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体制机制改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2024年12月17日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二十四季《敢为天下先》第一集《有效之策》。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与浙江省社科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周盛、省委党校治理现代化与浙江现象研究中心主任胡重明等专家学者一道，就如何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更好推动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叶建亮教授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牛鼻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是改革蓝图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以点带面，推动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可以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 以浙江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推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制度建设，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始终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改革既要“开窗”，也要“开门”。开窗是改革政策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图景，而开门则是让人们找到了实施的路径。从改革目标到具体实施还要经过艰难的探索，这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具体体现。打通政策落地实施的每一个堵点，找出政策实施的具体门路，有效打破玻璃门、旋转门的问题，对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 同时，改革是有窗口期的，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启动改革的信号灯。各级政府不仅要识别企业的市场需求，还要及时的予以回应和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要更加积极的看待市场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们推动体制机制变革的契机。不论是这次的先查验后装运，还是最早义乌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老百姓沿街摆摊等，都是政府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及时的响应，促成了相关制度改革，并引领经济社社会的大踏步发展。另外，改革是基层创新+顶层设计互动的结果。之所以需要顶层设计，是改革要兼顾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基层的需求可能是局部的，短期的，但是改革的制度设计则必须是长远的，整体的，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出的提前制度谋划。改革的本质就是改变生产关系，以更好的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聚焦高质量发展，有效提供制度供给，构筑新型生产关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在新的领域，必须注重在基本生产关系层面加强制度供给，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重点关注新领域的产权制度安排。特别是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创新成果的产权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了相关主体的创新动力。必须根据创新的特点，在合理平衡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利益关系上加强制度供给。二是要重点关注分配关系。新领域往往意味着新的分配关系。比如，前几年热议的“困在算法里的小哥”，算法作为新的技术，如果只是帮助企业更便利的榨取员工的剩余劳动，那么这样的技术是不可能转变为新质生产力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新领域及时有效的提供制度安排，确保良好的分配关系，实现包容式增长，新技术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三是市场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走在生产关系之前，制度供给既要为当下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规范，也要为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试验的空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要及时革除，新制度的创设要有前瞻性、动态性和兼容性。 如何更加积极的发挥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叶建亮教授认为，能否兼顾各方的利益，实现共赢，是判断一项制度优劣的标准，也是各级政府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则。改革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很多人觉得要改革就是要不断的创设新的制度，出台新的政策文件，改革的绩效就体现在这一系列制度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政策不断的增加，底层市场和企业的行动空间则不断的被压缩，制度运行成本不断上升，市场主体的活力自然也难以激发。改革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做加法的同时，多做做减法。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去伪存真，真正建立起“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首届全国高校数字经济教育发展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12月14日，由全国数字经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高校数字经济教育发展论坛”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怀士堂举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会议，与来自10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18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以“数字中国建设与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为主题的开幕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启。主旨演讲环节，黄先海教授发表《数字贸易平台与中国创新变革”的演讲，强调数字技术在推动中国创新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他指出数字贸易平台促进了中小企业创新，推动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带来了组织、方法和规则的三重变革，尤其是在组织创新方面，数字平台如同无边界的“类孵化器”，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全球不确定时代的中欧关系”主题研讨活动并致辞
2024年11月初，全球化智库（CCG）联合欧洲政策中心（EPC）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中西书屋举办“全球不确定时代的中欧关系”主题研讨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欧洲政策中心、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意大利欧洲国际事务研究院、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宁波工程学院、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中欧各大智库和学术机构的30余位代表出席，参会人员围绕当前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趋势、合作潜力以及面临的挑战展开了深入探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危机为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全球经济正逐步从相互依存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安全，这一趋势为双边贸易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随着欧盟和美国在选举后迎来政治变动，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及其对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已引发各方广泛关注。首轮中欧关系闭门圆桌会议聚焦地缘政治话题，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Fabian Zuleeg先后发表欢迎致辞。三位致辞嘉宾高度肯定了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强调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加强对话与合作不仅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途径，也是促进双方关系稳步发展的必然选择。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求是讲席教授赵志荣主持致辞环节，并对与会嘉宾和会议议程作了简要介绍。欧洲政策中心欧洲与全球事务主任兼“世界中的欧洲”项目负责人Almut Möller，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金玲，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高级分析师、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Mario Esteban，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依次发表开场演讲。各位嘉宾围绕中欧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对欧洲政策的影响等议题展开了深入阐述，并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展示了丰富的学术视角与实践洞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讲席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沈伟主持演讲环节。次轮中欧关系闭门圆桌会议关注地缘经济话题，会上，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Fabian Zuleeg，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欧洲研究所主任贺之杲，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lvire Fabry，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兼职教授李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中心副研究员严少华，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世界项目研究员Victor De Decker结合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中欧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等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探讨。嘉宾发言内容充实，视角多元，引发了现场专家的广泛讨论和积极回应。与会嘉宾纷纷发表见解，为深化理解和推动中欧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承办的上半场研讨活动于当日上午顺利结束。会后，全体与会嘉宾在浙江大学共进午餐，期间就会议议题继续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中心主任黄先海应邀参加第二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并做主旨演讲
2024年11月29日—12月1日，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中国美国经济学会、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二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24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会议围绕主题从如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搭建对外开放新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开放新动能新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国际贸易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讨论。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表《中美战略博弈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框架与路径选择》主旨演讲。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发布暨研讨交流会“并致词
12月4日，由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与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共同举办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发布暨研讨交流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致辞时表示，浙大社会治理研究院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在全国率先开发出“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填补了县域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一大空白。研究院已连续6年发布浙江省社会治理十佳县（市、区）、连续5年发布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这些榜单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县域治理特征、呈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面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已成为浙江大学乃至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的金字招牌。黄先海介绍，浙江大学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研究方向的发展，学校公共管理学科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进入国内头雁阵列。2020年，浙江大学就启动了社会治理学科会聚培育计划，2022年，启动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以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为基础，以计算机、数学等学科为支撑，构建数字经济、数字创新、数字治理、数字法治、数字传媒五大板块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通过数字方法论形成数字社科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学科语言。“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以引领、倡导、影响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为己任，经过多年耕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重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具有较大影响力。”黄先海表示，今年，研究院入选2024年度CTTI智库建设最佳案例标杆案例、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主办第六届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连续3年主办“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征集活动，在国内外顶级刊物上发表多项高水平研究成果，展现了构建中国社会治理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打造中国之治高端智库的责任担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开展社会治理研究具有无比广阔的前景空间。浙江大学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研究院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希望研究院继往开来、不负使命，继续做优做强社会治理县域榜单和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征集活动，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黄先海说。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发布暨研讨交流会是“2024企业家博鳌论坛”智库主论坛系列论坛之一。会上，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2024浙江省社会治理十佳县（市、区）、2024社会治理最佳进步县（市、区）等榜单正式发布，百余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地方机构代表等参与交流。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开题论证会并致辞
2024年11月22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数字出版研究》编委陈洁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219）开题论证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顺利举行。此课题是浙江大学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学领域的首次突破，会议由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承办。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柳斌杰、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先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媒学刊》主编陈昌凤，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春秋》主编周蔚华，山东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张立，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徐丽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执行主编朱鸿军，《新华文摘》杂志社编审刘永红，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龚斌磊，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等专家领导，项目组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社总编辑陈洁，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研究院执行院长万安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新媒体研究院院长周荣庭，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许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王飚，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出版与文化系系主任邓香莲，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李世娟，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研究院主任李建红，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施勇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校的学者，人民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界同仁，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40余人共同参加此次研讨会。会议由开幕式、课题组报告、专家点评三部分组成，由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清主持。柳斌杰教授致辞并作专家点评柳斌杰教授首先肯定了陈洁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团队的竞争力及各高校成员间的协作精神，强调了团队在思想、认识、逻辑和学术上的一致性对于推动项目进展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当前出版与媒体融合面临的挑战，指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系统性变革尚未完全实现。特别是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版资源的整合和传播方式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呼吁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为推动出版与媒体的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黄先海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这一重大项目，不仅从理论上创新，而且从实践中获取经验，有助于业界优化方向，发挥特色优势，对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数字出版发展战略与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 2024 年度峰会
2024年11月21日，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2024年度峰会在上海圆满落幕。本次峰会由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指导，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主办，浙江大学融资租赁研究中心、融资租赁西湖论坛（南沙）研究院、杭州上城区融资租赁西湖论坛研究与服务中心承办。大会以“向新而行——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挥融资租赁桥梁纽带作用，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租赁动能。本次峰会由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向人哲主持。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以视频方式为本次峰会致辞。首先，中心主任黄先海对峰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对所有与会嘉宾表示了诚挚的欢迎。中心主任黄先海提到，峰会的主题“向新而行——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充满活力，也极具启发性。他强调，在新的监管环境和规则体系下，行业必须重视转型升级，以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提升数字化水平。黄校长呼吁加强产学研融间的交流合作，以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从而增强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最后，他祝愿峰会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峰会还精心策划了四个平行分论坛，旨在深入探讨融资租赁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实践。平行论坛一以“融资租赁助力资本市场实现提质增效”为主题，分析融资租赁在资本市场中的新角色，探讨如何通过融资租赁工具提升资本效率和质量，为资本市场注入新活力；平行论坛二聚焦“产融结合赋能科创企业成长”，旨在通过产融结合的模式，为科创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助力科创企业快速成长；平行论坛三以“数智赋能融资租赁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探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如何为融资租赁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通过技术革新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四围绕“四新监管环境下租赁企业合规经营及争议解决”，引导租赁企业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如何实现合规经营，以及如何有效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问题，保障行业的稳健发展。本次峰会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租赁企业、金融机构、宜租产业、第三方服务机构负责人以及行业专家、高校学者等与会人员超过500人。
中心主任黄先海：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来自专利网络与SBERT模型的微观证据
摘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突破市场圈层、颠覆业务分布的作用，改变了传统技术创新范式，有利于催生颠覆性技术创新。本文基于专利间引用与被引用信息构建专利网络，利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前沿的SBERT模型对专利文本进行嵌入，并基于对已有技术的突破性和对后续技术发展的影响力双向维度刻画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正向的市场重塑效应与治理整合效应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以及高竞争压力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塑与规范效应随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正向调节作用，即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发展颠覆性技术创新，会对规范研发操纵、促进持续创新等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为探索数字经济时代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颠覆性技术创新，专利网络，SBERT模型
中心快讯 | 浙大共富项目普惠特教成果荣获“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数字文化赛道三等奖
11月22日，2024“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颁奖典礼在中国浙江乌镇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推动全球互联网合作创新、激发互联网创业活力、集聚互联网青年人才为目标，为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贡献力量。大赛共设有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医疗、工业互联网、智能物联、数字文化5个赛道，以及AI+创新应用特色赛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崧、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等领导出席了颁奖典礼。习近平主席在致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强调，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彗光盲文刻印机作为共富项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彗光盲文刻印系统旨在帮助视障人群改善学习、生活等现状，并已在普惠科技助盲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成果。慧光盲文刻印机，作为国内首台千元级别的轻量型盲文刻印机，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白，更以其配套的高级编辑工具与汉盲双向翻译平台，引领了助盲技术的革新。特别是汉盲双向翻译平台，其处理复杂文档的能力及世界首创的盲转汉翻译功能，为视障人士打开了通往知识与信息的新大门，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教育资源，提升了学习效率和生活质量。此次荣获2024“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数字文化赛道三等奖，不仅是对本项目在科技助盲普惠教育领域的认可，更是对技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作用的肯定。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的突破，更是通过科技手段，为视障群体提供了平等获取教育、掌握生活与职业技能的机会，驱动这一群体不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开辟多元化的增收途径，加速实现赋能型共同富裕新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美好愿景。 展望未来，本项目将持续深耕助盲技术领域，不断研发更高效、更便捷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无碍的数字社会，让科技的温暖之光照亮每一位视障人士的前行之路，共同迈向更加繁荣、公正、和谐的共同富裕新时代。
中心快讯 |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受邀参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学研究”理论研讨会
2024年11月初，由《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学研究”理论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和《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董希望共同主持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学研究”理论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研讨会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上午场主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个维度展开探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罗卫东教授与在场专家交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属性，并回顾了人文经济的思想渊源；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汪伟教授总结了中国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并提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方向与目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罗楚亮教授以线上参会的形式分享了他关于共同富裕实现方式的最新研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杜立民教授提出了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的七大关键问题。下午场主要围绕入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学研究”征稿活动的文章展开探讨。湘潭大学商学院湛泳教授探讨了产学研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方师乐副教授分享了他关于县域层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并汇报了以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为出发点实证得到的人力资本要素回流对于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结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彭奕潇从制度环境层面展示了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温伟荣就数据要素市场化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问题作了交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潘士远教授、朱希伟教授、叶建亮教授、叶兵副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汪伟教授等对以上分享进行了点评与交流。
第三届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论坛成功召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好助力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库力量，2024年11月10日，由浙江大学牵头主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等承办的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国家区域协调展战略论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议程一 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成岳冲，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区域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侯永志，科技部原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等专家作精彩发言。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盛世豪等为成果发布揭幕。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研究院院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周谷平主持。 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 成岳冲 致辞成岳冲指出，本次论坛主题十分切合国家发展大局与时代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和有关理论的阐述对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支点。他表示，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极为丰富，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任务十分繁重。理论界和产业界要同步发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学理支撑，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新路径。 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黄先海 致辞黄先海指出，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介绍了学校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指出浙江大学将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机制改革，同时发挥高端智库和研究院研究咨政作用，更好为高水平服务支撑国家科技战略布局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策部署贡献智慧力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盛世豪 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研究院院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周谷平 主持 议程二 主旨演讲一嘉宾 主旨演讲二嘉宾 主题演讲一嘉宾 主题演讲二嘉宾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农民日报社、上海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20多位专家，立足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入探讨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并分别围绕产业布局、技术创新、资源安全、大众创业和共同富裕、都市圈发展、城市化与城镇化、教育资源配置等主题进行了思想和观点的精彩分享。 主旨演讲一嘉宾 本次论坛发布了《中国西部大开发发展报告（2023）》《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报告》等坚持出版多年的品牌研究报告、新创的辑刊《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评论》，发布并解读“2024年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数”。 成果发布与指数解读
黄先海等：高水平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瓶颈与路径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培育和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着力点，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发挥推动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技术融合与再创造机制、创新要素跨境配置机制和人力资本迭代赋能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此同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下新质生产力面临脱钩挑战、服务贸易结构性失衡的系统性制约与转型需求、制度型开放的深化瓶颈与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协调难题，以及复合型高端人才匮乏对新质生产力跃升的阻滞效应等重大挑战。高水平开放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实现新质生产力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深化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与改革，驱动新质生产力结构性转型；构建国际化制度创新生态，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全球竞争力；打造高水平开放型人才体系，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力。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制度型开放；创新
黄先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价值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要求、重要原则等作了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形成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为在新征程上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01明确提出生产力跃升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要论述强调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并揭示了生产力跃升的核心要义。 新质生产力理论更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生产力的演进历程来看，生产力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其发展方式在大多阶段呈现为循序渐进、边际拓展，而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时代变迁的关键时期则往往呈现为跨越提升、快速迭代。先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生产力跃升机遇，就能扩大优势，持续引领；后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则能实现赶超，后来居上。传统生产力理论多聚焦于渐进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常态发展，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则更聚焦于跨越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主导。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有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驱动生产力发展由量变上升为质变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关键所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显著特点，更强调通过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坚持把由科技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生产力的质态跃升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跃升。生产力的质态跃升与新发展理念是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只有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生产力才能实现质态跃升，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发展动力，强调创新驱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协调为内在要求，强调解决生产力质态跃升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绿色为必要条件，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开放为必由之路，强调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共享为本质要求，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机统一。 02创新揭示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深刻揭示了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的三个层面及其互动机理。 技术革命性突破是生产力跃升的动力源泉。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分别为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和电气的应用、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技术不断成熟。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可简单概括为“四个力”，即马力、电力、网力、算力，每一次生产力跃升，均源自技术革命性突破。革命性新技术带来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等，对旧技术、旧领域造成“创造性破坏”，推动旧生产力体系逐步瓦解，促使生产力的内涵和形式发生巨大的革命性跃迁。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技术革命性突破引致的生产力跃升新动能，强调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创新资源的统筹能力，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生产力跃升的关键路径。生产力是由各类生产要素通过各种形式组合构成的有机系统，生产力发展既包括生产要素量的增长，也包括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在短期内，生产要素的量是有限的、稳定的，而要素配置方式则富有创造性、不确定性，生产力的跃升仅靠量的增长难以实现，需要通过不断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形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来实现。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要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不仅包括基于新生产要素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所带来的拓展型创新性配置，如培养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的更高素质劳动者，还包括通过新生产要素赋能传统要素组合所带来的赋能型创新性配置，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升传统要素组合效率。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生产力跃升的基础载体。从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进程来看，生产力跃升与产业变革密不可分，通常呈现为新兴产业的涌现以及传统产业的变革。但科技革命并不一定会引发产业变革，只有在合适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下，才能推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全球分工等方面发生革命性变化，实现生产力跃升。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技术—要素—产业”链条是生产力跃升的传导机制。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技术革命性突破一方面能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禀赋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加快了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而且催生新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能大幅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不仅使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上升，还能推动形成要素配置新组合新模式，从而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将吸引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传统产业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生产力跃升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是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生产关系，有助于打破制约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畅通流动的障碍，促进其向生产力跃升方向集聚，创造一个更适合生产力跃升的环境。新型生产关系下，创新资源和市场的结合度进一步提升，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成果不断涌现，新旧生产要素活力进一步激发，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效率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进一步融合，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速度大幅提升，“技术—要素—产业”传导机制更加畅通高效，有效促进生产力跃升。 03深刻阐释生产力跃升内涵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深刻阐释了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及核心标志。 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是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不仅包括生产力三大要素自身的质变，还包括三大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这些要素相互融通、高效协同，形成新的组合方式，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体现为以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为跃升方向的更高素质劳动者，以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跃升方向的更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以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深度融合为跃升方向的更广范围劳动对象，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对生产力要素系统进行质的重塑，实现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 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生产力跃升的核心标志。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增长贡献后的经济增长率，是稳态增长率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是当代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更重视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一方面强调劳动、资本等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以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生产力要素系统跃升型重塑，意味着更高素质劳动者运用更为合适的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对更具针对性的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出发，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将推动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同样不断提升，在生产要素的量保持不变情况下，要素产出将大幅增长，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回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面临的新机遇、新要求、新问题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统一性，这一理论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的科学理论，源于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并将继续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站上新起点，我们要强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通过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形成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持续涌现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局面，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副校长）
叶建亮教授：杭温高铁：合龙一个“圈” 能否打开一扇“门”
2024年9月6日，杭温高铁正式通车，标志着浙江省陆域一小时交通圈正式形成。2024年9月9日浙江卫视《今日评说》栏目特邀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就杭温高铁建设和通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影响和意义进行点评。叶建亮认为，杭温两地通勤时间的几何级数缩短，折射出的是我国这些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几何级数式的发展。位于长三角最南端的温州能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加速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特别是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实现了“杭温同城”，将会改变企业的空间布局，促进两地产业的分工协作和深度融合。同时，便捷的交通也将大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助力温州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第三极。另外杭温高铁开通也给沿线山区县带来了发展新机遇。首先是文旅产业。随着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各地文旅的获客成本大为降低。特别是沿线大中城市居民，周末休闲旅游的半径将大大延伸，给沿线山区县的文旅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其次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大增强了杭温两大中心城市对沿线山区县的辐射效应，从而有助于改善这些地区产业发展的要素支撑条件，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加快推动共同富裕。此外，杭温高铁进一步强化了杭州、金义和温州三个都市区核心区的联结，优化了杭金衢、金丽温城市连绵带的发展轴线和辐射通道，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浙江省的网络型城市群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最后，杭温高铁的开通，不仅大大缩短了长三角南大门——温州与长三角其他城市互联互通的时空距离，也极大的加快了沿线山区县融入区域一体化的步伐。将带来更大范围内产业、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流动和再配置，有助于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叶建亮指出，杭温高铁既是一条区域发展的融合之路，也是制度创新的一条改革之路。放宽民营企业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市场准入，是一项国家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但是政策出台实际上是改革中打开的一扇窗，而真正项目执行实施才是打开一扇门。开窗让人看到可能性，给人以尝试的希望，而开门则是真正提供了市场准入的路径，引导人们进入市场。这次杭温高铁，从前期立项，到融资、到项目建设管理等各个过程，都需要突破各种瓶颈与壁垒。杭温高铁项目作为国内首条国务院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和国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资示范的“双示范”高铁项目，探索了民资和国铁共同管理高铁建设过程和民资参与成本管理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这个首创的民资控股高铁的建设新模式，对下一步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推动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混改赋予了新内涵。对于如何进一步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叶建亮认为，一是要有“窗”，还要有“门”，也就是既要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的明确市场准入政策，还要有切实可行的准入路径；二是政策必须要有稳定性，因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稳定的政策预期才能让企业看到未来稳定的收益，否则企业就不愿意投资，即便政策允许；三是要有系统性的配套政策，包括对民营企业在资本等要素上的公平待遇，民营企业在建设运营和管理上的自主性；政府决策管理的法治化、科学化和透明化等等。
黄先海、吴屹帆新书推荐：《经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经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黄先海 吴屹帆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数字化已经渗透到全球经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由新一轮技术革命驱动的经济转型，经济数字化不仅创造了许多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也深刻地改变了部分原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运作方式，进而影响它们在经济环境中的分布状况和活跃程度，创新活动便是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主体更广的姿态持续地拓展人类知识和技术的边界。借助打破时空藩篱的数字技术，数量庞大、距离遥远的思想和观点得以汇聚、整合并相互碰撞，进而孕育出更多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的创新成果。对于伴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而来的创新模式改变和创新更加活跃的观察，让我们意识到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经济数字化与创新的关系，尤其是经济数字化借由技术进步与市场竞争间的相互作用对作为社会创新主要来源的企业创新施加影响的一般模式和经济逻辑。本书从技术特性视角重新定义并测度了经济数字化，运用数理模型在理论上系统分析了经济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一般模式和作用机制；基于两大最新的微观数据库——中国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企业基础信息数据库和中国企业网络招聘数据库，利用多种回归分析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对中国情境下经济数字化的企业创新效应进行了细致的实证研究。本书的工作为科学评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并编制相关监测指数提供了优化方案，为合理制定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框架以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进而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政策建议。
浙江大学苏州校友会副会长、苏州恒泰商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行到访中心
2024年8月14日，浙江大学苏州校友会副会长、苏州恒泰商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季晖一行到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座谈交流。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科研产业部部长翁卫国、浙江经略规划咨询集团董事长魏李鹏、苏州恒泰商置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策划营销部总经理洪文建等出席座谈会。首先，季总裁介绍了苏州恒泰集团的业务板块，主营商业地产、产业地产及租赁住房三大业务，拥有苏州中心、苏州自贸商务中心等代表项目，目前也在致力于楼宇经济开发，目标打造理想创新大厦、苏州未来中心等一批行业特色楼宇、产业载体及商住标杆。随之，叶主任介绍了长三角中心的基本情况。中心是浙江大学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校地合作的重要平台，成立以来，充分发挥浙江大学的综合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在助力实施国家战略及打造校地合作平台等方面取得诸多成效。双方洽谈后，就合作板块达成一致，由“能源产业发展报告”和“楼宇产业发展报告”作为切入点展开合作，探索长期稳定的合作态势。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的合作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新华文摘》杂志2024年第12期全文转载了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周禄松的合作论文《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比较、挑战与中国应对策略——基于CPTPP、DEPA与RCEP比较视角》。该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期。 文章指出，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参与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成为各国争夺数字贸易领域话语权的关键，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呈现不同主张。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基于文本分析法对CPTPP、DEPA、RCE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中的核心数字贸易规则进行比较分析，并立足实际与中国已有探索，探讨中国加入CPTPP、DEPA数字贸易规则面临的挑战以及规则接受的难易程度。研究发现，相较RCEP,CPTPP与DEPA针对数据跨境自由流动、跨境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便利化等条款的规定更严苛。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在参与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与提升数字贸易话语权方面遭遇诸多挑战，亟须在自身制度建设和全球规则对接上采取积极行动，以自贸试验区承接难度较高的规则先行先试，引领优势领域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为推动构建开放型数字经济和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新华文摘》创刊于1979年，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人民出版社主办、新华文摘杂志社编辑出版。《新华文摘》作为大型理论性、综合性、资料性文摘类权威期刊，以其思想性、学术性、权威性和可读性享誉海内外，是我国最具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类杂志。
黄先海、董雪兵等：从“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到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擘画了作为省域发展全面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八八战略”，指引浙江大地实现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精彩蝶变，引领浙江开启了伟大变革之路。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浙江新的历史使命。根据浙江省委部署要求，省委宣传部启动了“习近平在浙江关于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重大课题研究。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形成了10个篇章近18万字的研究成果。6月21日，《浙江日报》专版刊登课题重要成果。由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撰写的“区域协调篇”，全文共1万7千多字，刊载于第15、第16两个整版，现分享如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紧密结合浙江各地区发展实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整体推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与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着力形成先富带后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等重要论述，因地制宜地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和高标准参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等重大举措，使浙江成为全国区域发展最为协调的地区之一，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扎实基础，为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素材。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索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以战略家的眼光辩证看待浙江的资源禀赋，针对浙江山海地区发展不平衡难题，围绕发挥浙江山海资源优势，审时度势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一）提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推动“山”“海”协调发展 “七山一水二分田”是浙江的基本地貌。长期以来，浙江山区发展速度远慢于沿海地区。为解决浙江“山”“海”协调发展的难题，习近平同志站在统筹区域发展的高度推进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在他看来，“山海协作”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高浙江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图片2002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将沿海的发达地区与山区的欠发达地区“结对捆绑”起来，实现优势互补。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把“山海协作工程”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2年到2006年间，习近平同志每年参加“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在2003年“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就是要通过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劳务等全方位的协作，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也是在这一年，浙江成立了“山海协作工程”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了“山海协作”的政策指导体系。在2004年“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把合作重点放在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放在推动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放在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上，放在资源集约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经过几年的实践，各地不断探索和丰富活动内容，使得“山海协作工程”在深度与广度上不断得到发展。 随着“山海协作工程”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日益增强，全省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构建起宽领域、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合作格局，区域经济布局不断优化改善。可见，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实施的“山海协作工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而是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全省生产力和人口的空间布局优化，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携手共进式协调发展。 （二）提出“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为核心，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着力补齐欠发达地区短板 促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之初，欠发达地区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于发达地区，在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更大，即便是杭州、宁波、温州及绍兴、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也都有自己的欠发达地区，有“灯下黑”问题。习近平同志曾特意用“木桶理论”作了类比，深刻指出“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这好比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图片 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实现思想观念的跨越式转变。浙江欠发达地区由于增长动能不足，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但习近平同志敏锐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条件也大有改观，生态优势比较明显，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发展的空间很大。” 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衢州市调研时突出强调了加快发展的重要性，“欠发达地区要加快发展困难固然很多，但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更困难。发展快，问题就解决得快，发展慢，问题就积累得多。所以必须加快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为此，他提出，“要根据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基础条件和发展要求，综合运用‘加减乘除法’——加法，即加快经济发展，扩大经济总量；减法，即减少资源消耗、生态破坏和污染排放；乘法，即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除法，即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对外转移”。 通过充分发掘欠发达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符合欠发达地区特点的一、二、三产业，浙江深度培育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动能，推动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经济，走人口内聚外迁、自我积累和借力发展相结合的道路，逐步形成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提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根本途径还是要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优化经济布局以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发展引领作用 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可以更好地发挥带动和引领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初期，浙江省发达地区仍然存在产业链条不够高端、对周边城市辐射强度不足等问题。根据这一实际，他立足浙江区块发展特征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有力发挥了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和引领作用。“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目标是好中求快，又快又好。这样既可以更好地发挥带动和引领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又可以更好地支持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环杭州湾地区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实力雄厚，产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是浙江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2003年12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上明确提出，“这一地区的核心任务是积极发挥先导作用，着力构建环杭州湾产业带，打造长三角‘金南翼’。”2004年3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详细描述了环杭州湾产业带和城市群的建设目标：“一条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生产力布局合理、科教支撑有力、生态环境优良，产业区、城市群、物流网有机融合的‘黄金产业带’；一个汇聚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和文明因子的城市群；一块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区。”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习近平同志还提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构想，即以杭州都市经济圈、宁波都市经济圈、温州都市经济圈、金华包括义乌等城市在内的浙中城市群作为浙江省城镇体系建设重点，为浙江省构筑若干个具有高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同时依托四大都市区优化浙江国土空间格局。图片经过多年培育，环杭州湾城市充分发挥了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的优势，辐射带动了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如杭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继续在全省经济发展“第一方阵”领跑；宁波把港口、开放的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发挥到极致；温州、金华、义乌等城市成为省内发展的创新高地和活力之源。 （四）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推动海洋经济强省建设 长期以来，浙江具有明显优势的海洋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海洋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于陆域经济，特别是舟山市经济发展在省内处于相对落后位置。习近平同志前瞻性地看到海洋资源优势，在浙江工作期间就13次到舟山，就发展海洋经济作出一系列科学论断和战略部署。图片习近平同志对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作出精准判断，提出应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他曾就浙江发展海洋经济作出“三个有利于”的重要判断：“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我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发展后劲；有利于我省抓住机遇，进一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拓宽经济领域，增强综合实力；有利于我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舟山调研时进一步指出，“以更大的气魄、更宽的视野、更高的标准，推进海洋开发，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2003年8月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我省实施海陆联动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客观要求”，“是加强长三角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是推进我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大举措”，“是拓展发展空间，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在习近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下，发展海洋经济被摆上了省委工作的重要议程。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布局推动以宁波—舟山深水港为枢纽，温州、嘉兴、台州港为骨干，各类中小港口为基础的港口体系建设，依托港口加快了浙江对内、对外开放步伐。 实践证明，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符合浙江实际，符合浙江未来发展要求。浙江省大力发展海洋产业，采取宜港则港、宜渔则渔、宜养则养、宜工则工、宜贸则贸、宜游则游的原则，有效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有力提高了沿海地区人民生活水平。 （五）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加强对内开放带动各地区共同发展 浙江陆域面积小、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要有效解决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必须走开放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之前，浙江省与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其他省市合作交流还不够密切。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作出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等决策部署，极大地加速了浙江对内开放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浙江在高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的战略选择。200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州调研时强调，“无论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进，还是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来看，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都显得十分紧迫。另一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独特的区位条件、良好的发展势头和不断扩大的合作成果，也为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前沿，习近平同志提出，“主动接轨上海，进一步明确我们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位置，积极发挥在该地区经济整合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建立沪苏浙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和定期举办“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论坛”，强调要共同制定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行动计划。此后，浙江省与长三角区域合作逐渐密切，与西部、东北等其他省份的合作也不断加强。2005年5月，在皖浙两省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鼓励企业“走出去”，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展。图片浙江“着眼于‘主动接轨、全面融入、发挥优势、实现共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浙江省深化对内开放进程大大提速。可以说，长三角一体化为浙江突破资源限制、打开市场空间迈出了关键一步，为缩小浙江省地区差距打下了坚实根基。 （六）强调“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本土经济的竞争力”，以国际化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带动协调发展 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市场豁然洞开，广阔蓝海高远莫测，战略机遇失不再来。而刚刚迈入21世纪的浙江，对外开放仍处于初级阶段，“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开放格局尚未形成。习近平同志将国际化与浙江各地区资源禀赋结合起来，以开放促发展，推动浙江形成梯次合理、优势互补的国际化产业集群，形成了促进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图片 “一个地区经济长久的活力和竞争力总是来自于同外部经济的互动，来自于同国际经济的融合。我们的产业、产品层次要向上走，必须借助于外力。”2003年，在全省工业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省各地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不一，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区位条件也各有优劣”，“必须率先在若干发展基础厚实、区位条件优越的区域获得突破，并带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2004年3月，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则提出，“要进一步增强战略意识，提高全面实施对外开放的责任感。开放战略意识强不强，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快不快。”一个月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大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拓对外贸易市场、积极培育有效出口主体，加快建设公平贸易体系。在国际化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地区差异，强调充分发挥区域特色要素禀赋，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在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第二次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鼓励企业在省外投资创业，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带动产品走出去、资源引进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 浙江各地区充分释放特色比较优势，推动了产业的国际承接和梯度转移，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例如，杭州成为世界数字经济高地、宁波成为国际港口名城、义乌成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国际化重要举措大幅提升了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在缩小地区差距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在习近平同志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将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目标。2023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杭州市与最低的丽水市的数据比值为1.56，浙江成为全国地区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一）坚持深化“山海协作工程”，缩小地区差距取得新成就 从2002年启动“山海协作工程”开始，浙江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升级“山”与“海”的牵手合作，奏响了“山海共富”的幸福曲，山海协作之路越走越宽，山海之间越融越紧，山海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内涵外延不断拓展。在坚持生态富民、强调充分挖掘山区潜力的基础上，2019年全省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进一步指出，“围绕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创新发展、社会事业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山海协作标志性重大工程”。2020年，为念好新时代“山海经”，浙江推动“山海协作工程”迭代升级，更加聚焦产业合作、平台共建、项目引领、人才支撑、资金扶持、动员社会力量帮扶等六大领域。政策力度持续加大。2021年，省委召开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暨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鲜明指出“以更大的决心、齐心协力、采取超常规举措推动山区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陆海统筹、山海互济的发展新格局，开启山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制度机制不断创新。2021年以来，浙江省实施“打造一批高质量飞地”“一县一策”“实施公共服务提质扩面行动，突出均等化、标准化、优质化”等创新举措，形成了“山海协作+飞地经济”“新型帮扶共同体”等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帮扶力度和效果，更好地满足了山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图片 经过20多年的接力耕耘，“山海协作工程”的效果不断显现，山区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2023年，浙江城乡收入比1.86，比上年缩小0.04。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1440元，其中山区26县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9730元，增长13.9%，增速比全省低收入农户平均水平高0.5个百分点。 （二）坚持内力和外力相结合，共同迈上全面小康新台阶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把推动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的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百亿帮扶致富”等举措，在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帮扶力度的同时，注重培育欠发达地区内生动力。 在加强对口帮扶机制方面，浙江省实施重点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欠发达地区绿色发展机制，为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外部支撑。在基础设施方面，浙江省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出，要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大力提升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在农业科技方面，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发展由点及面，架起了多元帮扶桥梁，形成了“科技特派员+企业+农户”“科技特派员+协会+农户”“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农户”等多种服务模式，有效推动了全省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人力资本方面，浙江实施了“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有力提升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新发展格局下，浙江省提出要抓住四个关键发力点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即更加注重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更加注重强化数字变革引领、更加注重融入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系统性增强内生动力。 如今，浙江区域发展方式已从“经济追赶型”向“功能互补型”转变。2023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21440元，同比增长13.4%，首次突破2万元，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有了实质性缩小。 （三）坚持强化中心城市辐射，释放区域协调发展新活力 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有利于加快中心城市发展，发挥城市群的网络效应，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发达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战略构想。多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强化中心城市功能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图片 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方面，以中心城市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出台系列举措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优化全省空间开发格局和城镇空间布局，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积极探索促进居民财产增值保值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改善低收入群众生活，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最终实现物质上共同富裕。”在提升城市功能方面，浙江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强调，“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城市集聚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新发展格局下，浙江省更加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浙江省委“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中心城市是创新发展的大平台，是高端要素集聚的主阵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深入实施大都市区建设行动，全面提升中心城市能级。 当前，浙江省城市化质量不断提高，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出成效：2023年末，全省城镇化率74.2%，比2002年提高26.7个百分点，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等四市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84.2%、79.9%、74.7%和70.4%，四大都市区主体地位和辐射能力不断增强，有力地带动了全省各地区高质量协调发展。 （四）坚持推动海洋强省建设，打造海陆联动发展新机制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把经略海洋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此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习近平同志绘就的海洋经济发展蓝图，坚持向海发展，向海洋要资源、要空间、要潜力、要增长点，推动实现海洋经济的蓝色崛起。 在深化发展海洋经济认识、凸显发展海洋经济地位方面，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资源是我省的优势所在，海洋经济是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把发展海洋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各方推动下，建设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等上升为国家战略，海洋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积极实施‘5211’海洋强省行动，深入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统筹抓好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文化培育”。2017年11月，浙江省印发《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国际强港的若干意见》，要求着力推动“一核两带三海”的海陆空间格局形成。新发展格局下，浙江把海洋经济摆在国家“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位置，努力打造浙江未来发展的新增长极。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加快海洋强省建设，把宁波舟山海域海岛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构建“一岛一功能”海岛特色发展体系和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国家经略海洋实践先行区。 经过不懈努力，浙江走出一条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形成了以建设全球一流海洋港口为引领、以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为动力、以加强海洋科教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支撑的海洋经济发展良好格局。2023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3.24亿吨，同比增长4.94%，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530.1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85%，稳居全球第三。 （五）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深化合作提升共富新高度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重要理念。浙江顺应时代潮流，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遨游，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轮子一起转，将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真正做到了“内”和“外”“两条腿走路”，练就了一身善泳的真本领。 2007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区域合作与交流的体制机制，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规划的实施”。在此阶段，浙江推动沪苏浙交通互联、能源协作、要素共享和环境共保等多项重点工程，多维度、多层次地深入协作。在良好的合作基础之上，浙江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发展。2015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更加主动接轨上海、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加强长三角区域合作交流”。在政策大力推动下，浙江省加速融入长三角地区合作。例如，浙江省以嘉兴为桥头堡打造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实现了人才、科技、信息、金融等多领域对接，地区间企业的交流、要素流动和公共服务共享更加顺畅。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浙江省深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落实落细，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2021年，浙江省出台《“十四五”时期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计划》，围绕建设长三角创新发展增长极、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金南翼”、长三角幸福美丽大花园、长三角改革开放引领区的目标定位，提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六大行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长三角一体化释放出来的空间红利、制度红利、市场红利，为浙江注入了澎湃的新动能，长三角区域合作良性互动体系的形成，为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六）坚持用好国际国内市场，拓展区域协调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注重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增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不仅是加快浙江与世界经济融合、迅速提升浙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也是充分发挥地区特色比较优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持续提升地区收入水平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来，浙江不断深化对内对外开放窗口建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增强。 “引进来”方面，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加快构筑开放新格局。要进一步确立新的开放理念，实施新的开放战略，扩大开放领域，全面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此时，浙江省以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为重要窗口，以改善投资环境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为重点，加快海外企业“引进来”。2011年，浙江开始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借用800万名省外、海外浙商力量，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再一次飞跃。“走出去”方面，浙江企业“借船出海”，海外并购涌起“浙江潮”，构建了全球营销网络、开拓了国际市场、吸收了其他地区的先进管理模式等，提高了浙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2023年，浙江省实际使用外资202.3亿美元，外资规模实现了进位，居全国第四。此后，随着“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的实施，浙江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攀向新高度。 浙江省坚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合作新局面。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对浙江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强调浙江要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续写新篇。浙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大大拓展了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将浙江省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不竭动能。 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关于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探索与实践的经验启示和理论价值 缩小地区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大主攻方向之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将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作为重大历史任务，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注重用“两手”、抓“两头”，成功把促进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和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使全省各个地区的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统筹区域发展路子。 （一）将确保居民享有基本同等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多个维度缩小地区差距 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反映在社会文化、公共事业、民主法治等多个方面。缩小地区差距，不能简单看作缩小国内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的差距。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原来我们过于强调GDP，过于强调缩小区域之间人均GDP的差距，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有片面性的”，“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定要把着力点放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放在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上，放在人口素质的提升上”。围绕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发展目标，浙江从多个维度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公共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工程建设，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在全国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作为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强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必须把着力点放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不仅要注重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也要关注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及时更新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以标准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将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作为缩小地区差距的长效机制，坚持“输血”帮扶和“造血”发展相统一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要求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然而，欠发达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实现自我发展的难度大，必须在初期予以一定强度的“输血”帮扶。但这种帮扶并非简单的财政转移，而是注重培育长效机制，促进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在“输血”帮扶的基础之上，还需要欠发达地区自身转变观念、创新体制、改善环境和不懈努力，这样才能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最终形成“造血”发展的良性循环。得益于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述与决策部署，浙江省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特点，各有侧重地选择了发展重点，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不断做长。 “输血+造血”才能更“活血”。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必不可少，但长期来看，欠发达地区必须立足自身，加快培育内生机制，形成“造血”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培育内生发展动力这一核心，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与力量，取得了“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欠发达地区与贫困人口的统筹发展达到新高度，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并继续提升。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把握好自主发展与外部支持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就要求从根本上释放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使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牢牢掌握“致富经”，最终形成缩小地区差距长效机制，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注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两头”，发挥“加快发展”和“跨越式发展”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中的作用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两头”，“两头”推进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关键路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并非逾越发展阶段的发展，也不是说更快速度、更大总量的发展，而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吸取其他地区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降低加快发展的实践成本和经济成本，用较短时间走完发达地区用较长时间走过的路。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和鼓励下，浙江通过各种方式、各类途径把欠发达地区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和发达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经验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把各自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种“两头”推进、互促共进的工作思路，在实现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同时有效发挥了其引领作用，推动了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缩小地区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合作不断深化、长三角一体化持续升级、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中西部将发展“差距”变追赶“势能”，优势互补、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尊重客观规律、抓住重点区域、促进互动合作。新形势下，只有把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和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才能切实发挥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推动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优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协同作用 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市场机制较为完善，在资源配置中具有效率优势，政府需要尽量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强制性干预，而重在防范市场失灵，更多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对于欠发达地区，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因此需要更多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职能，来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习近平同志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缩小地区差距中的作用，一方面引导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投资，另一方面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合理流动，从而实现了欠发达地区从“输血成长”向“造血生长”、从“对口帮扶”向“自我发展”的转变和提升。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两只手”的作用，浙江省发达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实现了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受益于政府的转移支付、产业帮扶等措施，较快完成了诸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地区增长动力积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二者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等政策措施的大力推行，不仅充分释放了各地区经济活力，而且更好地发挥了政府资源调配功能，有力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缩小地区差距必须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合力，不仅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对欠发达地区加强政策支持，而且要通过有效市场来培育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应当看到，缩小地区差距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协同和统筹好政府功能和市场机制，促进市场和政府各就其位、各展其长，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五）发展深化统筹兼顾的系统观念，综合运用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等缩小地区差距的辩证方法 系统观念具有鲜明的战略性、整体性、结构性、协同性等特征。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坚持系统观念，注重通过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和突出重点、带动全局的方法来缩小地区差距。从战略上看，着眼于全省经济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抓“两头”，注重分类精准施策，针对主体功能区定位制定了差异化政策，有效推动了发达地区等重点区域加快发展，并以此形成动力源，带动了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从战术上看，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各地区的发展优势和劣势，要求各地区根据自身的条件合理分工，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基于这些科学观念和方法，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了缩小地区差距进程中的主要矛盾，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因题施策，使许多区域协调发展难题迎刃而解。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我国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23年6月公开的《国务院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从近年来区域经济运行看，区域板块发展平衡性显著增强，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情况总体好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也呈现好转复苏迹象。 从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到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说明：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统筹发展的系统观念，以系统的眼光和全局的思维来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并作出战略部署。适应新形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联动性、整体性，为区域协调发展这盘大棋打通经络。 四、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着力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浙江要以更系统的举措、更严格的要求、更精准的政策着力打造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发挥浙江引领、示范、标杆和带动作用，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浙江经验、作出浙江贡献。 （一）加快形成高质量全域一体全民富裕的发展图景，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征程中书写浙江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形成全域一体、全面提升、全民富裕的均衡图景，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浙江要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作为价值取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着力塑造引领未来的新增长极。城市群、都市圈是引领未来发展的创新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平台、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对推进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起着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要加快建设世界级大湾区，全面提升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和中心城市能级，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二是大力推进山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按照“一县一策”思路，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构建起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发展相融合的生态经济体系。三是深入实施空间规划一体化。优化省域新基建布局，推动资源要素在全省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在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制度、财税政策体系、强村富民集成改革等方面深化机制创新和改革探索。四是加快区域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全省“一盘棋”，打破地区壁垒和行业垄断，整合内外部资源，以体系化、清单化的上下联动和高效协同为重点，持续推进省际交界合作，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二）以“一县一策”“山海协作”推动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在更加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引领区建设 浙江要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重点在山区26县，难点也在山区26县，突破点还在山区26县。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浙江应延续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区域分工合作思路，全面升级“山海协作工程”，为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建设注入内生动力。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一县一策”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推进科创飞地、产业飞地精准落地，推进万企进万村行动，构建新型帮共体。一是提升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枢纽功能。统筹推进海洋强省和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全面构筑衔接沿海港口、畅通义甬舟、联动长三角的内联外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整体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二是建立“山海协作”新机制，推动陆海之间产业互动、布局互联，以创新合作为重点，推动协作内容从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向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转变。推动先富带后富政策制度集成、数字化系统集成、帮促力量集成，打造一批产业链协作、公共服务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三是“宜水则水、宜山则山”，认清资源禀赋差异特征事实，注重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更加凸显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开发潜力。充分发挥山区绿水青山这个最大生态优势，坚定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信念，加快打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以旅游国际化为突破口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充分挖掘山区开放的潜力，进一步打开山区开放发展的空间。四是健全“一县一策”推动山区共富机制。推进万企进万村行动，构建“新型帮共体”。加大技术、人才协作力度，提升山区医疗、教育质量，坚决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实施做大产业扩大税源行动和提升居民收入富民行动，补齐交通基础设施、优质公共服务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短板，完善责任落实、监测分析、政策迭代、争先创优等工作机制，全面激发山区26县发展活力、创新力、竞争力。 （三）以“四大建设”能级整体提升为牵引，以“一湾引领、四极辐射、山海互济、全域美丽”优化国土空间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是浙江深化“八八战略”和优化浙江经济布局的主抓手，已成为浙江省打造竞争新优势的发力场和主阵地。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指出，以“四大建设”能级整体提升为牵引，以重大项目重大平台为支撑，构建“一湾引领、四极辐射、山海互济、全域美丽”空间格局。“四大建设”事关全局、事关未来，新时期浙江应突出问题导向，注重系统推进，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四大建设”。一是将大湾区打造为新的增长极。突出“一湾”引领，优化提升“一环一带一通道”总体架构，集中布局高能级战略平台、高端产业、引领性项目，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迭代建设环杭州湾、温台沿海和金衢丽三大现代产业带。二是擦亮大花园“金名片”。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浙西南生态旅游带为重点，推进生态功能区保护发展，建成省域大花园。三是以大通道促进大开放。构建以义甬舟为主轴的开放通道、支撑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湾区通道、引领大花园建设的美丽通道，促进省域联动发展。四是以大都市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培育国家中心城市，推动宁波、舟山共建海洋中心城市，支持绍兴融杭联甬打造网络大城市。支持温州提升“全省第三极”功能，支持台州创建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全面落实人才新政，推动人才向大都市区集聚，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金南翼”，在高质量协调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以更加开放、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引领区建设 2023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六大行动”，大力建设科技创新共同体和数字长三角、绿色美丽长三角，全面深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合作，高水平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期浙江要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推动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一是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加快构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重点打造长三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级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产业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二是促进“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鼓励浙江人才、技术和资本“走出去”，同时将长三角优质资本、先进技术、优秀人才等创新资源“引进来”，推动要素在长三角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三是注重“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结合。把浙江企业家作为资源配置最核心力量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更好地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构建内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四是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提升群众获得感。推进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化，协同提升一体化治理水平和异地居民同城待遇水平，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医疗卫生协作、文化旅游共建、社会保障和信用体系建设合作，让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图片 （五）以数字化改革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共享“数字红利”在更具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引领区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浙江省把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将“着力推进数字化改革引领系统性变革”作为“10个着力”主要任务之一。新时期浙江要以加快构建数字经济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主线，借助数字技术最大范围整合资源、最有效配置资源。一是以推动“三区三中心”建设为基础，奋力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以数字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领域体系重构、制度重塑、能力提升，以新体系、新制度、新模式走向未来、引领未来。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快建设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着力抓好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法治五大综合应用建设，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方位数字化改革引领数字经济大发展、以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提升产业竞争力。深化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推进规模以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加快建成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系统，加强数字经济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国内国际规则制定，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全力建设科创高地。以数字化改革为总抓手，重塑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深入开展制造业新一轮“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支持之江实验室等主体参与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深化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加快培育“链主型”企业，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若干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浙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发达地区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发展动力，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加快发展乃至弯道超车的新机遇，为浙江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与活力。（课题组负责人：黄先海、董雪兵、薛天航。）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荣获浙江大学第十二届“三育人”标兵称号
2024年6月，浙江大学组织开展第十二届“三育人”先进集体 标兵评选活动。浙江大学长三角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获得浙江大学第十二届教书育人标兵。据悉，浙江大学“三育人”先进集体、标兵评选活动自2002年开始，每两年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一届。一直以来，“三育人”先进集体、标兵评选活动参与人数多、关注程度高、涵盖范围广，深受浙大师生员工喜爱。如2022年的第十一届“三育人”先进集体、标兵评选，全校近4万余名师生员工参与投票，网络直播微访谈观众点赞累计30余万次，充分表明“三育人”先进集体、标兵评选是一个群众基础十分广泛的活动，非常“接地气”。
面向共同富裕的公共服务普惠供给技术及应用项目顺利通过中期检查
2024年6月13至14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重点专项——面向共同富裕的公共服务普惠供给技术及应用（项目编号2002YFF0902000）——项目中期检查会议在杭州西溪宾馆召开。主要参会人员有：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一级巡视员汪黎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现代服务业处处长张金国、项目主管刘佐珠；浙江省文旅厅科技教务处副处长赖宋平；中期检查专家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黄涛（专家组组长）、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丁香乾（责任专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教授刘碧松、山东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崔立真、浙江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王勋；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红兵；项目顾问组首席顾问、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尹建伟；项目组与各课题组核心成员。 第一项议程是高技术中心与专家组内部会议，由张金国处长主持。中期检查会议随后正式开始，浙大科研院史红兵副院长做了开场致辞，后续议程由专家组组长黄涛主持。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了汇报，内容包括：项目背景与研究内容、中期进展与指标完成情况、标志性成果总结、组织管理与经费使用和未来工作计划，共五个方面。黄校长指出，本项目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底层的解决方案，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通过提供优质的职教服务、医疗服务和理财服务，使得整个社会群体的发展机会和收入能力实现扁平化、均等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演示组进行了成果展示，参会领导和专家依次观看了公共服务普惠视角的共同富裕评价理论与评价体系、“浙有优享”检测平台、面向赋能型共同富裕的数字普惠服务平台、共同富裕共性技术组件库、职业技能虚拟实训平台、普惠级大幅盲文图形刻印机、高血压智能健康助手和财富管理虚拟人一体机，对项目取得的各项标志性成果有了深刻切实的体会。在质询环节中，各位专家一一对项目进行质询和点评。之后，专家组进行内部讨论，形成统一意见。专家组组长黄涛代表专家组宣读了中期检查意见，中期检查顺利通过。此外，专家组还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对项目组下一步工作的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国自科基金委高技术中心张金国处长进行了点评。张处长表示，本项目选题好、项目组工作态度认真、组织过程规范严谨，有很好的示范意义。文旅部科教司一级巡视员汪黎明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汪巡视员首先祝贺项目组通过中期检查，并且感谢浙江大学作为项目参与方长期以来对文旅部和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重大专项工作的支持。汪巡视员对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期待重大专项课题最终能够圆满完成，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项目中期检查会议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