸易战略的一次拓展迭代，构成发挥中国特色优势、兼容国际规则共性的新一代贸易战略。五、结论与未来研究议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绩效以及在新阶段新格局下的全球化新诉求，在对当前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本文提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体现出两大拓展意义。第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这一基本国情特质、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典型化特征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依赖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所体现的结构快速升级、新的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乃至引领下一代世界贸易前沿的典型化事实，而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基本国情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实际上，本文提出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三大关键词体现的概念息息相关。由后发优势驱动的新技术蛙跳，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大国市场则保证了在面向下一代贸易产品实施差异性创新时，具有足够充分的市场进入、出口竞争及创新试错密度，提升差异性贸易创新到达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保障有足够的政策资源，但以中立赋能、增进竞争的方式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第二，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兼容吸收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并具有一般性质和广泛解释力的开放型经济学新理论。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并不排斥比较优势理论从劳动力等禀赋性要素优势驱动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发展的逻辑机制，而是强调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对禀赋性要素的有效配置、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以及跨越“比较优势陷阱”的重要功能。克鲁格曼等人开创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等机制上的动态比较优势，相当程度上可认为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例。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存量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可转向蛙跳或采取差异性创新机制，这种转变可引领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前沿，获取增量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赋能性贸易政策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但超越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无所作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以在本地培育贸易高级要素、中性贸易平台等方式激励贸易竞争、补偿贸易（技术和产品）创新，而大国市场进一步倍增释放了赋能性贸易政策效应。面向未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在理论深化与体系化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南方国家在南北产品贸易模型中优势逆转的理论关系；其次，在政策工具上，中国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条件比如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模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最小可行设计”；最后，数字贸易条件下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新的实现机制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形态需要进一步探索。当前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如何将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数据流通规则纳入动态竞争优势是一个关键课题，包括数字赋能性贸易政策。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聘为第四届杭州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2025年12月11日，杭州市咨询委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管智库原则，始终把牢正确工作方向，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贴决策、注重实效、体现特色的工作要求，建设高质量智库，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宣读第四届市咨询委组成人员名单，共有109位专家受聘为市咨询委委员。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聘为本届杭州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的文章《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于2025年12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理论版正式刊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间。来源：中国青年报理论版2025年12月7日 03版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并重”转型，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产业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持续巩固，制造业规模与创新双领先。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断巩固。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　　新兴产业强劲增长，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光伏发电设备、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和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快速崛起，极大提振了中国制造的前景势能。　　产业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增长新引擎。建成了全球最大新能源产业链，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新能源充电桩数量等指标均居世界首位，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对全球能源转型形成有力支撑。　　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产业融合迈向纵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发展，5G基站和千兆宽带覆盖率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工业大类。“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智能工厂建成数量、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均位居全球前列。产业跨界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协同。　　产业链安全韧性显著增强，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取得突破。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卡脖子”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等产业形成全链条自主能力，高铁、特高压等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3家，突破近700项关键共性技术，“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　　基础设施网络支撑有力，促进产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建成全球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十五五”时期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五大举措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统筹“扬长板”与“补短板”，筑牢产业链韧性根基。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和产业链薄弱环节，持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与“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双轮驱动。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和产业化落地，实行产业链“一链一策”精准突破。　　另一方面，聚焦优势产业，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从“规模领先”向“技术主导”转型。通过技术输出、标准输出、产能合作，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从“被嵌入者”转型为“规则塑造者”。　　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联动升级双引擎。传统产业升级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而推动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模式。强化质量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的认可度，巩固传统优势行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布局，完善从创新设施、技术研发到产品迭代、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与可行商业模式。通过“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形成新老产业互促共生的产业生态。　　统筹制造业与服务业，提升产业体系协同效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形成“制造+服务”双轮驱动的产业形态。聚焦“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能。积极推动研发设计、物流仓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建立与先进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体系。推广服务型制造模式，鼓励制造业企业从“产品提供者”向“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搭建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融合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加强服务标准与质量品牌建设，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推动两业融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演进，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统筹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畅通资本赋能产业良性循环。大力发挥资本的产业导向功能，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构建“资本引导-产业创新-价值回报”的良性循环。强化“精准赋能、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体制机制，推进产融深度融合。持续壮大耐心资本，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基础研究领域。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大力创新和发展直接融资工具，推广“投贷联动”“债转股”等模式，满足产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优化上市标准与退出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加大产业投资机构培育，提升资本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让资本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非“投机器”，抑制金融脱实向虚。　　统筹对外开放与产业安全，构建开放包容的产业体系。通过“开放中求安全、安全中促开放”，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高端环节的份额，提升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竞争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对外产业合作，构建“多元互补、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优化外资利用格局，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提升自贸区自贸港开放平台功能，打造产业开放合作新高地。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重要物资供应等领域建立“备份系统”。构建重点资源多元供应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战略储备等方式，保障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安全。坚持“对等开放”原则，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防范外部技术封锁与产业遏制。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智慧农业论坛并致辞

11月8日，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智慧农业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论坛以“AI时代的数字农业解决方案”为主题，旨在探寻数字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创新路径，携手打造多方协同的产业生态，共同推动全球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信息官兼数字粮农与农业信息司司长德扬·亚科夫列维奇、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等共同出席论坛并致辞。论坛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国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杭州高新区管委会等政府机构，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业大数据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及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通信息技术(盐城)有限公司等领军企业代表，围绕“AI驱动下的农业进步”与“智慧农业的商业实践”等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并就“AI时代的农业展望”进行圆桌讨论。论坛期间还举行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支持的数字农业创新（杭州）中心揭幕仪式，推动数字农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