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报 ｜ 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入选“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名单

近日，中国知网的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公布了“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预发布名单，浙江大学国经系共9名学者入选，浙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入选。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中国知网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简称“知网评价中心”）基于中国知网收录的国内学术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2024年首次开展学者学术影响力客观评价，遴选了“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名单，助力优秀成果的国内首发，以及客观、科学衡量并表彰近十年来国内科研成果丰富、学术影响力杰出的学者群体。入选“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 1%”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近十年发文的作者总PCSI位于初选作者范围的TOP 1%（共有学者3万人，基线值为31.016），且近十年发表PCSI高于理论平均值（1.65）的论文不少于5篇以及近十年至少发表1篇高影响力论文。入选“2024中国知网高被引学者TOP 5%”则需满足：近十年发文的作者总 PCSI 位于初选作者范围的 TOP1%-TOP5%（共有学者 8.9 万人，基线值为 10.297）；且近十年发表 PCSI 高于理论平均值（1.65）的论文不少于 5 篇以及近十年至少发表 1 篇学术精要高影响力论文。

中心主任黄先海在《中国工业经济》发文：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

         01          引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传统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涌现的新需求不匹配的矛盾显现，急需颠覆性技术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赋能。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02研究设计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样本为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区间为2008—2021年①。企业财务数据来源为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2.模型设定本文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03实证分析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表1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至少在5%置信度下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总体上促进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发展。2.异质性分析（1）产权异质性。表2中第（1）、（2）列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2）战略性新兴产业异质性表2中第（3）、（4）列回归结果显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3）市场竞争压力异质性。表2中第（5）、（6）列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高市场竞争压力行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             3.内生性检验（1）工具变量（IV-2SLS）。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系数在1%置信度水平下显著，验证了工具变量（DigIV）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性。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既满足外生性，又保证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同时，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2）倾向得分匹配。回归结果显示，在利用PSM方法控制了样本偏差问题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仍显著为正。（3）Heckman两阶段模型。Heckman两阶段模型结果显示，digtrans与IMR估计系数均通过5%水平置信度检验，表明不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误，即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效应仍然成立。综上，在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4.其他稳健性检验（1）替换估计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替换了估计模型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通过1%置信度检验。这一结果表明，替换估计模型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仍显著。（2）控制高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3）子样本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在平衡面板样本与剔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子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致。（4）替换关键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仍保持显著。（5）增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在包含上述额外的控制变量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仍保持稳健，即数字化转型赋能颠覆性技术创新效应显著。04机制分析参考诸竹君等（2024）的做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1.市场重塑效应表3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业务颠覆与市场突破，重塑企业的市场格局，以多样性的市场需求刺激企业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    2.治理整合效应表4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治理效率，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强化供应链金融融资属性，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进而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发展，假说3得以验证。05进一步分析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检验颠覆性技术创新及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环境的协同效应：表5第（1）、（2）列中DT与DT_dummy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深耕研发领域，有利于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来最大化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正向外部性。第（3）、（4）列中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强化了颠覆性技术创新对企业增加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数字化技术赋能颠覆性技术创新，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表6汇报了数字化转型、颠覆性技术创新与企业研发操纵的关系。第（1）、（2）列结果表明，有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企业，其研发操纵虚假标记行为显著低于无颠覆性技术创新企业，且随着颠覆性技术创新新的增加，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会进一步减少，即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发挥了正向外部效应，减少虚增研发费用等行为。第（3）、（4）列中交互项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进一步强化颠覆性技术创新对研发操纵的抑制效应，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能有效发挥协同作用，通过缓解企业研发操纵等不当行为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    06结论与启示（一）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上市企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并且这一研究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市场颠覆与治理整合等机制赋能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第三，对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以及面临高竞争压力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赋能效应更显著。第四，颠覆性技术创新可以优化市场创新环境，为企业开展高质量、可持续创新提供正向激励，抑制研发操纵行为。（二）启示（1）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导向，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围绕供应链全过程，培育颠覆性技术创新。（2）发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主体作用，针对性制定差异化政策，加快关键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   原文信息：[1]黄先海,孙涌铭,陈梦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来自专利网络与SBERT模型的微观证据[JOL].中国工业经济,2024,(10)137-154.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祝您蛇年元旦快乐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省政府专家座谈会并作发言

12月26日下午，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刘捷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征求对将提请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座谈会上，省咨询委主任熊建平，副主任史晋川、孟刚，委员黄先海、魏江、盛世豪、吴晓波、刘树枝、徐鸣华分别发言。大家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稿谈想法、提建议，刘捷不时与大家互动，坦诚交换意见，深入探讨问题。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中任黄先海就“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刘捷充分肯定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他说，大家的意见建议紧扣中央精神、紧跟前沿领域、紧贴浙江实际，深入分析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积极反映基层呼声、企业意愿、群众需求，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起草工作专班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把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政府工作的具体思路、务实举措。刘捷说，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之年，起草好政府工作报告至关重要。我们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使命担当，多谋划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多谋划难而正确的事，推动中央各项政策在浙江落实落地，保质保量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难事办妥，确保政府工作精准发力、落地见效。

成果推介 ｜黄先海、宋学印：《对内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的浙江探索》

《对内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的浙江探索》黄先海 宋学印 方建春等编著 图源：浙江大学出版社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强大内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底座。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与深度利用全球市场资源一体贯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循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抉择。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进出口贸易占国民经济比重几乎可忽略不计。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并吸引外资，扩大“走出去”投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格局。义乌国际商贸城 图源：中新社 钱晨菲/摄外向型发展格局，一方面为抓住全球化机遇、提升经济实力、提高居民收入提供了重要红利，但另一方面也打开了国际经济波动风险敞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受到影响，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开始提上议程。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球大国关系波谲云诡，地缘冲突异常多变，人工智能技术进展迅速，经济贸易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这意味着，我国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同时，全球化形势与全球经济也同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两个大形势的叠加交集条件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对中国经济客观规律、内生条件和发展趋势的自觉把握，也是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46年来，浙江在统筹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发展国内大循环与开拓国际大循环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04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用“地瓜理论”，生动地概况了浙江对内对外开放、“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开放实践。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地瓜理论”生动阐述了立足浙江本土市场、发展国内大市场与开拓国际大市场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并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演化、扩展与创新，实际上为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历史参照、区域样本与思想源泉。基于21世纪以来特别是新近十年来浙江开放型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实，研究团队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总结和严谨的理论分析，在《对内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的浙江探索》一书中对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理论逻辑进行了深刻阐释，对实现路径进行了机理总结、对未来导向进行了创新推演。在理论逻辑上，本书揭示出，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念，蕴含着具有发展中大国开放型经济学鲜明特征的重要自主知识体系。在新格局形成中，开放型企业具有更优质的主体条件、横跨国内外的全球产业链和资源配置网络，依托快速的“开放中学”“母国市场”、资源互补等双重开放效应的动力机理，为构建更高质量的“双循环”新格局助力。在实现路径上，本书阐述了浙江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遵循了由区际到国际、先商品后资本、“走出去”到“再回来”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建设全国各地市场终端、全球销售网络到扩大进口，打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通过“引进来”实现本地经济与外资经济统筹；通过“走出去”更好联通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实现要素、市场的深度融合；通过“再回来”实现本土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再造。在未来导向上，本书进行了创新推演。未来双循环新格局，是一个具有更大自主话语权和配置能力的新格局，要求我国企业从产业链“嵌入者”转向产业链的“建构者”，成为主动、先发建构引领新兴产业的产业链“链主”。国家要打通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与全球目标市场，成为全球新一代产业链建构者与价值链主导者，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局统筹能力。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图源：中新社 王刚/摄未来双循环新格局，是一个更好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经济、开展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因此应推动数字平台企业真正覆盖全球各地，通过数字贸易助力全球买全球卖，以“数据+科技+服务”模式，为世界各地贸易商交易匹配及物流、通关、金融形成数字循环枢纽。未来双循环新格局，还是一个高能级要素自由流动与自由贸易的新格局，要通过促进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促进以境内开放+竞争中立为核心的投资自由化、促进以国民待遇+风险可控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流动自由化、促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形成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科创中心，推动中国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形成中国与全球共进发展新局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浙江探索，对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引领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一般理论规律意义与时代价值。

黄先海、宋学印等：政府数字化转型、社会福利与共同富裕

政府数字化转型、社会福利与共同富裕黄先海  朱昊杰  袁逸铭  孙涌铭  宋学印提  要：在数字化这一时代进程中，数字治理、政府赋能理念的崛起，对增进社会福利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显著促进了地方社会福利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服务型政府建设能有效提升地方社会福利，且高效协同的政务平台扩大了这一福利增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数字治理变革能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与创业活力，实现社会福利增长；结合城市异质性特征，本文还发现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仍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发展差距的数字鸿沟挑战。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政策启示。关键词：政府数字化转型；治理现代化；社会福利；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做大做优社会财富“蛋糕”的基本途径。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强化数字化能力建设，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推进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积极开展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数字化转型推动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政府－社会关系的构建，引领和驱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数字中国建设两大背景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基于2017-2021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地方政府采购公告数据，以地方政府数字采购测度其数字化转型投入水平，研究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于地区社会福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能显著促进地方社会福利水平增长。一方面，政府数字化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赋能型政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打造更加廉洁透明的政府，进而提高地方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互联网政务平台建设影响政府数字化投入促进社会福利增进的正向作用，更高水平的平台服务能级、更活跃的政务互动以及更快速的需求响应，使得政府数字化投入所产生的福利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开展数字化转型，激发地方经济发展活力，提升了城市创新活力和创业活力，进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福利的提升；此外，数字鸿沟阻碍会阻碍政府数字化转型形成的福利效应，且主要表现老龄化在程度高、人力资本程度低的城市。本文的研究贡献如下：第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考察佐证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的经济社会福利增进作用。现有研究较少从政府数字化变革的视角开展研究，本文借助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水平的定量测度，评估了其产生的社会福利增进作用。同时，文章实证检验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优化和政务服务平台驱动赋能的福利增进机制渠道，并探究分析政府数字治理变革在创新与创业路径的福利影响，揭示了以现代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治理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丰富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方式，现有研究对于政府数字化建设水平主要通过政策冲击和文本分析进行刻画（刘文革等，2024），本文以政府采购形成的数据、服务、技术等资本要素积累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投入水平的代理变量，反映城市层面政府数字化转型进展情况，并采用政府信息化历史数据的工具变量和多期DID方法来处理因果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发展中面临的数字鸿沟挑战，丰富了公共部门数字化变革中数字鸿沟现象的理解。现有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主要从数字经济视角出发，观察数字技术有偏性带来的收入分布变动情况，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数字技术普及普惠的重要抓手，在数字转型化的实际推进过程中也存在普惠技术不普惠的情况，导致公共服务改善条件分布、能力分布的作用失灵。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形成如下政策启示：（1）加快赋能型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治理现代化能力实现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加速夯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支撑政府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推进政府组织结构、体制机制协同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互联网+”智慧监管，简化商事登记、流程审批、办税缴费等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激发市场活力；强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民政、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普惠性均等化供给，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实现惠民服务能力不断提升。（2）推进资源整合和数据开放，多方主体共建共享强化平台赋能机制。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参与数字政府建设，探索政企协力合作的有效机制，健全政民双向互动的治理模式。打破央地间、区域间、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加强政务机构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广泛链接，以标准化建设和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协同缓解“信息孤岛”问题，充分发挥政府数字化变革的价值创造能力。健全公共资源交易和公共数据开放体制机制，培育壮大数据要素市场，营造数据要素流通良好生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完善建设运营格局，实现数字政府建设行稳致远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齐头并进。（3）兼顾特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破解结构性难题释放社会福利增长潜力。不同类型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程度差距较大，在数字化基础、城市治理复杂度、公共服务重点、组织推进难度等各个方面都有显著差别。城市的异质性特征要求地方政府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结合自身特色和需求，找好切入点，走出特色转型之路。同时要注重防范数字鸿沟引致的分化效应，着力以公共服务创新供给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人力资本分布，注重信息无障碍化建设，发展普惠性数字技术。要保障信息获取和服务供给的公平性，提高优质公共服务的触达性，进一步深化各类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服务能力、服务资源融合，拓展“泛在化”政务服务渠道，积极应对数字鸿沟的挑战，兼顾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体制机制改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2024年12月17日浙江卫视播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第二十四季《敢为天下先》第一集《有效之策》。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与浙江省社科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周盛、省委党校治理现代化与浙江现象研究中心主任胡重明等专家学者一道，就如何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更好推动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叶建亮教授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牛鼻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是改革蓝图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明确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破解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以点带面，推动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可以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 以浙江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推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制度建设，使得我们的改革能始终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改革既要“开窗”，也要“开门”。开窗是改革政策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改革的图景，而开门则是让人们找到了实施的路径。从改革目标到具体实施还要经过艰难的探索，这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具体体现。打通政策落地实施的每一个堵点，找出政策实施的具体门路，有效打破玻璃门、旋转门的问题，对于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 同时，改革是有窗口期的，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启动改革的信号灯。各级政府不仅要识别企业的市场需求，还要及时的予以回应和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要更加积极的看待市场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们推动体制机制变革的契机。不论是这次的先查验后装运，还是最早义乌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老百姓沿街摆摊等，都是政府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及时的响应，促成了相关制度改革，并引领经济社社会的大踏步发展。另外，改革是基层创新+顶层设计互动的结果。之所以需要顶层设计，是改革要兼顾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基层的需求可能是局部的，短期的，但是改革的制度设计则必须是长远的，整体的，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出的提前制度谋划。改革的本质就是改变生产关系，以更好的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聚焦高质量发展，有效提供制度供给，构筑新型生产关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在新的领域，必须注重在基本生产关系层面加强制度供给，才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重点关注新领域的产权制度安排。特别是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创新成果的产权制度安排直接决定了相关主体的创新动力。必须根据创新的特点，在合理平衡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利益关系上加强制度供给。二是要重点关注分配关系。新领域往往意味着新的分配关系。比如，前几年热议的“困在算法里的小哥”，算法作为新的技术，如果只是帮助企业更便利的榨取员工的剩余劳动，那么这样的技术是不可能转变为新质生产力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新领域及时有效的提供制度安排，确保良好的分配关系，实现包容式增长，新技术才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三是市场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走在生产关系之前，制度供给既要为当下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规范，也要为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试验的空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要及时革除，新制度的创设要有前瞻性、动态性和兼容性。 如何更加积极的发挥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中的作用，叶建亮教授认为，能否兼顾各方的利益，实现共赢，是判断一项制度优劣的标准，也是各级政府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则。改革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很多人觉得要改革就是要不断的创设新的制度，出台新的政策文件，改革的绩效就体现在这一系列制度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政策不断的增加，底层市场和企业的行动空间则不断的被压缩，制度运行成本不断上升，市场主体的活力自然也难以激发。改革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做加法的同时，多做做减法。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去伪存真，真正建立起“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首届全国高校数字经济教育发展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12月14日，由全国数字经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全国高校数字经济教育发展论坛”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怀士堂举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会议，与来自10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18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深入探讨数字经济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以“数字中国建设与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为主题的开幕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启。主旨演讲环节，黄先海教授发表《数字贸易平台与中国创新变革”的演讲，强调数字技术在推动中国创新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他指出数字贸易平台促进了中小企业创新，推动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这种融合带来了组织、方法和规则的三重变革，尤其是在组织创新方面，数字平台如同无边界的“类孵化器”，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心主任黄先海参加“全球不确定时代的中欧关系”主题研讨活动并致辞

2024年11月初，全球化智库（CCG）联合欧洲政策中心（EPC）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中西书屋举办“全球不确定时代的中欧关系”主题研讨活动。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欧洲政策中心、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院、意大利欧洲国际事务研究院、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宁波工程学院、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中欧各大智库和学术机构的30余位代表出席，参会人员围绕当前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趋势、合作潜力以及面临的挑战展开了深入探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危机为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全球经济正逐步从相互依存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安全，这一趋势为双边贸易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随着欧盟和美国在选举后迎来政治变动，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及其对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已引发各方广泛关注。首轮中欧关系闭门圆桌会议聚焦地缘政治话题，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Fabian Zuleeg先后发表欢迎致辞。三位致辞嘉宾高度肯定了此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强调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加强对话与合作不仅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途径，也是促进双方关系稳步发展的必然选择。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求是讲席教授赵志荣主持致辞环节，并对与会嘉宾和会议议程作了简要介绍。欧洲政策中心欧洲与全球事务主任兼“世界中的欧洲”项目负责人Almut Möller，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金玲，西班牙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高级分析师、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Mario Esteban，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依次发表开场演讲。各位嘉宾围绕中欧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对欧洲政策的影响等议题展开了深入阐述，并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展示了丰富的学术视角与实践洞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讲席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沈伟主持演讲环节。次轮中欧关系闭门圆桌会议关注地缘经济话题，会上，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经济学家Fabian Zuleeg，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欧洲研究所主任贺之杲，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Elvire Fabry，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兼职教授李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中心副研究员严少华，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世界项目研究员Victor De Decker结合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中欧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等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探讨。嘉宾发言内容充实，视角多元，引发了现场专家的广泛讨论和积极回应。与会嘉宾纷纷发表见解，为深化理解和推动中欧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承办的上半场研讨活动于当日上午顺利结束。会后，全体与会嘉宾在浙江大学共进午餐，期间就会议议题继续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中心主任黄先海应邀参加第二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并做主旨演讲

2024年11月29日—12月1日，由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中国美国经济学会、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二十三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24年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在武汉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会议围绕主题从如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搭建对外开放新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开放新动能新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国际贸易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讨论。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表《中美战略博弈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框架与路径选择》主旨演讲。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发布暨研讨交流会“并致词

12月4日，由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与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共同举办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发布暨研讨交流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致辞时表示，浙大社会治理研究院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在全国率先开发出“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填补了县域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一大空白。研究院已连续6年发布浙江省社会治理十佳县（市、区）、连续5年发布中国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这些榜单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县域治理特征、呈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面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已成为浙江大学乃至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的金字招牌。黄先海介绍，浙江大学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研究方向的发展，学校公共管理学科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进入国内头雁阵列。2020年，浙江大学就启动了社会治理学科会聚培育计划，2022年，启动数字社会科学会聚研究计划，以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为基础，以计算机、数学等学科为支撑，构建数字经济、数字创新、数字治理、数字法治、数字传媒五大板块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通过数字方法论形成数字社科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学科语言。“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以引领、倡导、影响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为己任，经过多年耕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研究的学术‘重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具有较大影响力。”黄先海表示，今年，研究院入选2024年度CTTI智库建设最佳案例标杆案例、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主办第六届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连续3年主办“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征集活动，在国内外顶级刊物上发表多项高水平研究成果，展现了构建中国社会治理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打造中国之治高端智库的责任担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中，开展社会治理研究具有无比广阔的前景空间。浙江大学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研究院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希望研究院继往开来、不负使命，继续做优做强社会治理县域榜单和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征集活动，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黄先海说。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发布暨研讨交流会是“2024企业家博鳌论坛”智库主论坛系列论坛之一。会上，2024社会治理百强县（市、区）、2024浙江省社会治理十佳县（市、区）、2024社会治理最佳进步县（市、区）等榜单正式发布，百余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地方机构代表等参与交流。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开题论证会并致辞

2024年11月22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数字出版研究》编委陈洁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219）开题论证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顺利举行。此课题是浙江大学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学领域的首次突破，会议由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承办。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柳斌杰、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先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媒学刊》主编陈昌凤，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春秋》主编周蔚华，山东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主任张立，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徐丽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执行主编朱鸿军，《新华文摘》杂志社编审刘永红，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龚斌磊，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国栋等专家领导，项目组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社总编辑陈洁，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研究院执行院长万安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新媒体研究院院长周荣庭，武汉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许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王飚，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出版与文化系系主任邓香莲，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李世娟，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研究院主任李建红，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施勇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校的学者，人民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界同仁，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40余人共同参加此次研讨会。会议由开幕式、课题组报告、专家点评三部分组成，由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清主持。柳斌杰教授致辞并作专家点评柳斌杰教授首先肯定了陈洁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团队的竞争力及各高校成员间的协作精神，强调了团队在思想、认识、逻辑和学术上的一致性对于推动项目进展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当前出版与媒体融合面临的挑战，指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系统性变革尚未完全实现。特别是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版资源的整合和传播方式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呼吁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为推动出版与媒体的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黄先海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这一重大项目，不仅从理论上创新，而且从实践中获取经验，有助于业界优化方向，发挥特色优势，对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数字出版发展战略与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心主任黄先海受邀参加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 2024 年度峰会

2024年11月21日，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2024年度峰会在上海圆满落幕。本次峰会由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指导，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主办，浙江大学融资租赁研究中心、融资租赁西湖论坛（南沙）研究院、杭州上城区融资租赁西湖论坛研究与服务中心承办。大会以“向新而行——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挥融资租赁桥梁纽带作用，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租赁动能。本次峰会由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向人哲主持。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以视频方式为本次峰会致辞。首先，中心主任黄先海对峰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对所有与会嘉宾表示了诚挚的欢迎。中心主任黄先海提到，峰会的主题“向新而行——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充满活力，也极具启发性。他强调，在新的监管环境和规则体系下，行业必须重视转型升级，以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提升数字化水平。黄校长呼吁加强产学研融间的交流合作，以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从而增强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最后，他祝愿峰会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峰会还精心策划了四个平行分论坛，旨在深入探讨融资租赁行业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实践。平行论坛一以“融资租赁助力资本市场实现提质增效”为主题，分析融资租赁在资本市场中的新角色，探讨如何通过融资租赁工具提升资本效率和质量，为资本市场注入新活力；平行论坛二聚焦“产融结合赋能科创企业成长”，旨在通过产融结合的模式，为科创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助力科创企业快速成长；平行论坛三以“数智赋能融资租赁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探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如何为融资租赁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通过技术革新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平行论坛四围绕“四新监管环境下租赁企业合规经营及争议解决”，引导租赁企业在新的监管框架下，如何实现合规经营，以及如何有效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问题，保障行业的稳健发展。本次峰会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租赁企业、金融机构、宜租产业、第三方服务机构负责人以及行业专家、高校学者等与会人员超过500人。

中心主任黄先海：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颠覆性技术创新——来自专利网络与SBERT模型的微观证据

摘要: 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突破市场圈层、颠覆业务分布的作用，改变了传统技术创新范式，有利于催生颠覆性技术创新。本文基于专利间引用与被引用信息构建专利网络，利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前沿的SBERT模型对专利文本进行嵌入，并基于对已有技术的突破性和对后续技术发展的影响力双向维度刻画颠覆性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正向的市场重塑效应与治理整合效应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以及高竞争压力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塑与规范效应随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正向调节作用，即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发展颠覆性技术创新，会对规范研发操纵、促进持续创新等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为探索数字经济时代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颠覆性技术创新，专利网络，SBERT模型

中心快讯 | 浙大共富项目普惠特教成果荣获“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数字文化赛道三等奖

11月22日，2024“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颁奖典礼在中国浙江乌镇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推动全球互联网合作创新、激发互联网创业活力、集聚互联网青年人才为目标，为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贡献力量。大赛共设有智能网联汽车、数字医疗、工业互联网、智能物联、数字文化5个赛道，以及AI+创新应用特色赛道。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崧、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等领导出席了颁奖典礼。习近平主席在致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强调，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彗光盲文刻印机作为共富项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彗光盲文刻印系统旨在帮助视障人群改善学习、生活等现状，并已在普惠科技助盲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应用成果。慧光盲文刻印机，作为国内首台千元级别的轻量型盲文刻印机，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白，更以其配套的高级编辑工具与汉盲双向翻译平台，引领了助盲技术的革新。特别是汉盲双向翻译平台，其处理复杂文档的能力及世界首创的盲转汉翻译功能，为视障人士打开了通往知识与信息的新大门，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教育资源，提升了学习效率和生活质量。此次荣获2024“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数字文化赛道三等奖，不仅是对本项目在科技助盲普惠教育领域的认可，更是对技术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作用的肯定。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的突破，更是通过科技手段，为视障群体提供了平等获取教育、掌握生活与职业技能的机会，驱动这一群体不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开辟多元化的增收途径，加速实现赋能型共同富裕新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美好愿景。 展望未来，本项目将持续深耕助盲技术领域，不断研发更高效、更便捷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无碍的数字社会，让科技的温暖之光照亮每一位视障人士的前行之路，共同迈向更加繁荣、公正、和谐的共同富裕新时代。

中心快讯 |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受邀参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学研究”理论研讨会

2024年11月初，由《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学研究”理论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和《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董希望共同主持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学研究”理论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研讨会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上午场主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个维度展开探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罗卫东教授与在场专家交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属性，并回顾了人文经济的思想渊源；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汪伟教授总结了中国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并提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方向与目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罗楚亮教授以线上参会的形式分享了他关于共同富裕实现方式的最新研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杜立民教授提出了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的七大关键问题。下午场主要围绕入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学研究”征稿活动的文章展开探讨。湘潭大学商学院湛泳教授探讨了产学研协同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方师乐副教授分享了他关于县域层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并汇报了以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为出发点实证得到的人力资本要素回流对于县域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结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彭奕潇从制度环境层面展示了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温伟荣就数据要素市场化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问题作了交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潘士远教授、朱希伟教授、叶建亮教授、叶兵副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汪伟教授等对以上分享进行了点评与交流。

第三届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论坛成功召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更好助力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库力量，2024年11月10日，由浙江大学牵头主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等承办的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国家区域协调展战略论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议程一 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成岳冲，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区域中心执行主任、黄先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侯永志，科技部原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主任贾敬敦等专家作精彩发言。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盛世豪等为成果发布揭幕。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研究院院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周谷平主持。 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会主委                                                                      成岳冲 致辞成岳冲指出，本次论坛主题十分切合国家发展大局与时代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和有关理论的阐述对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支点。他表示，新质生产力科学内涵极为丰富，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任务十分繁重。理论界和产业界要同步发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学理支撑，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新路径。 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黄先海 致辞黄先海指出，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介绍了学校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指出浙江大学将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价机制改革，同时发挥高端智库和研究院研究咨政作用，更好为高水平服务支撑国家科技战略布局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策部署贡献智慧力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盛世豪 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研究院院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周谷平 主持 议程二 主旨演讲一嘉宾 主旨演讲二嘉宾 主题演讲一嘉宾 主题演讲二嘉宾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农民日报社、上海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20多位专家，立足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入探讨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并分别围绕产业布局、技术创新、资源安全、大众创业和共同富裕、都市圈发展、城市化与城镇化、教育资源配置等主题进行了思想和观点的精彩分享。 主旨演讲一嘉宾 本次论坛发布了《中国西部大开发发展报告（2023）》《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报告》等坚持出版多年的品牌研究报告、新创的辑刊《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评论》，发布并解读“2024年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指数”。 成果发布与指数解读

黄先海等：高水平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瓶颈与路径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培育和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着力点，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发挥推动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技术融合与再创造机制、创新要素跨境配置机制和人力资本迭代赋能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此同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下新质生产力面临脱钩挑战、服务贸易结构性失衡的系统性制约与转型需求、制度型开放的深化瓶颈与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协调难题，以及复合型高端人才匮乏对新质生产力跃升的阻滞效应等重大挑战。高水平开放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实现新质生产力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深化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与改革，驱动新质生产力结构性转型；构建国际化制度创新生态，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全球竞争力；打造高水平开放型人才体系，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力。关键词: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制度型开放；创新

黄先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价值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创新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本质要求、重要原则等作了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指导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形成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为在新征程上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01明确提出生产力跃升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重要论述强调解放、发展、跃升生产力，并揭示了生产力跃升的核心要义。 新质生产力理论更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生产力的演进历程来看，生产力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其发展方式在大多阶段呈现为循序渐进、边际拓展，而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时代变迁的关键时期则往往呈现为跨越提升、快速迭代。先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生产力跃升机遇，就能扩大优势，持续引领；后发经济体如果能抓住这一机遇，则能实现赶超，后来居上。传统生产力理论多聚焦于渐进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常态发展，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则更聚焦于跨越式发展，强调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主导。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有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驱动生产力发展由量变上升为质变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关键所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显著特点，更强调通过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坚持把由科技创新引发的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生产力的质态跃升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跃升。生产力的质态跃升与新发展理念是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只有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生产力才能实现质态跃升，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生产力的质态跃升必须以创新为发展动力，强调创新驱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协调为内在要求，强调解决生产力质态跃升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绿色为必要条件，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开放为必由之路，强调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以共享为本质要求，强调生产力质态跃升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机统一。 02创新揭示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深刻揭示了生产力跃升决定机制的三个层面及其互动机理。 技术革命性突破是生产力跃升的动力源泉。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分别为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和电气的应用、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数字化技术不断成熟。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也相应发生巨大变化，可简单概括为“四个力”，即马力、电力、网力、算力，每一次生产力跃升，均源自技术革命性突破。革命性新技术带来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等，对旧技术、旧领域造成“创造性破坏”，推动旧生产力体系逐步瓦解，促使生产力的内涵和形式发生巨大的革命性跃迁。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技术革命性突破引致的生产力跃升新动能，强调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创新资源的统筹能力，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生产力跃升的关键路径。生产力是由各类生产要素通过各种形式组合构成的有机系统，生产力发展既包括生产要素量的增长，也包括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在短期内，生产要素的量是有限的、稳定的，而要素配置方式则富有创造性、不确定性，生产力的跃升仅靠量的增长难以实现，需要通过不断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形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来实现。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要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不仅包括基于新生产要素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所带来的拓展型创新性配置，如培养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的更高素质劳动者，还包括通过新生产要素赋能传统要素组合所带来的赋能型创新性配置，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升传统要素组合效率。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生产力跃升的基础载体。从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进程来看，生产力跃升与产业变革密不可分，通常呈现为新兴产业的涌现以及传统产业的变革。但科技革命并不一定会引发产业变革，只有在合适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下，才能推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全球分工等方面发生革命性变化，实现生产力跃升。新质生产力理论更为重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技术—要素—产业”链条是生产力跃升的传导机制。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技术革命性突破一方面能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禀赋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加快了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而且催生新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能大幅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不仅使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上升，还能推动形成要素配置新组合新模式，从而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将吸引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传统产业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生产力跃升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是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生产关系，有助于打破制约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畅通流动的障碍，促进其向生产力跃升方向集聚，创造一个更适合生产力跃升的环境。新型生产关系下，创新资源和市场的结合度进一步提升，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成果不断涌现，新旧生产要素活力进一步激发，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效率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进一步融合，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速度大幅提升，“技术—要素—产业”传导机制更加畅通高效，有效促进生产力跃升。 03深刻阐释生产力跃升内涵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深刻阐释了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及核心标志。 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是生产力跃升的基本内涵。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不仅包括生产力三大要素自身的质变，还包括三大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这些要素相互融通、高效协同，形成新的组合方式，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体现为以熟练掌握和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为跃升方向的更高素质劳动者，以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跃升方向的更高技术含量劳动资料，以数据要素和传统要素深度融合为跃升方向的更广范围劳动对象，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对生产力要素系统进行质的重塑，实现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 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生产力跃升的核心标志。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增长贡献后的经济增长率，是稳态增长率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是当代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更重视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一方面强调劳动、资本等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提升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以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生产力要素系统跃升型重塑，意味着更高素质劳动者运用更为合适的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对更具针对性的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出发，生产力要素系统的跃升型重塑将推动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各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同样不断提升，在生产要素的量保持不变情况下，要素产出将大幅增长，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回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践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面临的新机遇、新要求、新问题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统一性，这一理论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总揽全局、统筹兼顾的科学理论，源于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实践，并将继续指导高质量发展实践。站上新起点，我们要强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通过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通过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形成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持续涌现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局面，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副校长）

叶建亮教授：杭温高铁：合龙一个“圈” 能否打开一扇“门”

2024年9月6日，杭温高铁正式通车，标志着浙江省陆域一小时交通圈正式形成。2024年9月9日浙江卫视《今日评说》栏目特邀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就杭温高铁建设和通车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影响和意义进行点评。叶建亮认为，杭温两地通勤时间的几何级数缩短，折射出的是我国这些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几何级数式的发展。位于长三角最南端的温州能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加速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特别是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实现了“杭温同城”，将会改变企业的空间布局，促进两地产业的分工协作和深度融合。同时，便捷的交通也将大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助力温州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第三极。另外杭温高铁开通也给沿线山区县带来了发展新机遇。首先是文旅产业。随着一小时交通圈的形成，各地文旅的获客成本大为降低。特别是沿线大中城市居民，周末休闲旅游的半径将大大延伸，给沿线山区县的文旅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其次交通条件的改善，大大增强了杭温两大中心城市对沿线山区县的辐射效应，从而有助于改善这些地区产业发展的要素支撑条件，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加快推动共同富裕。此外，杭温高铁进一步强化了杭州、金义和温州三个都市区核心区的联结，优化了杭金衢、金丽温城市连绵带的发展轴线和辐射通道，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浙江省的网络型城市群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最后，杭温高铁的开通，不仅大大缩短了长三角南大门——温州与长三角其他城市互联互通的时空距离，也极大的加快了沿线山区县融入区域一体化的步伐。将带来更大范围内产业、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流动和再配置，有助于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叶建亮指出，杭温高铁既是一条区域发展的融合之路，也是制度创新的一条改革之路。放宽民营企业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市场准入，是一项国家政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但是政策出台实际上是改革中打开的一扇窗，而真正项目执行实施才是打开一扇门。开窗让人看到可能性，给人以尝试的希望，而开门则是真正提供了市场准入的路径，引导人们进入市场。这次杭温高铁，从前期立项，到融资、到项目建设管理等各个过程，都需要突破各种瓶颈与壁垒。杭温高铁项目作为国内首条国务院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和国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资示范的“双示范”高铁项目，探索了民资和国铁共同管理高铁建设过程和民资参与成本管理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这个首创的民资控股高铁的建设新模式，对下一步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推动铁路等基础设施投资混改赋予了新内涵。对于如何进一步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叶建亮认为，一是要有“窗”，还要有“门”，也就是既要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的明确市场准入政策，还要有切实可行的准入路径；二是政策必须要有稳定性，因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稳定的政策预期才能让企业看到未来稳定的收益，否则企业就不愿意投资，即便政策允许；三是要有系统性的配套政策，包括对民营企业在资本等要素上的公平待遇，民营企业在建设运营和管理上的自主性；政府决策管理的法治化、科学化和透明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