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海、宋学印：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的文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于2025年9月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正式发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摘 要] 回顾1978年以来的史实，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经历了超长期跨越式的规模增长，而且经历了贸易结构快速升级、主导新产品贸易快速迭代，乃至局部突破引领世界贸易前沿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变革，这一典型化事实对以比较优势为内核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为内核的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此，应建立一种可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绩效给予逻辑一致的解释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理论，与之相匹配的是以中立赋能贸易机会、增进贸易竞争和贸易创新为特征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高度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的基本经济性质及其内涵抽象。[关键词]  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引言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2004年、2007年、2011年货物进出口规模分别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8%提升至11.0%，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此后，除个别年份外，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全球第一，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比例进一步提升至12.4%。与贸易规模跨越式发展相伴随的，还包括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出口技术含量向世界前沿快速赶超、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快速攀升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跨越。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内嵌着诸多创新性的理念与发展经验，如渐进式开放、区际国际二重开放、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具有转轨特征的“制度型开放”以及近期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开放型发展战略和实践，为构建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土壤。张二震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从国际经济学理论史来看，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和演化主线。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为什么会发生，但其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对如下两大中国命题的解释上，而这两大命题对存量的欧美国际经济学理论解释力形成了重大挑战。第一，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全球经济比较视野下的核心差异化特征，即在贸易超长期大规模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为何能持续快速升级、主导贸易产品为何能创新迭代直接逼近乃至局部跨越世界贸易前沿？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内核的比较优势理论，仅能给予部分解释。新近文献表明，如果低收入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家分工，贸易条件与处于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相比可能不断恶化，进而存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风险。新贸易理论虽然从规模报酬递增视角，提出了部分国家可以通过偶然因素或外部干预获得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但这一结论严重依赖对方国家不反制的假定。显然，上述两大主流理论在中国贸易典型特征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局限性。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已基本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且面临较多针对性的贸易反制。最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更多是从微观视角解读高生产率企业方可参与贸易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解释力同样不足。第二，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在顺应贸易自由化导向和不违背WTO国际规则环境下促进贸易发展并有益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脱离这个性质的政策，很难解释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中，为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经济体可以取得超纪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创新，与中国长期倡导的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息息相关。需要承认，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体系的贸易政策，并非如新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以邻为壑”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自由贸易政策。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有偏地认为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市场经济、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正当竞争政策，损害了他国的利益，这在总体上不符合中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抽象提炼中国贸易政策的整体特征，并在国际理论界发出中国声音，有助于改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空前复杂多变的不利贸易摩擦背景下，极具时代价值。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丰富实践，精确回答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术语创新，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价值所在。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练总结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第四部分提出匹配核心理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第五部分为总结和研究展望。二、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一）超40年的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纪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至新冠疫情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3%，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出口奇迹”。为什么国内外学者会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称为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同时期世界对外贸易增速。图1展示了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的差值。可以发现，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对外贸易增速。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历史上，虽然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出现过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增长期，但其贸易高速增长期均未超过20年，然而中国却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图1 1978—2024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差额（二）跨越“比较优势陷阱”，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和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劳动力、环境等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动能，但从长期和比较视野来看，相当多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认为中低收入国家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能获得利益，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进入门槛低，国际竞争激烈导致增加值率和加成率不佳，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可能不断恶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郭熙保和张薇通过采用1987—2015年161个国家的SITC-2位数世界贸易数据，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多维动态分析方法，证明了“比较优势陷阱”确实存在，但中国对外贸易并没有陷入通常的“比较优势陷阱”。陆文聪和许为采用Lafay指数、PRODY指数和引入条件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中国已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其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强流动性，从宏观出口结构上看，表现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多样化和产业链高端优化升级。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出口结构平均10年发生一次重大结构性跃迁，总体历经四大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出口主要以矿物燃料和自然资源等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第二阶段（1985—1995年），中国出口切换到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成品为主，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等主导产品的出口贸易比重达到20%以上。第三阶段（1995—2010年），中国出口开始切换到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加工贸易比例也开始迅速下降。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大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和新兴前沿贸易产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2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0%，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23.7%，全球排名第一，其中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电动载人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在全球市场遥遥领先。（三）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技术含量快速逼近世界技术前沿并实现局部跨越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从发达国家获得非对称的学习溢出效应，进而取得快速技术收敛的后发优势。“贸易中学”是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黄先海和宋学印的研究发现，在远离前沿技术阶段，后发国家固然可以通过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获得高速的技术差距收敛；但在准技术前沿阶段，如果不向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切换，则容易陷入“技术追赶陷阱”。这一陷阱实际上也是“比较优势陷阱”存在的深层原因。但从目前数据上看，中国似乎已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持续提升（见图2），出口价值链不断升级，其中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代表世界技术前沿的新一代产品也进入国际贸易领跑行列。图2 2002—2022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三、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演化主线。李嘉图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由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两国两商品世界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即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是解释国际分工的唯一因素。当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与外国生产的相对成本存在差异时，两国各自专注于生产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及贸易由此形成。H-O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质是比较优势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再是劳动生产率导致的成本差异，而是两国要素禀赋丰裕度不同决定的要素价格型成本差异。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假设环境下对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收入分配、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具有有效性和解释力。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虽然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经济主流浪潮，但如下两个典型化事实使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陷入解释困境。第一，同处全球化世界中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收入差距并未弥合，甚至越来越大；第二，少数经济体通过选择“逆比较优势”产业进入国际贸易，在一个时期后反而实现“比较优势的逆转”。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为解释上述两大困境带来了新的理论机制。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以外生的技术水平差异或天生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石，是一种静态观点；一旦引入时间动态，进而纳入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的动力来源，即形成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扩充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来源与机制。第一，要素禀赋丰裕度及其结构的动态化。经济学家将劳动力L、资本K的积累，看成居户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受到文化、政策等外部变量的调节。当各国面临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或企业达到某种因产业特性或政府引导（如给予激励）而产生的不同资本积累率条件时，各国K、L的增长率及K/L结构变化率就会产生差异，最终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及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贸易要素密集度逆转就是该情景下的一个案例。第二，技术水平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驱动下的动态化。依循这一思想的动态比较优势是李嘉图模型的扩展版。经济学家发现，技术水平或生产率并非外生不变，而是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或者多重效应综合交织驱动下，呈现线性或非线性的增长。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激励本国企业率先进入一个在强“干中学”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下，生产率有较快线性或非线性增长的产业领域时，本国企业将在该产业领域获得技术水平的领先，从而扭转“一朝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上述两大内涵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学说上构成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成果；在实践中，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了强大理论基础。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大量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思想指导下的政策实践。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内核机制上的局限，使其面临越来越清晰且深刻的挑战。在理论内核上，动态比较优势所依赖的两大效应，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干中学”，均面临“稻田条件”约束，边干边学效应会随着时间动态消耗殆尽，而由分工和规模经济驱动的生产率提升或生产成本下降存在边界，跨过一定门槛即进入规模不经济，最终在远期使动态比较优势趋于固化。如今，出口导向型增长驱动的“东亚奇迹”逐渐模糊。新近20年来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模式并没有严格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路线，而是展现出一种贸易结构快速迭代、产品集合快速扩张、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快速涌现的新的典型化特征。其中，个别新兴经济体不仅在存量贸易产品集合内快速获得技术竞争力并向发达国家反向出口，还借助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窗口，率先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贸易产品，形成了新的贸易分工，拓展了贸易的前沿边界。这并非依据要素禀赋的累积、“干中学”或规模经济驱动的动态比较优势所能解释的，而是源于一种动态竞争优势，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二）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内核与动能机制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是指一种不断开拓创新产品并在新产品贸易上取得国际竞争力的贸易理论，其具有三大理论内核，分别是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与差异性创新。1. 获得性要素H-O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环境不仅忽略了禀赋性要素会动态变化的事实，还摒除了后天可获得的新生产要素及其引入后带来的新效应。获得性要素主要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后天可发展的生产要素，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不仅可投入可贸易产品的生产活动，还可投入知识创新活动，对禀赋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方式具有赋能和重塑能力。获得性要素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如将其纳入知识生产函数，并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其效应时，一旦不同的国家在获得性要素上存在异质性的积累率，将对其技术动态、贸易分工以及贸易利得产生重大影响。可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产品创新的南北国家贸易模型中，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率差异对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在新兴产品和传统产品上的分工模式变迁的影响。人力资本即获得性要素，分工模式变化即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假定世界是一个“2×2×3”模型：一个北方国家N，另一个南方国家S；两种生产要素，分别为劳动力l与人力资本h，即获得性要素，要素无法自由流动；经济中存在三种经济活动，分别为生产传统产品Z，生产具有技术含量的新技术产品X和进行研发（R&D）活动。假定i为新技术产品集合，N拥有［0，i］之间所有产品的技术，S仅拥有［0，v］之间的技术，v<i，表明南方国家处于北方国家领导的技术前沿边界和产品集合之内。消费者效用函数采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形式：不失一般性，𝜌为消费者主观贴现率，x、z分别为消费者在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上的消费数量，s、1 - s分别代表相应产品的消费者支出。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其中，bj为生产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式（2）表明人力资本不仅可作为要素投入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其水平还影响新技术产品的生产系数。产品创新发生在新技术产品部门。假定企业成功研发一件新产品的研发成本与人力资本水平ha有如下关系：上式的分母表明，人力资本这一获得性要素具有的外部性的性质不仅体现在式（2）中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效率上，还影响式（3）中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效率即研发费用。为简单起见，模型中不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路径或内生投资决策，而是直接将人力资本的动态方程设定为，其中u表示经济体中用于投资和生产下一期的存量人力资本比例，𝜂则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系数。根据上述设定，可容易解得封闭均衡时的获得性要素人力资本累积率。随后可推导两国开放经济一体化模型，即可得到开放条件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自的新技术产品集合分工。据此，可提出如下获得性要素效应：在新技术产品集合上南北方国家产业分工的临界点为v，是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率比值的函数。当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高于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并达到一定条件后，v将不断增加，推动南方国家持续获得更多新产品贸易竞争力。（证明略）从经济学原理直觉上，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之所以产生上述效应，在于人力资本、知识等获得性要素普遍具有外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大激励功能。当社会获得性要素的供给曲线右移时，可降低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成本，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现实中，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率取决于教育基础设施、教育回报率、知识尊重等因素，当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通过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支出、提高教育质量、引进海外人才等方式，提高获得性要素积累率时，就可以促进本国不断拓展新技术产品的升级边界，进而改变贸易分工模式。2. 复合性后发优势对于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如何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向世界前沿收敛甚至实现跨越赶超，一直是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议题，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领域。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1952年首次指出，落后本身是一种劣势，但也存在一种优势即后发优势。这一观察极为富有创见。大量南方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正是通过贸易和外资等渠道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获得快速技术进步，解决了比“资本缺口”更为重要的“技术缺口”问题。后发优势可由下式表达：N、S仍分别为北方国家、南方国家，𝜆N和𝜆s分别表示基于上一期技术水平自主创新效率，𝜙s表示溢出吸收效率。从式（4）可知，北方国家因处于技术前沿，只能以高风险的自主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而南方国家不仅可自主创新，还可通过𝜙s从发达国家获得学习溢出效应。通常而言，在人力资本匹配条件处于准技术前沿之前阶段时，即𝜙s > 𝜆s成立，这意味着后发国家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获得更快的技术收敛速度。式（4）充分刻画了格申克龙定义的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Brezis等、黄先海等发展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进步“蛙跳模型”。这一支文献指出，在面临新技术选择或技术革命窗口期时，领先国虽在存量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下一代新技术的初期生产率通常低于成熟的存量技术，因此领先国未必会选择新技术。相反，只要新技术生产率高于后发国的当前技术（这一条件通常成立），那么后发国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率先选择新技术的激励。当新技术具有更大的长期升级特性时，后发国便有潜力在新技术、新产品上跃升至世界领先地位。基于早期的后发学习优势、近期的蛙跳模型，可提出一个统一的后发优势——复合性后发优势。它是指在一个多产品生产的发展中经济体，因不同产品存在技术前沿距离的异质性，而产生可并行发挥后发学习优势与后发蛙跳优势的综合后发效应（见图3、图4）。图4 复合性后发优势：大型经济体复合性后发优势对格申克龙的后发学习优势和Brezis、黄先海等的后发蛙跳优势进行了两个层面的重要拓展。第一，以技术距离动态对后发学习效应和后发蛙跳效应进行了统一解释。当一个经济体远离技术前沿时，后发学习发挥主导效应；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后发蛙跳发挥更大效应功能。第二，以多产品生产稀释阿罗替代效应，以解释后发新兴大国的贸易集约边际快速增长与扩展边际快速创新的双重增长事实。据此，本文提出复合性后发优势的动能机制：在一个市场容量大、可容纳多产品生产的大型后发经济体中，潜在出口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在当前产品上迭代在位出口企业，也可选择新的更接近前沿技术的产业出口，当进入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实施出口蛙跳。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小型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中存在差异。在一个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企业即使有后发优势，一旦选择进入某个产品生产，同时将产生阿罗替代效应，延缓出口创新。同时，由于小型经济体缺乏更多的资源支撑足够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在位企业将倾向集约边际出口，出口扩展边际受到约束。大型经济体则不同，其允许多个企业在多个产品线上同时发挥后发优势，大量新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可以选择既有出口行业进行出口竞争，也可进入新的出口行业。多个企业的微观竞争与拓展过程，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贸易出口规模快速扩张（集约边际）、出口产品快速扩展迭代（扩展边际）的独特格局。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的分工深化条件下将会进一步放大。根据分工理论，人口规模决定分工深化程度。人口少和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分工细化之后就面临市场规模偏小的限制。在大国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规模，为潜在的分工合作深化提供了基础，让细化后的每个分工节点都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需求与收益，有利于形成“分工促进分工”的正向反馈。3. 差异性创新复合性后发优势主要刻画发展中经济体从远离世界贸易技术前沿到准技术前沿并可通过后发蛙跳实现贸易优势逆转的机制，但是，后发蛙跳的实现，有赖于世界已经存在新的技术集合并且发达国家未选择新技术，进而为后发国家留下窗口等多重假设条件。在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具有足够信息且足够远视的条件下，即允许较低的贴现率，那么将削弱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蛙跳机会。根据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创新是驱动技术进步的持久源泉，创新竞争是提升创新到达率的加速器。对于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不仅可选择发达经济体在新技术集合内未选择的技术实现蛙跳型创新，也可选择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实现换道超车。据此，本文提出差异性创新的效应机制：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可通过创新试错，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新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获取下一代贸易竞争力。差异性创新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独有的创新分工条件下将进一步放大。大型经济体内部具有的超大市场规模和多维市场结构，可蕴含并容纳更高的创新试错密度与溢出反馈程度。尤其对于已接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而言，自主创新将逐渐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对未来技术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维的市场结构可允许多个不同技术创新方向上的新兴企业、新兴技术、新兴产品均能获得一定的市场回报激励，从而提升不同类型的新兴技术和产品在市场竞争和需求筛选中的试错创新密度、互相溢出程度、技术迭代速率，最终使本国在未来新技术新产业贸易上获得领先地位。（三）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拓展迭代动态竞争优势是经典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一次重要理论迭代。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可在一个“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差异性创新”框架内，以技术距离时间动态为线索，对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事实给予逻辑一致的系统解释。第一，动态竞争优势是H-O要素禀赋理论在要素集合和要素性质上的扩展。在经典比较优势理论中，贸易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国家间诸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禀赋性要素的丰裕度与价格存在差异；动态竞争优势则侧重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获得性要素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第二，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或处于可能性边界上时，可转向蛙跳赶超或差异化竞争创新，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拓展新的贸易边界与贸易领域。当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时，可以后发学习效应为主导，快速提升技术水平，使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供给（数量/质量）得到快速累积，从而在世界贸易集合内持续提高竞争力。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发展中经济体可在已知的新技术集合内选择发达经济体未选择的技术，并通过后发蛙跳效应获取贸易竞争力，也可在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差异性创新，在下一代产业贸易上获取差异化竞争力。整个贸易竞争力动态转换过程，伴随获得性要素供给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动态转换成本（见图5）。图5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发展与创新：一致解释四、赋能性贸易政策（一）国际经济理论与发展史中的贸易政策不同的贸易政策主张与其依赖的贸易理论洞察密切相关。伴随斯密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国际贸易政策基本上也沿着“自由—干预”“合作—竞争”两个具有矛盾张力的维度发展。国际贸易政策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显著，且时有迭代，但大体上是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的交替运行或有选择的组合设计。根据不同的倾向及其影响力，可将现有的国际贸易政策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1.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环境中，比较优势是解释两国贸易动因和贸易结构的核心，基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及外生性的技术差距或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假设，一国专门生产其相对优势最大的产品，另一国生产相对劣势较小的产品，国际分工与贸易由此形成，两国均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环境下，政府介入贸易的政策空间极小，国家对进出口贸易活动一般不进行干预，减免关税和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促使企业在国内外市场自由竞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问题在于，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何按照比较优势实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有悖于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政策现实。这意味着建立在诸多严格假定之上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势必丢弃了现实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规律性因素。2. 基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超保护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需求不足理论、就业理论和乘数理论，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由此形成超保护贸易政策，是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冲击。凯恩斯在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充分就业”前提条件、进出口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平衡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需求不足背景下，应重新实施重商主义的“奖入限出”政策，而且不仅是防御性地保护本国市场，实行进口限额和外汇管制以限制进口，更重要的是进攻性地争夺全球市场，对出口商品给予补贴和关税减免等优惠，以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刺激本国有效需求，扩大国内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3. 基于新贸易理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果说超保护贸易政策只是需求不足特定条件下的短期贸易政策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则是新贸易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环境中的长期占优政策。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重大突破，也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理论上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条件合理性。新贸易理论认为，通过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出口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快速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竞争能力，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和实现利润转移。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但无损于其经济福利，反而有可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从历史视角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也是对李斯特提出、穆勒等人不断发展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政策的延伸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广受国际关注，然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严重依赖于他国“不还手”，但现实中，对战略性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和出口抢占可能是一种占优策略，由此导致国际贸易陷入“以邻为壑”“囚徒困境”的局面。（二）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及其效应机制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卓越绩效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贸易战略及其政策范式密不可分。中国开放型经济展现的存量贸易产品优势快速迁移、前沿贸易产品优势快速创新的典型化特征，对传统贸易政策解释力形成两大挑战。第一，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优势变迁体现了利用比较优势的部分动力特征，但经典的单纯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难以解释中国不仅跨越了“比较优势陷阱”，而且不断有新的贸易前沿产品优势涌现迭代；第二，虽然中国对贸易部门存在体系化的政策干预，但并非如战略性贸易政策所主张的实施进口保护和对特定企业实施出口补贴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实现“国际利润转移”，这与WTO规则存在严重冲突。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比较视野，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上实施的是一种可称为赋能性的贸易政策，即一种中立赋能企业贸易机会、要素和能力，以促进贸易创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导向型贸易政策。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介入特征，是在贸易部门内部提供充分的贸易机会、获得性要素和创新条件的中立赋能，在政策工具类型上除了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更重要地体现为培育和供给有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关键共性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海外高能级技术和人才引进等获得性要素。上述政策具有显著的贸易相关高能级要素供给和创新补偿的公共品特征。在政策效应机制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中立赋能的性质，在静态上具有弱价格扭曲、规避贸易资源误配效应特征，降低后发大国的企业贸易门槛，使中国基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在贸易竞争机制引导下，促使后发大国企业沿着技术差距快速收敛，在贸易产品上体现为在国际贸易存量产品集合内的快速升级。赋能性贸易政策总体具有市场友好、竞争兼容的特征。除了短期的资源配置效应，更重要的是，赋能性贸易政策具有促进与贸易有关的学习效应扩散（贸易中学）、贸易前沿创新的动态效应。人力资本、数据等高能级获得性要素的培育和供给，贸易创新性基础设施平台的建立，降低了准技术前沿企业的出口蛙跳成本，也激励企业向下一代国际产品进行差异性创新。在超大规模市场条件叠加下，多个企业的后发蛙跳、差异化创新同步进行，贸易创新到达率显著提升，由此驱动形成中国贸易结构持续快速升级、产品持续快速迭代的特征规律。在国际贸易利得及国别分配上，不同于幼稚产业保护的“市场封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性质，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效应侧重于获得性要素的创造和前沿增量产品贸易的创新，将有效规避存量的“国际利润转移”效应，且其并不以外国竞争对手损失为前提条件，不排斥国外企业对本土市场、国内贸易公共品的配置。特别是，在国际产业链工序分工新条件下，赋能性贸易政策形成的本国企业贸易创新成果将通过产业链工序向国外扩散，有助于形成多边友好型国际贸易分工与利得分享效应。（三）赋能性贸易政策的超越性赋能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不违背既定WTO规则体系下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囚徒困境”，以一种国内市场竞争友好、国际多边竞争友好的方法促进贸易优势快速升级和跨越发展。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忽略了自由贸易的竞争效应，潜在的资源误配风险显著。超保护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明显违背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且其效应严重依赖对方“不反制”这一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从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史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整合幼稚产业保护、出口导向战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后发蛙跳、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等前沿成果，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战略与政策选择形成新的拓展（详见表1）。宏观上的贸易结构升级有赖微观上企业出口产品集合的边际扩展能力。从根源性、实质性因素看，无论是企业出口产品的横向扩展，还是出口质量与价值链升级，其支柱性动力均可由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水平及其动态竞争能力所解释。综合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不同程度吸收和整合自由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对贸易创新驱动和竞争能力的增进作出新的定位与边界拓展，在贸易政策工具方面则通过中立赋能贸易机会、要素和条件，形成多边友好、市场友好的低扭曲型政策形态，是对现有国际贸易战略的一次拓展迭代，构成发挥中国特色优势、兼容国际规则共性的新一代贸易战略。五、结论与未来研究议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绩效以及在新阶段新格局下的全球化新诉求，在对当前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本文提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体现出两大拓展意义。第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这一基本国情特质、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典型化特征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依赖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所体现的结构快速升级、新的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乃至引领下一代世界贸易前沿的典型化事实，而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基本国情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实际上，本文提出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三大关键词体现的概念息息相关。由后发优势驱动的新技术蛙跳，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大国市场则保证了在面向下一代贸易产品实施差异性创新时，具有足够充分的市场进入、出口竞争及创新试错密度，提升差异性贸易创新到达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保障有足够的政策资源，但以中立赋能、增进竞争的方式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第二，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兼容吸收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并具有一般性质和广泛解释力的开放型经济学新理论。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并不排斥比较优势理论从劳动力等禀赋性要素优势驱动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发展的逻辑机制，而是强调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对禀赋性要素的有效配置、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以及跨越“比较优势陷阱”的重要功能。克鲁格曼等人开创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等机制上的动态比较优势，相当程度上可认为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例。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存量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可转向蛙跳或采取差异性创新机制，这种转变可引领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前沿，获取增量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赋能性贸易政策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但超越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无所作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以在本地培育贸易高级要素、中性贸易平台等方式激励贸易竞争、补偿贸易（技术和产品）创新，而大国市场进一步倍增释放了赋能性贸易政策效应。面向未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在理论深化与体系化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南方国家在南北产品贸易模型中优势逆转的理论关系；其次，在政策工具上，中国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条件比如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模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最小可行设计”；最后，数字贸易条件下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新的实现机制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形态需要进一步探索。当前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如何将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数据流通规则纳入动态竞争优势是一个关键课题，包括数字赋能性贸易政策。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聘为第四届杭州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2025年12月11日，杭州市咨询委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论述，坚持党管智库原则，始终把牢正确工作方向，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贴决策、注重实效、体现特色的工作要求，建设高质量智库，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智慧和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宣读第四届市咨询委组成人员名单，共有109位专家受聘为市咨询委委员。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受聘为本届杭州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系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的文章《建设中国特色全球领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于2025年12月7日在《中国青年报》理论版正式刊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间。来源：中国青年报理论版2025年12月7日 03版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体系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并重”转型，整体产业格局向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方向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产业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持续巩固，制造业规模与创新双领先。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断巩固。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高端制造领域加速突破。　　新兴产业强劲增长，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光伏发电设备、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力量和全球市场的领导者。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快速崛起，极大提振了中国制造的前景势能。　　产业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增长新引擎。建成了全球最大新能源产业链，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新能源充电桩数量等指标均居世界首位，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对全球能源转型形成有力支撑。　　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产业融合迈向纵深。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发展，5G基站和千兆宽带覆盖率持续提升，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工业大类。“十四五”时期，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智能工厂建成数量、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均位居全球前列。产业跨界融合加速，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协同。　　产业链安全韧性显著增强，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取得突破。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卡脖子”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等产业形成全链条自主能力，高铁、特高压等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杆。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达33家，突破近700项关键共性技术，“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　　基础设施网络支撑有力，促进产业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建成全球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推动长江经济带重点区域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十五五”时期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五大举措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不断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统筹“扬长板”与“补短板”，筑牢产业链韧性根基。一方面，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和产业链薄弱环节，持续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与“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双轮驱动。集中优势资源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和产业化落地，实行产业链“一链一策”精准突破。　　另一方面，聚焦优势产业，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从“规模领先”向“技术主导”转型。通过技术输出、标准输出、产能合作，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从“被嵌入者”转型为“规则塑造者”。　　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联动升级双引擎。传统产业升级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而推动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广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模式。强化质量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中高端市场的认可度，巩固传统优势行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布局，完善从创新设施、技术研发到产品迭代、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与可行商业模式。通过“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形成新老产业互促共生的产业生态。　　统筹制造业与服务业，提升产业体系协同效能。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升级，形成“制造+服务”双轮驱动的产业形态。聚焦“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能。积极推动研发设计、物流仓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建立与先进制造业相匹配的服务体系。推广服务型制造模式，鼓励制造业企业从“产品提供者”向“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推进服务业数智化转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搭建工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融合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加强服务标准与质量品牌建设，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推动两业融合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演进，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统筹实体经济与金融深化，畅通资本赋能产业良性循环。大力发挥资本的产业导向功能，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构建“资本引导-产业创新-价值回报”的良性循环。强化“精准赋能、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体制机制，推进产融深度融合。持续壮大耐心资本，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基础研究领域。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大力创新和发展直接融资工具，推广“投贷联动”“债转股”等模式，满足产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完善资本市场制度，优化上市标准与退出机制，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融资服务。加大产业投资机构培育，提升资本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让资本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而非“投机器”，抑制金融脱实向虚。　　统筹对外开放与产业安全，构建开放包容的产业体系。通过“开放中求安全、安全中促开放”，不断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高端环节的份额，提升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竞争力。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对外产业合作，构建“多元互补、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优化外资利用格局，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集聚。提升自贸区自贸港开放平台功能，打造产业开放合作新高地。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重要物资供应等领域建立“备份系统”。构建重点资源多元供应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国际合作、战略储备等方式，保障能源、矿产等关键资源安全。坚持“对等开放”原则，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制度，防范外部技术封锁与产业遏制。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智慧农业论坛并致辞

11月8日，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智慧农业论坛在浙江乌镇举行。论坛以“AI时代的数字农业解决方案”为主题，旨在探寻数字农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创新路径，携手打造多方协同的产业生态，共同推动全球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受邀，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信息官兼数字粮农与农业信息司司长德扬·亚科夫列维奇、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范洁真等共同出席论坛并致辞。论坛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中国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杭州高新区管委会等政府机构，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业大数据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及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通信息技术(盐城)有限公司等领军企业代表，围绕“AI驱动下的农业进步”与“智慧农业的商业实践”等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并就“AI时代的农业展望”进行圆桌讨论。论坛期间还举行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支持的数字农业创新（杭州）中心揭幕仪式，推动数字农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应邀出席2025国际进口贸易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11月8日，由华东理工大学主办、商学院与法学院联合承办的2025国际进口贸易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以 “多边秩序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图景” 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国际组织、中国政府、学界和业界的300余位专家学者。    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和国际沟通的桥梁，为服务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智慧和智力支持。  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与政策洞见。    黄先海教授在演讲中指出，现行主流理论存在一定局限性，进而提出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赋能型贸易政策体系。

中心主任黄先海出席“2025 中国（杭州）机器人创新产融对接大会”

2025年9月4日，2025 中国（杭州）机器人创新产融对接大会在杭州浙大总部园圆满落幕。本次大会由浙江大学、余杭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国融资租赁（西湖）论坛主办，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欧美同学会、浙江大学融资租赁研究中心承办，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浙江大学成果转化基地、杭州数字经济联合会、浙江省机器人产业发展协会、粤港澳大湾区机器人产业联盟、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重庆市机器人与智能装备产业联合会、武汉市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行业协会、阿里校友联合会（青橙会）、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沐源生物园、寻星孵化器协办，上海银行杭州分行、合合信息、余杭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余杭区网络界人士联谊会、余杭区新联会仓前分会、余杭区新联会AI分会、治享科技（浙江）有限公司、广东省风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对本次大会提供战略支持。大会以“强机补链，融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政府机构、科研院校、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金融投资机构代表，共同探讨机器人产业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杭州数字经济联合会秘书长明振东参会交流对接，服务赋能人工智能+机器人初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大会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程思宁主持，先后五位重磅嘉宾出席大会演讲分享，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先海发表致辞，并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提到，浙江大学综合实力与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已跻身全球高校前50强，并正朝着“世界前三十”的目标迈进。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浙江大学牵头建设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显著，学术贡献指标位列全球第三。尤为突出的是，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达10%，远高于全国平均的3.8%，展现出巨大的产业化潜力。他强调，学校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致力于凝聚校友力量，希望以本届大会为新的契机，把技术、资本、场景、规则拧成一股绳，推动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延伸”和“共同富裕的杠杆”。大会精心策划了成长企业路演环节，旨在搭建机器人产业链与金融资本对接、与区域资源对话的桥梁。此外，大会特别设置“速配路演”“政策直通车”及“沉浸体验区”三大功能区，实现“技术-资本-政策”的高效联动。政府与园区代表现场为企业提供政策匹配与低息贷款咨询，春晚同款机器人也在体验区与嘉宾亲切互动，科技感、沉浸感与实效性成为全场亮点。强机补链，重在务实生态，融创未来，赢在精准对接。此次大会有效推进了机器人领域“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我国在全球机器人竞争新格局中占据先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5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5年9月5日，由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25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研讨会”在嘉兴举行。此次研讨会以“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为主题，来自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树人大学等高校和机关企事业单位5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胡勤芳和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先海分别致辞。胡勤芳副主席首先对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并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嘉兴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她提到，嘉兴被赋予“全省接轨上海的桥头堡”重要地位，嘉兴市社科联与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合作开展“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凝练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和理论价值，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十五五”时期，在协同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目标下，嘉兴社科组织将联合各类高校和研究机构建设高端智库，围绕在创新发展增长极上实现新突破开展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将更多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高水平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努力为全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积累更多经验、作出更大贡献。  黄先海代表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致辞。他提到，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9年以来，研究机构积极围绕事关区域地方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并连续举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研讨会，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上取得系列成果。此次研讨会是进一步加强市校合作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协同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型作用为主题，倡议专家学者继续深入探讨，为长三角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盛世豪教授、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先海教授、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立军教授、嘉兴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雁兵教授和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董雪兵教授分别围绕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创新范式变革、创新策源地打造、长三角城市间创新合作、区域发展战略贯通融合等主题发表了主题报告。盛世豪教授以《从“要素共享”到“生态共生”：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路径》为主题作了报告。他指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是一个从“要素共享”向“生态共生”迭代升级的系统性工程，其演进机理主要是以“政策协同、要素流动与利益平衡”推动“破除壁垒—提升效率—巩固协同”。对比国际顶尖湾区，长三角仍存在国际化创新要素配置不足与生态活力差异等短板。未来，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需聚焦“全球创新网络关键枢纽”的定位，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生态协同、制度型开放和全链条服务体系建设四大路径，推动创新生态从“国内领先”向“全球引领”跨越，最终成为一个韧性足、活力强、价值共创的全球创新共同体。 黄先海教授作了题为《“创新范式变革与第三大宏观政策建构”》的报告。黄先海副校长基于对“杭州创新迸发现象” 的深入调查和学理探究，提出了支撑杭州创新迸发现象的背后是创新道路的重大跃迁，突出表现为“一范式三机制”，其中“一范式”指的是创新范式的大变革，“三机制”指的是青年创新主角机制、“双赋能仓”机制、“双前沿”机制。基于上述范式变革与机制的提出，黄先海副校长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创新增长导向的“第三大宏观政策”的重大理论主张，其是推动生产函数的“跃迁效应”，并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结构和内容的迭代升级，从根本上塑造新动能以走出危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立军教授以《加快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 打造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地》为题，作了三方面的介绍。一是从科技强省到科技强国理论的提出过程，从“八八战略”提出科技型省份建设，到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再到科技强国和长三角协同创新，强调了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中有关创新的论述与认识不断深化。二是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进展，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院所联盟、科技型大学联盟为代表，长三角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显著。三是打造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地，以“科创+产业”为引领，充分发挥上海科技创新中心龙头带动作用，强化苏浙皖创新优势，区域创新布局和协同创新生态不断优化。     嘉兴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雁兵教授以《长三角城市间创新合作空间网络特征与趋势》为题，总结了长三角地区的创新合作网络规模迅速扩张，网络化趋势显著，但存在空间结构不平衡（合作高度集中于沪宁杭等核心城市）和部分关键产业合作不足的问题。据此提出了四个政策 :深化一体化制度创新；推进“强链补链延链”式产业协同政策；引导边缘城市发展“专项优势”而非“全面跟进”；强化基础政策与公共服务统筹，营造区域一体化创新生态。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董雪兵教授以《区域发展战略贯通融合体制机制》为题分析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实施成效和问题，认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在优化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平衡方面成效显著，但战略间存在分割、目标不一致、协调机制不畅等体制性障碍，亟需通过机制创新实现“贯通融合”，以提升整体效能。研讨会上还发举行了《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新书发布仪式，浙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潘玉凤、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朱渝铖共同出席了发布仪式。专著作者、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叶建亮教授代表课题组，介绍了研究和专著的内容。《嘉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是2023年嘉兴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由叶建亮教授领衔，省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共同参与，历时2年完成。全书在全面总结嘉兴高质量推进现代化历程的基础上，着重从共同富裕建设、科创协同、产业升级、区域双重开放、城乡协调、绿色转型、全域治理和文化守正创新八个方面，深入解构和梳理嘉兴区域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并从学理上探究其背后的逻辑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在区域层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可行的路径，也为其他地区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该书日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式出版发行。

中心快讯 ｜《智慧教育关键技术》项目专家咨询会顺利举行

2025年9月2日，由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领衔，浙江大学、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浙江公众信产三家单位共同承担的浙江省“尖兵”“领雁”科技计划项目《智慧教育关键技术》课题专家咨询会在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1305会议室召开。浙江教育技术中心主任王会军、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王静、浙江财经大学孔琳俊、杭州市西湖区教育发展研究院郤云江、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沈永翔、杭州市濮家小学李庆力等专家以及项目组成员参加了此次咨询会，会议由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发展办主任袁霄主持。  会上，浙江教育技术中心王会军主任肯定了课题前期工作成绩，并对下一步课题研究和应该方向提出了建议。他指出，本项目力争在落地阶段实现人工智能与教育交叉融合研究教育支行态势图，产出有竞争力且具备实践性的拳头产品。  课题组成员赵亚萍复盘了中期验收，向专家们展示目前项目成果，就验收中遇到的技术推广问题向各位专家咨询；浙江公众信产刘立峰着重财务问题进行咨询。专家们就财务方面提出粗放收入、细化支出等建议，技术落地实际应用提出了利用现有学校资源丰富知识库、合理利用技术避免出现AI幻觉等各种推广思路。袁霄总结专家提出项目结合“浙江未来学校”理念非常切合目前发展，专家的建议非常实际有效，据有可考性，争取一一落实。

会议预告 |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2025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研讨会

会议通知 ｜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2025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研讨会

黄先海等：自由贸易协定、 关税政策与社会福利

《自由贸易协定、 关税政策与社会福利》作者：陈林  周立宏  黄先海摘要：本文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动态博弈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协定下关税政策调整的福利效应。 结果表明: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会带来成员国内部关税的显著下降, 而且成员国对非成员国征收的外部关税也显著降低; 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关税政策调整不仅会显著提升本国的社会福利, 对贸易协定伙伴国以及非成员国的福利水平也会产生一定的提升作用; 进一步地, 本文利用关税减让表数据, 模拟真实的福利提升水平, 发现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 中国的福利水平提升最大,提升约 19. 73%; 而在贸易协定伙伴国中, 哥斯达黎加以及冰岛的福利水平提升最大,分别提升约 23. 75%和 24. 87%; 此外, 我国与高技术水平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低于与低技术水平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建设布局仍然要遵循 “渐进改革” 的路径。 本研究不仅是对自由贸易协定福利效应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 而且为我国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 关税政策; 福利效应; 自由贸易区网络文章来源：国际贸易问题,2025,(07):108-125.文章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lHstw_WZ3feHRd1E90jDzvRlHNkwBs5KvXen7k5zV7hWZcqauAy50uPaNvbwIa1bmmMZvwbNxQQi7wL66EIJafdUGpTAT14wuwuwGtJZCVC4MkdcRDCUJ0SwkJS9oKSBRwg7njEYUQtcdaGYBtfWjT0Eq5nPP4kt5nmAWWK3080MgV4P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重点专项 面向共同富裕的公共服务普惠供给技术及应用 项目测试大纲评审会顺利举办

2025年8月9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化科技与现代服务业”重点专项——面向共同富裕的公共服务普惠供给技术及应用——项目测试大纲评审会在杭州召开。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教授李俊（评审组组长）、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刘碧松、北京大学教授王国成、山东大学软件学院教授崔立真、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王勋五位评审专家参加本次评审，并对项目测试及各课题测试大纲进行点评。本次会议由李俊教授担任主持人。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教授及项目责任专家中国海洋大学丁香乾教授及各课题组核心成员宋学印、张东祥、潘晓华、于智、贝毅君、宋震亚、董科雄、王军、张金山、王毅、许翰林、丰佩等全程参加本次会议。评审 现场首先，项目负责人黄先海教授介绍了参会专家、会议目标，并对项目总体进展进行了汇报。随后项目组对项目总体测试大纲进行了详细汇报。五位专家依次对项目和课题的测试大纲进行了点评，对各课题测试计划的框架结构安排、有效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对于项目组的工作，专家组给予了充分的认可，本次评审会圆满成功。

叶建亮 ：以法为盾护航民营经济行稳致远

2025年4月3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下简称“法案”），并于5月20日起开始实施。法案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和相关政策，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加以系统呈现，真正给民营企业家吃了“长效定心丸”，对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里程碑。首先，法案是我国首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专门法律，填补了民营经济专门立法的空白，极大地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在此之前，我国围绕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对推动相关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但是，个体私营经济、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营经济主体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断发展变化，因此相关法律法规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适用性问题也逐步凸显。与此同时，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举措。与法律相比，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政策举措，往往具有阶段性特征，着重于解决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和局部突出问题。而权威性和稳定性是法律的天然属性，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统一、权威的规定，有助于确保规范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民营企业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其次，法案直面民营经济发展的长期性、根本性问题，为下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法案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围绕民营经济的公平竞争、投资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服务保障、权益保护六个方面的行为规范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这六个方面也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法案不仅授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主体法律的利器以清除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各种障碍，也同时授予民营经济主体法律盾牌以反制不公平竞争和权益侵害。法案促使司法更多地介入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加快破除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阻碍，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再次，法案明确了民营经济的概念范畴，有助于明晰各级政府和社会相关主体的责任边界，精准施策，推动民营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民营经济一直是一个并不十分清晰的描述性概念，尽管在媒体和公众的日常讨论中，民营经济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但是一直缺乏关于民营经济的规范定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保护、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举措，会因政策对象不明确而打折扣。同时，民营经济范畴模糊也导致无法进行常规的经济统计，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掌握得不够精准，也影响了精准施政。法案第七十七条对民营经济组织进行了明确定义，第九条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民营经济统计制度，对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定期发布有关信息”。这将大大促进各级政府更为准确地掌握和展示民营经济发展绩效，同时也有助于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及相关政府部门明确其政策权责的范围。最后，法案明确了各级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定责任，对压实各级政府责任、优化政府与市场边界、更有力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将产生积极长远影响。法案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制定完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同时还规定：“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分工，开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一方面，这一条款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改革部门的主体责任，确立了以发展改革部门为主、各部门协同的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机制；另一方面，考虑到发展规划在我国政府经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法案提出将民营经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意味着民营经济的信息统计和发展绩效量化目标将被提上日程，并成为各级政府经济发展工作的重点。这势必将极大地强化各级政府着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内生动力。法律的生命力和权威性在于执行落实。全面贯彻落实法案，加快形成全社会各方面同向发力的局面，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加大法律宣传、全面贯彻，引导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使法案不断深入人心，深入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要进一步塑造民营经济发展的优良舆论环境。坚决抵制与中央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不一致的错误言论，严厉打击各种关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不实言论和极端言论，切实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要适时对群众关切、影响大的涉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侵权案件、不公平竞争案件进行曝光和拨乱反正，向全社会更加明确地发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号。二是要加快制定法案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和明确违法责任。总体而言，法案仍然是指导性的，体现了国家发展民营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性规范。而法案的真正执行有赖于更具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司法机关应与政府发展改革部门紧密合作，并按照职能分工会同相应部门尽快就相应条款制定实施细则。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法案并没有对违法责任进行阐述，在实施细则中，应进一步制定违法责任条款。通过可执行的实施细则，使法律真正“长牙齿”，对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起到足够威慑作用。三是要进一步明确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体制机制。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切实承担起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主体责任，依照法案的规定，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一方面，通过制定民营经济发展相关规划，落实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目标责任，并以此为依据，推动建立奖惩联动考核体系。综合运用信用激励、财政金融政策激励、公共资源配置激励，促进各地奋勇争先发展民营经济的新局面形成。另一方面，要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问责，加强司法保障与行政复议监督，确保与法案相抵触的行为和现象能通过司法途径得以扭转。同时，畅通民营经济主体信息反馈和沟通机制，建立完善涉企问题协调督办闭环管理机制。四是围绕法案中述及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大领域，结合当下工作重点，切实推动若干民营经济急难愁盼问题得以解决。针对公平竞争问题，要继续破除关键领域的市场准入障碍。严格监督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支持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投资布局。针对要素保障问题，要继续优化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加力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等，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同时，要切实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推动地方政府落实责任，施行好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建立拖欠企业账款领域信用监管机制，强化失信惩戒。针对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问题，要以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为抓手，强化问责机制，切实保护好民营企业家的人身权利、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黄先海等：数字知识存量、数实技术融合与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

实体经济产业技术创新突破是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是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因素。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发明专利信息测度并研究了数字知识存量对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知识存量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拓展企业的实体技术创新边界。在此过程中，数实技术融合是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效应发挥的重要渠道，数字知识存量能够促进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数实技术融合创新合作，推动企业在数实技术融合过程中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从而拓展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进一步分析表明，合作企业的实体技术边界、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偏好、企业既有实体技术边界对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效应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此外，数字知识存量对企业既有实体技术领域的创新深化、行业层面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持续深化数实技术融合、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撑与政策启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同时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明确了创新在经济发展动能转换过程中的关键作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有文献对企业异质性创新行为的研究多集中于颠覆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视角，前者侧重非连续性的技术突破，后者则侧重顺沿当前技术路径的小幅度、持续性技术改进，即“创新深化”。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拓展不仅关注技术本身的突破，更强调通过技术领域延伸与跨领域技术融合打破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以技术路径的转换带动现有技术领域创新深化之外的创新增量，并由此催生出更为丰富的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消费场景。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数字化转型进程的持续推进使数字知识成为企业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知识存量反映了企业在长期的数字技术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数字知识要素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整合内外部数字知识并将其转化应用于技术创新活动中的能力。不同于传统知识，数字知识不仅能够作用于数字技术自身的创新过程，还能够渗透于传统实体技术的研发过程，优化实体技术创新流程或者直接作为知识要素投入参与知识重组，表现出对实体技术领域知识积累的促进效应。这种跨领域的创新促进效应能否，以及如何拓展实体技术创新边界，其中的理论机制有待进一步分析与检验。因此，本文将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数字知识存量对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影响。 本文对现有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本文将数字知识存量与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为数字经济条件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关注于新技术领域开辟带来的企业创新边界拓展效应，将视角集中于企业实体技术领域的创新边界拓展，为数字知识的跨领域创新促进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本文从知识存量的视角出发，关注于企业在研发过程中积累的数字知识要素规模，并研究其对企业后续创新决策或技术轨迹的影响机制。第二，本文创新性地从数实技术融合视角，为数字知识存量影响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新解释。本文认为数字知识通过参与数实技术融合过程，发挥其对实体技术领域新知识创造的跨领域促进作用。进一步地，本文分析并检验了数字知识存量水平对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两方面的作用机制，凸显了外部知识获取与吸收在跨领域知识重组过程中仍然具有的重要作用。本文结论为中国持续深化数实融合、以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支撑。 二、研究主要发现 本文利用2008—2019年中国企业发明专利信息与上市公司信息的匹配样本，在识别专利是否分类为数字技术的基础上，构建企业数字知识存量的测度指标，研究数字知识存量对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知识存量对拓展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实技术融合是数字知识存量拓展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的重要渠道。一方面，数字知识存量能够促进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等其他主体之间的数实技术融合创新合作；另一方面，数字知识存量能够推动企业在数实技术融合过程中对全球创新网络的融入。异质性分析表明，合作企业的实体技术边界、企业自身的数字技术创新偏好、企业既有实体技术边界对数字知识存量拓展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企业不同领域的数字知识对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拓展分析表明，数字知识存量对企业既有实体技术领域的创新深化、行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拓展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政策启示 第一，扩大公共数字知识供给，完善数字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要强化企业的外部数字知识供给，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数字化改造提供数字通用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的公共技术外部支撑，保障企业进行数实技术融合所必需的数字知识基础，缩短企业技术研发与应用周期，以数实技术融合激发实体经济创新增量，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兴产业的形成与规模化。同时，要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建设，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外部数据供给，从而提升企业新技术开发时在技术竞争态势、市场化应用潜力等方面的研判能力，提升企业创新决策制定的准确性与及时性，降低企业新技术的研发风险。 第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合作，加强产业链开放式创新平台应用。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为此，要推动产业链同环节或上下游创新主体间基于数字化平台的知识共享、信息共享、资源共享，促进企业间围绕新兴技术领域开辟、关键性技术突破的协同创新；鼓励政府、高校、科研机构等非企业主体面向企业展开技术创新合作，强化企业对基础性、通用性知识的吸收与应用；鼓励数字知识水平较高的实体经济产业龙头企业面向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的通用数字知识、机理模型、基础数字化工具开放共用，加速传统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知识积累，缩小因数字化转型进程差异导致的数字知识鸿沟，以政策引导与平台搭建共同推动全产业链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三，推动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多元化数字知识的吸收与创造。要积极搭建云展会、跨境电商等全球化数字平台，推动企业参与全球技术交流与创新合作，利用全球化数字平台的优势推动企业在全球范围的创新协同与市场拓展，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应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要完善相应的境外投资制度体系建设，提高对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支持力度，提升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广度与深度，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创新合作新格局；要继续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撑力度，从政府补助、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方面降低企业数字知识创造成本，以企业数字知识存量的积累推动实体产业新技术的突破创新，实现企业知识存量规模与边界的同步扩张，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能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引用来源：《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黄先海, 高亚兴. 数字知识存量、数实技术融合与企业实体技术创新边界[J]. 经济学动态, 2025, (03): 36-53.

黄先海等：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逻辑、运行机制与跃升路径

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逻辑、运行机制与跃升路径作者：黄先海等  摘要：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强国建设意义重大。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本文首先从生产力三要素出发对农业新质生产力进行了内涵解构。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赋能引擎，以新农人、新农技、新农作及新型要素组合为基本内容，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战略导向的高阶农业生产力形态。进一步，本文对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实现逻辑、运行机制、发展困阻与推进路径进行了细致梳理。通过重塑新质生产要素的质态属性与组合样态，人工智能为活跃型、强韧型、高效型、智慧型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发展动能。但在赋能过程中仍存在人力资本双元失衡、关键技术路径依赖、数据要素价值沉寂、应用场景支撑缺位等现实障碍。因此，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着力重点是以人才引育为抓手、以技术攻关为关键、以数据统筹为重点、以场景创新为方向，从而加快推进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关键词：人工智能  农业新质生产力  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

黄先海教授为负责人的课题“产业链动向研判与对策建议”获2024年度浙江省新型智库课题重点课题立项

黄先海教授为负责人的课题“产业链动向研判与对策建议”获2024年度浙江省新型智库课题重点课题立项。

黄先海教授受邀参加“供应链重组、人工智能变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并做专题报告

如何抓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日，“供应链重组、人工智能变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行。与会专家表示，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要抓住“数智化”产业变革和科技创新，推动国际生产和贸易体系的深度调整，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上海市经济学会和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联合主办，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学术期刊社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承办。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以“杭州六小龙”为例，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创新范式的根本性变革。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智力与数据成为核心投入要素。杭州创新迸发现象背后不仅是人工智能时代创新范式的变革，还得益于“青年主角机制”“双赋能仓机制”和“双前沿机制”三大机制创新的耦合联动赋能，并提出了构建“创新增长导向的第三大宏观政策”的设想。他认为这一政策以创新增长理论为基础，能够推动生产函数前沿迭代，实现生产力的跃迁。他建议，宏观政策工具应从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转向包括创新政策在内的多元化工具，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和科技创新激励的需求。

黄先海等：人工智能视阈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学理分析、现实制约与优化策略

《人工智能视阈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学理分析、现实制约与优化策略》作者：黄先海等摘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为拓展生产力理论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全新路径。人工智能在其中扮演着技术纽带与赋能者角色。基于深入剖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本文提出人工智能是推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技术创新与范式重构引擎两大理论命题。同时，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以“要素—市场—创新”为基础的三维分析框架，从要素动态优化与均衡、场景多元嵌入与适配和创新网络协同与耦合等角度，解析人工智能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机制。进一步地，为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的障碍，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优化路径，以期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政策参考。关键词：因地制宜;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动态比较优势;区域创新系统;文章来源：上海经济研究 . 2025 (05) 文章链接：https://link.cnki.net/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5.05.001

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吴隆副主席一行到访中心

2025年6月11日，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吴隆副主席一行到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座谈交流。杭州市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吴炜、副主任方玲洁以及长三角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了座谈会。叶建亮教授对杭州市工商联吴隆副主席一行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杭州市工商联长期以来对中心的支持表示感谢。叶建亮回顾了双方合作取得的成果，并汇报了杭州市民营经济“十五五”发展战略课题的研究思路和进展情况。以及结合当下政策详细阐述了下一阶段双方合作项目开展的思路及建议。吴隆副主席肯定了以往合作项目取得的成果，对叶教授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期待后续深入开展工作，并表示后续双方项目合作会尽全力配合。双方还围绕如何更好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杭州市民营经济发展更上新台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中心主任黄先海教授主持项目获浙江大学教学成果特等奖

近日，根据《关于开展2025年浙江大学教学成果奖申报评选的通知》，经教师申报、学院（系）/单位推荐、学校评审、校务会审议通过，评选出2025年浙江大学教学成果奖143项，其中特等奖30项（本科19项，研究生11项）；一等奖67项（本科42项，研究生25项）；二等奖46项（本科29项，研究生17项）。其中黄先海教授主持项目《文理交叉、学研融合、知行贯通：新文科经济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获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