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设想的提出，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39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走出了一条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为服务全国大局、带动周边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发展的各项规划、政策的相继出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不断呈现新特点、新变化。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邀请到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就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区域发展的重点方向进行分析解读。

Q：

中国城市报: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下简称《规划纲要》)，一年多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果?

黄先海: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从区域角度讲，长三角区域已经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强劲增长极，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大的一个区域。

2019年数据显示，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GDP总量折合成美元已经达到3.4万亿，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如果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国家均保持目前的增长水平，预计3年左右，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GDP总量有可能超过目前排名世界第四的德国。特别是《规划纲要》实施以来，进一步增强了区域增长动力。

从具体表现来看，近年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生产一体化和民生一体化范围内都实现了较大推进。生产一体化加强了产业之间的协调，原来长三角区域产业同构非常明显，一体化进程使各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出来。

比如在集成电路方面，上海市可能主要聚焦于集成电路的技术研发，浙江省更偏重于集成电路的制造，慢慢形成这样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区域一体化最重要的经济效应表现之一，就是各地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长板并不断延长。发展思路不在于取长补短，而是要取长避短，然后强强联合。目前，杭州市的最大优势是数字经济，因此杭州市的目标就是将数字经济做好做强。

民生一体化的推进效果也比较显著。举例来说，浙江人到上海去看病，原来医保是不能通用的，现在已经全部打通;科技创新G60科创大走廊等一些大项目正在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断头路”治理等成效明显，人民的获得感逐步增强。

我曾经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考察，有个地方在浙江和上海之间，大概相距1公里，之前隔了一个湖，车辆需要绕行，现在建了一座桥，车程从原来的30分钟减为5分钟。我们从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能感受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正在扎实推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破解，但目前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Q：

中国城市报: “十四五”期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需要继续探索破解的发展瓶颈有哪些?

黄先海: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发展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也是正在进行中的。目前，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大瓶颈就是如何突破行政边界的壁垒。由于行政边界的存在，三省一市的商品和要素的跨边界流动相对困难，其中比较明显的是要素的流动。

举例来说，根据我们目前的调查数据，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的银行利率都不一样，据测算，浙江省的银行利率大概高出上海市0.7个百分点左右。按道理说，浙江省的银行利率这么高，上海市的资金就可以调配过来，但实际上行不通，上海市的工商银行和浙江省的工商银行之间无法进行资金调拨。

如果要进行资金配置的话，需要上报北京总部并经过层层审批，目前各地尚无权限进行跨区域的资金配置，这也意味着金融资本的流动实际上还有很大瓶颈。另外，各地的人员流动仍面临障碍，特别是普通劳动力的常规流动，高层次人才流动情况相对会好一些。

Q：

中国城市报: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2019年，浙江大学数字长三角战略研究小组率先出版了《数字长三角战略》一书，这是否预示了今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点发展方向?您认为在加快数字长三角建设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有力举措?

黄先海: 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在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有一个抓手，就是强力推进数字长三角建设。一个原因在于要素流动的一体化比较复杂也比较慢，数字的一体化更便捷、操作性更强。

在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方面，浙江省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可以进一步发挥优势来推进。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关于数字长三角建设的报告，目前已发布两期，第三期初稿已经完成。报告在原来的一体化细分类别的基础上，加入了“数字经济一体化”部分。现在数字基建方面的

“断头路”很多、缺口很大，数字经济一体化的连通会比常规体制下的联通更加容易，也将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杭州城市大脑在城市治理方面的表现非常好，根据设想，今后可以拓展为整个长三角区域的一体化大脑，三省一市的所有数据都可以在那里汇聚，治理效率会大大提升。比如原来杭州的交通拥堵程度在全国排名前三，由于城市大脑的存在，拥堵问题得以明显缓解，现在排名第37位，这样的数字化治理同样也适用于长三角任一区域。

同时，数字一体化能够帮助迭代老的管理模式，突破行政边界的阻碍，将大大提高新的工具和平台效率。

Q：

中国城市报: 2020年12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发布“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指数”，定量、动态刻画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这个“指数”有哪些特点?对于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有何意义?

黄先海: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指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面，是一个包含了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要素一体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指数。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更具学理性。这个指数除了运用常规的模型测算以外，还对政府可操作的政策工具的一些指标进行提取，所以得出的综合指数除了具有理论价值以外，还能够与政策操作性结合在一起，对政府的决策具有指导价值。

我们通过指数研究发现，安徽省有两大优势，最大优势是劳动力要素，因此应发挥其劳动力资源充裕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另一个特色优势是创新，目前合肥是中国四大国家综合科学中心之一，还有国家实验室，特别是量子科学领域的科技创新，更是排名全国第一。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以来，从三省一市的省级层面来看，获益最多的是安徽省。浙江省内获益较多是嘉兴市，长期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使得嘉兴市能够基于更大空间对产业及经济进行布局，比如原来嘉兴市只融入了上海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它可以同时融入上海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之下，资源配置能力增强、经济增长加快。

Q：

中国城市报: 浙江、江苏两省都提出“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中发挥支点和战略枢纽作用”。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定位?为支撑这一定位建设，可推行哪些举措?

黄先海: 在双循环大发展格局当中，长三角区域既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战略支点，同时又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战略枢纽，地位至关重要。

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长三角区域在双循环当中是最强劲的一个增长极，拥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因此应该成为国内和国际资源的一个配置中心，即打通国际的一些高端资源，特别是要素资源来进行配置。其次，长三角区域是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交汇的一个中心点，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内大市场，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核心参与者融入国际大市场。

至于具体举措，对于浙江省，我认为有两个抓手非常明显:一是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中心;二是建设成为国际物流、航运的一个枢纽。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已经连续11年排名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世界排名第三，所以浙江有非常雄厚的优势来发挥它国际航运和国际物流的枢纽作用。

江苏省则可以打造成为国际先进的制造业中心，或者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的一个枢纽。江苏省在先进制造方面基础雄厚、实力强、发展空间大，因此应该在这方面进一步发挥优势。

中国城市报记者冯雅君

原文来自：人民网中国城市报 2021年3月29日