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副主任宋学印的文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赋能性贸易政策》于2025年9月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正式发刊。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
[摘 要] 回顾1978年以来的史实，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仅经历了超长期跨越式的规模增长，而且经历了贸易结构快速升级、主导新产品贸易快速迭代，乃至局部突破引领世界贸易前沿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变革，这一典型化事实对以比较优势为内核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以规模经济为内核的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此，应建立一种可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绩效给予逻辑一致的解释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理论，与之相匹配的是以中立赋能贸易机会、增进贸易竞争和贸易创新为特征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高度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的基本经济性质及其内涵抽象。
[关键词] 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态竞争优势；赋能性贸易政策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紧抓经济全球化机遇，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发展，特别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实现连续跨越式发展。2004年、2007年、2011年货物进出口规模分别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8%提升至11.0%，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此后，除个别年份外，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全球第一，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比例进一步提升至12.4%。与贸易规模跨越式发展相伴随的，还包括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出口技术含量向世界前沿快速赶超、附加值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快速攀升以及贸易自由化水平快速提升等全方位、多线程的综合跨越。
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内嵌着诸多创新性的理念与发展经验，如渐进式开放、区际国际二重开放、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具有转轨特征的“制度型开放”以及近期提出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开放型发展战略和实践，为构建体系化、学理化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土壤。张二震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从国际经济学理论史来看，贸易为什么会发生，这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和演化主线。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某种程度上同样是在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为什么会发生，但其创新之处集中体现在对如下两大中国命题的解释上，而这两大命题对存量的欧美国际经济学理论解释力形成了重大挑战。
第一，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全球经济比较视野下的核心差异化特征，即在贸易超长期大规模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为何能持续快速升级、主导贸易产品为何能创新迭代直接逼近乃至局部跨越世界贸易前沿？针对这一问题，作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内核的比较优势理论，仅能给予部分解释。新近文献表明，如果低收入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家分工，贸易条件与处于技术密集型的发达国家相比可能不断恶化，进而存在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风险。新贸易理论虽然从规模报酬递增视角，提出了部分国家可以通过偶然因素或外部干预获得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逻辑，但这一结论严重依赖对方国家不反制的假定。显然，上述两大主流理论在中国贸易典型特征的解释力方面存在局限性。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已基本跨越“比较优势陷阱”，且面临较多针对性的贸易反制。最近发展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更多是从微观视角解读高生产率企业方可参与贸易及其资源再配置效应，解释力同样不足。
第二，什么样的政策可以在顺应贸易自由化导向和不违背WTO国际规则环境下促进贸易发展并有益于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脱离这个性质的政策，很难解释在众多发展中经济体中，为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经济体可以取得超纪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建构与政策创新，与中国长期倡导的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息息相关。需要承认，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体系的贸易政策，并非如新贸易理论所指出的“以邻为壑”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自由贸易政策。当前，国际社会普遍有偏地认为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市场经济、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不正当竞争政策，损害了他国的利益，这在总体上不符合中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征。抽象提炼中国贸易政策的整体特征，并在国际理论界发出中国声音，有助于改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当前空前复杂多变的不利贸易摩擦背景下，极具时代价值。
基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丰富实践，精确回答上述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和术语创新，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价值所在。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练总结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第四部分提出匹配核心理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政策；第五部分为总结和研究展望。
二、全球视域下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典型化事实
（一）超40年的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纪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1978年至新冠疫情前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3%，被国内外学者称为中国“出口奇迹”。为什么国内外学者会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称为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同时期世界对外贸易增速。图1展示了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速的差值。可以发现，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绝大多数年份中，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对外贸易增速。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之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历史上，虽然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出现过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增长期，但其贸易高速增长期均未超过20年，然而中国却保持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
图1 1978—2024年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差额
（二）跨越“比较优势陷阱”，贸易结构快速升级和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
劳动力、环境等要素禀赋优势的充分利用，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动能，但从长期和比较视野来看，相当多学者通过研究证实了“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认为中低收入国家如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能获得利益，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进入门槛低，国际竞争激烈导致增加值率和加成率不佳，在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条件可能不断恶化，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郭熙保和张薇通过采用1987—2015年161个国家的SITC-2位数世界贸易数据，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多维动态分析方法，证明了“比较优势陷阱”确实存在，但中国对外贸易并没有陷入通常的“比较优势陷阱”。陆文聪和许为采用Lafay指数、PRODY指数和引入条件核密度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中国已跨越“比较优势陷阱”，其原因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具有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强流动性，从宏观出口结构上看，表现为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快速多样化和产业链高端优化升级。
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出口结构平均10年发生一次重大结构性跃迁，总体历经四大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中国出口主要以矿物燃料和自然资源等低附加值商品为主。第二阶段（1985—1995年），中国出口切换到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成品为主，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等主导产品的出口贸易比重达到20%以上。第三阶段（1995—2010年），中国出口开始切换到以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加工贸易比例也开始迅速下降。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大量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和新兴前沿贸易产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2021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0%，占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23.7%，全球排名第一，其中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电动载人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在全球市场遥遥领先。
（三）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技术含量快速逼近世界技术前沿并实现局部跨越
由于存在技术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从发达国家获得非对称的学习溢出效应，进而取得快速技术收敛的后发优势。“贸易中学”是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黄先海和宋学印的研究发现，在远离前沿技术阶段，后发国家固然可以通过追赶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获得高速的技术差距收敛；但在准技术前沿阶段，如果不向竞争导向型技术进步路径切换，则容易陷入“技术追赶陷阱”。这一陷阱实际上也是“比较优势陷阱”存在的深层原因。但从目前数据上看，中国似乎已跨越“技术追赶陷阱”，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持续提升（见图2），出口价值链不断升级，其中如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代表世界技术前沿的新一代产品也进入国际贸易领跑行列。
图2 2002—2022年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
三、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创新
（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
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演化主线。李嘉图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由劳动力作为唯一生产要素的两国两商品世界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即技术水平的相对差异是解释国际分工的唯一因素。当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与外国生产的相对成本存在差异时，两国各自专注于生产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国际分工及贸易由此形成。H-O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质是比较优势的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再是劳动生产率导致的成本差异，而是两国要素禀赋丰裕度不同决定的要素价格型成本差异。20世纪30年代以来，大量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假设环境下对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收入分配、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具有有效性和解释力。
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虽然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经济主流浪潮，但如下两个典型化事实使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陷入解释困境。第一，同处全球化世界中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收入差距并未弥合，甚至越来越大；第二，少数经济体通过选择“逆比较优势”产业进入国际贸易，在一个时期后反而实现“比较优势的逆转”。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为解释上述两大困境带来了新的理论机制。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以外生的技术水平差异或天生的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石，是一种静态观点；一旦引入时间动态，进而纳入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的动力来源，即形成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扩充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来源与机制。
第一，要素禀赋丰裕度及其结构的动态化。经济学家将劳动力L、资本K的积累，看成居户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受到文化、政策等外部变量的调节。当各国面临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或企业达到某种因产业特性或政府引导（如给予激励）而产生的不同资本积累率条件时，各国K、L的增长率及K/L结构变化率就会产生差异，最终使各国的比较优势及贸易模式发生变化。贸易要素密集度逆转就是该情景下的一个案例。
第二，技术水平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驱动下的动态化。依循这一思想的动态比较优势是李嘉图模型的扩展版。经济学家发现，技术水平或生产率并非外生不变，而是在“干中学”、规模经济等效应或者多重效应综合交织驱动下，呈现线性或非线性的增长。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激励本国企业率先进入一个在强“干中学”效应或规模经济效应驱动下，生产率有较快线性或非线性增长的产业领域时，本国企业将在该产业领域获得技术水平的领先，从而扭转“一朝落后、处处落后”的被动局面。
上述两大内涵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学说上构成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成果；在实践中，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了强大理论基础。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大量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际上正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思想指导下的政策实践。
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内核机制上的局限，使其面临越来越清晰且深刻的挑战。在理论内核上，动态比较优势所依赖的两大效应，无论是资本积累，还是“干中学”，均面临“稻田条件”约束，边干边学效应会随着时间动态消耗殆尽，而由分工和规模经济驱动的生产率提升或生产成本下降存在边界，跨过一定门槛即进入规模不经济，最终在远期使动态比较优势趋于固化。如今，出口导向型增长驱动的“东亚奇迹”逐渐模糊。
新近20年来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模式并没有严格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路线，而是展现出一种贸易结构快速迭代、产品集合快速扩张、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快速涌现的新的典型化特征。其中，个别新兴经济体不仅在存量贸易产品集合内快速获得技术竞争力并向发达国家反向出口，还借助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窗口，率先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贸易产品，形成了新的贸易分工，拓展了贸易的前沿边界。这并非依据要素禀赋的累积、“干中学”或规模经济驱动的动态比较优势所能解释的，而是源于一种动态竞争优势，即建立在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和差异性创新基础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动态竞争优势的理论内核与动能机制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是指一种不断开拓创新产品并在新产品贸易上取得国际竞争力的贸易理论，其具有三大理论内核，分别是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与差异性创新。
1. 获得性要素
H-O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环境不仅忽略了禀赋性要素会动态变化的事实，还摒除了后天可获得的新生产要素及其引入后带来的新效应。获得性要素主要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后天可发展的生产要素，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不仅可投入可贸易产品的生产活动，还可投入知识创新活动，对禀赋性要素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方式具有赋能和重塑能力。
获得性要素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如将其纳入知识生产函数，并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其效应时，一旦不同的国家在获得性要素上存在异质性的积累率，将对其技术动态、贸易分工以及贸易利得产生重大影响。
可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产品创新的南北国家贸易模型中，考察人力资本积累率差异对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在新兴产品和传统产品上的分工模式变迁的影响。人力资本即获得性要素，分工模式变化即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
假定世界是一个“2×2×3”模型：一个北方国家N，另一个南方国家S；两种生产要素，分别为劳动力l与人力资本h，即获得性要素，要素无法自由流动；经济中存在三种经济活动，分别为生产传统产品Z，生产具有技术含量的新技术产品X和进行研发（R&D）活动。假定i为新技术产品集合，N拥有［0，i］之间所有产品的技术，S仅拥有［0，v］之间的技术，v<i，表明南方国家处于北方国家领导的技术前沿边界和产品集合之内。
消费者效用函数采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形式：
不失一般性，𝜌为消费者主观贴现率，x、z分别为消费者在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上的消费数量，s、1 - s分别代表相应产品的消费者支出。
传统产品、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其中，
bj为生产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水平，式（2）表明人力资本不仅可作为要素投入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其水平还影响新技术产品的生产系数。
产品创新发生在新技术产品部门。假定企业成功研发一件新产品的研发成本与人力资本水平ha有如下关系：
上式的分母表明，人力资本这一获得性要素具有的外部性的性质不仅体现在式（2）中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效率上，还影响式（3）中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效率即研发费用。
为简单起见，模型中不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路径或内生投资决策，而是直接将人力资本的动态方程设定为，其中u表示经济体中用于投资和生产下一期的存量人力资本比例，𝜂则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系数。
根据上述设定，可容易解得封闭均衡时的获得性要素人力资本累积率。随后可推导两国开放经济一体化模型，即可得到开放条件下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各自的新技术产品集合分工。据此，可提出如下获得性要素效应：
在新技术产品集合上南北方国家产业分工的临界点为v，是南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率比值的函数。当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高于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速率并达到一定条件后，v将不断增加，推动南方国家持续获得更多新产品贸易竞争力。（证明略）
从经济学原理直觉上，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之所以产生上述效应，在于人力资本、知识等获得性要素普遍具有外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具有重大激励功能。当社会获得性要素的供给曲线右移时，可降低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成本，从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现实中，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率取决于教育基础设施、教育回报率、知识尊重等因素，当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通过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支出、提高教育质量、引进海外人才等方式，提高获得性要素积累率时，就可以促进本国不断拓展新技术产品的升级边界，进而改变贸易分工模式。
2. 复合性后发优势
对于欠发达的南方国家，如何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向世界前沿收敛甚至实现跨越赶超，一直是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议题，也是经济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领域。经济学家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1952年首次指出，落后本身是一种劣势，但也存在一种优势即后发优势。这一观察极为富有创见。大量南方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正是通过贸易和外资等渠道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获得快速技术进步，解决了比“资本缺口”更为重要的“技术缺口”问题。
后发优势可由下式表达：
N、S仍分别为北方国家、南方国家，𝜆N和𝜆s分别表示基于上一期技术水平自主创新效率，𝜙s表示溢出吸收效率。从式（4）可知，北方国家因处于技术前沿，只能以高风险的自主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而南方国家不仅可自主创新，还可通过𝜙s从发达国家获得学习溢出效应。通常而言，在人力资本匹配条件处于准技术前沿之前阶段时，即𝜙s > 𝜆s成立，这意味着后发国家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获得更快的技术收敛速度。
式（4）充分刻画了格申克龙定义的后发优势，但后发优势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Brezis等、黄先海等发展了基于后发优势的技术进步“蛙跳模型”。这一支文献指出，在面临新技术选择或技术革命窗口期时，领先国虽在存量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下一代新技术的初期生产率通常低于成熟的存量技术，因此领先国未必会选择新技术。相反，只要新技术生产率高于后发国的当前技术（这一条件通常成立），那么后发国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率先选择新技术的激励。当新技术具有更大的长期升级特性时，后发国便有潜力在新技术、新产品上跃升至世界领先地位。
基于早期的后发学习优势、近期的蛙跳模型，可提出一个统一的后发优势——复合性后发优势。它是指在一个多产品生产的发展中经济体，因不同产品存在技术前沿距离的异质性，而产生可并行发挥后发学习优势与后发蛙跳优势的综合后发效应（见图3、图4）。
图4 复合性后发优势：大型经济体
复合性后发优势对格申克龙的后发学习优势和Brezis、黄先海等的后发蛙跳优势进行了两个层面的重要拓展。第一，以技术距离动态对后发学习效应和后发蛙跳效应进行了统一解释。当一个经济体远离技术前沿时，后发学习发挥主导效应；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后发蛙跳发挥更大效应功能。第二，以多产品生产稀释阿罗替代效应，以解释后发新兴大国的贸易集约边际快速增长与扩展边际快速创新的双重增长事实。
据此，本文提出复合性后发优势的动能机制：
在一个市场容量大、可容纳多产品生产的大型后发经济体中，潜在出口企业通过后发优势可在当前产品上迭代在位出口企业，也可选择新的更接近前沿技术的产业出口，当进入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实施出口蛙跳。
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小型经济体和大型经济体中存在差异。在一个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企业即使有后发优势，一旦选择进入某个产品生产，同时将产生阿罗替代效应，延缓出口创新。同时，由于小型经济体缺乏更多的资源支撑足够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在位企业将倾向集约边际出口，出口扩展边际受到约束。大型经济体则不同，其允许多个企业在多个产品线上同时发挥后发优势，大量新的潜在出口进入者可以选择既有出口行业进行出口竞争，也可进入新的出口行业。多个企业的微观竞争与拓展过程，在宏观层面表现为贸易出口规模快速扩张（集约边际）、出口产品快速扩展迭代（扩展边际）的独特格局。
复合性后发优势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的分工深化条件下将会进一步放大。根据分工理论，人口规模决定分工深化程度。人口少和市场规模小的国家，分工细化之后就面临市场规模偏小的限制。在大国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规模，为潜在的分工合作深化提供了基础，让细化后的每个分工节点都能面对足够大的市场需求与收益，有利于形成“分工促进分工”的正向反馈。
3. 差异性创新
复合性后发优势主要刻画发展中经济体从远离世界贸易技术前沿到准技术前沿并可通过后发蛙跳实现贸易优势逆转的机制，但是，后发蛙跳的实现，有赖于世界已经存在新的技术集合并且发达国家未选择新技术，进而为后发国家留下窗口等多重假设条件。在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具有足够信息且足够远视的条件下，即允许较低的贴现率，那么将削弱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蛙跳机会。
根据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创新是驱动技术进步的持久源泉，创新竞争是提升创新到达率的加速器。对于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不仅可选择发达经济体在新技术集合内未选择的技术实现蛙跳型创新，也可选择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实现换道超车。
据此，本文提出差异性创新的效应机制：
处于准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可通过创新试错，在未知的或尚处于模糊阶段的新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熊彼特创新，开辟新的产业贸易前沿，获取下一代贸易竞争力。
差异性创新效应在大型经济体内部独有的创新分工条件下将进一步放大。大型经济体内部具有的超大市场规模和多维市场结构，可蕴含并容纳更高的创新试错密度与溢出反馈程度。尤其对于已接近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而言，自主创新将逐渐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对未来技术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维的市场结构可允许多个不同技术创新方向上的新兴企业、新兴技术、新兴产品均能获得一定的市场回报激励，从而提升不同类型的新兴技术和产品在市场竞争和需求筛选中的试错创新密度、互相溢出程度、技术迭代速率，最终使本国在未来新技术新产业贸易上获得领先地位。
（三）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拓展迭代
动态竞争优势是经典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一次重要理论迭代。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可在一个“获得性要素×复合性后发优势×差异性创新”框架内，以技术距离时间动态为线索，对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发展事实给予逻辑一致的系统解释。
第一，动态竞争优势是H-O要素禀赋理论在要素集合和要素性质上的扩展。在经典比较优势理论中，贸易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国家间诸如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禀赋性要素的丰裕度与价格存在差异；动态竞争优势则侧重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获得性要素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外部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第二，建立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或处于可能性边界上时，可转向蛙跳赶超或差异化竞争创新，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拓展新的贸易边界与贸易领域。
当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水平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时，可以后发学习效应为主导，快速提升技术水平，使人力资本等获得性要素供给（数量/质量）得到快速累积，从而在世界贸易集合内持续提高竞争力。当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发展中经济体可在已知的新技术集合内选择发达经济体未选择的技术，并通过后发蛙跳效应获取贸易竞争力，也可在处于模糊阶段的下一代技术和产业上率先进行差异性创新，在下一代产业贸易上获取差异化竞争力。整个贸易竞争力动态转换过程，伴随获得性要素供给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动态转换成本（见图5）。
图5 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下的贸易发展与创新：一致解释
四、赋能性贸易政策
（一）国际经济理论与发展史中的贸易政策
不同的贸易政策主张与其依赖的贸易理论洞察密切相关。伴随斯密以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国际贸易政策基本上也沿着“自由—干预”“合作—竞争”两个具有矛盾张力的维度发展。国际贸易政策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显著，且时有迭代，但大体上是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的交替运行或有选择的组合设计。根据不同的倾向及其影响力，可将现有的国际贸易政策大致划分为三大类型。
1.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
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环境中，比较优势是解释两国贸易动因和贸易结构的核心，基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及外生性的技术差距或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假设，一国专门生产其相对优势最大的产品，另一国生产相对劣势较小的产品，国际分工与贸易由此形成，两国均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理论环境下，政府介入贸易的政策空间极小，国家对进出口贸易活动一般不进行干预，减免关税和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促使企业在国内外市场自由竞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的问题在于，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何按照比较优势实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有悖于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政策现实。这意味着建立在诸多严格假定之上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势必丢弃了现实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规律性因素。
2. 基于凯恩斯需求理论的超保护贸易政策
保护贸易政策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需求不足理论、就业理论和乘数理论，为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由此形成超保护贸易政策，是对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冲击。凯恩斯在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充分就业”前提条件、进出口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平衡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在需求不足背景下，应重新实施重商主义的“奖入限出”政策，而且不仅是防御性地保护本国市场，实行进口限额和外汇管制以限制进口，更重要的是进攻性地争夺全球市场，对出口商品给予补贴和关税减免等优惠，以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刺激本国有效需求，扩大国内就业和增加国民收入。
3. 基于新贸易理论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如果说超保护贸易政策只是需求不足特定条件下的短期贸易政策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则是新贸易理论在规模报酬递增环境中的长期占优政策。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新贸易理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重大突破，也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从理论上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条件合理性。新贸易理论认为，通过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出口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快速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势力和竞争能力，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和实现利润转移。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国家不但无损于其经济福利，反而有可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从历史视角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也是对李斯特提出、穆勒等人不断发展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政策的延伸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广受国际关注，然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严重依赖于他国“不还手”，但现实中，对战略性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和出口抢占可能是一种占优策略，由此导致国际贸易陷入“以邻为壑”“囚徒困境”的局面。
（二）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赋能性贸易政策及其效应机制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卓越绩效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贸易战略及其政策范式密不可分。中国开放型经济展现的存量贸易产品优势快速迁移、前沿贸易产品优势快速创新的典型化特征，对传统贸易政策解释力形成两大挑战。第一，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优势变迁体现了利用比较优势的部分动力特征，但经典的单纯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自由化政策难以解释中国不仅跨越了“比较优势陷阱”，而且不断有新的贸易前沿产品优势涌现迭代；第二，虽然中国对贸易部门存在体系化的政策干预，但并非如战略性贸易政策所主张的实施进口保护和对特定企业实施出口补贴以扩大生产规模和实现“国际利润转移”，这与WTO规则存在严重冲突。
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比较视野，中国的对外贸易总体上实施的是一种可称为赋能性的贸易政策，即一种中立赋能企业贸易机会、要素和能力，以促进贸易创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导向型贸易政策。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介入特征，是在贸易部门内部提供充分的贸易机会、获得性要素和创新条件的中立赋能，在政策工具类型上除了一般的出口加工区，更重要地体现为培育和供给有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关键共性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平台、海外高能级技术和人才引进等获得性要素。上述政策具有显著的贸易相关高能级要素供给和创新补偿的公共品特征。
在政策效应机制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中立赋能的性质，在静态上具有弱价格扭曲、规避贸易资源误配效应特征，降低后发大国的企业贸易门槛，使中国基于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在贸易竞争机制引导下，促使后发大国企业沿着技术差距快速收敛，在贸易产品上体现为在国际贸易存量产品集合内的快速升级。赋能性贸易政策总体具有市场友好、竞争兼容的特征。
除了短期的资源配置效应，更重要的是，赋能性贸易政策具有促进与贸易有关的学习效应扩散（贸易中学）、贸易前沿创新的动态效应。人力资本、数据等高能级获得性要素的培育和供给，贸易创新性基础设施平台的建立，降低了准技术前沿企业的出口蛙跳成本，也激励企业向下一代国际产品进行差异性创新。在超大规模市场条件叠加下，多个企业的后发蛙跳、差异化创新同步进行，贸易创新到达率显著提升，由此驱动形成中国贸易结构持续快速升级、产品持续快速迭代的特征规律。
在国际贸易利得及国别分配上，不同于幼稚产业保护的“市场封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性质，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效应侧重于获得性要素的创造和前沿增量产品贸易的创新，将有效规避存量的“国际利润转移”效应，且其并不以外国竞争对手损失为前提条件，不排斥国外企业对本土市场、国内贸易公共品的配置。特别是，在国际产业链工序分工新条件下，赋能性贸易政策形成的本国企业贸易创新成果将通过产业链工序向国外扩散，有助于形成多边友好型国际贸易分工与利得分享效应。
（三）赋能性贸易政策的超越性赋能性
贸易政策本质上是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不违背既定WTO规则体系下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囚徒困境”，以一种国内市场竞争友好、国际多边竞争友好的方法促进贸易优势快速升级和跨越发展。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及其指导下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政策，忽略了自由贸易的竞争效应，潜在的资源误配风险显著。超保护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明显违背现代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且其效应严重依赖对方“不反制”这一脱离现实的假设条件。
从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史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整合幼稚产业保护、出口导向战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后发蛙跳、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等前沿成果，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战略与政策选择形成新的拓展（详见表1）。
宏观上的贸易结构升级有赖微观上企业出口产品集合的边际扩展能力。从根源性、实质性因素看，无论是企业出口产品的横向扩展，还是出口质量与价值链升级，其支柱性动力均可由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水平及其动态竞争能力所解释。综合来看，赋能性贸易政策在不同程度吸收和整合自由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思想基础上，对贸易创新驱动和竞争能力的增进作出新的定位与边界拓展，在贸易政策工具方面则通过中立赋能贸易机会、要素和条件，形成多边友好、市场友好的低扭曲型政策形态，是对现有国际贸易战略的一次拓展迭代，构成发挥中国特色优势、兼容国际规则共性的新一代贸易战略。
五、结论与未来研究议程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绩效以及在新阶段新格局下的全球化新诉求，在对当前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契机。本文提出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体现出两大拓展意义。
第一，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这一基本国情特质、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典型化特征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依赖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所体现的结构快速升级、新的主导贸易产品快速迭代乃至引领下一代世界贸易前沿的典型化事实，而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基本国情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实际上，本文提出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大国”三大关键词体现的概念息息相关。由后发优势驱动的新技术蛙跳，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大国市场则保证了在面向下一代贸易产品实施差异性创新时，具有足够充分的市场进入、出口竞争及创新试错密度，提升差异性贸易创新到达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保障有足够的政策资源，但以中立赋能、增进竞争的方式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
第二，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是兼容吸收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并具有一般性质和广泛解释力的开放型经济学新理论。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并不排斥比较优势理论从劳动力等禀赋性要素优势驱动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发展的逻辑机制，而是强调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后天可发展的获得性要素对禀赋性要素的有效配置、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以及跨越“比较优势陷阱”的重要功能。克鲁格曼等人开创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等机制上的动态比较优势，相当程度上可认为是动态竞争优势的一个阶段性特例。当一个国家处于远离世界技术前沿阶段，即在存量产品集合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时，可通过“干中学”、后发学习和规模经济实现存量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而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准技术前沿阶段时，可转向蛙跳或采取差异性创新机制，这种转变可引领开辟新技术、新产品贸易前沿，获取增量上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赋能性贸易政策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但超越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无所作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以邻为壑”，以在本地培育贸易高级要素、中性贸易平台等方式激励贸易竞争、补偿贸易（技术和产品）创新，而大国市场进一步倍增释放了赋能性贸易政策效应。
面向未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及赋能性贸易政策，在理论深化与体系化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与南方国家在南北产品贸易模型中优势逆转的理论关系；其次，在政策工具上，中国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条件比如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模板，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议题，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最小可行设计”；最后，数字贸易条件下动态竞争优势理论的新的实现机制及赋能性贸易政策的有效形态需要进一步探索。当前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如何将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数据流通规则纳入动态竞争优势是一个关键课题，包括数字赋能性贸易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