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任黄先海获立2025年度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三报一刊”后期资助课题

近日，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2025年度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三报一刊”后期资助课题立项名单公示结束，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价值》获立重点项目。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应邀参加“赋能千企，智变共富”2025 AI人工智能大型讲座并作主题演讲

3月8日，由绍兴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绍兴浙大校友企业家联合会承办，绍兴红曼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特别支持的“赋能千企，智变共富”2025 AI人工智能大型讲座在绍兴市盛大启幕。本次千人大会旨在汇聚各界智慧，探索人工智能在企业发展、产业变革等方面的无限潜力，助力千家企业实现智能化转型，走向共同富裕之路。绍兴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郑华在讲座上致辞。他强调AI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已成为国家战略竞争力的关键支撑。他指出，本次讲座旨在汇聚各界翘楚，通过深度研讨前沿技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创新成果转化进程，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浙江大学校友企业家同学会常务执行会长、绍兴浙大校友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孙妙川在活动中致辞。他表示本次讲座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深入探讨AI技术的核心应用，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并展望其在各行各业的创新前景。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就《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作主题演讲。由“六小龙”与浙江大学、杭州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AI驱动产业变革的最新态势、AI产业后来居上的机理与规律、AI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AI驱动产业变革的主要路径四方面，从宏观层面探讨人工智能对产业发展的深远影响。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进行《生成式人工智能从通用模型到垂直领域》的主题分享。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阿里巴巴技术总监、通义实验室语言智能应用算法负责人孙常龙围绕《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和应用探索》展开阐述。为进一步加强各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绍兴浙大校友企业家联合会与绍兴鉴湖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达成合作，举行签约仪式。双方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会计、财务等领域的应用和实践，为企业提供更加智能化、专业化的服务。这一合作将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提供新的模式和范例。此外，活动期间还进行了2025中国生物材料大会暨新技术、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展览发布。“赋能千企，智变共富”2025 AI人工智能大型讲座是一场集学术研讨、实践分享和合作交流于一体的行业盛会。本次讲座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助力千家企业在智能化时代的浪潮中实现转型与升级。

中心观点｜叶建亮：培育下一个现象级消费增长点

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提振消费”摆在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的首位。“提振消费”这一议题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围绕这个话题，3月10日《浙江日报》刊出了记者对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题为《培育下一个现象级消费增长点》的专访。今年春节期间，电影市场的火爆、出游人数的大幅增加等现象，说明我国消费的整体趋势是回暖向好的。叶建亮表示，一方面，这是因为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随着时间的积累沉淀，其效力正逐步呈现；另一方面，过去一年，一些宏观经济指示性指标如出口、股市等领域均有所起色，让老百姓对经济有了更好的预期。　　眼下，国内多地继续发力，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力扩围等。但必须看到，目前我国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偏低，要达到发达国家70%至80%的水平，除了通过直接的消费刺激政策之外，还需要积极寻找类似于汽车、住房等支撑消费升级的大体量产业，实现消费的增量迈上新台阶。　　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的消费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最初，我们的消费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上，随后逐渐扩展到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这些变化让消费在国民经济的占比有了阶梯式的提升。叶建亮记得，2000年前后，学界专家还在讨论中国能不能像美国一样，让汽车进入千家万户。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汽车确实在中国普及并带动了大量的消费。下一个这样体量的消费增长点在哪里？这需要深入探索。　　现在大家都十分看好人工智能、无人驾驶、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这些领域不仅会在技术层面带来深刻变革，在消费层面或许也会带来重大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些产业或多或少还面临法律、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制约。　　新兴产业确实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叶建亮认为，对此要抱着积极的态度，鼓励企业能够找到市场需求的突破口，做一些创新和探索。比如低空经济方面，对于航线、空域的管控能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放开。　　叶建亮表示，有些需求是通过供给创造出来的。要积极创造新的消费应用场景，鼓励新兴技术率先在消费端落地。找到如此现象级消费增长点，相信消费市场会再一次有质的飞跃。

《国家治理》对话叶建亮：改革决心坚定发展信心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证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也是破除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利器。每一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也是我们将体制机制改革推向深入的重要契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系列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体制机制障碍，主要体现在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完善政府市场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是增强发展信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国家治理》：怎样理解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叶建亮：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但必须同时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必须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除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之外，关键还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真招实招破除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以改革的深入推进营造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基本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回顾过去的道路不难发现，每当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党都能审时度势，通过将改革事业向纵深推进，一次次化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克服前进道路上碰到的各种难题，不断将经济社会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还没有因粉碎“四人帮”和“文革”的结束而得以根本上摆脱，人民群众对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仍然处在迷茫甚至动摇的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像一声春雷，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极大地凝聚了人心和发展的信心，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改革开放不久后，面对迅速扩大的城乡商品交易对计划经济体系造成的冲击，社会上对商品经济的性质、作用和地位产生了质疑，极大地影响了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而将商品经济改革推向深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发展阶段的调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发展信心不足、外部条件恶化、增长乏力的局面。尤其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制约了社会对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正本清源澄清了计划和市场的一系列理论争论，摆脱了思想束缚。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推动改革的纵深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热潮。面对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推进，部分国有企业因体制机制僵化和越来越大的竞争冲击而陷入经营困境。对此，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启动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通过“抓大放小”、改制改组、减员增效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迎来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不仅打造了一批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而且也极大促进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落地，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使我们国家快速摆脱了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微观基础。中国加入WTO后，面对迅速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制造业转移带来的一系列粗放型发展问题，我们及时推进了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的衔接，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发展的内涵和质量。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巨大调整的情况下，改革不断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大大增加，社会上也有人对改革出现了不同层面的疑惑，影响了我们应对复杂局面迎难而上的信心。在这一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及时回应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极大地凝聚了全党全社会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开创了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局面。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决定》擘画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开启了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我们看到，每一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往往是我们将体制机制改革推向深入的重要契机。也正是每一次审时度势的改革深化，都化作发展道路上攻坚克难的巨大动力，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一方面，改革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增强信心。经济社会发展起伏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宏观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针对经济发展的短期波动采取逆风向操作也是宏观调控的常态。但是社会对宏观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反应往往因不同的行业、区域和部门而呈现差异。甚至宏观政策的变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营主体对未来的不稳定性预期。而改革则不同，它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向社会传递党和政府直面困难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改革的每一步推动，都是朝着完善市场机制体制、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运行成本的方向迈进，化解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问题，提振信心，扭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切实解决发展中的堵点难点，特别是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约束，可以大大激发经营主体的活力。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促进了城乡商品和资源要素的流动，极大地促进了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划清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在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了赶超比拼的发展势头。世纪之交，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开放和融入国际化的改革，极大地吸引了外商投资、促进了本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和产业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开放红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一系列深化改革举措的持续推进，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改革是化解发展道路上面临困难的“利器”和“神器”。《国家治理》：在您看来，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阻碍有哪些？叶建亮：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既有疫情冲击带来的后遗症，也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动导致的产业链重构和分工合作受阻，以及少数发达国家针对我国的不合理经贸政策所致。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内因是造成当前一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体制机制障碍问题。稳定预期的障碍稳定的预期是信心的基石，居民的消费是基于收入稳定和增长的预期，企业的投资也是基于稳定的收益预期。无论是居民还是经营主体，他们的信心受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影响，也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经营主体信心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体制机制问题。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机制上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居民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导致收入预期增长不足而抑制消费信心。在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分配比重偏低，是制约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因素。劳动收入比重偏低是体制机制障碍的结果。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机制尤其是决定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机制，如重积累、重资本的政策仍然在起作用。资本要素价格形成体制不健全以及银行信贷配给的影响，使得企业在要素使用偏向上存在较大差异，也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不能很快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再分配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并未向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的再分配体制机制转变。我国再分配收入格局中，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相较于初次分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企业部门下降程度更大。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抑制了居民消费空间。从经营主体的角度来看，除了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导致观望情绪上升之外，体制机制障碍也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意愿。结构层面，不完善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导致的产业结构性偏差问题依然突出；部分产品生命周期被压缩等，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影响企业投资意愿。规制层面，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清单优化不足，进入部分行业仍然面临着“玻璃门”和“旋转门”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企业投资渠道不畅。营商环境层面，舆论和法治环境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复，对企业和企业家造成影响。资源要素供给层面，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国有偏向配置体制机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观，民间投资项目存在融资渠道窄、资金成本高、企业负担重等问题，抑制了投资意愿。优化资源配置的障碍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核心问题，将资源配置到更大生产效率部门和企业，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关键。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障碍影响了国内循环的畅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制约了经营主体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也不利于我们对国际复杂环境的应对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方面，不同地区的产权保护力度和方式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跨地区经营和投资时面临风险。一些地方可能对本地企业的产权保护更为重视，而对外地企业的产权保护相对不足，影响了企业跨区域投资和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同时，市场准入规则包括行业准入门槛、资质要求等不一致，某些地区对特定行业的企业设立了较高的注册资本、技术标准或审批程序，而其他地区则相对宽松，这使得企业在进入不同地区市场时面临不同的困难和成本，阻碍了市场的统一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此外，公平竞争制度执行差异，地方层面的执行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通过行政手段或政策优惠等方式，偏袒本地企业，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市场竞争，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影响了企业跨区域扩张的信心。在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不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体制存在不同程度的改革滞后。从土地要素来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城乡之间用地供应指标的使用也缺少足够的制度弹性，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从劳动力要素来看，在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职称评审、人才选拔等方面，非公经济单位与公有制企业、政府机构之间也存在制度障碍，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从资本要素来看，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金融业对内外开放进展相对缓慢，限制了资本要素的多元化配置。从技术要素来看，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高技术使用企业之间存在分割，有效的技术转移机制和专业的技术经纪人员不足，不利于技术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面向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保障数据要素高效配置的基础性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在数据产权界定、数据开放共享、市场体系建设、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和跨境流动等方面，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办法。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功能尚不健全，合格的数据要素经营主体、大数据交易所、数据经纪商等市场中介数量不足。此外，多元共治的数据要素市场治理体系也不够完善，难以有效保障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障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如何承担应有的角色，“在位”而不“越位”，“有为”而不“乱为”，对构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完善仍然存在一系列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也影响了当前发展的信心。政府管理体制层面。一方面，纵向政府治理体制中存在权责配置不对称问题。一些地方习惯通过给予局部地区优惠政策的方式来调控区域发展，导致资源过度向特定区域集中，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损害了经营主体的信心和发展预期，也不利于市场的统一和公平竞争。另一方面，横向政府治理体制中存在协同性不足问题。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激励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本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往往通过优惠政策拼抢价高税大的重大投资项目，形成了地方性的市场壁垒。同时，区域利益获得机制和规则不健全，缺乏区域关系法与区域管理法等有效的区域协调法律法规。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和利益分配中容易出现“打擦边球”等行为，导致区域冲突和市场分割。在一些跨区域的资源调配和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和协调机制，容易引发区域间的利益矛盾。市场监管体制层面。首先，监管标准不统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经营主体的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跨地区经营时需要面对不同的监管要求和执法尺度，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经营风险。例如，在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各地的监管标准和处罚力度不尽相同，这使得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限制，不利于市场的统一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其次，多头监管与协调困难。市场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容易出现监管空白或重叠的情况。在跨部门、跨地区的市场监管中，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导致监管效率低下，难以形成监管合力，无法有效打击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其三，监管信息化建设滞后。市场监管信息化水平相对较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尚未实现充分共享和有效整合，难以对经营主体进行全面、动态的监管。这使得一些企业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称逃避监管，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国家治理》：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叶建亮：应当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增强发展信心。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扎实推动制约资源更高效率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的化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强产权保护是稳定市场预期的关键。应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的合法产权，都要给予平等、全面、有效的保护。尤其要加强涉企法律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加快《民营企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加强涉企司法监督，尤其要加强跨区域司法的公平性审查和监督。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促进创新型企业研发，提升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通过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侵权成本，对侵犯专利、商标、著作权等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推进产权的市场化配置。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效实现形式，让民间资本能够公平地参与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进程。加快数据产权立法，为数据赋能产业发展奠定法律基础。其次，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在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进一步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除了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其他领域各类经营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这不仅能够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还能向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即市场的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守信企业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企业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经营主体的精准监管，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三，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精准性和可持续性，例如通过合理安排政府支出结构，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支撑。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灵活，根据经济形势及时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例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适当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和消费，稳定经营主体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建立健全宏观经济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通过整合金融、产业、贸易等多领域的数据，构建综合风险评估模型，提前发现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如债务风险、金融市场波动风险等。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使企业和投资者能够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避免风险冲击带来的恐慌，增强他们对经济稳定运行的信心。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促进市场经济活力为准绳，加大力度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着力打造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高度匹配的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例如，清理和规范各类行政审批事项，通过“放管服”改革，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和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让企业能够在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主决策、自主经营，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信心。还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流程。大力推行数字政府建设，打造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网上办理、并联审批等。例如，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等事项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一站式办理，大大缩短办理时间，提高政务服务效率，提升企业和群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和信心。健全行政问责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机制，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行为进行严肃问责。明确行政责任的范围和标准，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地。例如，对于在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故意刁难企业、滥用职权的工作人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增强企业对政府公正执法的信心。强化外部监督，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通过政务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例如，对于社会关注的重大项目建设、财政资金使用等情况，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让公众看到政府依法办事的决心。持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活力，进而提升我们应对新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一是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特别是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要降低参保门槛，简化参保手续，提高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例如，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方便人们随时随地办理社保业务，让人们在面对生活风险时更有安全感，从而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更有信心。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情况，适时调整养老金、医保报销比例等。合理确定社会保障待遇调整机制，确保社会保障待遇的可持续增长，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福利的不断改善，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二是深化教育和人才体制改革。加强教育公平性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例如，通过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轮岗制度，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让家长和学生对教育公平有更多的信心。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建立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打破学历、职称等传统评价限制，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和评价人才。例如，在一些新兴行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设立符合行业特点的人才评价标准，激发人才的创新动力，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这些行业，增强人才对自身发展和行业前景的信心。三是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构建分级诊疗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完善医保政策引导机制，通过差别化的医保报销政策，引导患者合理分流。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城乡居民在医保政策、筹资标准、保障水平等方面的统一。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采访人：《国家治理》杂志编辑 董惠敏】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近日，浙江大学长三角发展一体化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采访并发表观点图为近日，浙江凯乐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装配设备。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图为近日，工人在重庆华世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作业。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日前，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办公室表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强民营经济法治保障，作为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如何理解“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大显身手正当其时”？记者采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郭丽岩，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主任叶建亮。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记者：民营企业是伴随改革开放伟大历程蓬勃发展起来的。当前，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哪些作用？郭丽岩：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以来，民营企业数量增长超4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从2012年的2.8万家增长至如今的42万多家，占比由62.4%提升至92%以上。数据显示，2024年底，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5600万户，民营经营主体数量超过1.8亿户，占比为96.4%。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民营经济不断推进转型升级，很多民营企业成长为“链主”，他们守土有责、守链有责。科技创新型尤其是民营链主企业，在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勇担重任。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把自身发展壮大与科技自立自强，以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融为一体。民营企业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92%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贡献了全社会65%左右的发明专利、70%的技术创新成果。叶建亮：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常用“56789”概括民营经济的特征，即民营经济贡献了超过50%的税收，超过60%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0%的技术创新成果，超过80%的城镇就业和超过90%的企业数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在当前国际背景下，世界期待中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此次座谈会强调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不能变，也不会变”，凸显中国经济政策之“稳”，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也必将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活力迸发，增加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制度显著优势、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超大规模市场……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记者：新时代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提供了哪些有利条件？郭丽岩：新时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更大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鲜明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重大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发展民营经济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二十大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部署一系列改革举措。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人才资源总量达2.2亿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6%以上，高技能人才超6000万人；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配套完善，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生产制造体系；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是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些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广阔发展空间。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从202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到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等，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叶建亮：新时代，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稳步推进，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持续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舞台。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显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内驱力。尤其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支撑广大民营企业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开拓新发展路径，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科技强国建设不断深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础不断夯实，为广大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广大民营企业乘着创新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东风，获得了极大的人才和技术赋能，更加积极投入企业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竞争力不断攀升，市场空间不断拓展。新时代以来，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高水平开放的持续推进，不断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民营企业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积极走出去，不断拓展国际市场。同时，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和完善创新政策体系，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民营企业能够更高效地配置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此外，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为民营企业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有助于广大民营企业逐步摆脱过去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着更绿色环保的企业转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记者：企业是经营主体，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是第一位的。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对广大民营企业提出哪些要求？叶建亮：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年初，“杭州六小龙”引发广泛关注，给其他民营企业带来了启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当前，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民营企业要顺应这一趋势，在高质量发展中找准定位，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强自主创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打头阵，坚持自主创新是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保持战略定力，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塑造核心竞争力。利用民营企业的机制体制优势，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推动企业创新目标和价值的实现。统筹抓好政策措施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记者：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郭丽岩：要积极打造政策、交流、合作、监测、评估、宣传六大服务平台，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听取民营企业意见建议，主动回应民营企业关切和诉求，切实协调解决好涉企难题，通过排忧解难引导企业行动自觉，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积极引导民间投资向“新”而行、向“绿”转型、向“高”攀登，进一步强化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妨碍企业公平竞争的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彻底清理准入和准营环节的隐性壁垒，强化监督诚信履约机制和解决账款拖欠问题，为民营企业聚焦主业、勇闯创新“无人区”解除后顾之忧。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降低民营企业运行综合成本。要确保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政策举措形成高效“组合拳”，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求真务实抓落实，关键是为广大民营企业创造有稳定回报的市场机遇，着力提振企业家和投资者信心，持续增强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通过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中国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同时要求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完善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破产退出、信用监管等方面制度。进一步突出法治的保障作用，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要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在政策举措上，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对涉民营经济的政策要开展专项评估。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特别是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推动落实解决账款拖欠问题。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有效维护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总而言之，要持续深化改革，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叶建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工作机制”，从体制机制建设上提出了更高要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新要求，既要关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靠前服务，主动排忧解难，又要坚守廉洁底线。要主动作为，努力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资源对接和问题解决等服务；要划清政商交往边界，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要“一张蓝图绘到底”，避免“新官不理旧账”等现象，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战略定力，为企业坚持长期发展目标提振信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大人才和资金吸引力度，不断激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热情，持续推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共建共享 打造长三角医疗健康新生态

编者按：2025年2月13日，潮新闻发表记者深度调查报告《共建共享  打造长三角医疗健康新生态》，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邀做了专家点评。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医疗健康公共服务均等化所取得的进展和下一步的重点进行了分析。推动本地就医从“单选”变为“多选”、异地就医从“便捷”走向“普惠”、健康数据从“共享”走向“互认”，为长三角城市群居民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能的医疗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6年来，从区域间的项目合作共建、资源融通共享、人才联合培养，到跨省就医直接结算，再到健康数据共享互认，长三角健康医疗一体化的改变是“润物细无声”的，也是每一个“长三角人”可见、可感的。合作共建，本地就医从“单选”变为“多选”“家门口建起了大医院，看病的选择越来越多了！”这既是长三角民众的心声，也是真实写照。6年来，三省一市常态化推进区域医疗合作，以项目共建、对口帮扶、科研互助等形式开展全方位合作，医疗供给在长三角区域持续优化，老百姓看病的选择也逐渐从“单选”升级为“多选”。项目合作共建，成为促进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的有力载体。作为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的重点项目，2022年起，浙大二院在安徽蚌埠启动建设以肿瘤专科为方向的区域医疗中心。为推进项目更快落地，浙大二院提前派出精干力量常驻蚌埠，从管理、品牌、技术三个维度平移资源输入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目前，浙大二院已先后派驻100余名专家在蚌医大一附院启用的过渡病房及门诊专区里开展先期诊治，30项新技术平移到浙大二院安徽医院，并有8项填补了安徽省的空白，日间化疗中心、院前准备中心、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等3个管理项目也已完成平移并在蚌医大一附院启用。除了省级医院的区域合作，市县一级的帮扶合作也加速开展，比如杭州市中医院在宿州市中医医院挂牌“技术指导医院”，砀山县5家基层医疗机构分别与杭州市西湖区5家医疗机构签订结对合作帮扶协议。截至目前，沪苏浙高水平医疗机构已与安徽省167个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有序合作开展407个项目。与此同时，从一体化示范区到长三角更大范围的合作共建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嘉兴医院项目加快建设，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嘉善分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建成投用，浙江省肿瘤医院与宿州市立医院开展医联体合作……随着一批又一批长三角医疗合作项目落地见实效，长三角医疗“朋友圈”将持续扩圈提能，释放出更强劲的“一体化”红利。一码结算，异地就医从“便捷”走向“普惠”“打开手机里的医保电子凭证，对着扫码器扫一扫，就能轻松实现异地就医结算。太方便了！”这样的就医场景，在长三角区域已实现普及。早在2018年9月，长三角三省一市就在全国率先启动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试点，试点涉及2批次共17个城市统筹区，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信息平台也由此建立，后接入国家层面的统一信息平台。目前，长三角已经实现了统筹区和医疗机构的全面覆盖，三省一市的41个城市、2.5万家医疗机构，构筑起了长三角居民跨省就医的“同心圆”。截至2024年12月，仅浙江一省，长三角地区异地就诊结算群众已累计超2900万人次，减少群众垫付超291亿元。从最早的异地就医前需登记备案指定的定点医院、将就医费用拿回参保地报销，到之后的登记备案到就医地异地联网医疗机构后就能实现跨省结算，再到如今只要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线上备案、到市级就医地即可在就医地所有开通跨省结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刷医保码（或社保卡）直接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每一年都在进步和完善。而作为一体化制度创新的试验田，示范区的探索则更进一步，目前，跨省医保结算已实现全领域“免备案”，覆盖了青浦、吴江、嘉善三地所有702家医疗机构和970家定点零售药店，惠及三地246万参保人员。解决了“直接结算”的问题，老百姓最关心还是“医保待遇”的“一体化”，而“医保待遇”一体化的关键就是医保“三个目录”的统一。目前，药品目录已经实现统一，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何时能实现统一？长三角也正在为全国改革探路先行。除了全国医保上线的10种可跨省医保直接结算相关治疗费用的门诊慢特病，2024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率先完成了12个辅助生殖治疗类医疗服务项目同步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浙江还将首批25个上海已纳入、浙江未纳入的医疗服务项目，3类医用耗材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另外，对于长三角其他城市人员来浙就医，在费用管控上浙江也给予平等“待遇”。通过对省内、跨省异地住院费用纳入DRG与本地费用进行同控同管，2024年长三角外地居民来浙跨省住院次均费用同比下降1249元。从更“便捷”到更“普惠”，三省一市医保部门持续推进医保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长三角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体验感，打造出一个“跨域无感”的长三角健康幸福圈。资源融通，医疗服务从“可及”走向“优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让长三角兄弟省市越抱越紧，也加速了医疗资源融通共享的步伐。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示范区，嘉善县成为长三角区域间医疗健康合作的“试验田”，这里的老百姓已充分享受到一体化的红利。在嘉善县罗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大厅的大屏幕上每天都会滚动展示当月的外院专家坐诊信息，这些名医均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等长三角知名医院。“名专家走进社区医院”只是长三角医疗资源融通的一个缩影。通过紧密型医联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及专家名医工作室等多种形式，长三角各地基层医疗机构与高质量医疗机构的互动与合作正越来越频繁。比如，通过建立“白玉兰远程诊室”“上海市儿童医院空中诊室”等智慧医疗平台，嘉善县与沪杭37家三甲医院实现远程读片、诊疗等，形成了以“云诊室”为特色的医疗服务品牌，其中大云镇卫生院2024年“云诊室”会诊超300人次。当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基层，实际成效如何？门诊量或许是最好的回答。嘉善县罗星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社区医院与上级医院以及长三角大医院开展紧密医疗合作以来，仅一年时间，门诊量即从原来的11万人次增长至18万人次，增长超60%。不仅仅是当地居民，许多上海回到嘉善养老的老年人，也将该社区医院作为就医首选。硬件环境的改善、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成为病人从长三角大城市向县城、村（社区）回流的直接原因。从罗星社区医院、大云镇卫生院到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再到浙大二院、上海市儿童医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分级有序、资源融通的医共体、医联体。这样的“共同体”，不仅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还满足了“看名医”的更高层次需求。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模式能走出示范区，在长三角更大范围得到推广复制，惠及更多的长三角群众。人才联培，名医高徒从“大院”走向“基层”过去，许多基层老百姓反映，基层医院虽建得漂亮，却缺乏高水平的医护人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6年来，名医大院对基层医院的“输血式”帮扶已逐渐转向“造血式”赋能，基层医疗人才的培养也步入一个新发展阶段。“造血”先强学科建设，这也是许多大院名医“下基层”首先开展的工作。浙大二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沈伟锋这两年已经是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的“常驻嘉宾”。在嘉善期间，他结合当地各级医院实际，创新性提出了乡村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123”框架，梯度推进嘉善县域急诊急救“五大中心”、乡镇急救单元、乡村急救哨点建设。如今，从村镇卫生院到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急救诊治的整体水平均得到大幅提升。将最优势的学科资源“复刻”到基层，提升基层的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队伍素质，也是许多知名医院的共同理念，正如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和浙大二院在筹建青浦院区、嘉兴院区时，就本着差异化的定位布局重点学科，在示范区内形成错位发展态势。“传帮教”也是“造血”的必修课，而关于这堂必修课，长三角各地均已驾轻就熟。作为嘉善罗星社区医院引进的第一个中医硕士，金秋妤刚到医院工作时，病人并不多。过去半年多时间，医院常态化邀请非遗传承人、上海中医药大学李伟民教授每周坐诊，并且安排她作为专职助手向专家学习。半年之后，她的病人数量从每月不足50个增长至400-500人，口碑和知名度也逐渐提升。通过知名医院专家团队的传帮教，各级医疗机构对专科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与管理更加规范，尤其对重症疾病识别与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医疗领域的前沿技术和诊疗手段源源不断地从省级知名医院向基层“平移”，形成一种互促共享的良性循环，为长三角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提升持续赋能。互联互通，健康数据从“共享”走向“互认”如果说区域间的医疗合作与资源融通为长三角医疗一体化提供了重要载体，那么，实现健康医疗数据的共享与互认，则是打通长三角医疗一体化“任督二脉”的关键。健康数据共享，从新生儿开始。目前，三省一市已实现出生医学电子证照互认共享。《出生医学证明》签发、《预防接种证》发放、出生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等5个事项均已实现跨省通办。在通办的基础上，预防接种信息的互认互通在示范区内已经实现。“父母刷刷指纹，孩子就可以直接接种疫苗。”嘉善某社区医院负责人介绍，目前青浦、吴江、嘉善已经实现预防接种信息共享，所有信息均可在后台调取，跨省接种不需要携带证件，人到现场即可。除了“出生”一件事的互认共享，近年来，三省一市也在持续探索卫生健康重点领域的数据共享机制。比如在血液信息的区域共享方面，依托浙江血液云平台，已实现HIV确认阳性献血者数据华东地区共享，在全国率先实现献血者跨省频繁献血行为间隔期内自动阻断，做到“一地献血、多地查询、多次监控”。对于医疗健康领域的长三角一体化而言，数据共享互认既是关键，也是难点。许多创新的改革探索，都需要在示范区这块“试验田”上首先破题。2024年以来，在上海市卫健委的牵头领导下，依托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院平台、跨域远程医疗协同平台、跨域互联互通互认平台等数字基座，启动了示范区统一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试点工作。与此同时，示范区医疗机构检验检查互认共享也在持续推进。截至2024年11月，仅嘉善县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达122502项次，累计调阅数257325项次，节省费用265万元。从示范区到长三角，健康数据互通共享的步子越迈越开，惠及人群也越来越广。在立体化、智慧化的医疗协作网络下，沪苏浙皖正致力于打造长三角医疗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为长三角城市群居民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效能的医疗服务。专家点评叶建亮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无疑是与老百姓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项。尤其是医疗健康的一体化，切切实实惠及三省一市的人民群众，使大家能更加便捷的享受到跨区域优质医疗健康资源，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在区域一体化战略中的集中体现。同时，以医疗健康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一体化，也有力促进了要素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为长三角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在一体化实施过程中，三省一市聚焦破解医疗资源不均、跨区域医疗资源流动不足、医疗资源对人才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支撑不足等问题，着力实施了区域间医疗机构共建、对口支援、医疗人才联合培养、医疗资源融通共享、医保跨省结算、健康数据标准统一共享互认等一系列医疗健康区域一体化举措，取得了不少老百姓切身感受得到的成绩。下一步，需要紧紧围绕医疗服务均等化这一核心目标，做好推进医疗健康一体化的文章。一方面要继续做好“统”的文章。要进一步深化医保互联，积极推广示范区的跨省医保结算“免备案”试点，大力推进医保待遇相统一，在药品目录统一的基础上，加快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统一的步伐。要加大力度推进医疗健康数据标准接口的统一，实现长三角医疗机构的医疗健康数据共享互认。另一方面要做好“合”的文章。要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医疗健康合作，推进医疗资源共享，持续减少医疗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异。要不断扩大医共体、医联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及专家名医工作室等医疗协作体系的覆盖范围。进一步加大医疗人才合作培养，积极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全面提高优质医疗资源触达性。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参加上证圆桌，探讨如何纵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上证圆桌主题：破解难点堵点 持续纵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主持：毛佳慧圆桌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 曾刚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陈柳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叶建亮安徽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胡艳自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地区发展迈入新阶段，在产业、公共服务、制度建设等领域落地了一系列实践，形成“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区域合作机制，改革试验田探索的经验得到大范围、普遍性的复制推广。2025年，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划期的收官之年。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在重点领域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未来如何进一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本期“上证圆桌”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柳，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安徽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胡艳，对上述议题展开探讨。长三角产业一体化提速上海证券报：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方面，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曾刚：2024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大型科学仪器46441台，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支持企业购买创新服务超7000次，支持金额超1.7亿元。2024年6月6日在浙江温州召开的第六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三省一市联合发布2024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成立首批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揭牌长三角“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会，签约10个重大项目，明确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为牵引，发挥大企业龙头示范作用，跨区域整合高端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共识。陈柳：江苏在长三角的相对优势是制造业和产业创新。比如，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江苏的产业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创新载体。近年来，按照长三角一体化统一部署，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将总部建到上海，踏上长三角国家创新中心一体化建设运行的新征程，是江苏为长三角科创作出贡献的一张名片。在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生态建设中，用品牌整合产业创新资源是一项重要工作，以新建和加盟并重的方式将全省重要的研究院纳入同一制度框架。在江苏省内，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研究所共计50多家，涵盖先进材料、能源环保、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其中属于加盟所20多家，改革试验田探索的经验得到大范围、普遍性的复制推广。叶建亮：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过程中，打破区域行政壁垒进行跨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并加强规划的实施机制设计。在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的基础上，2020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规划》，明确了长三角地区重点产业集群发展方向和目标。聚焦重点产业集群，积极协调三省一市开展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每个省份牵头一个产业链，区内区外分工协作，推动产业链整合和产业集群提质增能。在此基础上，2021年三省一市共同签署《联合开展长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合作协议》，组建了若干跨区域产业链联盟。围绕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实施跨区域联合攻关，推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上的突破，提升产业链韧性和产业安全，不断增强长三角产业集群的规模和能级。目前，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形成了有一定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同时，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产业集群迭代升级。《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加快低空经济、数据中心集群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胡艳：第一，科创要素加速集聚。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加快建设，一廊一带多中心协同发力的科创产业融合发展格局不断优化。2021年，三省一市之间输出技术合同2.1万余项，交易额877亿元，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在长三角设立19个分中心，促成技术交易约22亿元，五家国家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结成联盟。第二，推动长三角创新链与产业链跨区域合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现代化水平。通过合作创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集聚在中心城市的创新链向外围城市扩散；通过开放创新平台、提供创新券等积极措施，使企业获取低成本共享中心城市的创新资源；通过支持企业在中心城市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促进其主动跨区域融合。上海松江区G60科创走廊扩容速度大大加快，已有苏州、嘉兴、杭州、湖州、金华、合肥、芜湖、宣城等8个城市加入。第三，着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长三角三省一市聚力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创新联合体和产业链联盟。首批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成立，包括长三角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联合体、长三角金融市场人工智能与安全创新联合体、长三角生物制药创新联合体等，成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里程碑。长三角地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大产业链联盟揭牌，携手做强产业链，打造创新“强引擎”。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一体化走深走实上海证券报：为突破行政区划的分割，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项目落地，长三角地区有哪些制度创新及有益实践？曾刚：目前，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上下联动、三级运作、统分结合、各负其责”的区域合作机制。具体来看：长三角地区两轮“三年行动计划”顺利收官，《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正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有机衔接、纵深推进，正在探索毗邻区域同城化合作新模式；形成由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等构成的协商协调机制。2018年1月，三省一市联合组建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挂牌；2019年11月成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首创“理事会+执委会”机制，形成112项具有开创性的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其中38项已面向全国复制推广。“理事会+执委会”机制已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复制推广落地。陈柳：长三角地区以园区为载体的项目合作一直走在前列。比如，以上海临港集团为代表的先发园区，一直探索长三角跨区域共建园区的合作方式，总体来看，主要模式包括投资合作、品牌合作、招商服务合作等。在合作过程中发达地区将双创服务的经验输出到共建园区，有条件的地区还采取干部挂职等方式，改善共建园区的营商环境、提高招商水平。此外，当前沪苏浙结对帮扶皖北共建园区，江苏省内的“南北共建”、浙江省内的“山海协作”都是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重大项目落地的好的经验。当然，园区合作存在投入负担重、财税分成实际难以落实、考核指标对“共建”不到位等问题。在既有经验得到推广的同时，须聚焦产业合作痛点探索更多制度创新。叶建亮：一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上，长三角地区组建了一系列科创联盟和产业联盟，集聚和整合创新和产业资源，将区域创新和产业规模做大做强，形成了1+1>2的局面。二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引领，不仅推动交通断点堵点得以联通和疏解，形成更加畅通的区域交通网络，而且也大大加快了航空、铁路、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更加多样立体的综合交通网络。三是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交通、就业等领域，长三角地区推进资源共享、跨区通办，不仅极大地便利了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营商环境和要素吸引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体制创新。以长三角一体化为引领，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突破单个行政区难以根治生态环境问题的困境。特别是在跨区域河流湖泊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胡艳：第一，依托标志项目走实。在推进交通、生态环境等领域跨域一体化项目过程中，长三角地区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机制，例如联席会、协调会等共商共建的体制机制，联合审批、一方代建等项目审批机制。第二，示范区制度先行。在生态环境共保联治领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探索形成4项制度和实践成果：一是关于示范区跨域统一生态环境准入制度；二是关于示范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统一量化评估机制；三是关于示范区跨界饮用水水源地共同决策、联合保护和一体管控机制；四是关于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防联控、协同治理及生态共建机制。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探索形成中职跨省域招生培养机制、跨省域医疗保障服务一体化机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跨区域协同机制、省际毗邻地区公交运营机制。第三，G60科创走廊成为制度创新又一窗口。G60科创走廊项目在2018年实现了9座城市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同方面，成立产业园区联盟，推动G60兄弟城市产业链上下游各园区和企业分工合作，实现各地优势产业的相对集聚、协同发展。在法治化治理方面，建立了司法协作机制，全力营造科创发展法治环境，成立了全国首个跨区域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有序落实上海证券报：为加强跨区域公共服务标准和制度衔接，促进人才等要素的跨城市自由流动，长三角地区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曾刚：长三角地区已有170余项高频政务服务和应用实现跨省“一网通办”。率先在全国试点的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截至2024年10月底累计超4600万人次，减少群众垫付超70亿元。叶建亮：长三角地区促进人才要素跨区域流动，比较有效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一套促进人才服务互联、资源互助的机制。比如，较早在长三角城市合作层面发布《长三角人才服务共同体合作倡议》，推动人才统一市场的建设：一方面推动职业资格、技术等级等方面的人才评价标准互评互认；另一方面，共享人才培训资源，建立人才共育机制，开展联合集训与合作培养。二是搭建人才信息互联共享平台，促进人才资源与岗位更好匹配。特别是利用数字化手段，积极打破区域间人才信息“孤岛”，以统一标准收集整理发布人才政策、人才管理、人才服务、人才招聘与培训相关信息，加强对区域人才资源的整体认识和统筹管理，用“信息流”促活“人才流”。三是逐步建立人才流动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互联互通机制。逐步推进医疗服务标准一体化和医疗机构检查结果的互联互认，大幅提升了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中的医疗服务支撑。建立长三角区域内学籍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学籍信息的共享，为流动人才子女的转学提供便利。探索推进养老服务补贴异地结算机制，减少养老金异地结转障碍。胡艳：第一，长三角医保一体化有序推进。2018年9月28日，长三角地区探索试点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从最初确定“1（上海）+8（江苏省南通、盐城、徐州，浙江省本级、嘉兴、宁波，安徽省滁州、马鞍山）”为首批试点地区，到应用区域不断扩围，截至今年9月29日，长三角41个城市1.2万余家医疗机构已开通该业务，给老百姓就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第二，全面推进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以社会保障卡作为载体，率先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以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金融服务等领域实现一卡多用、跨省通用。第三，上线长三角“一网通办”。2019年5月，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长三角“一网通办”正式上线。近4年来，三省一市紧密合作，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进跨省业务协同，深化数据共享应用，让区域内企业和群众享受更多“同城服务”。第四，出台系列跨省数据共享标准规范。会同市场监管标准化部门，研究制订《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接入规范》《数据资源目录编制规范》《电子证照共享技术规范》《公共数据分类分级技术规范》《法人库数据共享技术规范》等5项长三角区域数据共享地方标准，为三省一市数据归集、治理及应用提供标准支撑。加力推进区域高层次协同开放上海证券报：在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塑造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取得了哪些成绩？叶建亮：第一，建立了一些高能级的开放型平台，尤其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和自贸试验区两大高能级开放平台不断提能升级，对带动区域高水平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领域加快制度创新，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规则体系和监管模式。第三，积极推动制度改革，促进贸易便利化。未来，长三角地区要在强化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加强制度型开放、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发力；着力于继续吸引国际高端要素和跨国公司集聚；在外资准入、产权保护、监管透明等方面提供更为良好的服务。胡艳：第一，实现自贸试验区全覆盖，形成协同开放新平台。数据显示，2022年沪苏浙皖自贸试验区货物进出口总额约3.8万亿元，占三省一市、全国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超过25%、50%，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第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提升能级，筑牢协同开放新门户。第三，海关监管持续创新，注入协同开放新动能。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海关多措并举，深化各业务领域海关一体化改革。物流时间确定、运营效率高效的“江海联运”汽车出口模式，进口货物码头理货、江船订舱和转关申报业务“并联”办理的“离港确认”模式，以上海洋山港为中心的“联动接卸、视同一港”模式，大大压缩运输时间和物流成本。展望未来：一是要夯实高层次协同开放产业基础。构建覆盖三省一市的多层级、全周期的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体系，构建长三角区域产业联动新格局。加快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建设，在长三角地区深入开展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先行先试，优化产业发展整体生态。二是要提升高层次协同开放平台能级。推动国家级经开区、自贸试验区、各类产业园区创新提升，集中力量建设好区域科创走廊、创新走廊，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形成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三是要完善高层次协同开放制度体系。提升制度体系顶层设计协同能力，促进部门协同、地区协同。其中，自贸试验区要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先试，重点突破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货物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难点问题，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纵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上海证券报：展望未来，持续纵深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着力点有哪些？曾刚：第一，加大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力度。设立政府（教育、科技、经信、财政）扶持、企事业单位主导的长三角产业创新基金会，按国有非营利机构章程运行，协同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以及跨行政边界的产学研一体化。第二，实现新基建、城市群、产业体系三者之间更高水平的联动。基于新基建的数字工程、融合工程、创新工程，为新时期长三角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网络经济、健康经济等新经济蓄势待发。第三，开启长三角产业园区合作新模式。推动开发区管委会向开发区开发运营集团公司转变，鼓励集团公司之间并购重组，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开发区建设与运营效率方面的优势作用。第四，完善长三角公共管理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强联合立法，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地区人大常委会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发挥人大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立项、起草、调研、审议、实施等各环节协同。陈柳：目前，长三角地区在加强产业分工协同、构建创新共同体、强化园区合作共建等领域，尚未有效建立统一规则。这涉及地方政府竞争与协调的深层次问题。面对一体化进程中的“硬骨头”，要先易后难，充分调动各地的积极性，按照市场化规则充分协商，政策协同均衡合作。叶建亮：第一，积极探索和破解一些涉及核心利益的协调机制问题。比如，跨区域产业协同中的财政税收分配问题，创新链协同中的基础性创新研究与成果转化协同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人员流动中的生产消费与公共服务时空分离中的责任利益分配问题，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和标准差异消除问题等。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第二，在总结提炼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成果的复制推广机制，持续放大长三角一体化的先行示范作用，为区域协调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样本和可复制经验。胡艳：未来，长三角地区要持续强化知识流动。相较商品和劳动力流动，知识流动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一，促进人才跨区域流动。对所需人才应当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采取灵活政策吸引人才，在招人引智的同时，倡导企业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发掘培养人才，尤其是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技能型操作型人才。第二，技术跨平台共享。进一步打造产业技术联合研究平台、校企创新联合体以及面向高新技术领域的新型研发机构等，促进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创新要素的资源共享。第三，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一体化以及城市群建设。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建设构建有效的人才市场、技术交易市场、资本市场，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地区间合作发展机制。在城市群内部应充分发挥研发创新的正外部性，探索区域分工与收益共享机制。

喜报 ｜ 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入选“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名单

近日，中国知网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公布了“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预发布名单，浙江大学国经系共9名学者入选，浙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入选。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中国知网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简称“知网评价中心”）基于中国知网收录的国内学术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2024年首次开展学者学术影响力客观评价，遴选了“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名单，助力优秀成果的国内首发，以及客观、科学衡量并表彰近十年来国内科研成果丰富、学术影响力杰出的学者群体。入选“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 1%”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近十年发文的作者总PCSI位于初选作者范围的TOP 1%（共有学者3万人，基线值为31.016），且近十年发表PCSI高于理论平均值（1.65）的论文不少于5篇以及近十年至少发表1篇高影响力论文。入选“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 5%”则需满足：近十年发文的作者总 PCSI 位于初选作者范围的 TOP1%-TOP5%（共有学者 8.9 万人，基线值为 10.297）；且近十年发表 PCSI 高于理论平均值（1.65）的论文不少于 5 篇以及近十年至少发表 1 篇学术精要高影响力论文。

中心主任黄先海在《中国工业经济》发文：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

         01          引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传统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涌现的新需求不匹配的矛盾显现，急需颠覆性技术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赋能。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02研究设计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样本为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区间为2008—2021年①。企业财务数据来源为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2.模型设定本文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03实证分析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表1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至少在5%置信度下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体上促进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发展。2.异质性分析（1）产权异质性。表2中第（1）、（2）列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2）战略性新兴产业异质性表2中第（3）、（4）列回归结果显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3）市场竞争压力异质性。表2中第（5）、（6）列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市场竞争压力行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             3.内生性检验（1）工具变量（IV-2SLS）。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系数在1%置信度水平下显著，验证了工具变量（DigIV）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性。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既满足外生性，又保证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同时，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2）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显示，在利用PSM方法控制了样本偏差问题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仍显著为正。（3）Heckman两阶段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结果显示，digtrans与IMR估计系数均通过5%水平置信度检验，表明不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误，即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效应仍然成立。综上，在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4.其他稳健性检验（1）替换估计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替换了估计模型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通过1%置信度检验。这一结果表明，替换估计模型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仍显著。（2）控制高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3）子样本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平衡面板样本与剔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子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致。（4）替换关键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仍保持显著。（5）增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包含上述额外的控制变量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仍保持稳健，即数字化转型赋能颠覆性技术创新效应显著。04机制分析参考诸竹君等（2024）的做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1.市场重塑效应表3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业务颠覆与市场突破，重塑企业的市场格局，以多样性的市场需求刺激企业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    2.治理整合效应表4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治理效率，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强化供应链金融融资属性，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进而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发展，假说3得以验证。05进一步分析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检验颠覆性技术创新及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环境的协同效应：表5第（1）、（2）列中DT与DT_dummy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深耕研发领域，有利于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来最大化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正向外部性。第（3）、（4）列中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强化了颠覆性技术创新对企业增加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数字化技术赋能颠覆性技术创新，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表6汇报了数字化转型、颠覆性技术创新与企业研发操纵的关系。第（1）、（2）列结果表明，有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企业，其研发操纵虚假标记行为显著低于无颠覆性技术创新企业，且随着颠覆性技术创新新的增加，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会进一步减少，即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发挥了正向外部效应，减少虚增研发费用等行为。第（3）、（4）列中交互项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进一步强化颠覆性技术创新对研发操纵的抑制效应，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能有效发挥协同作用，通过缓解企业研发操纵等不当行为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    06结论与启示（一）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上市企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并且这一研究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市场颠覆与治理整合等机制赋能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第三，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以及面临高竞争压力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更显著。第四，颠覆性技术创新可以优化市场创新环境，为企业开展高质量、可持续创新提供正向激励，抑制研发操纵行为。（二）启示（1）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导向，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围绕供应链全过程，培育颠覆性技术创新。（2）发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主体作用，针对性制定差异化政策，加快关键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   原文信息：[1]黄先海,孙涌铭,陈梦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来自专利网络与SBERT模型的微观证据[JOL].中国工业经济,2024,(10)137-154.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祝您蛇年元旦快乐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省政府专家座谈会并作发言

12月26日下午，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刘捷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征求对将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座谈会上，省咨询委主任熊建平，副主任史晋川、孟刚，委员黄先海、魏江、盛世豪、吴晓波、刘树枝、徐鸣华分别发言。大家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稿谈想法、提建议，刘捷不时与大家互动，坦诚交换意见，深入探讨问题。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中任黄先海就“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刘捷充分肯定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他说，大家的意见建议紧扣中央精神、紧跟前沿领域、紧贴浙江实际，深入分析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积极反映基层呼声、企业意愿、群众需求，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起草工作专班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把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具体思路、务实举措。刘捷说，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之年，起草好政府工作报告至关重要。我们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多谋划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多谋划难而正确的事，推动中央各项政策在浙江落实落地，保质保量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难事办妥，确保政府工作精准发力、落地见效。

成果推介 ｜黄先海、宋学印：《对内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的浙江探索》

《对内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的浙江探索》黄先海 宋学印 方建春等编著 图源：浙江大学出版社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强大内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底座。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与深度利用全球市场资源一体贯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抉择。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经济比重几乎可忽略不计。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并吸引外资，扩大“走出去”投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格局。义乌国际商贸城 图源：中新社 钱晨菲/摄外向型发展格局，一方面为抓住全球化机遇、提升经济实力、提高居民收入提供了重要红利，但另一方面也打开了国际经济波动风险敞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受到影响，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开始提上议程。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球大国关系波谲云诡，地缘冲突异常多变，人工智能技术进展迅速，经济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这意味着，我国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同时，全球化形势与全球经济也同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两个大形势的叠加交集条件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对中国经济客观规律、内生条件和发展趋势的自觉把握，也是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46年来，浙江在统筹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发展国内大循环与开拓国际大循环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04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用“地瓜理论”，生动地概况了浙江对内对外开放、“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开放实践。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地瓜理论”生动阐述了立足浙江本土市场、发展国内大市场与开拓国际大市场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并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演化、扩展与创新，实际上为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历史参照、区域样本与思想源泉。基于21世纪以来特别是新近十年来浙江开放型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实，研究团队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总结和严谨的理论分析，在《对内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的浙江探索》一书中对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理论逻辑进行了深刻阐释，对实现路径进行了机理总结、对未来导向进行了创新推演。在理论逻辑上，本书揭示出，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念，蕴含着具有发展中大国开放型经济学鲜明特征的重要自主知识体系。在新格局形成中，开放型企业具有更优质的主体条件、横跨国内外的全球产业链和资源配置网络，依托快速的“开放中学”“母国市场”、资源互补等双重开放效应的动力机理，为构建更高质量的“双循环”新格局助力。在实现路径上，本书阐述了浙江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遵循了由区际到国际、先商品后资本、“走出去”到“再回来”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建设全国各地市场终端、全球销售网络到扩大进口，打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通过“引进来”实现本地经济与外资经济统筹；通过“走出去”更好联通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实现要素、市场的深度融合；通过“再回来”实现本土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再造。在未来导向上，本书进行了创新推演。未来双循环新格局，是一个具有更大自主话语权和配置能力的新格局，要求我国企业从产业链“嵌入者”转向产业链的“建构者”，成为主动、先发建构引领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链主”。国家要打通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与全球目标市场，成为全球新一代产业链建构者与价值链主导者，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局统筹能力。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图源：中新社 王刚/摄未来双循环新格局，是一个更好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经济、开展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因此应推动数字平台企业真正覆盖全球各地，通过数字贸易助力全球买全球卖，以“数据+科技+服务”模式，为世界各地贸易商交易匹配及物流、通关、金融形成数字循环枢纽。未来双循环新格局，还是一个高能级要素自由流动与自由贸易的新格局，要通过促进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促进以境内开放+竞争中立为核心的投资自由化、促进以国民待遇+风险可控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流动自由化、促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形成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科创中心，推动中国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形成中国与全球共进发展新局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浙江探索，对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引领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一般理论规律意义与时代价值。

黄先海、宋学印等：政府数字化转型、社会福利与共同富裕

政府数字化转型、社会福利与共同富裕黄先海  朱昊杰  袁逸铭  孙涌铭  宋学印提  要：在数字化这一时代进程中，数字治理、政府赋能理念的崛起，对增进社会福利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显著促进了地方社会福利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服务型政府建设能有效提升地方社会福利，且高效协同的政务平台扩大了这一福利增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数字治理变革能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与创业活力，实现社会福利增长；结合城市异质性特征，本文还发现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仍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发展差距的数字鸿沟挑战。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政策启示。关键词：政府数字化转型；治理现代化；社会福利；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的基本途径。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强化数字化能力建设，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推进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积极开展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数字化转型推动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政府－社会关系的构建，引领和驱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数字中国建设两大背景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基于2017-202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地方政府采购公告数据，以地方政府数字采购测度其数字化转型投入水平，研究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于地区社会福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能显著促进地方社会福利水平增长。一方面，政府数字化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赋能型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打造更加廉洁透明的政府，进而提高地方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互联网政务平台建设影响政府数字化投入促进社会福利增进的正向作用，更高水平的平台服务能级、更活跃的政务互动以及更快速的需求响应，使得政府数字化投入所产生的福利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开展数字化转型，激发地方经济发展活力，提升了城市创新活力和创业活力，进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福利的提升；此外，数字鸿沟阻碍会阻碍政府数字化转型形成的福利效应，且主要表现老龄化在程度高、人力资本程度低的城市。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考察佐证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的经济社会福利增进作用。现有研究较少从政府数字化变革的视角开展研究，本文借助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水平的定量测度，评估了其产生的社会福利增进作用。同时，文章实证检验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和政务服务平台驱动赋能的福利增进机制渠道，并探究分析政府数字治理变革在创新与创业路径的福利影响，揭示了以现代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治理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丰富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方式，现有研究对于政府数字化建设水平主要通过政策冲击和文本分析进行刻画（刘文革等，2024），本文以政府采购形成的数据、服务、技术等资本要素积累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水平的代理变量，反映城市层面政府数字化转型进展情况，并采用政府信息化历史数据的工具变量和多期DID方法来处理因果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发展中面临的数字鸿沟挑战，丰富了公共部门数字化变革中数字鸿沟现象的理解。现有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主要从数字经济视角出发，观察数字技术有偏性带来的收入分布变动情况，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数字技术普及普惠的重要抓手，在数字转型化的实际推进过程中也存在普惠技术不普惠的情况，导致公共服务改善条件分布、能力分布的作用失灵。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形成如下政策启示：（1）加快赋能型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治理现代化能力实现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加速夯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支撑政府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推进政府组织结构、体制机制协同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互联网+”智慧监管，简化商事登记、流程审批、办税缴费等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激发市场活力；强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民政、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普惠性均等化供给，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实现惠民服务能力不断提升。（2）推进资源整合和数据开放，多方主体共建共享强化平台赋能机制。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参与数字政府建设，探索政企协力合作的有效机制，健全政民双向互动的治理模式。打破央地间、区域间、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加强政务机构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广泛链接，以标准化建设和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协同缓解“信息孤岛”问题，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化变革的价值创造能力。健全公共资源交易和公共数据开放体制机制，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营造数据要素流通良好生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完善建设运营格局，实现数字政府建设行稳致远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齐头并进。（3）兼顾特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破解结构性难题释放社会福利增长潜力。不同类型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程度差距较大，在数字化基础、城市治理复杂度、公共服务重点、组织推进难度等各个方面都有显著差别。城市的异质性特征要求地方政府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特色和需求，找好切入点，走出特色转型之路。同时要注重防范数字鸿沟引致的分化效应，着力以公共服务创新供给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人力资本分布，注重信息无障碍化建设，发展普惠性数字技术。要保障信息获取和服务供给的公平性，提高优质公共服务的触达性，进一步深化各类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服务能力、服务资源融合，拓展“泛在化”政务服务渠道，积极应对数字鸿沟的挑战，兼顾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体制机制改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2024年12月17日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二十四季《敢为天下先》第一集《有效之策》。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与浙江省社科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周盛、省委党校治理现代化与浙江现象研究中心主任胡重明等专家学者一道，就如何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更好推动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叶建亮教授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牛鼻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是改革蓝图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以点带面，推动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可以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 以浙江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推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制度建设，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始终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改革既要“开窗”，也要“开门”。开窗是改革政策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图景，而开门则是让人们找到了实施的路径。从改革目标到具体实施还要经过艰难的探索，这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具体体现。打通政策落地实施的每一个堵点，找出政策实施的具体门路，有效打破玻璃门、旋转门的问题，对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 同时，改革是有窗口期的，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启动改革的信号灯。各级政府不仅要识别企业的市场需求，还要及时的予以回应和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要更加积极的看待市场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们推动体制机制变革的契机。不论是这次的先查验后装运，还是最早义乌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老百姓沿街摆摊等，都是政府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及时的响应，促成了相关制度改革，并引领经济社社会的大踏步发展。另外，改革是基层创新+顶层设计互动的结果。之所以需要顶层设计，是改革要兼顾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基层的需求可能是局部的，短期的，但是改革的制度设计则必须是长远的，整体的，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出的提前制度谋划。改革的本质就是改变生产关系，以更好的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聚焦高质量发展，有效提供制度供给，构筑新型生产关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在新的领域，必须注重在基本生产关系层面加强制度供给，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重点关注新领域的产权制度安排。特别是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创新成果的产权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了相关主体的创新动力。必须根据创新的特点，在合理平衡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利益关系上加强制度供给。二是要重点关注分配关系。新领域往往意味着新的分配关系。比如，前几年热议的“困在算法里的小哥”，算法作为新的技术，如果只是帮助企业更便利的榨取员工的剩余劳动，那么这样的技术是不可能转变为新质生产力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新领域及时有效的提供制度安排，确保良好的分配关系，实现包容式增长，新技术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三是市场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走在生产关系之前，制度供给既要为当下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规范，也要为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试验的空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要及时革除，新制度的创设要有前瞻性、动态性和兼容性。 如何更加积极的发挥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叶建亮教授认为，能否兼顾各方的利益，实现共赢，是判断一项制度优劣的标准，也是各级政府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则。改革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很多人觉得要改革就是要不断的创设新的制度，出台新的政策文件，改革的绩效就体现在这一系列制度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政策不断的增加，底层市场和企业的行动空间则不断的被压缩，制度运行成本不断上升，市场主体的活力自然也难以激发。改革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做加法的同时，多做做减法。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去伪存真，真正建立起“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首届全国高校数字经济教育发展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12月14日，由全国数字经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高校数字经济教育发展论坛”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怀士堂举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会议，与来自10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18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以“数字中国建设与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为主题的开幕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启。主旨演讲环节，黄先海教授发表《数字贸易平台与中国创新变革”的演讲，强调数字技术在推动中国创新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他指出数字贸易平台促进了中小企业创新，推动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带来了组织、方法和规则的三重变革，尤其是在组织创新方面，数字平台如同无边界的“类孵化器”，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全球不确定时代的中欧关系”主题研讨活动并致辞

2024年11月初，全球化智库（CCG）联合欧洲政策中心（EPC）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中西书屋举办“全球不确定时代的中欧关系”主题研讨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欧洲政策中心、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意大利欧洲国际事务研究院、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宁波工程学院、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中欧各大智库和学术机构的30余位代表出席，参会人员围绕当前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趋势、合作潜力以及面临的挑战展开了深入探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危机为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全球经济正逐步从相互依存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安全，这一趋势为双边贸易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随着欧盟和美国在选举后迎来政治变动，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及其对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已引发各方广泛关注。首轮中欧关系闭门圆桌会议聚焦地缘政治话题，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Fabian Zuleeg先后发表欢迎致辞。三位致辞嘉宾高度肯定了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强调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加强对话与合作不仅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途径，也是促进双方关系稳步发展的必然选择。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求是讲席教授赵志荣主持致辞环节，并对与会嘉宾和会议议程作了简要介绍。欧洲政策中心欧洲与全球事务主任兼“世界中的欧洲”项目负责人Almut Möller，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金玲，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高级分析师、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Mario Esteban，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依次发表开场演讲。各位嘉宾围绕中欧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对欧洲政策的影响等议题展开了深入阐述，并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展示了丰富的学术视角与实践洞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讲席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沈伟主持演讲环节。次轮中欧关系闭门圆桌会议关注地缘经济话题，会上，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Fabian Zuleeg，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欧洲研究所主任贺之杲，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lvire Fabry，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兼职教授李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中心副研究员严少华，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世界项目研究员Victor De Decker结合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中欧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等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探讨。嘉宾发言内容充实，视角多元，引发了现场专家的广泛讨论和积极回应。与会嘉宾纷纷发表见解，为深化理解和推动中欧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承办的上半场研讨活动于当日上午顺利结束。会后，全体与会嘉宾在浙江大学共进午餐，期间就会议议题继续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中心主任黄先海应邀参加第二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并做主旨演讲

2024年11月29日—12月1日，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中国美国经济学会、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二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24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会议围绕主题从如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搭建对外开放新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开放新动能新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国际贸易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讨论。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表《中美战略博弈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框架与路径选择》主旨演讲。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发布暨研讨交流会“并致词

12月4日，由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与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共同举办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发布暨研讨交流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致辞时表示，浙大社会治理研究院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在全国率先开发出“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填补了县域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一大空白。研究院已连续6年发布浙江省社会治理十佳县（市、区）、连续5年发布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这些榜单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县域治理特征、呈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面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已成为浙江大学乃至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的金字招牌。黄先海介绍，浙江大学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研究方向的发展，学校公共管理学科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进入国内头雁阵列。2020年，浙江大学就启动了社会治理学科会聚培育计划，2022年，启动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以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为基础，以计算机、数学等学科为支撑，构建数字经济、数字创新、数字治理、数字法治、数字传媒五大板块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通过数字方法论形成数字社科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学科语言。“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以引领、倡导、影响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为己任，经过多年耕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重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具有较大影响力。”黄先海表示，今年，研究院入选2024年度CTTI智库建设最佳案例标杆案例、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主办第六届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连续3年主办“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征集活动，在国内外顶级刊物上发表多项高水平研究成果，展现了构建中国社会治理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打造中国之治高端智库的责任担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开展社会治理研究具有无比广阔的前景空间。浙江大学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研究院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希望研究院继往开来、不负使命，继续做优做强社会治理县域榜单和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征集活动，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黄先海说。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发布暨研讨交流会是“2024企业家博鳌论坛”智库主论坛系列论坛之一。会上，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2024浙江省社会治理十佳县（市、区）、2024社会治理最佳进步县（市、区）等榜单正式发布，百余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地方机构代表等参与交流。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开题论证会并致辞

2024年11月22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数字出版研究》编委陈洁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219）开题论证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顺利举行。此课题是浙江大学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学领域的首次突破，会议由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承办。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柳斌杰、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先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媒学刊》主编陈昌凤，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春秋》主编周蔚华，山东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张立，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徐丽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执行主编朱鸿军，《新华文摘》杂志社编审刘永红，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龚斌磊，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等专家领导，项目组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社总编辑陈洁，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研究院执行院长万安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新媒体研究院院长周荣庭，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许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王飚，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出版与文化系系主任邓香莲，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李世娟，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研究院主任李建红，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施勇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校的学者，人民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界同仁，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40余人共同参加此次研讨会。会议由开幕式、课题组报告、专家点评三部分组成，由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清主持。柳斌杰教授致辞并作专家点评柳斌杰教授首先肯定了陈洁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团队的竞争力及各高校成员间的协作精神，强调了团队在思想、认识、逻辑和学术上的一致性对于推动项目进展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当前出版与媒体融合面临的挑战，指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系统性变革尚未完全实现。特别是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版资源的整合和传播方式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呼吁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为推动出版与媒体的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黄先海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这一重大项目，不仅从理论上创新，而且从实践中获取经验，有助于业界优化方向，发挥特色优势，对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数字出版发展战略与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 2024 年度峰会

2024年11月21日，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2024年度峰会在上海圆满落幕。本次峰会由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指导，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主办，浙江大学融资租赁研究中心、融资租赁西湖论坛（南沙）研究院、杭州上城区融资租赁西湖论坛研究与服务中心承办。大会以“向新而行——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挥融资租赁桥梁纽带作用，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租赁动能。本次峰会由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向人哲主持。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以视频方式为本次峰会致辞。首先，中心主任黄先海对峰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对所有与会嘉宾表示了诚挚的欢迎。中心主任黄先海提到，峰会的主题“向新而行——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充满活力，也极具启发性。他强调，在新的监管环境和规则体系下，行业必须重视转型升级，以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提升数字化水平。黄校长呼吁加强产学研融间的交流合作，以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从而增强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最后，他祝愿峰会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峰会还精心策划了四个平行分论坛，旨在深入探讨融资租赁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实践。平行论坛一以“融资租赁助力资本市场实现提质增效”为主题，分析融资租赁在资本市场中的新角色，探讨如何通过融资租赁工具提升资本效率和质量，为资本市场注入新活力；平行论坛二聚焦“产融结合赋能科创企业成长”，旨在通过产融结合的模式，为科创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助力科创企业快速成长；平行论坛三以“数智赋能融资租赁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探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如何为融资租赁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通过技术革新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四围绕“四新监管环境下租赁企业合规经营及争议解决”，引导租赁企业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如何实现合规经营，以及如何有效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问题，保障行业的稳健发展。本次峰会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租赁企业、金融机构、宜租产业、第三方服务机构负责人以及行业专家、高校学者等与会人员超过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