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走访之江智慧场景研究中心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021年9月16日，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教授走访之江智慧场景研究中心，并与中心陶海青主任、郑海磊、何李宜研究员座谈交流。双方就“智联新能源汽车联盟工作方案”、“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报告”、“车载光学及智能传感器研究报告”等研究项目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项目的未来推进路径、双方在相关项目上的合作切入点交换了意见。并就相关研究报告的编写组织架构、人员安排、金融机构介入、决策咨询报告形成，优质项目和金融资源落地嘉兴长三角光电产业集群、项目成果发布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关于召开2021年度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启动会的通知

各学院（系）、各相关单位：为高水平完成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研究工作任务，推动学校智库整体协同联动发展，经研究，定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2021年度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启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会议时间 2021年5月12日 14:30 二、会议地点 紫金港校区启真酒店求是厅二、会议地点 紫金港校区启真酒店求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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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系）、各相关单位：为高水平完成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研究工作任务，推动学校智库整体协同联动发展，经研究，定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2021年度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启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会议时间 2021年5月12日 14:30 二、会议地点 紫金港校区启真酒店求是厅二、会议地点 紫金港校区启真酒店求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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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系）、各相关单位：为高水平完成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研究工作任务，推动学校智库整体协同联动发展，经研究，定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2021年度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启动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会议时间 2021年5月12日 14:30 二、会议地点 紫金港校区启真酒店求是厅二、会议地点 紫金港校区启真酒店求是厅

中心副主任黄灿：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该不该豁免？如何权衡？

   随着印度、菲律宾等地疫情告急，越来越多国家面临疫苗短缺的难题。拜登政府于当地时间5月5日表示美国将支持豁免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的WTO提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称此举是为了尽快普及安全有效的疫苗，结束新冠肺炎疫情。对此德国方面持反对意见，认为限制疫苗生产的因素不是专利，而是生产质量和生产能力，豁免专利可能对现有的疫苗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作为一个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美国此次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其他国家该如何应对？在未来抗击疫情，或遇到其他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该如何权衡知识产权作用下的疫苗和药品的可及性和创新动力？对此，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黄灿教授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黄灿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和科学技术分析相关研究。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访谈现场Q1: 美国是一个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国家，此次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您认为做出此决定的动机是什么？黄灿：在2020年10月2日WTO召开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理事会上，印度和南非提交了一份就该协定某些义务条款的有时限豁免提案，这份提案并得到了肯尼亚和巴基斯坦等60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支持。不过在会议上，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成员方纷纷反对这项豁免，并质疑其适用性和有效性。然而就在5月5日，拜登政府突然宣布支持印度和南非提出的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提案，转变了立场。分析其动机前，首先得明白知识产权原本是为了激励创新。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谁都可以复制制药企业的研发成果，当下次再有大流行时，他们就没有动力去研发疫苗。在大流行期间支持豁免知识产权，美国此举是开了一个先例。也引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疫苗和药品的可及性和创新动力，如何权衡？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没有创新，没有新药；而不豁免知识产权保护，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负担不起高额的费用。再看美国做出此项决定，可能因为：第一、迫于国内外诸多压力，很多机构、组织、人士都要求拜登放弃知识产权，不要阻碍技术扩散；第二、美国想重新领导世界，因此率先做出决定。Q2:消息一出，有一些发达经济体国家持反对态度，认为限制新冠疫苗生产的因素是生产能力和高质量标准，而不是专利。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源泉，该决定不利于制药企业疫苗研发的创新动力。您认为其他国家该如何应对？黄灿：对于美国政府的决定，制药企业是持反对态度的。首先，放弃知识产权保护，对制药企业会造成直接利益损害；其次，疫苗生产有很多专利和技术诀窍（know-how），技术诀窍不属于专利，是商业秘密，即便知道专利，技术诀窍还掌握在药厂手里，需要整套技术转移才能够制造出仿制疫苗；最后，原料短缺也是个巨大的问题。但至少美国政府迈出第一步了，豁免知识产权，已经是走出一大步。当然，仅靠豁免知识产权还不够，需要整套技术转移，如果没有质量保证，反而会影响抗击疫情。其他国家怎么应对？其实根本核心在于国家自身有没有能力做出疫苗，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能力。目前放眼全球，只有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中国有自己的疫苗。对中国而言，根本上是不能被卡脖子，我们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要完全掌握全套技术，不依赖任何人，不用看人脸色，就能自己把疫苗做出来。就像习总书记说的：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他国家怎么应对？其实根本核心在于国家自身有没有能力做出疫苗，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能力。目前放眼全球，只有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中国有自己的疫苗。对中国而言，根本上是不能被卡脖子，我们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要完全掌握全套技术，不依赖任何人，不用看人脸色，就能自己把疫苗做出来。就像习总书记说的：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Q3:如何利用好知识产权来应对未来疫情的发展？众所周知，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属于私权，但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知识产权往往与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此次疫苗研发、抗击新冠疫情上，知识产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未来抗击疫情，或者遇到其他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该如何权衡知识产权作用下的疫苗和药品的可及性和创新动力？黄灿：这其实就是一个权衡的关系：可及性VS创新动力。因为这次的先例，药企会预计到在未来大流行时还可能豁免知识产权。那么当下次再出现类似大流行时，药企是否还会努力研发？研发的积极性和强度就很难预料。除非政府全额资助研发，这就是另外一种商业模式。这将产生什么样的多米诺效应？未来的走向是未知的。豁免知识产权的提案对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他们所处的政治制度和市场制度不尽相同。对中国来说，类似提案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因为我们国家有“新型举国体制”，在这次对抗疫情中充分发挥了制度优越性。习总书记说过：“中国新冠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公共产品，首先当然考虑的是全人类健康福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但公共产品不等同于免费产品。所以，我认为在此次疫苗事件的背景下看整个医药行业，还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在原创药领域还有较大差距，欠缺原始创新。我们国家还是需要鼓励原始创新，给创新者充分的保护和回报。要推动整个产业发展，还是需要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医药行业。逆向工程是很容易就仿制出来药品的，知识产权是创新的有力保障。RESEARCH相/关/成/果SUMMER TIM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黄灿教授团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聚焦疫情冲击引发的新现象、新情况和新问题，充分发挥智库优势，以专业化的视角为国家和地方精准施策战疫献计献策，为行业、企业转“疫情之危”为“发展之机”指点迷津。01. 黄灿：《从外国制药公司购买或许可生产抗疫特效药的知识产权政策选项和建议》智库报告2020年2月6日新华社报道武汉金银潭医院启动瑞德西韦的三期临床实验伊始，黄灿教授团队很快完成《从外国制药公司购买或许可生产抗疫特效药的知识产权政策选项和建议》的智库报告，并于2月7日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为有关部门科学决策、精准施策贡献浙大智慧。报告中就如何购买或许可生产瑞德西韦的问题，根据国际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政策的法律、法规和案例，阐述提供三种引入选项：（1）购买、（2）药物专利自愿许可（Voluntary Licenses）、（3）强制许可(Compulsory Licenses)，并为中国政府引进瑞德西韦的谈判策略提出建议和意见。报告提到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其他极端紧急情况下，或在公共非商业性使用情况下，WTO成员国可行使《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规定的强制许可措施，并援引美国政府和巴西政府案例说明在药品谈判过程中将强制许可作为威慑已成为各国政府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常见策略黄灿教授团队还分析了强制许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1）仿制药的生产可能面临技术壁垒和产能障碍；（2）引发外国政府反弹，加剧贸易摩擦；（3）开中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之先河必将引发国际重大关注。（4）不利于创新环境的培育。并建议决策部门未雨绸缪，尽早在有实力的药企组建攻关团队。02. 黄灿：强制许可与药品获取——美国和巴西的案例研究运用强制许可威慑开展降价谈判是获取抗疫特效药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各国的实践结果却存在明显差异，强制许可在哪些情况下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尚不清晰。随着新冠肺炎等短期突发疫情的全球蔓延，一旦特效药或疫苗供不应求，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运用强制许可都将成为各国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当前，运用强制许可的情境不只局限于发展中国家长期疫情单一情境。区分疫情特征和抗疫国特征有助于更清楚、更细致地识别和区分不同情境下影响强制许可威慑效果的重要因素，更深入地评价强制许可制度，回应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等短期疫情的新需求。为此，黄灿教授团队从2001年至2011年国际上发生的24起涉及强制许可的药品获取案例中挑选美国和巴西的代表性案例进行分析，通过比较短期与长期疫情的差异，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运用强制许可面临的不同挑战，提炼出不同情境下影响强制许可威慑有效性的七项重要因素。研究发现本国制药水平、进口仿制药的可能性是强制许可发挥威慑作用的基础，运用强制许可威慑次数和其他国家是否运用强制许可分别影响在长、短期疫情中的决策，本国制药行业和经贸部门的反对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决策，原研药企业与所在国的经济报复则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强制许可的威慑效果。在此基础上黄灿教授团队区分疫情和国家特征，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长短期疫情中的强制许可决策提供针对性建议，可以帮助各国应对不同疫情、提高获取特效药的能力。注：以上研究成果“黄灿，徐戈，张玉蓉，李兰花，郑素丽，2021. 《强制许可与药品获取：美国和巴西的案例研究》“将于2021年在《科研管理》上发表。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前往龙港市调研学习

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打造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示范窗口，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前往龙港市调研学习。参会人员包含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学术专家委副秘书长、研究员/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产城融合研究中心主任陈伟、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高端智库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宋学印、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产城融合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产城融合中心研究员李超超、创客总部总经理尚冠军。调研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点：(一)龙港市建设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的进展、问题和对策。(二)龙港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粤闽浙沿海城市群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中的经验与问题。(三)龙港市在数字经济发展、民营经济转型中的经验与问题；(四)龙港市在政府服务、财税投入等方面的经验与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思维在浙江的实践

连日来，“习近平科学的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重大课题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引发学习热潮。为深入学习这一科学的思维方式，浙江卫视《今日评说》推出系列评论《跟着总书记学思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建亮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陈丽君参加节目录制，通过总书记的金句良言，学懂弄通六大思维方法。今天学习的是创新思维。 金句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全面系统运用创新思维方法，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开展各方面工作的重要特征，也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全过程。习近平之所以如此重视创新，源于他对世界大势有着清醒认识。他曾说，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在他看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在习近平看来，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实践证明，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方、一个企业，创新都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因此，习近平始终要求“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金句二“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习近平的创新思维，充满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他多次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将发现问题作为推动创新的契机，将创新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注重对准源头问题，找准症结穴位，发挥区域发展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如何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他看来，“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八八战略”就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立足全局谋一域的创新举措，其实质就是深刻把握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跳出浙江看浙江，通过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努力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从而推进事业长足发展。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都离不开创新思维。“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习近平的创新思维，充满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他多次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将发现问题作为推动创新的契机，将创新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注重对准源头问题，找准症结穴位，发挥区域发展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如何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他看来，“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八八战略”就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立足全局谋一域的创新举措，其实质就是深刻把握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跳出浙江看浙江，通过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努力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从而推进事业长足发展。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都离不开创新思维。原文摘自：2021年4月12日 中国蓝新闻客户端，浙江卫视记者 刘险峰 

中心主任黄先海 —— “数字长三角战略” 助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从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设想的提出，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39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走出了一条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为服务全国大局、带动周边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发展的各项规划、政策的相继出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不断呈现新特点、新变化。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邀请到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就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区域发展的重点方向进行分析解读。 Q：中国城市报: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下简称《规划纲要》)，一年多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果?黄先海: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从区域角度讲，长三角区域已经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强劲增长极，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一个区域。2019年数据显示，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GDP总量折合成美元已经达到3.4万亿，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如果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国家均保持目前的增长水平，预计3年左右，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GDP总量有可能超过目前排名世界第四的德国。特别是《规划纲要》实施以来，进一步增强了区域增长动力。从具体表现来看，近年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生产一体化和民生一体化范围内都实现了较大推进。生产一体化加强了产业之间的协调，原来长三角区域产业同构非常明显，一体化进程使各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出来。比如在集成电路方面，上海市可能主要聚焦于集成电路的技术研发，浙江省更偏重于集成电路的制造，慢慢形成这样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区域一体化最重要的经济效应表现之一，就是各地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长板并不断延长。发展思路不在于取长补短，而是要取长避短，然后强强联合。目前，杭州市的最大优势是数字经济，因此杭州市的目标就是将数字经济做好做强。民生一体化的推进效果也比较显著。举例来说，浙江人到上海去看病，原来医保是不能通用的，现在已经全部打通;科技创新G60科创大走廊等一些大项目正在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断头路”治理等成效明显，人民的获得感逐步增强。我曾经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考察，有个地方在浙江和上海之间，大概相距1公里，之前隔了一个湖，车辆需要绕行，现在建了一座桥，车程从原来的30分钟减为5分钟。我们从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能感受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正在扎实推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破解，但目前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Q：中国城市报: “十四五”期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需要继续探索破解的发展瓶颈有哪些?黄先海: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发展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也是正在进行中的。目前，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大瓶颈就是如何突破行政边界的壁垒。由于行政边界的存在，三省一市的商品和要素的跨边界流动相对困难，其中比较明显的是要素的流动。举例来说，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数据，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的银行利率都不一样，据测算，浙江省的银行利率大概高出上海市0.7个百分点左右。按道理说，浙江省的银行利率这么高，上海市的资金就可以调配过来，但实际上行不通，上海市的工商银行和浙江省的工商银行之间无法进行资金调拨。如果要进行资金配置的话，需要上报北京总部并经过层层审批，目前各地尚无权限进行跨区域的资金配置，这也意味着金融资本的流动实际上还有很大瓶颈。另外，各地的人员流动仍面临障碍，特别是普通劳动力的常规流动，高层次人才流动情况相对会好一些。Q：中国城市报: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2019年，浙江大学数字长三角战略研究小组率先出版了《数字长三角战略》一书，这是否预示了今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点发展方向?您认为在加快数字长三角建设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有力举措?黄先海: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在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有一个抓手，就是强力推进数字长三角建设。一个原因在于要素流动的一体化比较复杂也比较慢，数字的一体化更便捷、操作性更强。在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方面，浙江省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可以进一步发挥优势来推进。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关于数字长三角建设的报告，目前已发布两期，第三期初稿已经完成。报告在原来的一体化细分类别的基础上，加入了“数字经济一体化”部分。现在数字基建方面的“断头路”很多、缺口很大，数字经济一体化的连通会比常规体制下的联通更加容易，也将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杭州城市大脑在城市治理方面的表现非常好，根据设想，今后可以拓展为整个长三角区域的一体化大脑，三省一市的所有数据都可以在那里汇聚，治理效率会大大提升。比如原来杭州的交通拥堵程度在全国排名前三，由于城市大脑的存在，拥堵问题得以明显缓解，现在排名第37位，这样的数字化治理同样也适用于长三角任一区域。同时，数字一体化能够帮助迭代老的管理模式，突破行政边界的阻碍，将大大提高新的工具和平台效率。Q：中国城市报: 2020年12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发布“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指数”，定量、动态刻画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这个“指数”有哪些特点?对于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黄先海: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指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面，是一个包含了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要素一体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指数。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更具学理性。这个指数除了运用常规的模型测算以外，还对政府可操作的政策工具的一些指标进行提取，所以得出的综合指数除了具有理论价值以外，还能够与政策操作性结合在一起，对政府的决策具有指导价值。我们通过指数研究发现，安徽省有两大优势，最大优势是劳动力要素，因此应发挥其劳动力资源充裕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另一个特色优势是创新，目前合肥是中国四大国家综合科学中心之一，还有国家实验室，特别是量子科学领域的科技创新，更是排名全国第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以来，从三省一市的省级层面来看，获益最多的是安徽省。浙江省内获益较多是嘉兴市，长期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使得嘉兴市能够基于更大空间对产业及经济进行布局，比如原来嘉兴市只融入了上海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它可以同时融入上海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之下，资源配置能力增强、经济增长加快。Q：中国城市报: 浙江、江苏两省都提出“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中发挥支点和战略枢纽作用”。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定位?为支撑这一定位建设，可推行哪些举措?黄先海: 在双循环大发展格局当中，长三角区域既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战略支点，同时又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战略枢纽，地位至关重要。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长三角区域在双循环当中是最强劲的一个增长极，拥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因此应该成为国内和国际资源的一个配置中心，即打通国际的一些高端资源，特别是要素资源来进行配置。其次，长三角区域是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交汇的一个中心点，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内大市场，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核心参与者融入国际大市场。至于具体举措，对于浙江省，我认为有两个抓手非常明显:一是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中心;二是建设成为国际物流、航运的一个枢纽。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已经连续11年排名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世界排名第三，所以浙江有非常雄厚的优势来发挥它国际航运和国际物流的枢纽作用。江苏省则可以打造成为国际先进的制造业中心，或者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的一个枢纽。江苏省在先进制造方面基础雄厚、实力强、发展空间大，因此应该在这方面进一步发挥优势。 中国城市报记者冯雅君原文来自：人民网中国城市报 2021年3月29日 

中心主任黄先海：科研驱动式教学提升经济学人才创新能力

与欧美一流大学相比，目前我国高校在本科教育上最大的“短板”是研究创新能力不足。为了切实有效地提高本科经济学人才的研究创新能力，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自2008年起，以“科研驱动式教学”为核心，经过12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步构建和完善了本科经济学人才研究创新能力提升范式，着力解决本科经济学人才研究创新能力不足这一重大的实际问题，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具有出色研究创新能力的经济学人才。 具体来说，“科研驱动式教学”是指教师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课程特点，将前沿科研成果引入课堂，采用研讨式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师生“双主体”“双角色”作用的教学模式。 更前沿的教学内容本科经济学人才研究创新能力不足，其中一大薄弱环节在于传统教学以教材为中心，内容陈旧，与现实发展严重脱节。学院针对这一系列实际问题，找准突破口，以“科研驱动式教学”为核心，构建了完整的“前沿性引领—研讨式教学—论文型考核”的本科经济学人才研究创新能力提升范式。在教学内容上，学院以“前沿专题、前沿文献、前沿方法”为引领，关注最新的理论与实践变化，推进课堂教学内容的革新，将学生引向学术前沿，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除了传统的教学内容，学院还通过研讨会、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论文报告会等方式激发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兴趣，并为学生提供“干中学”的机会，为科研驱动式教学提供良好的平台保障。 更多元的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方式下，学生的主体意识淡薄，参与感和获得感较低。同时，师资力量在教学中常常出现不能良好匹配的问题。学院针对这一难点，采用研讨式教学为主导的多元化教学方法，构建了“师生双角色定位——多重机制性支撑”的激励与保障体系，从而提升了科研驱动式教学的成效。研讨式教学将师生之间的单角色定位拓展成双角色定位，增加了合作者角色，将师生之间单纯的“教”与“学”的关系拓展成平等与合作型关系，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研讨式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课程内容确定研讨主题，在教学中设置研讨环节，在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中使学生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培养其思辨能力。除此之外，问题导向型教学、项目驱动型教学、实验型教学、及时教学策略等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教学方式与策略，能够一定程度上调动学生的自主性与积极性，增强其目标感和获得感。同时，在学院建立的一流师资队伍中包括大批追踪学术前沿、学术研究经验丰富的科研教学并重岗教师，更好地匹配了教学需求；通过导师制，更好地解决学生在科研训练过程中缺乏专业指导的问题，提高学生的科研素养。 更有效的考核方式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思辨能力、实操能力与写作水平？传统的单一知识点考核已经不能满足教学需求。在考核方式上，学院以论文写作为主要考核手段，在教学中布置大作业、论文展示、论文写作等任务。大作业是由课堂内容拓展而来且需要学生深入钻研的课后作业；论文展示指对感兴趣的前沿专题内的前沿文献深入学习，并进行展示、分享和探讨；论文写作指课程结束后需独立完成一篇规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将大作业完成质量、论文展示表现和论文写作质量直接与最终成绩挂钩，有助于实现“教、研、创”一体化，激发学生的研究创新潜能。 另外，学院还积极通过推免政策来激励学生参与科研驱动式教学。推免政策对学生的科研能力以及毕业论文成绩都有较高的要求，毕业论文质量保障机制则倒逼所有学生都要为了顺利通过毕业论文考核而积极参与科研驱动式教学。多方激励，充分发挥出科研驱动式教学的优势。 （作者：黄先海，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方红生、潘士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中心副主任叶建亮：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如何从1.0走向2.0？

1月6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建亮老师做客浙江卫视《今日评说》。2020年12月25日召开的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全面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目标，并强调要实施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2.0版。什么是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2.0版？其提出的背景和依据是什么？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如何从1.0版走向2.0版？围绕这些问题，叶建亮老师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传统制造业造就了浙江省从资源小省迈向经济大省的辉煌的同时，也造成了制造业“低小散”、竞争力不强的局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直以来都是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重点。但是，当前，全球化正经历重要的转型，多边主义受到严峻挑战，新冠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导致全球市场的萎缩和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加。加上国内要素禀赋优势逆转、环境资源约束日益强化，使得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因此，必须通过改造提升，重塑新优势，构建新动力。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大格局下，传统制造业必须通过改造提升，才能匹配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供给侧层面来说，传统制造业生产技术流程必须适应新技术变化的趋势，拥抱数字经济时代。从需求侧来说，传统制造业企业必须通过产品创新和价值链延伸，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追求。 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事关现代化的全局。尤其是浙江省正在奋力打造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全面提升制造业竞争力，表明了在产业转型升级上的新姿态和新目标，和为全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先行先试的使命担当。 叶建亮指出，过去制造业改造提升的重心在扶优促强，清理低小散乱，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提高亩均产出等。而2.0版本，是在原先工作的基础上，着重突出了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数字化、集群化和服务化。数字化是传统制造业现代化转型的技术支撑，集群化是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载体，服务化是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主要路径。“三化”从生产技术形态、产业分工形态和价值分配形态三个方面，对浙江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指明了出路。一般人们对制造业的理解，就是把产品生产出来，其价值流程使命就已经结束。但是，这恰恰是传统制造业附加值不高的致命短板。制造业价值链向两端延伸，是提高附加值的重要途径。但是这种延伸在传统技术条件下，难度大，甚至代价高昂，只有少数企业能做到，大多数传统制造业企业实际上都只能集中在低附加价值的生产加工价值链上。而数字化赋能，本质上是降低了制造业企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的门槛。使得传统制造业也可以将产品延伸至高附加值的生产服务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消费者体验，从而走出制造业低附加值陷阱。对于浙江省块状经济的集群化改造提升，叶建亮认为，要从群链化和链群化两个层面入手加以改造提升。群链化，就是块状经济的产业集群，不是简单的把同类企业搬在一起，而是要促进集群内企业围绕产业链进行分工协作，形成模块化的产业链集群。这样对内有助于避免产业群内的同质化竞争，对外有助于提高整体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的能力。链群化，就是围绕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和“卡脖子”关键技术，通过引进和培育一些创新型企业，并围绕这些核心企业，进行延链、补链和强链，构建集群化的产业配套体系。因此，重点就是培育集群中的头部制造业企业。 针对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2.0版的实施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叶建亮认为，一是要特别注意防止“低水平均衡陷阱”问题。传统制造业盈利能力不高，难以获得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支撑，而这些要素缺乏也反过来制约了这些企业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即便一些企业完成了数字化改造，也面临着难以找到足够匹配的高技能劳动力，以及围绕这些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酬待遇和激励保障缺失的问题。因此，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不能改，不敢改，不想改，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阱。要打破这种局面，一方面要加大政策帮扶力度，落实装备首台套、材料首批次、软件首版次的激励举措，不断树立典型示范企业，带动其他企业的改造提升。另一方面，要注重整体政策协同，在融资政策、人才政策、创新政策等各个层面，发挥政策合力，促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比如在高技能工人的培养上，应该围绕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大力推动相匹配的高技能蓝领工人培养，在薪酬待遇、人才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使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有充足的人才支撑。同时，叶建亮认为，浙江省提出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2.0，并不意味着过去1.0使命的终结。各级政府还是要保持战略定力，过去我们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提升举措，还必须一如既往的执行下去。该限制的还是要限制，淘汰的还是得淘汰。这一点决不能有丝毫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